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融与综合创新:记洪修平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 发布日期:2011-10-23 | 浏览()人次 | 投稿 | 收藏 ]

  洪修平认为,以儒佛道三家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的学问,传统文化最根本的特质是重视现实的人与人生问题。同时,正是这种“人学”特质,反过来也决定了儒佛道三教的冲突、交融与互补的发展历史与最终格局。

  1982年,洪修平开始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工作,他先后师从孙叔平、王友三、严北溟等人,学习中国哲学与中国佛学,并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对汉唐之际儒道合流的魏晋玄学、玄佛合流的中国佛学、玄禅合流的中国禅宗进行了渐次的深入研究。其关于僧肇佛学和惠能禅宗的研究成果,如《肇论注译》、《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禅学与玄学》等,均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

  1988年,洪修平在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并将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位为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试图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对传统文化与哲学乃至其现代价值的认识,其《中国佛教文化历程》一书就是贯穿此理路的一个阶段性成果。2011年,洪修平的《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洪修平30年来不断研究与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未来的又一成果。

  洪修平始终将儒佛道三教在思想、哲学上的互动关系作为其研究的基本内容。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儒佛道三教互动关系中成长、发展起来的,三家文化的共同特征在于注重现实人生、人世的人文精神,并指出这一人文特质在新文化传统的建设和新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应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早在20世纪初期,就有学者提出应通过引入中国传统思想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但这种想法并没有得到大多数学者的注意。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有年轻的学者从事这一方面的具体工作,洪修平即其中的一位。1982年,洪修平开始研究中国佛家哲学。他将玄学视为儒道思想在魏晋时期的融合物,进而在玄佛关系的视野下对魏晋时期的僧肇佛学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他又对隋唐时期的惠能禅学进行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禅学在形成过程中对传统佛学的融合和对传统儒道文化的融摄。

  洪修平所研究的佛教道家化和佛教儒家化,并不是要把佛教变成道家或儒家,而是将其视为佛教与儒家、道家的交融事实的概括。所以他认为,禅学虽具有道家化的语言外表,但其理论结构与终极理想均与道家有所不同。同时他还认为,禅宗虽渊源于印度佛教而持有“出世”的性质,但由于也深受儒家“入世”精神的影响而与印度佛教区别开来。在他看来,佛陀的本怀在于帮助人们从苦海中实现解脱。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在这一根本精神上是一致的,是符合佛意的,所以都是佛教。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与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进行互动,在冲突中发展,在发展中融合,最终形成了区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而惠能禅学的形成过程及其所开创的“南宗禅”即是最明显的证明。

  在这些基础性研究完成之后,洪修平认为,儒佛道三教关系不仅是自汉以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而且三教关系的发展演化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中国传统哲学的逻辑走向。不过,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与哲学面临一种新的情况,即欧美文化与哲学的涌入,这可视作第二次中西文化的互动。在此过程中,我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作为各种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的指导方法,经过学者们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有学者将之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评继承,综合创新”(方克立语,1997)。一批学者开始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指导下,在大力提倡哲学范畴研究方法的同时,大量汲取社会学、文化学、宗教学等研究方法,对传统文化的各种形态进行深入、具体研究,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得到了充分的发掘,一股关于中国文化讨论的热潮随之而来。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学者开始讨论儒道二家孰是传统文化的主流和主干的问题。现在看来,该讨论的前提——对于传统文化的划界——是非常不全面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洪修平提出的传统文化(至少在汉代以后)应包含儒佛道三家这一事实的同时,他并没有将其中的“佛家文化”视为主干或主流,而是认为传统文化的主干是儒佛道,其主流是儒学;而儒学作为传统文化三大主干中的主流,是在儒佛道动态的互动关系中逐渐形成的。从三教关系的发展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宋代以后才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

  那么,儒学为什么会成为传统文化主干中的主流呢?洪修平认为,从思想上来说,这是由儒学产生时的基本框架——仁(人的本质与价值)与礼(人的本质与价值的实现)——的双重人文性格决定的。儒学的这一构架,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性家国同构的封建社会中,宗法伦理的方面逐渐成为其主干,并不断得到强化和改造。除此之外,洪修平还指出,应全面认识儒学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发展的“曲折”性问题,比如,儒学对人的本质及其实现十分关注,这一人文精神不仅对道教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也促成了中国佛教关注现世现生的人文主义精神之特点的形成。

  以此研究为基础,洪修平认为,以儒佛道三家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的学问,传统文化最根本的特质是重视现实的人与人生问题。同时,正是这种“人学”特质,反过来也决定了儒佛道三教的冲突、交融与互补的发展历史与最终格局。就儒佛道三家在人生哲学上为人们所提供的人文关怀而言,有如下特点:儒家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主张积极参加社会生活、协调与自然的关系来实现“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道家与道教则采取避世和法自然的态度以求现实“长生成仙”或精神自由的人生理想;若避世也不成,还有佛教,佛教不仅宣扬万法虚幻,唯心净土,以“心不执著”来实现尘世即佛国、众生即佛的“解脱生死”的理想,且佛教还有天堂地狱的“轮回报应说”,可给人们赏善罚恶和摆脱生老病死等现实苦难以向往与追求的精神安慰。

  可以说,洪修平的三教研究在一定意义上总结了传统社会历史的形成的文化成果。我们要正视这些文化成果,并探索其在现代社会文化建设中的实际价值。古语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职是之故,我们才能体会到洪修平所说的“儒佛道分别以不同的人生论来满足现实生活中同时可能具有的多方面需要,或不同的人在不同阶段可能具有的不同需要”的意蕴所在,即希望在新一轮的中西文化交流中能够以积极的心态去参与新传统和新格局的建设。

(编辑:张雪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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