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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古称西域，历来是多元文化荟萃、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新疆文化既有多元，更有一体，这一体就是“中华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由各民族优秀文化百川汇流而成。我们要好好研究新疆历史，真正认识到新疆历史是中华民族交往中形成的历史，从而也更有力地证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目前有一些错误观点，将新疆文化与中华文化分离开甚至对立起来。大量的文物考古实证，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域人民自古以来也同是中华文化的共同创造者。数千年来，来自东西南北的各族人民迁移、屯垦、商贸、通婚，穿梭于戈壁风沙与大漠孤烟，最终形成新疆各民族共存共生局面。

　　西域自古向东看的史实充分证明，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为了充分阐释这一事实，道中华平台携手业内专家学者，重磅推出《正道·西域自古向东看》系列文章。今日推出第一篇——《从西域十二生肖鼠文化看佛教中国化》。

　　中国十二生肖中，“鼠”的形象矛盾又有趣——

　　人们一边讨厌老鼠，造出不少“胆小如鼠”“鼠目寸光”之类的贬义词；一边又佩服老鼠的机灵聪明，甚至认为有老鼠说明家有余粮，把它和“丰收”“富足”联系在一起......

　　作为农耕时代最常见的动物之一，鼠与人相伴几千年。从古至今，围绕鼠这一形象衍生出丰富的文化内涵。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了解鼠神崇拜。

　　鼠神，是古代于阗（今新疆和田）特有的神祇崇拜，是中国本土文化与印度佛教相结合的一种信仰。

　　在印度佛教故事里，老鼠最初是反派角色，后来才化身财神手中的法器，带着亦正亦邪的神秘色彩。

　　而于阗的鼠神信仰不仅独尊鼠神，更让鼠神成为军神。这使得佛教中的鼠神信仰有了本地的样态。

　　这是佛教中国化在西域发展演进的一个典型缩影，从中可以窥见西域向东看，与中原共同推动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一）唐僧笔下的西域“鼠神”

　　《大唐西域记》是唐代高僧玄奘记录其西行经历的重要文献，其中有关于于阗王城以西“鼠壤坟”的记载：

　　传说当时匈奴大军压境，于阗国王只好向沙漠中的神鼠求助。当夜，鼠王托梦承诺相助。次日匈奴人惊觉弓弦马鞍尽被咬断，于阗军队不战而胜。

　　战后国王修建"鼠壤坟"祭祀，丹丹乌里克出土的木板画正是描绘这段传奇志异。

　　这似乎是佛教中国化进程的一段隐喻。

　　于阗的鼠神崇拜巧妙融合了佛教与本土信仰。一方面，鼠神被赋予与毗沙门天王相似的神格。另一方面，这并非简单照搬印度传统，而是经过本土化改造的新信仰形态。

　　（二）吐宝鼠的东行路

　　印度原始佛教中，老鼠并非是崇拜对象。

　　在《阿含经》等原始佛典中，老鼠啃噬粮仓、传播疫病，更被喻为贪欲之火，稍有不慎便会焚毁修行者的清净心。

　　但随着佛教东渐，与华夏文明相遇之时，这个卑微的生灵却经历了一场神奇的蜕变。在十二生肖文化的浸润下，老鼠褪去了污名，甚至有了神性。它不再只是仓廪中的窃贼，更化身为赐福的使者：既能吐纳财宝，又能守护一方。

　　最具象征意义的，莫过于毗沙门天王掌中那只神奇的吐宝鼠。这只源自印度神话的瑞兽，在中国传统的沃土上焕发新生，见证着佛教中国化的智慧历程。

　　印度古老的故事中，老鼠与黄金相伴相生。采金人发现这些掘洞能手常会带出金沙，遂将其奉为财富使者。更妙的是，人们用鼠皮缝制钱袋，倾倒金币时宛如瑞鼠吐宝——这就是后来吐宝鼠形象的灵感源泉。

　　于阗崇拜鼠神作为保护神祗，起码有两点原因。其一，在唐代，作为军神的毗沙门崇拜在中原也非常流行；其二，于阗独尊鼠神，意味着对毗沙门信仰的特别强调和突出，与中原佛教特别强调毗沙门天王有着共通之处。

　　这使得信仰传播的轨迹清晰可辨：在北魏时期，毗沙门信仰已随于阗佛教传入敦煌，并在当地发展出护国、护军等多重内涵。高昌回鹘亦对此青睐有加，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壁画便是例证。

　　毗沙门信仰在唐代也比较流行，李渊长子李建成的小字便是毗沙门。唐玄宗还曾敕令诸道在城楼安置天王像供养。

　　这些历史印记共同昭示：于阗鼠神信仰绝非简单的神灵崇拜，而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独具匠心的文化创造。

　　（三）十二生肖与佛教的邂逅

　　西域鼠文化发展的另一脉络更为悠久复杂，即中国原创的十二生肖文化在西域的传播。

　　十二生肖在西域的传播，有很多例证。

　　从古至今，不少中国学者认为十二生肖是舶来品，然而两次考古发现为这个争论画上了句点：

　　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11号墓发现的战国晚期至秦代的竹简中载有十二生肖；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发现的竹简中也载有十二生肖。

　　这些出土文献成为中国原创干支体系包括十二生肖的最有力证据。据《隋书》记载，隋文帝开皇六年（586年），开皇“六年春正月甲子，党项羌内附。庚午，班历于突厥。” 颁历于沙钵略可汗的东突厥事件，是十二生肖文化向西域传播的重要史实。

　　此后一两百年间，在目前所见的蒙古高原的突厥碑铭中，用的都是十二生肖纪年。到10世纪末，在汉化程度较高的西州（吐鲁番）回鹘人中，干支纪年（60年周期）第一次出现在突厥文文献中。

　　1957年，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黄文弼等人在新疆焉耆的明屋遗址发现泥塑十二生肖俑像的头部，包括鼠、马、羊、龙、虎、鸡、牛等属相。这也成为十二生肖在西域传播的例证。

　　十二生肖文化如一条的丝线，在西域与西藏的广袤土地上蜿蜒，勾勒出佛教中国化的独特轨迹。大德高僧们将这一浸润着华夏文明精髓的符号体系，如明珠般镶嵌进佛教经典。

　　在佛教东传之前，干支与十二生肖便如四季更替般在中国自然流淌。这些日常的符号，像散落大地的种子。在佛教智慧的浇灌下，绽放出融合花朵。

　　从此，十二生肖不再仅是纪年的标尺，更是成为联结文明的纽带。一头连着佛陀的智慧彼岸，一头系着华夏的精神原乡。

　　总的来说，西域十二生肖鼠文化是西域文化“向东看”的历史结晶。

　　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灵鼠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它承载着印度佛教的智慧种子，又浸润着华夏农耕文明的精神血脉，在文化交融中大放异彩。

　　这场重磅的文化相遇，从来不是简单的翻译运动，而是中华文明以海纳百川的胸怀进行的创造性转化。这种“以我为主”的文化自觉，既保留着佛教的智慧光辉，又洋溢着中原的灵动气韵。

　　这种源自生命深处的文化向心力，让十二生肖的种子在西域长出别致的枝芽。它们承接了印度佛教的雨露，却把根系蔓延向东方。

　　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每一次融合，都是向东看的深情凝望；每一次符号的创新，都在为西域文化注入中原基因。这是丝绸之路最动人的诗行，也是文明交融的永恒篇章。

　　作者简介：吾提库尔·阿扎提（新疆大学副教授）、王荣飞（北方民族大学讲师）、张翔（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阿布都外力·克热木（西北民族大学教授）、栾睿（新疆师范大学教授）

　　监制 | 闫   永  肖静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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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编| 才丽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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