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殊域不道远——从出席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的早期中国人类学家谈起[ 来源: | 发布日期:2009-07-31 | 浏览()人次 | 投稿 | 收藏 ]
王建民

  1931年,在葡萄牙召开的国际人类学会上,首次出现了中国学者的身影。2003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5届世界大会上,经各国代表投票,中国获得了第16届世界大会的举办权。2009年7月27日至31日,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在中国昆明举行。从上世纪初人类学民族学被引入中国,中国学者就在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理论探讨,开展田野工作,实践学术本土化,努力实现着“健全中国人类学基础,使之能够与国际人类学并进”的目标。

  “保种强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引进与初建

  近代列强入侵和甲午海战失利,促使中国先贤哲人更加积极地探求新的知识和学问。为了“保种强国”,当时一批知识分子力求借助西方的科学知识来了解种族的概念,弄清人种的分类,探求为何某些列强能够横行世界,怎样才能够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人类学民族学知识的引进,中国学者开始对重新展现的世界进行进化论知识的附会和重构,以期替代以朝廷为中心的天下观。“五四”运动促进了包括人类学民族学知识在内的新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人类学民族学知识开始陆续进入各类大学的课堂。1923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李济学成回国,在南开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系。尽管这个系只存在了短短两年,却是中国大学单独设立人类学民族学科系之始。北伐战争胜利之后,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1928年,中央研究院建立,曾经在德国进修民族学的中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院长,同时兼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主任。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建立了人类学与民物学组。

  从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建立之初,中国学者就开始了学术引进和学科建设并举的过程。老一辈学者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理论探讨,开展田野工作,实践学术本土化。他们努力“健全中国人类学基础,使之能够与国际人类学并进”。

  在最初的学科建设过程中,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一直延续不断。除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等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机构邀请国外人类学家到国内讲学、参加共同研究外,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家也努力参与到更大范围的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学术交流活动之中。由于当时国力羸弱,加之战争动乱等原因,学者们出国参加国际学术活动的条件非常有限。但是,在上世纪前半期的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学术会议中,也活跃着一些中国人类学家。

  介绍、交流与正声,两次国际会议中的中国学者身影

  1931年,正在英国留学的刘咸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在葡萄牙召开的国际人类学会。刘咸字重熙,笔名观化、汉士等。1902年出生于江西都昌,1925年毕业于东南大学生物系,先留校任助教,后又到清华大学担任讲师。1928年赴英国,入牛津大学人类学研究院学习,并获硕士学位。刘咸为参加此次国际学术会议,将有关情况报告给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希望能够在会上对中国人类学家近期的成果进行更好的介绍和交流。为了提供中国人类学界总体情况的相关资料,国民政府教育部除了在高校征集相关作品外,还发函要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将有关人类学出版物转交给刘咸,以为学术交流之用。

  1934年春,时任中国科学社编辑兼图书馆馆长的刘咸参加了由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等学术机构联合组织的海南生物科学考察团,并得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的资助,率人类学组在海南深入黎族聚居区进行调查。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除了对300余位黎族同胞进行人类学测量外,人类学组对于黎族聚居区的民情风俗、生活习惯、精神文化、物质文明等也均有调查与观察,还采集到黎族群众日常使用的各种民物标本200余件。根据这次调查资料并参照相关文献,刘咸写成黎族文化研究的系列论文,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1934年7月,由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召集,在伦敦举行了第一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世界大会。50余国的数百名专家与会,在欧洲学习和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吴定良、杨成志、欧阳翥作为国际人类学会会员出席会议,并各自提交和宣读了论文,得到与会各国学者的较好评价。中国学者李济等人还被推选为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会理事。

  上世纪30年代,种族主义观念在欧洲兴盛一时,一些西方学者秉持人种论的观点,认为中国人不如西方白种人。在这次会议上,英国解剖学者舍尔什尔·约瑟夫·莱克斯顿作了题为《中国人脑与澳洲人脑的比较》的讲演,他秉持有关种族间脑结构差异的种族主义观点,宣称“中国人脑有猴沟,曲如弯月,与猩猩相近,进化不如白人高等”。欧阳翥根据会前搜集到的大量证据力驳莱克斯顿的观点,赢得了许多与会人类学家的支持。1936年,经过资料充实和进一步的研究,欧阳翥的《人脑之种族问题》一文在德国发表,文章从外形大小、重量和内部结构、显微解剖等方面,论证了黄种人和白种人的大脑并无显著差异,有力地驳斥了西方种族主义学者关于黄种人脑结构和功能不如白种人的谬论。

  出席第一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世界大会的中国学者吴定良,当时在英国生物测量与优生学实验馆工作。吴定良于1894年出生于江苏金坛,1920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改为国立东南大学),192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26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系攻读统计学。1927年转入英国伦敦大学,先后获生物统计学和人类学博士学位。1930年,经英国统计学家耶尔教授推荐,在荷兰经由国际统计学会大会投票选举通过,成为该学会第一位华人社员。参加会议之后,吴定良回国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人类学组主任。吴定良特别强调人类学组对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将该组的研究重点由文化转为体质和文化并重。1944年,吴定良负责组建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并担任筹备处主任。1946年,体质人类学研究所停办之后,吴定良到浙江大学任教,创立浙江大学人类学专业,并任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主任。院系调整后到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任人类学教授,并担任当时全国高校中唯一的人类学教研室主任等职。吴定良在中国体质人类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他对中国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体质测量,为研究中国民族起源与构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外一位参加了第一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世界大会的中国学者杨成志,1902年出生于广东海丰。1927年从岭南大学毕业后,杨成志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助教。1928年,受中山大学和中央研究院指派,与史国禄夫妇及容肇祖同赴云南调查,进行了中国最早的民族学田野考察。后由中山大学派往法国留学,获人类学高等文凭和巴黎大学民族学博士学位。杨成志回国后,历任中山大学教授及研究院秘书长、文科研究所所长、人类学部主任、人类学系主任以及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教授兼文物室主任等职。他在中山大学创建了人类学专业,并亲自指导了一批研究生,对中国民族学的研究以及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同是第一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世界大会参会者的欧阳翥,1898年出生于湖南望城。欧阳翥自幼习四书五经与古文史,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初读国文,继学教育学,后又转攻心理学及生物学。192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研究动物学,并于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29年,赴欧洲留学,先在法国巴黎大学研究神经解剖学,后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动物学、神经解剖学和人类学,1933年获博士学位。1932年至1934年间在柏林威廉皇家神经学研究所任研究助理。1934年秋,欧阳翥回国出任国立中央大学生物学系教授,曾长期担任该系主任。1949年之后,任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

  参加1931年国际人类学会和第一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世界大会的中国学者代表了中国学术界的较高水准,他们均在上世纪前半期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唯一的全国性社会组织——中国民族学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34年冬,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成立。经过选举,吴定良担任中国民族学会理事兼任出版委员会委员,杨成志、欧阳翥任理事,刘咸为出版委员会委员。

  踏平坎坷,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终于登顶国际舞台

  抗战期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家在西部地区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但因国内外局势影响,难有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战后,1948年4月12日,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召开中国民族学会第三届年会。经会议讨论决定,选派代表赴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第三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世界大会,并将该会会务情况及学科发展概况写成论文寄交大会宣读。由于经费的限制,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多为留学海外的学者。

  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一边倒”到60年代初期批判资产阶级民族学,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在国际交流与合作过程中经历了新的波折。人们对于国际学术会议唯恐避之不及,除了林耀华于1956年赴苏联参加全苏民族学学术讨论会之外,在国际学术论坛上鲜有中国大陆人类学民族学家的身影。不过,在此期间,甚至是在“文革”时期,依然有国外学者到中国访问,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家保持着某种程度的交流,尽管这种交流并不深入。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得以重建,学术交流也重新加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者开始出国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1982年5月,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主席、加拿大人类学家贝绍尔教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到中国进行访问,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建立了直接的联系。1993年,中国都市人类学会成为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正式会员。2000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在北京成功举办。2003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5届世界大会上,经各国代表投票,中国获得了第16届世界大会的举办权。现在,这次大会终于在昆明举办,成为今年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界的一件盛事。作为这次大会申办团的成员之一,在回顾中国学界参与国际人类学民族学会议的早期经历的同时,笔者更期待中国学界能够与世界各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家有更为深入、广泛的交流,能够经常出现在国际学术讲坛之上。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 “985”工程中国民族问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编辑:剧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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