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 来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发布日期:2012-04-10 | 浏览()人次 | 投稿 | 收藏 ]
胡鞍钢、胡联合

手持长刀欢跳目瑙纵歌的景颇族男子(陈方林/摄)

  民族问题始终是事关国家统一、人民团结、长治久安的根本问题。这就需要顺应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潮流,善于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并充分吸取其失败教训,与时俱进地推动民族政策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转型,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促进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不断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识和56个民族的观念,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和身份认同,切实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促进中华民族繁荣一体发展,共同构建中华民族大家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民族问题始终是事关国家统一、人民团结、长治久安的根本问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权利意识的逐步增长,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动员和整合作用不断增强,民族意识在一些群体中得以快速发展,因民族因素而引发的社会问题日趋凸显,在一些地区反分裂反恐怖面临的斗争形势更趋严峻复杂,使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成为我们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必须妥善应对的一个特殊紧迫、特殊重要的战略问题。

  2010年1月和5月先后召开的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了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方针和要求,[③]这是我国民族政策从第一代开始向第二代转型的标志,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共同构建中华民族家园、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导和思想武器。

  我们如何促进国内各民族更加主动交往、更加深入交流、更加自觉交融,成为交融一体的中华民族?我们一定要从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全局高度着眼,以宽广的国际视野,充分认识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体的特殊重要性,与时俱进地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体,确保中华民族一体化得到不断巩固和繁荣发展。

  一、充分认识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建构和强化国族认同的特殊重要性

  从政治学原理看,国家的长治久安,一是靠认同,一是靠强制,两者缺一不可。强制主要依赖于警察、法庭、监狱、军队等国家强制机器,在现代社会法律越来越成为国家进行强制的基本工具。认同是一种自觉的身份认同和心理认同,是人们将社会角色和社会规范内化为自己行为规范的自觉濡化行为。认同比强制更为重要,就连强制机器的运用也需要最低限度的认同,虽然认同(当然也包括强制)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但是,认同又高于物质基础,只有解决了认同问题(特别是从制度上保障),国家才能长治久安。[④]

  认同有多种类型,其中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又称民族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公民的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认同。从历史渊源上看,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对国家的最自然的朴素情感,具有国族认同的某些原初成分。“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其中生长、接受教育,并仍在其保护之下生活的政府或国家,便是我们的好行为或坏行为对其幸福或不幸有极大影响的最大的团体。因此,它生来即受我们高度的关注。通常来说,在这个团体内,不仅我们自己,而且还有我们最善意感情的所有对象,我们的孩子、父母、亲戚、朋友、恩人,所有那些我们自然要对其表达深切热爱和崇高敬意的人,他们的繁荣和安全多多少少依赖于这个团体的繁荣和安全。所以,我们生来就热爱这个团体”。[⑤]“正是由于我们与这个团体有这样的关系,因此,它的繁荣和光荣似乎也给我们带来某些荣誉。当我们把它与其他同类团体做比较时,我们就会为它所具有的优势而自豪,而若它在什么方面不如其他同类团体时,我们则会为此而感到几分屈辱。”[⑥]但是,必须看到,一个人有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并不等于其已有国家(国族)认同。严格意义上讲,在世界历史上,只有在人类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以来,才有现代意义的国家(国族)认同,这就是民族国家认同。因为,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前,人们与其说是忠于国家,不如说是忠于王朝或政权统治者。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国家还谈不上是民族国家,人们对国家的认同只能算是朴素的情感,特别是实际上很多臣民往往是忠于他的家庭、宗族和地方政权,而对国家中央政权的忠诚则往往是很弱的。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中,实际上民族国家的建构不是“从文化到政治”的过程,而是“从政治到文化”的过程。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得到了一个最广泛的意义,特别是在官方的用法中,亦即无论个人的出生地或起源,它是所持国家护照的公民身份。但在另一方面,这也象征着一种新的文化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一个人所拥有的旧文化遗产,因此,不同民族的相互融合乃得以发生。这种情形在英、法与欧洲其他国家已普遍可见,在美国尤其如此”。[⑦]但是,在东欧与其他地区,“‘民族’却还是那个老词,指的是某个特定的族群,是各自拥有的文化特质,但民族的政治地位却还是未变”;“这些族群的界定,是根据地域、语言与宗教。在波兰,没有一个犹太人会因为拥有‘国籍’而成为波兰人;在俄罗斯,没有一个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鞑靼人或日耳曼人能够成为‘俄罗斯人’”[⑧];在奥斯曼帝国,“各个族群享有地方分治的权力,在纯属内部的民事事务上拥有极大的司法权……这种各自为政的‘国中之国’终于衍生出各自的民族主义,将一个老朽不堪的帝国弄得分崩离析,进而各自分家组成新的国家。”[⑨]因此,必须深刻地认识到,能否适应“民族国家”的“国族(民族)”与“国家”同一化的客观发展趋势,建立起国民的不分原来的民族出生的共同的国族(民族、民族国家)认同,是近现代国家面临的最基本任务。“在打造每个的族群认同上,‘国家’的政治性最强烈也最排他”;“如果‘族群归属感’是人格的避风港,那么在一个族群具有国家的形式时,那也正是这种归属感最强烈的时候。人世间,最能够持久的政治组织非国家莫属”。[⑩]

  无论是从历史来看,还是从现实来看,建构起人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强化其爱国主义情感和凝聚力,是现代国家治理社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基本的内在的本质要求。“如果国家可以成为个人身份的延伸或源泉,那么国家权力就可以被自愿地接受。于是,国家成为民族的体现,那些将自己的身份首先视为国民的人会将自己的福祉与国家的福祉视为不可分割的。”[11]现代国家不仅仅是施加于其中所统治的个人之上的特别巨大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如税收、不反抗与私人和社会行为方面的要求等。“国家还能够通过自己的实践所带来的影响,在所有其他人之上要求集体意识,也就是要求民族身份。”[12]“通过符号和制度,国家已经成为社会再造的中心。”[13]“现代民族国家有意识地运用语言政策、正规教育、集体仪式以及大众传媒来整合公民,并确保他们对国家的忠诚”。[14]无疑,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需要建构起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没有国民对国家的认同,任何国家的制度外壳都是不稳固的,国家也就难以对其人民进行有效的治理。

  实际上,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任何国家的长治久安,根本在于从制度上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族),强化国族认同,淡化族群(民族)认同,通过制度安排使族群(民族)问题非政治化,不给任何人声称是某一“地方民族利益”代表和领导者的机会,重中之重在通过制度安排来保障官员始终做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的积极领导力量,防止其在政治大气候变化时成为分裂国家的领导力量。从国际经验教训来看,一个国家开展反恐怖斗争的关键应是防止草根阶层成为亡命徒式的恐怖分子,而一个国家开展反分裂斗争的关键应是通过制度安排使所谓“地方民族精英”无法宣称是本地区本民族的利益的代表者和领导者,无论政治大气候如何变化都无法成为分裂国家的“领头羊”,无法煽动草根阶层成为搞分裂搞恐怖的“马前卒”。

  中国人素有爱国主义的传统,中华民族更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民族。中华民族中人数最多的汉族也是一个很具包容性的民族,融合了大量原来不属于汉族的其他民族;中华民族之各少数民族也不同程度地吸收融合了其他民族包括汉族的文化成份;中华民族各成员民族的人员、物资、信息和文化交流特别是相互通婚,有力于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一体化进程,为保障和促进国家的统一治理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框架。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我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还比较短,特别是由于我国历史上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统治,又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仍然不同程度地客观存在,一些人的臣民意识仍未完全肃清,公民意识、国家意识还比较弱;特别严重的问题是,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一些人狭隘的民族(族群)意识强烈,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国家的认同却比较弱,民族分裂主义仍然潜滋暗长,成为威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原因和基础性原因。特别是在新疆,“大量事实表明,民族分裂势力及其活动是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主要危险,新疆地区存在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 [15]因此,与时俱进地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建构和强化各族人民的国族(国家)认同感,就成为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亟需解决的一个特殊重大而紧迫的现实课题。我们一定要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高度出发,充分认识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建构和强化国族认同的特殊重要性。

  二、善于借鉴和吸取国际上处理民族问题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世界各国处理民族(种族)问题的方法,各国不尽相同,各有其特点,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基本模式:大熔炉模式和大拼盘模式(或称马赛克模式)。通过近代几百年的实践证明,大熔炉模式是解决民族(种族)问题比较成功的方法,虽然其间由于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强调公民不分民族(种族)身份的权利和义务平等而难免会产生一些民族磨擦和民族冲突,但是却能够有效地防止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演变为民族分裂问题,最突出的典型是美国、巴西、印度等大国;大拼盘模式则是处理民族问题比较失败的方法,因其强调民族分界、民族身份、民族团体和地域多元主义体制而使社会泾渭分明、政治多元分野,无法促进民族交融一体而建构统一的国族,容易使民族矛盾冲突与地区矛盾冲突交织在一起,最终演化为民族分裂甚至民族战争,最突出的典型是(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前)捷克斯洛伐克等国。

  从民族大熔炉模式的典型国家来看,如在美国,虽然估计有来自世界各国、国内各地的大小族群(种族)1500多个,但是政府不对族群(种族)实体进行法律、政治等实体方面的认可和标识,不给予族群(种族)集团以法律上的承认,只在社会生活中可把国内具有不同国家或地域来源、不同语言、不同宗教等特点的群体称为“族群”(ethnic groups),特别是不容许任何一个族群生活在一块属于自己的历史疆域内,而是千方百计通过国籍法、移民法、英语教育、立法、司法、行政、传媒等公共政策和法律,着力构建一个不分来源、不分族群、不分宗教的统一的美利坚民族(American nation)和美国人(American)身份,美国任何族群的成员(印第安人有所例外)都只能是一个公民,不得以种族身份为理由在政治任命、选举、教育、工作机会等方面给任何人以优待或歧视,绝不允许“种族(民族)自治”;美国公民的身份证明中也没有“民族”(种族、族群)的内容;不管人们原来属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只要加入美国国籍,就成为且只能成为美国人和美利坚民族的一员。从美国族群政策的演变历史来看,早期的大熔炉政策(第一代大熔炉模式)是一种强力的盎格鲁—撒克逊化的政策,主要是把其他族群的人同化为盎格鲁新教群体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20世纪初以来,随着来自德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墨西哥、俄罗斯、东欧、中国、日本等世界各地大量新移民的不断涌入,美国的族群政策变成了典型的大熔炉模式(第二代大熔炉模式),即促进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域、具有不同族群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融合成为一个具有美国核心文化特质的美国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文化多元主义的兴起,美国的族群政策演化成了第三代大熔炉模式,即在强调继续巩固和发展美利坚民族和美国人的统一性的同时,又承认和容忍族群的“文化多元性”,允许不同族群保持具有族群特色的文化传统。但必须看到,“尽管近年来(文化)多元主义准则变得很是强势,事实仍然是族群差异正趋于消弥。这样,尽管族群坚称保留族群文化的必要性,但社会趋势仍然是这些文化差异正被消蚀。” [16]总之,不管是哪一代的大熔炉模式,美国通过二百多年持续不断的民族大熔炉政策,有力地建构了美利坚民族和美国人的身份和身份认同,今天美国的民族大熔炉“比以往更接近于现实”。[17]这种强调国族身份的建构和统一、强调个人的公民权利平等(而不是族群的集体权利平等)、避免把公民的财富、权力、声望、职业、就业、教育等个人差距与族群身份、族群集体联系起来,既有力地保障了国家的统一,又有利于激发公民的个人平等竞争,促进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繁荣,同时也有力地防止了公民个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演化为族群矛盾和族群冲突。当然,由于存在实际上的个体差异和族群差异,在现实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个体矛盾和冲突,有时也可能演化为族群矛盾和族群冲突,但是由于在法律上不允许族群身份和族群集体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特别是不允许任何族群有自己的历史地域范围和特权,因此,即使发生族群矛盾和族群冲突,也不会演化成民族分裂问题。但是,应该指出的是,美国早期的族群政策存在严重的侵犯人权问题,特别是残杀印第安人和对黑人进行种族隔离和制度性排斥。今天的美国,虽然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族群实际问题,但总体来说,其族群政策上是比较成功的,有力地保持美国的国家统一、发展活力和社会秩序。又如,在巴西这个被誉为族群融合相处“天堂”的拉美地域和人口大国,也推行着类似美国的民族大熔炉政策。在巴西,尽管人口的原初血统有印第安人、欧洲人、非洲人,“尽管欧洲人、非洲人和印第安人的种族血统的特征都是明显的,但是今天巴西人的身体特征已经完全混合了,以致难于准确判断大部分巴西人的种族出身。”[18]这是因为巴西虽然有着数量较多的种族和较大的地区差异,但是巴西政府着力建构“巴西人”和“巴西民族”的共同身份,强调公民的个人权利平等和个人上升流动,着力推进种族融合,“在以种族融合为己任方面,在现代社会它是罕有先例的”,“巴西是一个最明确主张同化的社会” [19];巴西的种族区分也不是很固定的,公民的种族分类往往是以身体特征(肤色、发质、面部特征等)甚至社会因素(如经济状况)而不是以血统为基础的(如巴西流行“富有的黑人是白人,而贫穷的白人是黑人”的说法,这实际上也鼓励着人们通过阶层流动来改变种族身份),政府历来鼓励不同种族的融合,鼓励白人和黑人之间的融合,族际通婚比较普遍。“无疑,不同人种的混合——融合——在巴西几乎比在现代世界任何其他国家都更要深入。” “巴西身体和文化同化的程度,显然超过了大多数其他多族群社会。”[20]当然,应该清醒地看到,巴西族群的融合并不意味着文化多样性的消失,同时,巴西这个多族群融合相处的“天堂”也客观存在一些族群歧视、黑人地位较低等族群问题。[21]再如,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政府大力推行类似美国、巴西的民族大熔炉政策,中央政府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是着力把上百个传统的部落和土邦建构为一个统一的“印度民族”(Indian nation)和印度人。为建构“印度民族”和“印度人”,印度政府不搞民族识别,强调全国只有一个“民族”(即“印度民族”),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人人平等,并千方百计通过语言政策(规定印地语为联邦官方语言和国家语言)、历史教科书、音乐、电影等工具和政策来建立和强化国民对“印度民族”的政治与文化认同。因此,虽然仍然客观存在一些部落和宗教矛盾,但印度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已经比较牢固地建构起了“印度民族”的身份和身份认同,有力地维护了印度国的统一和安全稳定。

  从民族大拼盘模式的典型国家来看,如在前苏联,国家因民族而分区域、分界别治理,以民族划界成立联邦主体和不同层次的自治实体,突出和强化民族性,特别是长期以来,斯大林等苏联中央领导同志未能理解列宁同志关于联盟只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一种过渡形式的思想,未能实现从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到巩固政权的执政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而把以民族为单位建立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区)和边疆州(区)组成的联盟形式固定化,人为强化民族标识,特别是强调民族是“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素质的共同体”,给每一个公民都贴上一个低于国族的“民族”标签,把民族问题高度政治化,使各民族把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地方看作是“本民族领土”,把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地方的资源看作是“本民族资源”,认为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地方应由“本民族”的语言、宗教和文化为主导,应由“本民族”干部来领导和管理,并在宪法中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权自由退出苏联。这就形成了强化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的制度安排,各地的民族领导者往往被认为是本民族利益的最高代表,在联盟的框架内成为代表和争取本民族利益的代言人。虽然如此,直到戈尔巴乔夫当政之前,由于在全苏联范围内加强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管理、大力普及俄语、努力建构“苏联人”的国族认同、强化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保障军队的统一领导,“民族精英”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思想被抑制、压制和掩盖了,国家还是保持了表面的平静安定和统一。戈尔巴乔夫当政后,大力推行“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改革,尤其是1990年通过公开合法方式取消了宪法赋予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各地的民族意识和分裂主义思想日趋高涨。特别是由于长期以来从制度上使民族(族群)意识与地方意识相互叠加强化,各地(如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州)一直有着强烈的本民族(族群)意识,把本民族(族群)意识置于国族意识之上,因此,大气候一变、时机一到,各地的“民族精英”(一些在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民族(族群)就摇身一变成为民族分离主义的领头羊。也由于没有从制度上解决国家认同问题,经济发达地区反而成为分裂国家的急先锋,在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最富裕的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反而在1989年率先宣布独立;到1991年底,苏联更是彻底解体,至此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前苏联也一分为15个国家。又如,在前南斯拉夫,虽然在集权程度上与苏联有较大差别,但在民族政策也属于典型的民族大拼盘模式,是一种团体多元主义体制,通过制度设计使各个民族共存于一个联合体制中,而各个民族则也有自己特定的地理区域,这就形成了强化民族意识和民族矛盾的制度安排,使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问题等都与民族身份、民族分界紧密挂钩,使民族矛盾与地区矛盾一体化,从而使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以民族为分界线、垒加强化线;一旦中央政权(联邦政权)权威不再,“这种联合就分崩离析,而每一个族群(民族)都将谋求政治独立。” [22]具体从经济根源来看,前南拉斯拉夫1991年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族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导致地区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最富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人均GDP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01.8%,最穷的科索沃自治省人均GDP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27%;两者人均GDP相对差距由1965年的5倍扩大到1988年的7.5倍;而与此同时,中央汲取财政能力不断下降,中央财力过小,中央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2年的20.7%下降到1989年的5.6%,而地方财力过大,且在各共和国之间分布极不平衡。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中央财力下降使得中央无力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实现地区和民族均衡发展,导致地区之间和民族之间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地区和民族之间经济差距的扩大又导致了中央财力的下降,富裕地区不愿多交税,不愿意援助经济落后地区,不愿意背“经济包袱”,而贫困地区又认为中央不公平,认为自己遭受着发达地区对能源和原材料的廉价剥削,导致地区与民族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也不断激化,最终国家陷入分裂。[23]同时更应从国家政治体制因素看,这就是由于南斯拉夫以民族划分治理区域,片面强调各民族的团体上的形式上的平等,实行“轮流坐庄”,规定各“共和国是主权国家”,自治省是“享有主权的联邦宪法实体”,联邦政府规定各民族都可在政治、商业和学校教育中使用自己的语言,并规定了三种官方语言,导致整个联邦缺乏统一的国家认同,权力过于分散,联邦政府缺乏必要的集中和权威,国家的安危系于铁托一人的个人威望上。铁托死后,民族矛盾日益浮上台面,到1989年,南斯拉夫政局突变,决定实行多党制,民族分离主义政治势力的活动甚嚣尘上,结果在1991年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两国的主张民族分离主义的反对党上台执政,公开反对社会主义,1991年6月25日两国退出联邦宣布独立,11月20日马其顿宣布独立;1992年3月3日波黑也宣布独立,加剧塞族、穆族、克族矛盾,引发了多年的内战。2003年,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改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2006年,黑山共和国公决独立;2006年塞尔维亚、黑山分成2个独立国家,2008年科索沃等几近独立。这样,最初意义上的前南斯拉夫也就从1个国家分裂为7个国家。[24]再如,(前)捷克斯洛伐克也实行民族大拼盘政策,它虽然重视从经济上缩小民族地区差距,但由于未能从政治体制上解决民族国家统一的问题,因此也仍然无法阻止国家的分裂。196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洛伐克(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捷克(民族)的近50年,但随着国家对斯洛伐克地区投入大量的资金,帮助其发展经济,到1990年时两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基本平等程度,但是到1993年国家仍然被分裂。这主要是因为没有解决国族认同问题,特别是缺乏保障国族认同的制度安排,导致在民族隔阂基础上的民族分离主义思想不断加剧:捷克人瞧不起斯洛伐克人,认为联邦国库的钱都让斯洛伐克人花了,影响了捷克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斯洛伐克人虽然对国家拉平两地区的经济水平的政策感到满意,但总觉得捷克人欺负他们,不尊重他们的民族感情。在这种背景下,民族问题的政治性不断凸显,特别是两民族的政治精英民族分离主义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两民族的政治精英发生分裂,都对原有国家政治架构的民族权力制度安排不满,认为本民族的权力和利益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反映,都在追求本民族政治上的独立和建立国家的权力,遂在1993年1月1日和平宣告联邦共和国解体,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别独立。

  三、与时俱进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

  当代世界,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正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在加速发展,不但民族国家内部正在经历空前的交往交流交融一体化过程,而且世界国已日益成为互联互通的一体化的“地球村”,特别是欧洲联盟已经成为一个包含27个成员国的经济和政治实体,充分反映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朝着交往交流交融加深加快发展的客观潮流。当然,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在共产主义社会完全实现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民族国家仍然长期是国际社会的活动主体和单元,民族国家的利益仍然长期是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追求的不二法则。因此,促进民族国家内部的交往交流交融一体,以更好地全球化过程中维护和发展民族国家的利益,乃是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极其紧迫的现实任务。由于我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还比较短,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还相当大,所以,促进国家内部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任务还十分艰巨。特别是应清醒地看到由于西方国家在民族政策上搞双重标准,一方面,始终不渝地强力甚至强制推进本国的民族融合,“西方国家曾使用了各种各样的策略来取得这种语言和体制的融合:国籍法和归化法、教育法、语言法、有关公务员雇用、兵役制度和国家传播媒体的政策,等等”[25],有的甚至对少数民族赶尽杀绝;而在另一方面,却利用民族问题分化社会主义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民族交流融合,以所谓“人权”、“民族自决权”等为籍口插手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问题,或明或暗地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民族分裂势力的分裂活动,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解决民族问题始终面临不利的外部国际环境压力。“近年来,国际敌对势力从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出发,更加注重利用民族分裂势力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妄图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打开缺口。”[26]鉴此,我们一定要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出发,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增强忧患意识和创新意识,与时俱进地实现我国民族政策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转型,即实现从识别国内56个民族、保持56个民族团结发展的第一代民族政策,到推动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促进中华民族繁荣一体发展和伟大复兴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转变,建构起凝聚力越来越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你我、永不分离的中华民族的繁荣共同体。

  一是要从政治方面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体。民族问题无疑含有政治性,在一些国家也已通过制度强化成为一个复杂而敏感的政治问题。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处理民族问题必须要有智慧和策略,应善于采取“非政治化”的方法,从保障个人的公民权利平等(而不是强化国内各族群、民族的集体身份和集体权利)的角度,按照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法治原则来处理,坚持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来处理,不宜把涉及不同族群(民族)的个人的问题、矛盾和冲突当作族群(民族)问题来处理。要善于和坚持把国内族群(民族)问题作为社会问题来依法处理,防止把族群(民族)问题做政治化的特殊处理,以利于强化每一个公民的中华民族意识和法治意识,消除地方民族主义滋长的一切土壤和可乘之隙,强化中华民族意识,淡化分属在汉族和各少数族(族群)身份的族群(民族)意识,所有公民不论族群(民族)成份一律平等,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所有公民均享有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迁徙、生活、工作的权利(包括加强官员的异地交流任职,加强学生的异地就业等),淡化附加在各族群(民族)成份上的政治权利,不允许任何族群(民族)声称是某一特定区域的族群(民族)利益、资源权利和治理权利的代表,不允许以各族群(民族)成份来要求在国家享有或在特定区域内享有特殊的权利和义务,各省级行政区、各地级行政区、各县级行政区的权利和义务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以族群(民族)因素而在享有特殊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加强对一切处于经济社会滞后的地区和公民的发展援助,促进全国人民更好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客观形势需要,及时开展行政区划管理体制的改革研究,积极推进全国范围内的行政区划管理体制改革,适当增加省级行政区(含直辖市)数量,科学划分明省级行政区管辖面积和人口,使各省级行政区的行政管辖地域面积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适度均衡,更好地统筹辖区面积、人口、族群(民族)之间的关系,减少行政管理层级,逐步减少直至取消地区级行政区划,以利提高行政管理效能,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更加便利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共同繁荣发展。要高度重视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国家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使公民强化中华民族身份和意识,不允许因少数族或汉族身份而有特权或被歧视,切实保障任何人都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把对以族群(民族)成份为优惠照顾帮扶对象的政策调整为对处于贫困弱势处境的公民为优惠照顾帮扶对象的政策,以不断淡化各族群(民族)意识,强化公民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要按国际通常用法谨慎地使用“民族”(nation、nationality)一词,只在讲中华民族等国家民族时才使用“民族”一词,对汉族和各少数族仍可基本保留原称呼,称为某某“族”,或改称为某某“族群”(ethnic),但不再使用某某“民族”的称呼(实际上,国内很多同志没有注意到,我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民族”的英语译法,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由原来的nationality一词悄然改为ethnic),以利于淡化国内各族群(民族)的所谓“民族意识”特别是“民族主义情绪”。要与时俱进以“去标签化”作为处理族群(民族)问题的基本策略,不在身份证明、升学、就业等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中人为强化公民的族群(民族)属性,只强化公民的国家属性或中华民族属性,把“三个离不开”的民族团结要求更好地升华为“三个分不清”,使公民自觉消除身份和心理上的分界线,增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认同感、自豪感和同一性;同时把目前处于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以公民救济和帮助的形式促进其发展。总之,要通过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包括法制建设和法制创新)保障国内各公民的权利平等,不使任何公民因族群(民族)属性而享有特权或被歧视,切实从政治上保障和促进每一个公民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断增强个人的公民身份和中华民族身份归属。

  二是要从经济方面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体。经济因素在民族问题上具有基础性作用,促进国内各民族(族群)的经济交往交流交融、加强国内各民族经济联系的纽带,对于促进民族交融一体、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作用。

  我们研究发现,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是国家统一、全国一盘棋、民族交融、多元一体的最大受益者。首先,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率都高于除中国之外的世界所有高增长国家。这里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数据库将8个少数民族地区与世界168个可统计的国家进行比较。在1978—2008年30年期间,内蒙古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1.69%,新疆为10.35%,广西为9.86%,西藏为9.79%,云南为9.72%,宁夏为9.61%,贵州为9.36%,青海为8.44%。这八个少数民族地区同期增长率都比自然地理条件更为优越、区位优势更为有利、经济基础更为雄厚的国家,例如居世界经济增长率第二的博茨瓦纳(为7.59%)、第三位的新加坡(为6.92%)、第四位的马来西亚(为6.26%),第五位的韩国(为6.25%),第六位的泰国(5.71%),第七位的印度(为5.65%)和第八位的伯利兹(为5.57%)(见表1)。这不仅显示了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直接享有“中华民族大家庭优势”,包括统一的国内市场,巨大的经济规模和市场规模,明显的经济外溢性和外部性全国设施网络,实现了经济跨越式发展。

  其次,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人类发展指标变化率不仅在中国是最快的,在世界也是最快的。这里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数据库将8个少数民族地区与世界157个可统计的国家进行比较。1982-2008年期间,全国HDI指数从0.558提高到0.793,提高了0.235,是同期世界HDI指数提高幅度最大的国家;而同期少数民族地区的HDI提高幅度都高于全国平均幅度,也是世界所有国家或地区幅度提高最大的地区;1982年时,云南、贵州和西藏的HDI都低于印度,内蒙古低于蒙古,但到了2008年,内蒙古已率先进入高人类发展水平,并明显高于邻国蒙古;到2008年,西藏的HDI和人口预期寿命都高于比它自然条件更好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不仅显示了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直接享有“社会主义大家庭优势”,包括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全国之力特别是国家财政支持少数民族地区改善民生、投资人力资本、促进社会平等,实现了社会进步的大跨越。

  第三,进入21世纪,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相对差距进入缩小阶段。根据我们按各地区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DP,1978-1990年期间,全国地区差异系数呈现下降趋势,达到最低点0.59;1991-2003年期间,这一差异系数呈现上升趋势,达到0.70,确实反映了少数民族地区与沿海地区之间相对差距扩大;2004-2010年期间,这一差异系数呈现逆转,并持续下降,达到了0.58,也真实反映了少数民族地区与沿海地区的相对差距呈现缩小趋势。这不仅显示了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直接享有“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优势”,包括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着力统筹各地区协调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充分鼓励发达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对口援助,充分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发挥比较优势,充分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特色产业,保护少数民族特色、优秀文化和传统,保护少数民族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我们一定要顺应经济交往交流交融一体的发展趋势,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进一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特别是要促进民族地区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下大气力破除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性和机制性障碍,促进民族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加快建立和完善统一、竞争、有序、开放的现代市场体系,保障商品和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大力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加快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抓紧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逐步改变资源性产品价格偏低的问题,提高资源利用和配置效率,更好地促进民族地区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更好地促进东中部地区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促进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要完善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准入、公平经营的市场环境,保障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国内企业与境外企业有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反对各种歧视行为,促进一切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创造物质文化财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建立健全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加强监管,更好地促进和保障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选择作用的发挥,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现象的发生,保障企业和消费者的权益,保障创新者的利益;要进一步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在进一步利用好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的同时,要促进民族地区和国内其他地区的相互开放,通过发展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的力量,组织、引导东中部地区到民族地区进行投资和经济合作,组织、引导民族地区到东中部地区进行经济合作,帮助民族地区开拓国内市场,利用东中部地区的先进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发展民族地区经济;要着力培育和壮大以创新为职能的大批企业家队伍,既注意培育民族地区本地的企业和企业家,又注意引进外地的企业和企业家,更注意促进民族地区本地企业、企业家与外地企业、企业家的交流合作,促进各地各类企业家引进新产品、引用新技术、开辟新市场、发现原材料的新来源、特别是创造企业新的组织方式,创造有利于企业家进行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等各种创新活动的良好社会环境,增强民族地区经济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持久动力;要特别注重加快科技创新和知识应用,把加快科技创新和知识应用能力作为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作用,大幅增加民族地区的科技研发经费和比例,增强民族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推广应用能力,同时大力推动东中部地区对民族地区的科技支援,加强相互交流合作,促进民族地区和东中部地区在相互交流合作中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我国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从外延式数量扩张型增长到内涵式质量效益型增长的转变,从要素积累到集约管理再到知识创新的转变。当前,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增强和东中部地区经济实力的增强,特别要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对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大东中部地区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支援和合作力度,更好地促进民族地区的加快发展,更好地促进民族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的共同繁荣发展。

  三是要从文化方面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体。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就是一个不断兼容并包各地区、各族群文化的过程。这种开放包容性也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和力量所在。在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信息化、现代化快速发展的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的作用越发重要,交化交往交流交融对于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进而对于促进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日益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战略作用。我们一定要顺应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客观需要,既充分尊重和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又不人为强化、固化公民的文化差异属性,要更加重视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加强对一切族群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一体化、共通共融的宣传,反对任何形式的地方族群(民族)主义和大族群(民族)主义,不断强化各族干部群众的中华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不断增强各族公民对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不断增强抵御民族分裂主义的免疫力。要特别注意正确认识和妥善对待现代化进行中的民族意识复兴问题,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方面要承认客观存在的族群(民族)意识,另一方面又必须坚决坚持用社会主义思想对其进行改造,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即使它是最“公正的”、“纯洁的”的民族主义),坚定不移地贯彻“无产阶级不能支持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支持一切促进各民族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和促进各民族打成一片的措施”[27];始终不渝地坚决反对大民族主义,始终不渝地坚决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要特别重视语言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重大基础作用,深刻认识没有共通的语言,就连人们之间沟通都很困难,而要建立共同的国家身份认同就更加困难,从而更进一步地自觉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贯彻落实,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汉语和普通话),不断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团结奋斗和共同繁荣发展。要辩证客观科学地认识宗教的消极和积极作用,按照《宪法》的要求,充分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善于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28],限制其消极作用,把人们对宗教的认同纳入对国家的认同之下,并始终居于国家认同感之下并支持国家认同感,促进各宗教的交流沟通,有效整合各宗教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道德规范作用,用宗教中的温和向善思想引导信教群众,防止宗教极端主义俘虏信众,特别是着力防止宗教极端主义成为恐怖主义尤其是民族分裂型恐怖主义的思想武器,最大限度地抑制宗教中的消极因素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宗教中的积极因素作用,最大限度地团结各民族各宗教的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凝聚全国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共同致力于创造现世的美好生活。要高度重视仪式特别是集体仪式在形塑公民的中华民族认同感中的作用,包括要重建优秀的传统仪式,利用国庆、春节等各种有意义的节日及其仪式来强化公民的中华民族认同。要高度重视通过各种为群众喜闻乐队见的形式引导人们自觉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好国民,以工作为天职,忠于职守、各尽其责,自觉为增进全国人民的利益和福祉而努力奋斗,为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各族公民的力量。要高度重视发挥新闻传媒在培养公民的中华民族认同中的重要作用,掌握话语权,引导公民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自信心,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和中国的认同感。要特别重视各少数族群(民族)文化元素的保护、发掘、整理和整合工作,充分认识各少数族群(民族)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作出过重大的贡献,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泉,从而更好地增强各少数民族公民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自豪感,更加自觉积极地把各少数族群(民族)元素更好地整合进中华文化,更好地为中华各族儿女所知悉所传承,更好地凝聚中华各族公民共同致力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

  四是要从社会方面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体。“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29]离开人们的交往,就无所谓社会。我们一定要适应全球化、信息化、现代化的客观实际,适应国内外民族交流交流交融的客观实际,包括适应一些外国人才(如美国的各族群人、加拿大的各族群人等)自愿加入中国籍成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客观实际,从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高度,深刻认识促进国内外各民族人员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大趋势,不再强化中国是由56个民族(族群)组成的观念和做法(比如,假如有一个美国的墨西哥族裔人和一个美国的西班牙族裔人因在中国工作自愿加入了中国籍,那么按原来的公民民族归属划分,这时的中国公民民族类别则应变成58个民族;如果考虑到中国近年来的发展强大,已经有不少的发展中国家外国人有意自愿加入中国籍,那么,如果批准这些公民自愿加入中国籍,中国公民的民族类别还会增加。这就说明这种固定有多少民族组成中华民族的刻板化民族组成称谓是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而是强化中华民族是一个可以接纳国内外一切民族人员的大开放、大包容的开放理念(如不得把汉族文化简单地等同于中华民族文化,也不得因保护少数民族文化而排斥汉族文化,不能简单地对外国民族文化采取排斥否定的态度等),采取兼容并包、海纳百川、择优并蓄的开放态度,从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来积极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发展。实际上,民族的存在是一种社会存在,更多的是一种公民的文化属性,我们要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促进各民族公民的交往交流交融,而不要人为地把这种差异和属性固定化和强化。要高度重视促进国内各民族人口的大流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共和国,国内各地都是中国所有公民的领土,国内各族公民都可以自由流动,自由确定在任何一个地方学习、生活和工作,特别是在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现代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在各种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优化配置的时代,促进国内各族公民在全国范围内自由平等的流动,促进各族公民交往交流交融既是一种自然和法律权利,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促进各族公民自由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我们一定要顺应这种客观形势的需要,改革和健全体制机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特别是要加快改革和完善户籍管理制度,以保障公民的平等权利为出发点,为各族公民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更好地适应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更好地平等保障各族公民的自由迁徙权,更好地促进全国各族人口的自由有序流动,更好地解决各族人民的就业问题,创造更加有利于各族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和法治环境。要高度重视推进各族公民混居杂居。可以借鉴新加坡等国的经验,在大中城市规划和住房建设出售中,研究相应的办法,尽可能地使不同族(族群、民族)的居民混居在一起,防止居住区明显分区、泾渭分明。要高度重视保护和引导族际自由通婚。不同族群(民族)人口的相互通婚,既是不同族群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客观需要,特别是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家庭交融一体了,人们都是亲戚、难分难解了,民族的团结、民族的交融一体和社会的交融一体就有了坚实的根基。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现在在一些民族地方有一种不利于不同民族族际通婚的社会环境和政策措施,一些族(族群、民族)与其他族的通婚率很低,有的族际通婚率甚至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离国际上衡量族际关系良好的标准要求两族之间通婚率达到10%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这就要求从制度上引导族际通婚,保障公民的婚姻自由权,改革和完善高考加分、公务员招考、就业升职等方面的政策,坚持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一律平等原则,不得歧视或优待不同族群通婚者及其子女(如有的地方规定,父母双方都是少数民族的子女高考加分大大高于父母双方只有一方是少数民族的,这明显不利于民族通婚,明显是对父母双方只有一方是少数民族的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权的一种不公平歧视;同时,也有的地方,对已经融入城市实际上与汉族家庭并无教育差异的少数民族家庭(如父母双方或一方是侗族、满族等)的子女给予高考加分政策,又明显是对于同一城市父母双方都是汉族家庭的子女的一种不公平歧视)。要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平等对待各族(族群、民族),同时着力提高各族人口素质,切实帮助一切处于困难处境的各族公民提高素质,使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要大力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逐步在国家立法、行政、司法等公共事务活动中普遍推广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同时对不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公民提供语言帮助和培训,不断提高各族公民参与国家公共事务活动的能力和水平。要特别重视教育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基础性作用,大力增加对各族公民的教育投资,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一律推行双语教育、民汉合校、混班教学,大力推进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加强对各族公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各族公民的科技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增加各族公民在受教育过程中交往交流交融的机会,增强各族公民交往交流交融的能力,增强各族公民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能力,共同为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贡献智慧和力量。

  总之,我们需要顺应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潮流,善于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也充分吸取失败教训,与时俱进地推动民族政策实现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转型,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促进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不断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识,不断淡化56个民族的观念,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不断增强公民的中华民族认同,切实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促进中华民族协调发展、繁荣一体发展,共同构建中华民族大家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①]谨对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魏星博士在有关统计资料方面提供的协助表示谢忱。

  [②]胡鞍钢,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胡联合,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学博士、特约研究员。

  [③]胡锦涛:《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717页;《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人民日报》2010年1月23日。

  [④] 胡联合、胡鞍钢:《繁荣稳定论:国家何以富强和谐》,第257—345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

  [⑤]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余涌等译,第25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⑥]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余涌等译,第25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⑦] 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邓伯宸译,第22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⑧]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邓伯宸译,第22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⑨]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邓伯宸译,第22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⑩]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邓伯宸译,第22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11]马克•I•利希巴赫、阿兰•S•朱克曼编:《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储建国等译,第299—30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12]马克•I•利希巴赫、阿兰•S•朱克曼编:《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储建国等译,第30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13]马克•I•利希巴赫、阿兰•S•朱克曼编:《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储建国等译,第303页,第30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14]马克•I•利希巴赫、阿兰•S•朱克曼编:《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储建国等译,第30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15]胡锦涛:《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年)》,第70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

  [16]马丁•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36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

  [17]参见马丁•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122—36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

  [18]马丁•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401—40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

  [19]马丁•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430、431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

  [20]马丁•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423、424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

  [21]参见马丁•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400—431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

  [22]参见马丁•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51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

  [23]胡鞍钢、王绍光、康晓光:《中国地区差距报告》,第270-278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

  [24]参见马丁•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509-52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第365-374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

  [25]威尔•金里卡:《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第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26]胡锦涛:《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年)》,第70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

  [27]参见《列宁全集》24卷,第130、136—1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

  [28]《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6年10月19日。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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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世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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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好的民族政策应该是促进民族融合,促进共同的身份认同,这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一代民族政策人为地制造民族区别,不断强化民族分歧,制作人为的不平等,这样的民族政策只能造就分裂主义。前苏联的解体可资借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建设法制社会的基本原则,绝不能以种种借口进行突破。支持第二代民族政策的3条原则。
2014-01-04 22:28
匿名
中国梦的基石是中华民族的国族一体化 (胡鞍钢 等著 2013年第4期)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强调中国梦“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2] 中国梦的提出,极大鼓舞了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人,激励着中华民族每一个人为着中国梦的梦想成真而不懈努力。要实现中国梦,从根本上讲,必须依赖于中华民族的国族一体化,必须依赖于中华民族这一个民族的无数族中国人的共同奋斗。 一、“中国梦”的基石在中华民族的国族一体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有赖于中华民族的国族一体化,把中华民族建设和巩固成为一个统一的凝聚力强大的国族。必须清醒地看到,国族一体化问题是事关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基础问题。对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而言,由于基本上都采取“民族大熔炉”(“族群大熔炉”) 政策,强调全国范围内统一的国族建设,强调民族国家的一体性和统一性,强调各族群人的公民性而非群体性,强调公民不分族群属性而一律平等,淡化公民的族群属性(国内民族属性),因此往往能够从制度上尽可能地防止公民矛盾演化为族群矛盾,即使对于实际生活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的族群矛盾,由于缺乏族群的地区性特别是族群的地区政治权利,因此能够有效地从制度上防止族群矛盾演化为分裂主义问题。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相对滞后,没有形成统一的国族,或虽有国族而徒有虚名,国家实际上处于诸多族群林立、各自为政的状态,导致国内族群矛盾重重。而对于那些将国内族群问题高度政治化、强调族群属性和族群界限的国家而言,族群矛盾往往更加突出。特别是对采取“族群(民族)大拼盘”政策的国家而言,由于强调族群属性和族群界限,尤其是把族群性与地区性、族群矛盾与地区矛盾交织重叠在一起,因此族群矛盾往往很容易演化为一个族群(民族)的地区分裂问题,对国家安全统一造成最严重的威胁。[3]对于我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仍然面临着民族分裂主义的现实危害,特别是“台独”分裂主义、“东突”分裂主义、“藏独”分裂主义对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的现实危害。因此,高度重视和着力推进中华民族的国族一体化建设,就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过程中必须妥善应对和解决的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 实际上,从国际范围来看,民族国家构建特别是国族一体化建设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最突出、最基本、最迫切的重大问题。“国家构建是当今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因为软弱无能国家或失败国家已成为当今世界许多严重问题(从贫困、艾滋病、毒品到恐怖主义)的根源”;“在过去几年中,世界政治的主流是抨击‘大政府’,力图把国家部门的事务交给自由市场或公民社会。但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软弱、无能或者无政府状态,却是严重问题的祸根”;“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国家不是太强了而是太弱了”。[4]对于一个现代国家而言,最首要也是最基本的问题乃是,加强民族国家一体化制度建设特别是国族一体化建设,保障国家权力不被国内各族群、各地方势力所分割和侵蚀,从制度上防止公民矛盾演化为族群矛盾,特别是从制度上防止族群矛盾演化为分裂问题。现代民族国家是维护全国范围内的社会秩序、保障全国的公平正义、促进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机器。然而,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虽然建立了名义上的民族国家,但是民族国家权力并未能行及全国,族群(种族)纷争、部落分割、宗教冲突不断、战乱此起彼伏,国家仍然处于一盘散沙、各自为战的混乱状态;有些民族国家虽然一段时期内没有内乱和纷争,但民族国家权力缺乏行及全国的能力,施政能力太弱,民族国家仍然处于地方族群分立、诸侯分治、各自为政的状态,难以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5]在不少发展中国家,民族国家无法取得对社会的强势地位。民族国家在追求强势地位时,面对着来自酋长、地主、老板、富农、部落首领等“地方强人们”通过其他各种社会组织的抵制形成的难以逾越的障碍,“往往显得无能为力”。“各种亚单位——宗族、部落、语言群体、种族群体,等等——都让我们发现,第三世界社会是和许多欧洲国家的集中的、金字塔结构的社会截然不同的。众多的第三世界社会像复杂的蜘蛛网一样富有弹性;我们可以将蜘蛛网的一个角剪断,但是剩下的蜘蛛网仍将在树枝之间摆动;同样,我们剪断其中间的线条时,蜘蛛网也能继续存在。虽然其中的某些部分之间的联系比其他部分之间的联系更为重要,但是没有一个单独的部分是被完全整合进总体的”。和西方社会等其他社会相比,“整个第三世界社会的多样性则是惊人的。网状社会中存在着许多相当自主的社会组织的混合体”。在 101个发展中国家当中,“半数以上的第三世界国家在种族和语言上的分裂状况上面都是‘很高’或‘高’,而其他国家(即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35个国家) 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国家归为此类”(见表 1)。[6]第三世界国家的这种社会的碎片化特别是种族和语言的碎片化、多元性和高分裂状况,极大地增加了国家治理的难度,国家的权力往往很难行使到社会的基层,国家的政策法律到社会的基层时往往发生了很大的变形和扭曲,国家甚至容易分裂甚至发生内战。所以,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有效的治理,实现良治,最迫切的就是要加强民族国家一体化的制度建设特别是国族一体化建设,着力促进和提高国内各族群(种族)和语言的统一性,建构起统一的凝聚力越来越强的国族和国语,以保障国家治理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性,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全和稳定。这是第一世界国家、第二世界国家向第三世界国家展示的经验,也是国家发展繁荣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表 1 世界 136个国家的种族(族群)和语言的分裂状况 多样性程度 第一世界国家 第二世界国家 第三世界国家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很高 2 7.7 1 11.2 31 30.7 高 6 23. 1 2 22.2 26 25.7 低 7 27.0 2 22.2 25 24.8 很低 11 42.3 4 44.4 19 18.8 总计 26 100.0 9 100.0 101 100.0 资料来源: 世界政治和社会指标手册,转引自乔尔·S. 米格代尔: 《强社会与弱国家: 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 国家能力》,第 40 页。 1949 年之前,中国实际上也长期处于难以构建起现代民族国家的局面,国家处于地方分割、诸侯分治、乡绅分治等状态,没有真正形成国家权力统一行使于全国范围内的现代民族国家。虽然有一个长期存在的封建帝国,但实际上并未真正建构起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在中国旧的政治和社会制度里,一个小小的所谓官员即大官的阶层,高踞在宗族、同业公会和行会的坚不可摧的权力之上”,“这个帝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因此,农民宗族的权力未被完全摧毁。9 /10 的经济建立在农民的宗族之上,除此之外,还有同业公会和行会团体。基本上一切都听任自然。官员们并不掌政,而是仅仅在发生暴动和不测事件时才进行干预”。[7]在近代史上,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中国更是成为一盘散沙、各自为战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封建社会,国家权力弱小无力,国家能力很弱。只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才建立起了国家权力统一行使于全国范围的现代国家,较好地实现了以国家权力构建为核心的民族国家的统一性制度建设。不过,也应清醒地看到,一方面我们还没有实现台湾回归祖国的统一大业,反对“台独”分裂主义的斗争任务还十分艰巨;同时在大陆由于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的残余还没有彻底肃清,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思想在一些地方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在一些地方一些人身上还不同程度地客观存在,一些人的国家意识、中国公民意识、中华民族意识、中华文化意识还不强,甚至还比较弱。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的国族一体化建设,进一步把中央关于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8]的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好,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9]尤其是要采取非政治化和去标签化作为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策略,着力淡化国内公民的民族(族群)身份标识和认同,不再在身份证件等标识民族身份(或保留现有的公民身份证的民族一栏,而将其填写的汉族、少数民族等各民族分类通过计算机系统统一更名为“中华民族”),以着力强化公民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法治原则,保障中华民族各族成员的平等权利,保障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全国通用,保障国家权力和国家法制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行使,从制度上保障和推进中华民族的国族一体化进程,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从制度上不断强化全体人民的中华民族的国族意识、法律意识和公民意识,使每一个人都自觉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归属感,自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2013-12-04 23:05
匿名
什么是文明?什么人配讨论文明?你看看吧!他说什么了.他是一个恶人,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他哪里是什么文明人,他才真正的野蛮人.是最古老的化石人.因为今天已很少会有这样的人以这样的口吻说话了.十八大开,新领导人选出来了,他没有希望了.这样的人,干脆自首吧,不要躲藏!悔过自新,才是正路.
2013-01-18 22:27
匿名
其实平等这个词在现代文明的语境里,就是指人人平等。邪恶的斯大林弄出来个屎一样的民族集体平等,事实上是违反客观现实的。 所有中国公民,不分民族身份,人人平等,这才应该写进中国宪法。 让王八蛋族自治区,狗杂种族自治旗,混蛋族自治县这些屎一样的斯大林民族政策去见鬼吧。
2012-12-12 08:54
匿名
全都是法西子的话。
2012-10-21 23:00
匿名
两条共狗
2012-06-30 09:10
匿名
增强理论自觉自信 警惕殖民文化现象 发布时间:2012年06月12日 17:03 来源:《红旗文稿》 作者:李宗桂 近代中国历史上,帝国主义以洋枪洋炮为支撑的文化殖民主义,给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带来的空前震荡,至今令人心悸;文化殖民主义带给中国人民的心灵创伤,至今疤痕犹在。从历史经验看,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殖民主义有着痛彻肌肤的体会。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某些西方国家利用其强大的经济优势,打着各种旗号,不遗余力地对中国推销其文化殖民主义。从总体上看,我国对于外来的文化殖民主义有着较强的警惕性,并有相当的抵抗力。但是,对于我们自身存在的殖民文化心理,却缺乏应有的警觉、反省和自我批判,从而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所谓殖民文化心理,就是曾经有过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经历的国家,对于原宗主国或半宗主国的盲目崇拜,而在自身文化层面的自甘下人、唯洋是从的卑屈心理。老是觉得自己事事不如人、处处不如人,从价值体系到民俗风尚,从人格追求到审美情趣,都以洋为师,以洋为尊。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态势迅猛增强的最近十多年来,某些西方国家兜售的“全球化”就是经济全球化进而一体化,然后是文化全球化进而一体化,继而是不言而喻的其他方面的全球化进而一体化的理论,本质上就是文化殖民主义。在我国经济社会长足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形势下,特别值得人们警惕和反省的,是仍有一些国人在很多方面以洋为尚,乃至崇洋媚洋,自我贬抑民族文化,自觉不自觉地反映出某种殖民文化心态。殖民文化心理,仍在一定程度上侵蚀着我们的民族文化肌体,妨碍着我们的文化进步。   一、 殖民文化心理的表现   择要而言,殖民文化心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学术评价中的西化倾向   我国的学术评价体系,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是全盘苏化。后来突破苏联模式,情况有所改观,但一些人又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西方模式或者至少说是以西为师、以西为荣。于是,在一些人眼里,文章发表在国外的,就是好的,特别是发表在英语世界又尤其是发表在美国、英国、德国等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就是上乘的。用英语发表的,就是有水平的,否则就是水平不高甚至低下的。在某些高校,大力提倡甚至硬性规定到国外发表文章。凡是在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发表文章的,给予重奖,给予种种好处。某国家重点大学的人文学院甚至规定,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不算成果,发表在国外的文章,算重要成果。而且这种唯洋是举的做法,没有学科划界,笼统要求所有学者照办。   我们不禁要质疑:如果是研究甲骨文的呢?难道中国的甲骨文研究成果水准如何,也要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认可才算事?研究中国戏曲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的成果,难道非要连汉字都不认识、连汉语都不会讲、而只能阅读通过英语或者德语翻译过去的中国文献的洋专家的认可才行吗?难道研究中医中药的成果也要洋人认可才显得权威吗?学术评价体系中的这种西化倾向已经到了必须认真反省和努力纠正的时候了。   2、人才评价中的崇洋表现   如果说,上述学术成果评价标准具有某种自发性和散在性的话,那么,国内一些高校和学术机构的人才评价体制和标准的西化倾向,则带有某种制度化的特征,上至这样那样的“学者”、“特聘教授”,下至青年人才培育,无不以洋身份为重要依据。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有国外工作经历的,其受到的重视程度和得到的优厚待遇,绝非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博士硕士学位并长期在国内为祖国现代化奋斗的学者所能望其项背!   某“985”国家重点大学,其人文学科专业招收博士后,居然规定获得国内博士学位的,只能自费;获得国外博士学位的,就可公费。人文学科的中国哲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方向,竟然要求有国外经历者优先!甚至明确规定,在韩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公费;在国内获得博士学位但在韩国有一年留学经历的,优先;没有韩国经历而在国内获得博士学位的,自费,且有严格的名额限制。学术界公认,韩国的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研究,其水准远在中国之下,韩国不少学者把自己的硕士送到中国攻读博士学位,而我们的管理部门居然自卑到这种不可思议的地步!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恶劣的殖民文化心理实质上得到了某种体制机制的支撑。   某“985”国家重点大学明确规定:所有申请副教授职称的教师,不分学科专业,必须有出国经历,否则没有申报资格。于是,校内很多青年教师放下本职工作,托关系找门路到国外去混“出国经历”。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的,公共行政管理专业的,无一例外!   这种怪诞的现象,可谓比比皆是。只要有出国经历的就是素质好的,就是国际化的,就是需要重视重用的,已经成为一种弥漫于全国学术界的普遍心理,并且逐渐演变成为制度性的评价体制。   3、学术会议中的所谓国际惯例   西化取向和崇洋心态在一些学术会议中也不乏其例。其中,以所谓国际惯例为口实而崇洋媚洋、自贬本土学术文化的现象突出。表现之一,是在中国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拒绝使用汉语。2006年,国际弦理论学术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开幕当天,三位科学家面对6000多名听众,使用英文演讲,文本资料也是全英文的,导致参加会议的很多中国人听不懂,没有达到学术交流的目的。2004年, “第四届全球华人物理学家大会” 在上海举行。这个“华人”物理学家的国际会议,在“华人”的祖国召开,使用“华人”的钱财,与会者和听众都是“华人”,但从会议发言到论文资料,居然全部使用英语!令人拍案惊奇的是,媒体报道:“部分海外华裔学者提出采用中英文双语,竟被组织者以国际惯例为由拒绝。”这些现象,可以说是典型的殖民文化心理的表现。   其实,国际学术会议并非只是或者只能使用英语。1991年,我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参加国际中国哲学会议。尽管会议规定的官方语言是英文和中文,但会议主席、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的开幕词,开幕式上包括三位美籍华裔教授、一位香港教授在内的多位世界各国各地区学者的发言,统统使用的是英语。这种情况,当场受到中国大陆学者代表团和部分中国台湾学者的批评,他们强烈要求按照会议规定,使用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并且要求会议设立翻译。大会为此专门开会磋商,并马上采纳意见,改为中文和英文并用,设立翻译。这是在德国举行、由德国方面主办、由德国出钱的国际学术会议。值得指出的是,参加这次会议的大陆学者中,有著名翻译家、思想史家、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先生等英文精深的专家。但是,他们并不炫耀自己的英文,而是尽力表现自己的民族文化意识。   1996年,我在韩国首尔(当时叫汉城)参加主题为“转型期的中国学”的国际中国学会议。会议主办单位是韩国中国学会。参加会议的韩国学者、中国大陆学者和台湾学者,以及其他外国学者,基本都讲中文。同年,我在首尔参加由人民日报和韩国东亚日报联合主办的“东方思想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会议”,与会的韩国、日本、中国学者的演讲和发言,都是讲汉语。   上述情况表明,即使在国外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也并非只能或者只是使用英语。所谓国际学术会议只能使用英文是“国际惯例”云云,不过是某些人搪塞人们质疑的借口而已,本质上是殖民文化心理作祟。“国际惯例”论,不过是历史原因形成并且至今存在的西强我弱态势下,某些西方强势国家文化殖民主义的成果,不过是某些人的殖民文化心理的表现。问题的实质,并不仅仅是国际会议使用何种语言或者是否符合什么惯例的问题,也不是什么使用英语就是西方的文化侵略、西化的问题,而是如何看待并体现民族文化尊严的问题。任何时期,我们都应当坚持民族文化自尊,应当有坚持文化的民族性的自觉意识。   二、 殖民文化心理的根源及其危害   殖民文化心理的根源较深,因素复杂,影响巨大。从现代化进程和发展模式的层面考察,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外发生型的现代化,亦即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原生型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后起的、因外力推动(逼使)而发生的。这种后外发生型现代化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追赶型的,以西为师,以洋为尚。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喧嚣一时的全盘西化论,最为典型地彰显了这种心理。胡适于1930年发表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认为中国机械物质不如人,政治制度不如人,道德不如人,知识、文学、艺术不如人,甚至身体也不如人。因此他“很热烈的颂扬西洋的近代文明”。1934年,胡适在其《信心与反省》的系列文章中,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我们固有的文化实在是很贫乏的。……中国几千年之久的固有文化,是不能迷恋的,是不能引我们向上的。”与胡适的西化论相互呼应的,是陈序经。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在国外留学时期,就写了《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鼓吹全盘西化。1934年1月 ,其在广州出版的《东西文化观》中,进一步发挥此前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一切都不如西方,“非彻底和全盘西化,不足以言自存。”简言之,在胡适、陈序经等人看来,现代化就是西化,而这种西化论正是殖民文化心理的表现,是当时西方列强文化殖民主义的成果之一。从整体上看,后外发生型的追赶型现代化,其价值取向方面唯洋是从的内在局限,提供了殖民文化心理的精神土壤。   民族文化主体不彰,是殖民文化心理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近代以来,在对本民族文化的不足和缺陷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时候,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过程中,对于本民族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究竟要建构什么样的文化价值系统,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我们是比较迷茫的,而所谓清晰的模式和路径,往往就是西化论者所宣扬的那套。这种削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实际之足,去适应西方现代化的理论和模式之履的情况,是典型的价值错位,思想迷乱。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模式和路径选择,从西化论到本位文化论再到中国的、中国式的论说,逐渐显示出从西化到现代化的理性,但民族文化的价值主体并没有彰显出来,民族文化的新型价值体系的构建更没有提到应有的日程和高度上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一个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满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新型文化价值体系还没有充分形成。对于中华文化的批判性清理和创造性继承,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和人心凝聚等方面的工作都处在不断地探索之中。这些也决定了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挺立、民族文化主体的彰显,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于是,殖民文化心理的存在甚至在一定条件下的泛滥,便成了并不奇怪的问题。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阐发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念,是我们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的飞跃性进步,但是,从这些年的实践看,如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念落到实处,发挥其真正的功效,在操作的层面还有许多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现实要求来看,如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变成全民喜闻乐见、身体力行的精神支撑和价值认同,还有很多很艰巨的工作要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包括网络在内的现代传媒,对于社会思潮和社会风尚的引导,起着空前巨大的作用。一些传媒缺乏社会责任,倾心眼球经济,着眼经济效益,热衷炒作,不惜制造奇谈怪论,不惜宣传错误价值观念,可以说,近年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流行,某些传媒难辞其咎。其中对过洋节信洋教的宣扬,对西方文化的片面性的全面肯定,强化了殖民文化心理,导致青年人缺乏文化本根意识,对民族文化缺少应有的价值认同。   殖民文化心理的存在,严重危害着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殖民文化心理本身是文化殖民主义的产物,更是民族文化价值观上屈己从人的表现,它在客观上为西化思想提供了土壤。同时,殖民文化心理的存在,也会成为西方某些势力抹黑我国、贬抑我国的口实。更为严重的是,殖民文化心理削弱甚至可能消解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削弱、抑制民族文化的创新精神。在学术操作的层面,殖民文化心理会弱化甚至贬低政治层面和文化层面的“中国化”、“中国特色”的世界意义和时代价值。   三、 消解殖民文化心理的途径   面对普遍存在甚至某些方面已经被制度化的殖民文化心理,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的措施,以防止并逐渐消解之。   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是消解殖民文化心理的首要条件。正如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对于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建设具有价值重构和精神再造的作用一样,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对于我们重构学术评价系统和机制、对于创新人才评价体制和机制,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当性,认同这个理论的价值理念,自觉践行这个理论,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这个理论,是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必然要求,也是应对殖民文化心理的应有之道。   挺直民族文化脊梁,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殖民文化心理之所以长期存在并且泛化于社会,除了前述原因之外,我们的民族文化脊梁挺得不直,也是原因之一。文化殖民主义的施行者是当年的列强和现今的某些西方强势国家,殖民文化心理的承担者和施行者,则是我们自己中的某些人。思想文化被殖民,这个“被”的施行者,并非他人,而是我们自己!心魔只能靠自己去化解。弘扬中华文化,批判性地清理、创造性地继承并转化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赋予时代精神,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文化精神上挺立自我,张扬主体,是应有的路径取向。   以我为主,学习外国,熔铸中外,创新学术评价体系和人才评价体系及其价值标准,使其中国化时代化,是值得重视并付诸实践的工作。中国本土学位获得者的地位和价值,应当得到承认。在中国本土重要报刊发表的成果,至少应当得到与在国外发表的成果的同样承认。如果中国本土学历学位的获得者在学术文化实践中得到的是非国民待遇,而外国学历学位的获得者得到的是超国民待遇,那么,要想国人不崇洋媚外,要想真正消解殖民文化心理,就是一厢情愿。   弘扬理性的民族主义,光大民族文化,是消解殖民文化心理的又一重要途径。我们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反对民族沙文主义,但应当提倡并践行理性的民族主义。光大民族文化,致力振兴中华,这就是我们的民族主义。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交往和文化碰撞中,“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先生语),这就是我们的民族主义。家国意识、民族情怀,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尤其应当坚守。要让中国文化走出去,首先就要让中国文化在国人心中立起来。在西强我弱的格局下,不是把自己西化或者屈服于西,当然也不是化西,而是要张扬民族文化的精气神,彰显民族文化的价值底蕴。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让全体中华儿女精神上有所归依,价值上凝聚共识,是防止和消解殖民文化心理的重要途径。中国经济的崛起引起世界的瞩目,中国文化的崛起当是题中应有之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文化崛起的基本要求和重要标志。如果我们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大厦上张望世界,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找到休憩之地,则殖民文化心理自然消退乃至消解。   说到底,我们应当塑造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底蕴,增强民族文化价值的认同感,挺立民族精神的脊梁,进而从思想文化被殖民的窘态中解放出来。   (作者:中山大学教授、文化研究所所长)
2012-06-27 21:21
匿名
你知道吗?萨科奇下课了,他要为欧债危机背书,他的老婆真爱他,为他的竞选把照顾儿女的事情忘了。这真是一种讽刺。丈夫竞选关你什么事?话又说回来,自己的丈夫在任时干了些什么?自己的事不管,不搞好法国的事,而要在北京奥运会前发飚,支持这,支持那,还要到中国来当总统,但过后又跑到中国来做什么了呢?我不想说。法国人聪明。你今天要学萨科奇?他下课了。所以,中国的话形象呀,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你是中国人,你跑到其他国家去干什么?真是糊涂!法国是法国,中国是中国。你不要吃着中国,想着其他国家的事情。你爱国,就把自己当成中国人。近代的买办,不是什么先进的代表,他们只是为混口饭吃而已,但他们有的不一定认为西方是上帝。如果上帝在西方,还需要为石油,把中东、北欧的国家当成是自己的猎场吗?他们早就通过神力把石油神不知鬼不觉地灌到他们的油库里去了。受了中国那么多年的唯物主义教育,为什么有的专家还相信有上帝,而且认为上帝只在西方。遗憾。当然,我不清楚这些评论者的背景,如果是年轻人,说明什么,你不知为什么会让你有平静的图书馆,你天天想的是西方多么新奇,你根本没有把心留在中国,你也不会知道中国是什么,但我不希望你不年轻人,因为你的观念是不能原谅的。我相信你是一个有企图的人,但我劝你,中国更好。美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最好,你为什么要认为他最好呢?美国,它的最大错误,致命的地方,就是自己高人一等。如果不是如此,美国可能会维持更久的文明与繁荣。你还是劝一下美国,搞好自己的事情,如果不要干涉他人,总有一天,世界都认为美国模式不错。今天的美国,谁信服呢?除非要利用它。美国悲哀,那些美国迷们,也悲哀呀。我要向萨科奇的老婆表示慰问,把儿女带好是天职。萨科奇的命运只能在反思中才能得到逆转。我喜欢拿破仑,他说了东方沉睡的雄师的话,但我不赞同他想把德国并入法国。当然,我很清楚他是不是打算让德国人不能做德意志族,而统称法兰西族。多余,多余,不说了。我只想说,今天的中国,已是一个成熟的有经验的中国,国家如此,人民如此。
2012-05-07 21:31
匿名
你说:"在当今中国,需要强化的是中华民族观念,而不是从小被强调所谓56个民族.......",真是愚蠢呀,难道生下了,就应该被告诉说,你是美利坚族、法兰西族、德意志族、意大利族,要承认现实,你尽管国家把你送出去读书,读的是美国的书,你用的钱还是56个民族的钱,你以为你多大能耐吗?民国之所以不在,是因为有你;如果将来,你的妖言起作用了,什么不在了,是因为有你。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比你伟大,蒋家为什么去台湾了?你不是神仙,做回人来吧。不要添乱。罪过,不是56个民族,罪魁祸首是像你这样的人。我相信,中国的稳定是56个民族的意愿,团结并非源自取消民族。长一个人心吧,象你这样聪明的人,难道还靠祸害他人而生存吗?学术是有立场的,立场决定了结论的正确与否。你站在什么立场?是中国的对立面吗?你要做西方的传教士吗?我们是中国人,然后才是中华民族,然后才是56个民族。只有把自己当成56个民族中一个,才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才是中国人。割裂56个民族与中国人、中华民族的关系,那肯定是一个疯子,或者是一个敌对势力的代言人.中华民族的意识和身份,就不能被分化吗?蒋介石难道没有提中华民族?他还专门写书,否认中国民族存在,只有种族呢,那日本不是还要灭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在联合各民族的基础上取得的.那是因为各民族都理解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绝不是认为只有中华民族,而没有汉满蒙回藏.敌对势力分化中国的关键是什么?没有民族,就不分化了?你知道敌对势力分化的手段吗?你与他商量好了,只有搞了中华民族就不分化了?不要演戏了,你不关心中华民族如何,你关心你的目的是否达到.我想,国家稳定、人民安居取决于费老的思想是否能实现:各美其美,美之人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你要搞我美其美、美之我美、美美唯我,定然太下大乱。你看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索马里、南北苏丹>>>>>.中华民族与56个民族没有矛盾,就象中国人与56个民族成员一样,是一致的.如一个家庭,他可以是某家人,但他要有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五哥......难道因为某哥与某地在父母前闹了点别扭,就不分大哥、二哥或李一、李二、李三吗?难道只要把大家都称为某家人,就没有兄弟的别扭?搞了某家人事项后,他们闹起来,与父母是什么关系,哪个对哪个错,什么是错,什么是对.一个国家,是一个家庭.党是父母,人民的政权是父母,汉族也好,56个民族也好,必然要以党和国家为父母.党和国家并不能直接与中华民族相等同.民族的团结,关键看党和国家,不在于是否一定要让中华民族代替56个民族.法国有埃塔的问题,美国有种族歧视问题.世界不是绝对的,美国如此,世界如此,民族如此,其他事情如此.其他事情,你没有下猛药,如经济,你为什么因欧洲搞欧债危机,也在中国搞个什么债危机呢,我记得一些先生搞的经济学、社会学之类的东西,给中国出了不少主张,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评估了这些的主张的效果,是否因自己的主张在中国搞不下去了,才转过来研究民族问题吗?是希望通过搞垮中国使让自己免于承担责任吗?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搞.他们每年拿到那么多课题经费,难道不去搞些调查呢?是因为给官员包围了,是让年轻的博士生去做的?我真的不知道,他们的文章被新疆刊物发表而没有编者按,还会被新华文摘转载,他们的观点还通过南方周末广为流传.这是民意吗?这是谁的民意?是什么样的民意?或者是要引导民意吗?中央对一些问题早有定论,他们还要鼓吹,是为什么?而且还作为一种权威发布发表出来,为什么?我想不通.
2012-05-07 19:35
匿名
在今天的中国,到底是什么在阻碍少数民族发展,是政治化吗?不,是思想化,而且更多的是一些不理解发展问题症结的人的思想化,想象化,幻想化.当然,这好象是学术,但归根到底是文学.学者如果没有个人感受,对所研究的问题缺乏心灵的关怀,缺乏感同身受,其结论会切合实际吗?社会科学是科学,但他是人学,与自然科学有一些不同.如果一个学者,真正能够做到不需要个人感受,那他定然是机器,是别人先就设定了程序的.我们承认,中国每个人都置身于中华民族之中,都希望长治久安,但如果不考虑所提建议的可能性、可行性和科学性,结果导致了中华民族的分裂和社会的动荡,那他是从什么样的立场出发的呢?他的创新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费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是以多元为前提的,多元是基础,如果取消了56个民族的多元,费先生的理论将被改写。所以,所有取消多元的观点,是对费先生理论的背叛。尽管,民族识别只解决了56个单元的民族,并没有虽就说,不应该永远只有这些民族。未识别民族的概念,就是一个预留的空间。我们也不是这样做,如此如此完美无缺。这是一种现实选择。如美国要从阿富汗撤军,它打跨了塔里班了吗?现实选择。美国很聪明。它是现实主义者。那我们的理想主义是什么?是左吗?从实际出发,是社会学的精髓。离开实际,社会学有什么意义?中华民族,这是应该构建的,尽管其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引领下逐渐地成为一个共同体,但作为一个单元必须经历一个漫长过程。最关键的是,一个少年,尽管是一个发展方向,难道功能会与成人相同吗?就中国目前的现实而言,搞去政治化,否定民族自治制度,是幼稚和可笑的(尽管我们的教授们学富五车)。我希望我们民族研究领域的同行们,切实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吧。到少数民族中,到少数民族地区,把眼镜摘下来,来一个下放劳动吧.
2012-05-07 18:48
匿名
去政治化、非政治化等观点不是要阻碍少数族的发展,而是要在全国范围内为少数族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为什么要把少数族的发展局限在所谓的自治地区呢?学者不是简单地从个人感受出发,而是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出发,提出意见建议。国家需要创新,需要与时俱进,只有这样国家才能繁荣稳定,人民才会富裕安康。在当今中国,需要强化的是中华民族观念,而不是从小被强调所谓56个民族,实际上还有一些中国人(如云南、贵州的一些未确认民族身份的群众,以及台湾的各族人,还有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根本不属于56个民族的成分,但无疑他们属于中华民族。特别是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极少数人想分化中国的国际形势下,我们更需要中华民族的意识和身份,保障国家的安全稳定,保障人民的安居乐业。
2012-05-01 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