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9月30日对晚会进行了专题报道。 资料图片

　　民族团结不仅是一个国家层面的东西，它更深深地蕴涵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这种力量朴实而深刻。像阿尼帕妈妈这样的故事，你用在宣传中给她拔高吗？不用！故事本身就已经具有一种值得敬畏的力量——

 　　晚会的内容结构传递了两组概念：一个是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的互动，一个是国家和社会的互动，而亲情则是贯穿其中的主旋律，这种亲情就是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各民族之间同舟共济的手足之情。

 　　记者：我们看到，《爱我中华》这台晚会与人们印象中的晚会形式完全不一样。它用艺术形式展现着政治内容，用真实的故事和朴实的语言诠释了抽象的道理。您能否谈谈晚会的创作思路是如何形成的？

　　关凯：其实，当我拿到方案的时候，赵学义社长和其他几位参与策划的领导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思路，就是选择60年来发生的一些真实故事，从两个方面来展示民族团结：一是国家的善意和努力，另一个是展示民间自发的、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和认同的民族团结情感。也就是说，我们要用晚会的形式来打通国家和社会两个层面对于民族团结的认知和叙述。像我、陈镭、郑茜，我们这些撰稿人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诉求文字化，把它变成一个可以操作的晚会架构，把它具象化。

　　记者：作为国庆60周年的庆典活动之一，这台晚会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民族工作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进行了一次艺术化的总结，比如晚会对民族政策的介绍就很精练。我们都知道，民族团结这个题目很大，说什么不说什么，你们是怎么把握的？

　　关凯：当然，在晚会的策划中，我们特别注重对60年来民族政策发展实践的梳理，因为举办晚会的时间非常特殊，是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前夕，这就要求必须要表现出厚重的历史背景，而不能仅仅叙述今天，需要有一个线索。

　　记者：那么这条线索是什么？又是如何找到和确定的？

　　关凯：对如此繁杂的内容进行简约化处理，这种提炼需要一种经验直觉。在策划过程中，为60年民族工作找一条简练的线索确实很不容易，因为它的丰富与复杂已经远远超过晚会的形式和时间所能承载的限度。最后，我们确定的方案是通过展现核心价值观来反映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所有的点都围绕平等、团结、共同繁荣发展这3个原则展开，用胡总书记的话说，就是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记者：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

　　关凯：比如“平等”。我们在叙述民族平等的意义的时候就换了个视角。通常的叙述逻辑是“自上而下”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和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追求社会平等。但这次我们的叙述变了，我们转向以民间的反应为中心，因此晚会的开场故事是讲民族团结誓词碑的，我们认为誓词碑凝结了很多意义。当时的背景是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政权正在全面进入边疆少数民族社会，但那时在这些地区，各种政治力量还交织在一起，跟不跟共产党走还是各族头人和老百姓心中的疑问。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民族头人和代表能够歃血为盟，决心跟着共产党走，就是基于民族政策的强大感召力。因为晚会的时间关系，关于誓词碑的内容被删掉了一些，最初的版本里有一个故事：盟誓后不久，和毛主席握过手的拉祜族代表李保被敌人抓住埋在地里，仅剩头颅在外，只要李保答应不再追随共产党，就可以被释放。但7天7夜，李保到死都不屈服。意志如此坚定的不止李保一个人。这些少数民族代表宁可命都不要，也要跟着共产党走。

　　我们的创作过程也是一个反思的过程。少数民族社会中蕴含着这种强大的力量源于何处？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朝代能以真正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我们知道，千百年来，中央王朝一直将少数民族视为“化外之民”，也就是“野蛮人”。但1950年的时候，少数民族代表忽然发现自己第一次真的成了国家的主人，他们能和毛主席一起跳舞、一起阅兵，他们感觉到自己得到了国家的尊重，这就奠定了他们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对共产党的追随的基础。誓词碑这个故事，虽然只有短短两分钟，但包括后来的民族工作队、社会历史调查、民族识别等，都隐含在里面，它深刻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理念所具有的价值力量。

　　在“团结”的主题中，阿尼帕妈妈的故事非常典型。我们对民族团结的叙述，常常是有意识地在强调民族团结，但我们在阿尼帕妈妈身上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她绝口不提民族团结，但她却在用一生的行为去实践，这才是民族团结的最高境界！民族团结在新中国60年的历史中，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中华民族共有的一个文化基因。所以，对阿尼帕妈妈的这个故事，我们根本不用强调民族团结。阿尼帕妈妈就是一个善良的母亲，她没有任何豪言壮语，她很平淡，但就是这种超越民族的母爱，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让我们看到了在基层社会，在多民族地区的一种内在的和谐，这是一种自然而生、“润物细无声”的社会规范。晚会方案虽然几易其稿，到后来甚至一天一稿，但誓词碑和阿尼帕妈妈这两个故事一头一尾，从来没有变过。

　　记者：还有很多故事是有变化的吗？

　　关凯：除了头尾，唯一不变的就是主线。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在我们的基诺族片段里，胡锦涛总书记说了一句话：“我来看看基诺族的兄弟们，看到大家过得很好，我很高兴。”其实这就是我们几代领导人延续下来的一个同样的理念——国家领导人对少数民族以兄弟相称，是一种亲情的叙述方式。我们知道，基诺族是我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国家对这样的小群体都有特殊的政策关怀，可想而知，国家的民族政策就是始终在强调：在发展的道路上，各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不能让一个民族掉队。当然，因为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各民族在发展水平上的不均衡是现实存在的问题，但我们同时也能看到，国家实际上一直在努力完善修补这个发展的不平衡，使每个民族都能从国家的发展中受益。这里面所包含的价值原则、价值意义，是我们要通过晚会传递出来的。

　　同时，从古到今，我国方方面面的发展里，每一个方面都有少数民族的贡献，而我们对这种贡献的叙述不是去说“事儿”，而是去说“情”。中国社会和谐的民族关系不是空穴来风的，它已经沉淀成不同民族之间的深情厚谊。所以，在第二板块中，从“国家的孩子”这样一个蒙古族抚养南方孤儿的故事开始，晚会就进入了一个从基层社会看民族关系的全面叙述，这些故事所展现的就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水乳交融、血浓于水的深情，这种深情恰恰是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从国家和社会的互动来讲，晚会的内容结构反映了国家的努力和社会的贡献之间的关系，它传递了两组概念：一个是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的互动，一个是国家和社会的互动，而亲情则是贯穿其中的主旋律，这种亲情就是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各民族之间同舟共济的手足之情。

　　记者：也就是说，民族团结也是国家意志和国家力量的体现？

　　关凯：当然是的。比如宁夏给水团的故事就说明了国家的努力。也许很少有人能想到，在民族地区的驻军的任务是给百姓打水。国家利用军队的力量来解决民生问题，这是我们制度优越性的体现。看上去这只是个简单的故事，但它的背后，包括现场给水团展现出来的打井地图，800多口井，经年累月，那是国家给的任务啊，是国家力量的体现啊。这种力量展现的高峰，就是青藏铁路。西部大开发就是国家力量在民族地区的集中投入，其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青藏铁路。青藏铁路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它不是一个投资赚钱的工程，尤其与巨大的投入相比，它不具有相应的经济效益。但国家为什么要建？我们都知道青藏铁路是一个伟大的工程，那么它到底伟大在哪？它的伟大在于真正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它考虑到生态环境，考虑到青藏高原民生，考虑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青藏铁路短片的稿子是整个创作过程中最让我头疼的一部分。我们反反复复地进行了多次修改，但拿出来的文稿，赵社长一直不满意，觉得反映出来的东西还是表层的，没有从价值层面把青藏铁路所具有的意义提炼出来。到最后一遍修改时，我为那千八百字的解说词从晚上9点一直写到早晨9点，到写出五世达赖喇嘛和六世班禅大师进京时的艰难，写出了最后一段话：“当成群结队的藏羚羊，沿着铁路沿线33处野生动物通道迁徙；当被精心呵护的绿色植被簇拥着蜿蜒前行的路基，作为一条生态铁路，青藏铁路揭示出人类工程与自然生态之间一种和谐的共赢关系。这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发展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始终服务于人、服务于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与文化环境。”这才算是过关。

　　记者：你们几位主创人员都长期从事民族工作，应该说经验丰富，而各民族感人的故事又很多，在选择这些故事的时候是不是相对容易些？

　　关凯：不是这样。在故事的选材上我们主要有3层考虑。首先，案例本身必须适合电视表现，从技术上说，必须要有人物能到演出现场，否则这将是个不完整的故事。另外，我们尽可能要找复合型的故事，而不是单一的。所谓复合型，就是它能凝结的东西越多越好，最好里面包含了国家、政策、基层民众、实实在在的生活等所有这些要素，这样才不空洞，才厚重，毕竟我们是要办一台晚会，而不是在上课。我们的叙述不是靠语言，而是要靠画面及现场人物的互动来展现的。第三点就是主观判断，案例必须在我们能够做出判断的预期内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每个故事都要在一两分钟内讲完，而且要能抓住观众的眼球，打动观众的心灵，这是非常难把握的。所以当央视《讲述》栏目的年轻编导刘芳和宋丹从央视资料库里找到覃新宇和李美文“壮汉姐弟情”的故事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接受了。因为这个故事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所有的当事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做一个伟大的事情，而这恰恰是我们想通过晚会表达的东西。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是刻意做出来的，都是像流水一样自然且充满真情实感的。

　　记者：通过小故事体现大道理是这台晚会最成功之处，这个大道理是怎样构思的？

　　关凯：在准备文字稿的时候，我们确实很费心血。8月初刚开始准备方案的时候，我和赵社长封闭在吉林市的如家旅店里，除了吃饭我们从不出房间，连续写了5天才有一个成型的东西。当时最费神的还是用哪条线来串平等、团结这些理念。我们最初想到用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理论，这个理论在学界是受到普遍认可的。我注意到今年9月30日，在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就指出，“在长期发展进程中，我国各民族密切交往、相互依存，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当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请谁来解释费老的“多元一体”理论。我们当时考虑的方案是去香港采访金耀基先生。金耀基先生是一位很有影响的学者，他认为中华文明在中国国家建构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等，在国际上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最终还是放弃了，主要是考虑到不让“大道理”脱离“小故事”。

　　记者：那你觉得可惜吗？

　　关凯：不可惜。为这台晚会撰稿实际上对我个人而言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几年我从国家民委调转工作到中央民大后，看问题、写东西已经不自觉地偏重于学术立场。但学术和电视是两回事。操作这台晚会的时候，我最大的担心始终是如果只顾唱歌跳舞，晚会的思想性和价值观就体现不出来。讲小故事或许容易，但晚会不是故事会，它要传播大道理。第一次和中央电视台的同志们开会的时候，对方说我们的方案像专题片，不是晚会，这让我相当郁闷。在这个问题上，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央视特聘的撰稿陈镭作出的，他很轻松、也很专业地指出了如何将这些内容转变为晚会形式，并不需要损失思想性。我从陈镭那里学了很多做电视的东西。

　　民族团结最大、最丰富的教科书就是生活本身，我们要敬畏这种来自民间、来自基层的力量，不仅仅是敬，更应该是畏。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经过艺术提炼，再回到群众中去，我想，这才能真正达到宣传民族团结的效果。

　　记者：我在观看晚会的时候，也被感动得流了很多眼泪。

　　关凯：虽然我们不断强调要传播价值观，但我们的意思却是不能简单地去宣讲。只有把价值观融会在“小故事”的每一个细节里，这样传播的价值观才能深入人心。晚会所有的故事都来自老百姓，我们没有夸大任何一个人、一件事，这些人和事原来是什么样子，在电视上就是什么样子。就像阿尼帕妈妈，我们没有对她进行任何的人为拔高，但我从晚会现场的监视器上看到，在讲述阿尼帕妈妈的故事时，几乎所有观众都落泪了。其实不是到最后一个故事观众才开始落泪，从“国家的孩子”这个故事开始，很多观众就开始落泪了。其实，对这样一些故事，真实再现足矣，这些故事本身都有这个力量。

　　记者：就是说，正因为它真实，才让大家感动？

　　关凯：是的。为什么大家能够被感动？因为情感是共通的。民族团结是有力量的，它不是一个人工装饰出来的东西，而是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真实的情感、真实的力量，我们要敬畏这种力量。在策划晚会之初我们就定了调子，不要只听精英说什么，我们要看看底层民众在做什么。我们不能只看到“7·5”事件、“3·14”事件，还要看到晚会上的这些故事，这样才能全面理解民族团结。

　　说远一点，我们在民族团结教育上可能有一个误区，总觉得民族团结的概念是从上面、从外部在给人们灌输。实际上，民族团结就是真实发生在百姓自己身上或身边的事，民族团结的精神就是从群众中来，然后上升到国家政策的层次，最后还是要与百姓的生活结合起来，成为百姓自己的东西的。现在一说民族团结，就要讲形式，什么周、月，教科书一本本地出，从概念到概念，总像是要上课。但实际上，民族团结最大、最丰富的教科书就是生活本身，各族群众谁不渴望一种祥和、宁静的生活，但他们说的话里却未必有“民族团结”这个词汇。像60年前，苏国文的父亲给毛主席赠送了茶叶，今天，他要表达对党的热爱，没有用语言，而是集中了本民族几万人精心挑选炒制的茶叶做成两个茶饼，想送给胡锦涛总书记。我从你们报纸上看到，苏国文的过来和回去，受到了几万人的欢送和迎接。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苏国文，而是整个布朗族，也不是一个布朗族，而是众多的少数民族群众。有多少人同此心、同此想！与其说是他们是用本民族文化的传统方式来表达对国家和共产党的热爱，不如说是他们需要党领导他们过着平等、尊严、和谐的生活。这个力量谁动摇得了啊！我们要表达的就是这种力量。让观众看了晚会以后对国家有信心，对民族团结有信心。我们要敬畏这种来自民间、来自基层的力量，不仅仅是敬，更应该是畏。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经过艺术提炼，再回到群众中去，我想，这才能真正达到宣传民族团结的效果。

　　记者：观众的反响也对这种宣传教育方式给予了最好的肯定。

　　关凯：是啊，这是最令我们欣慰的。内蒙古的一位鄂伦春族学者说：“节目太好了，有《中国民族报》的风格，温暖、关切、脱俗、有远见，没有哗众取宠、喧宾夺主，在这里能感受到尊重、平等和阳光。”《人民日报》的一位老领导说：“这是近年来我所看过的最精彩感人的演出。与其他演出相比，同样主题重大，同样明星荟萃，同样色彩斑斓，但不同的是，不是以场面宏大、声势震撼、视觉冲击、群体竞舞夺人，而是以抓人取胜，特别是那几个新鲜、典型、生动、感人的故事，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催人泪下，感人至深。当晚，我和老伴儿坐在电视机前泪流满面，好像已经很多年没这么流泪、感动了。我相信这样的感受不是我一家！晚会取得了重大成功，因为观众被征服了。”

　　其实，就像前面说的，民族团结，对百姓来讲，不仅是他们的追求，也是他们的需要。他们在用很淳朴的方式在实践，那么我们如何把来自民间的善良、美好、充满生命力的民族团结的力量提升到国家层面，使之能够发扬光大，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我们需要把这些感情与国家的政策宣传、政策实践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不能让有些人误以为是我们在编造什么，而是要让所有人认识到在我国的民间有着深厚的民族团结的传统。当然，我们也应该清楚，作为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民族团结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这个提炼不是民间可以完成的，还是需要国家通过理论政策研究把它升华成全国人民对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共同追求。在民族团结上，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形成一个有着社会共识、有着雄厚社会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需要我们长久思考的。

　　记者：回过头来看这台晚会的策划、制作过程，是不是也有一些遗憾？

　　关凯：我有一个比较大的遗憾，就是在最后一刻删掉了结束语中的8个字。晚会最后，每个主持人只能说一句结束语，要用最凝练的语言总结过去，展望未来。4句话中除了必须说的承上启下的话，实际上只有一句是最关键的，可以对晚会传播的价值观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为了这句话，我们查阅了大量资料，推翻了无数方案，最后决定引用李瑞环同志在《要重视民族宗教问题》一文中的一句话：“56个兄弟民族情同手足，休戚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认为这句话是对中国社会民族关系最精确的表达，也最具有教育意义。但在临近录制的时候，“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8个字被认为与晚会的气氛不协调，去掉了。我当时在演播室里协调未果的时候，可以说是痛心疾首！

　　另外一个遗憾说起来可能有点老生常谈，就是事后觉得很多地方“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但时间确实太紧了，对一些细节，实在来不及精雕细刻。甚至有一个短片，是在录制的头一个晚上临时从撰稿到编片赶出来的。无论如何，任务完成，留些遗憾也难免。

　　■附：

　　关凯老师提供了一份他最初撰写的晚会开场解说词。或许对于晚会来说，这段开场白是长了一些。但是关老师在500多字中，精练地概括了几千年来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抽象出各民族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文化基因——

　　从大兴安岭的森林到青藏高原的雪峰，从南中国海的波涛到帕米尔的草原；当第一缕晨光唤醒赫哲村庄的鸡鸣，当最后一朵残阳消散了柯尔克孜人的炊烟；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在太平洋的西岸，我们凝望着自己生长于斯的家园。

　　这是世界上唯一由古代文明延续至今的实体国家。五千年的沧桑岁月中，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中国，始终伫立在世界的东方。

　　这是源远流长、包容万象的东方文明，融汇了农耕与游牧、渔猎与采集，以宽广博大的胸怀造就出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多元一体格局。

　　中华大地，这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家园。

　　中华民族，这是历史塑造的共同体。

　　在我们薪火相传的记忆中，曾有胡服骑射、关山飞渡；曾有苏武牧羊、昭君出塞；也曾有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商旅，跋涉在茶马古道上的马帮。中华民族的历史，不仅记录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文功武略，也传扬着松赞干布、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的旷古传奇。

　　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凝结着各族人民的智慧与创造；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深深植根于我们的历史与文化。

　　当外侮深重的时候，正是全民族同仇敌忾、团结一致的力量，维护了国家与民族的尊严与独立，催生出中华人民共和国。

　　今夜，全国各族同胞在一起欢庆人民共和国的甲子诞辰。借助这个机会，我们将在这里讲述几个60年来发生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真实故事。在这些故事中，始终流淌着的是，爱与凝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