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通过一系列革命运动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清除了盘踞在我国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基础上，中国天主教爱国爱教和独立自办运动走向高潮之际，中国天主教神长教友代表经过反复讨论之后，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胜利建立起来的伟大节日。从此便开始了值得隆重纪念的中国地方教会新生的五十年。

　　在这五十年里，中国天主教广大神长教友，尤其是各教区的主教们，根据基督教导（玛28,18)，体会到自己作为宗徒继承人和中国地方教会的法定代表，在本教区履行其教导、圣化与管理的福传职务时，拥有其“本有的、常规的和直接的法权”（梵二教会宪章27节）。而中国地方教会的这一源自宗徒传统的神圣权力，在旧中国殖民地教会体制下却一直被西方反动势力所剥夺，甚至在西方政教合一的体制下往往被利用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使旧中国教会背上“洋教”的骂名，无辜的本地神长教友也都因而抬不起头。而根据扶持地方教会的“夫至大”通谕精神，敢于提出起码合理要求的教会成员，却都遭到残酷的沉重打击。如一位曾在当年根据上述通谕精神，向冈恒毅教廷代表提出合理意见的爱国爱教神长戴神父，就因而遭到在柏泉方济各会院终生禁闭的严惩，至死都不许任何人与其接近。回忆以往我国殖民地教会的这种悲惨历史，将其与我国过去以及世界天主教现状对比，就会使我们更加看清我国教会民主改革的无比正确，更加坚定我们将爱国爱教和独立自办运动进行到底的决心。

　　我国天主教在此新生的五十年里取得了辉煌的成绩。首先教友人数从270万增至500多万。旧中国殖民地教会，地三百多年里教友人数号称三百万，实际仅270万；而新中国地方教会的教友人数，在短短的五十年内，却大大超过旧教会的三百年而增到500多万。它所体现的不仅是新旧教会成员人数上的差距，而是一个真正宗徒传统的地方教会与殖民地教会性质上的差异。事实上，旧中国殖民地教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将进教受洗与“治外法权”、“包打官司”、“灾年施粥”、“培养洋行买办”、“支持封建势力”、“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等挂钩的结果。严格地说。这不是福传，而是对福传的歪曲与亵读，因而必然不得人心，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其次，中国地方教会的各个教区，根据宗徒传统精神，原是委托于本地教区主教在司铎们的协助下进持牧养的。据此，牧养中国地方教会的主权本应属于中国主教。然而这一神圣主权三百年来，却一直被西方教会当局借口中国教会处于摇篮状态，需要外籍主教监护，从而支持殖民主义统治而予以剥夺。解放后在反帝爱国运动商潮中，一些有劣迹的外箱传教士先后被驱逐出境，或者自动离境回国。然而中国地方教会不能没有自己的主教。于是一些教区的神长教友们，经过慎重磋商和热切析祷，按教会传统和法规，以民主方式所选出的自己教区合法的主教，报到罗马教廷，却遭到无理的遣责甚至“绝罚”。教廷这种顽固坚持殖民统治的恶劣态度，反而坚定了我国广大神长教友，按照宗徒传统走地方教会独立自主自办，自选自圣主教道路的决心。五十年来，中国天主教已经自选自圣了170多位主教，他们为中国教会福传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甚至也得到了许多外国兄弟教会的衷心赞许与支持，从而更增强了我们将这一正确道路坚持下去的信心与决心。

　　第三，培养中国天主教爱国爱教合格人才的工作，包括培训神职人员、修女与平信徒的工作，在中国天主教新生的五十年里，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无比关怀和大力支持。自1978年宗教政策恢复以来，中国天主教根据牧灵福传工作的需要，经天主教第三届代表会议决定，并报请国家批准，于1983年9月27日成立了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学院最初在设于柳荫街和以后迁至海淀区时期，教学与生活条件虽在逐步改善但依然有限。1996年，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宗教局的亲切关怀与大力支持下，“一会一团”决定扩建天主教神哲学院,1996年12月新院的莫基仪式在大兴区兴业大街圣和巷举行。历经十年的修建，融我国传统文化“天图地方”建筑艺术风格的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于2006年8月完工。新址占地70亩，共计10栋楼：修生宿舍楼、司铎宿舍楼、修生教学楼、司铎培训楼、怀德图书馆、报告厅、餐厅、教师宿舍楼、外宾留学生楼和天坛式教堂，总建筑面积达20168平方米。国家为此先后拨款7400万元。有24位中外籍教授在校任教，它不愧为亚洲天主教界最现代化的、教学水平最高的学府之一。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自1983年正式成立以来，已进行十届招生，计有419名修生圆满完成各项学业，其中培养司铎240多位。自2003年以来，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举办了4届司铎进修班，学员都是晋铎五年以上的神职人员．主要进行礼仪、牧灵、伦理，教会法以及有关文献方面的培训。目前，已有160位神职人员获得学士学位，这在中国教会史上是第一次。此外为了进一步有计划的培训修女和平信徒骨干，“一会一团”在天主教神哲学院于9月竣工的同时，又自筹资金开始兴建占地7000多平方米的修女教友骨干培训楼。它除了对修女和教友骨干进行一般基本培训之外，也为我们今后尽力培养非神职人员神学家提供了条件。

　　第四，广大神长教友日益深切体会到，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是我们自己组织起来的爱国爱教组织。它自从成立以来，就要求基督徒不仅应遵纪守法作一个模范的好公民，而且发动大家根据基督教导，发扬“作盐作光”和“荣主益人”精神，响应政府号召，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种种革命运动之中，作出一个模范基督徒和好公民应有的贡献。于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先后涌现出一批批各行各业的天主教先进分子与代表人物，他们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政府嘉奖与社会好评，而他们爱国爱教的良好表现，最终也在彻底改变旧中国天主教留给人们的洋教看法，使新中国天主教逐渐融入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大家庭之中，成为其中的一员。这一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及其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所组织的爱国爱教活动。从根本上推动了本地化的进程，使其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扎根于社会主义新中国，融入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民族文化之中，成为中国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然而中国天主教的福传本地化，首先就在于按中国国情实行独立自主自办，自选自圣主教，这完全符合宗徒传统。当初保禄与伯多禄宗徒就是根据这种精神相互约定，分别结合其所在的民族文化进行福传，由各地教会自选自圣主教管理教会。地方教会自选自圣主教的这一宗徒传统，在中世纪虽然曾经受到西方政教合一政策的千扰，以及罗马教廷与罗马帝国君王对主教叙任权之争的影响，而使广大神长教友参与主教选举之权遭到剥夺。然而，地方教会主教座堂神职人员选举自己主教的权利，在欧洲历史上一直还是得到承认的。罗马教廷在教皇国之外批准地方主教选举，基本上是从二十世纪西方政教分离之后才逐渐开始的，这是历史公认的事实。至于我国天主教的这种福传本地化进程，一如当初伯多禄与保禄分别结合其所在的民族文化进行福传的作法，既完全符合福传本地化的宗徒传统，同时也得到各兄弟教会的赞同，现在甚至一部分自选自圣的主教罗马教廷也予以认可。

　　既然我自选自圣的主教也能得到罗马教廷的承认，那么罗马教廷当初对我1957年自选自圣主教所作的“既无效也不合法”的定断，以及所加予的“超级绝罚”本身就值得考虑了。众所周知，当初就有人向教廷指出，在中国主教的祝圣中，祝圣者是教廷所承认的主教，祝圣的仪式也是合法的仪式，因而不能说中国主教的祝圣无效。于是以后教廷对此选圣就只说其“不合法”了。其实，当初1957年以及随后的主教选圣，都是依照教会法定的手续进行的，其中并没有什么“不合法”之处。这些有效而合法选圣的中国主教，尽管是符合福传本地化标准的爱国爱教主教，之所以仍然不免遭到教廷的排斥和打击，就在于不符合其数百年来对华传教的殖民主义传统标准。这种殖民主义的政治标准．对我新中国爱国爱教的主教们来说，才真正“既无效也不合法”，因而决不能接受。

　　纵观古今中外的福传历史过程与经验教训，使我们深刻体会到，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过程，首先是使我们所领会和体现的福音精神，与中国文化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而融入其中的过程。早期利玛窦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的福传工作就得以顺利开展，而礼仪之争后教廷无礼否定中国文化，结果福传工作也受到严重挫折。由于同样原因，当时在印度和日本的福传也有过同样的惨痛教训。我们在传扬天主启示真理的过程中，之所以应当与各民族文化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就是因为除圣言的启示真理之外，良心的自然真理普遍存在于各民族文化之中，到处都有“无名基督徒”以及“以心神和真理崇拜天主者”（若4,23),只要我们能正确领会和体现福音精神，抱着爱心以言行为主作证，就会看到他们这些未来的天主选民，实际上也就是福音得以广泛传扬，并最后促使天国逐渐来临的现实基础。
    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排斥异已和一教独尊的局面，当前党和政府更从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和优势出发，号召大家正确认识和处理包括宗教在内的五个方面的社会关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这为我们天主教今后爱国爱教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良好条件。让我们全体中国基普徒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朋友，为了在我中华大地上，在“正义、和平与圣神之内喜乐”（罗14,17）的基础上，使天主的国早日来临而共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