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宗教学的重建和复兴,基督教研究正在步步走向深入。这其中的一大表现就是,在大量译著和影印书籍问世的同时,国内学者也在自己动手撰写基督教史。这些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基督教研究的水平和特点。游斌教授的《基督教史纲(插图本)》(以下简称《基督教史纲》)便是其中最新的且极具特色的一部。
在方法上,《基督教史纲》既没有逐章逐节罗列史实、长篇大段述评神学思想,也没有空谈历史哲学、社会学或人类学理论,而是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写作思路,该书以60个专题为框架,随着场景的变换,逐步深入主题地讲解基督教史。正如书中序言所说,该书的线索和主题乃是“圣灵在地上的旅行记”。“圣灵在地上的旅行”当可分为两部分:一为“运行”,二为“事工”。与之对应的是,该书一方面着重展示了基督教在地理方位上的移动和扩展,另一方面突出刻画了基督教在不同时期与西方社会文化开展的关联与互动中形塑自身个性与品质的过程。因此,该书既是一部基督教的全球传播史,也是一部基督教与西方社会文化的互动史,宗教知识和神学思想自然地融入到了其中。
在理念上,《基督教史纲》融入了“文化地理学”和“民族宗教学”这两个前沿的学科思想,将基督教历史分解到了不同的文化空间中,结合民族文化、民族关系等文化人类学课题阐释基督教的发展历程。例如,在讲述基督教的产生过程时,作者突出了散居在罗马帝国各地的希腊化犹太人的作用。这些人一方面带有犹太民族的历史记忆和风俗传统,另一方面又长期与希腊人等异族共同生活,形成了独特的综合特质与开放禀赋。正是以这些人为载体,基督教——这个与希腊罗马宗教截然不同、崇奉一神且强调律法和伦理,同时又与希腊罗马文化极为相似,带有强烈世界视野的宗教——得以从犹太教的土壤中萌生出来,嫁接到西方文化之中。
再如,在讲述中世纪基督教格局的形成时,作者突出了教派与民族关系在其中起到的作用。阿利乌派被公教会(罗马天主教会)定为异端后,并不甘示弱,而是转向北方蛮族地区传教,在蛮族中注入了基督教信仰的种子。接着,蛮族瓦解了西罗马帝国,正统教会的地盘纷纷被信仰阿利乌派的蛮族政权所掌控。但法兰克人没有像其他日耳曼部落那样接受阿利乌派,而是在公元3世纪就进入了罗马帝国控制的高卢地区,与罗马人结成盟友,和平地生活在高卢地区,开始与正统教会有所接触。法兰克王国的创立者克洛维因一次反败为胜的经历而受洗皈信,使得法兰克人成为蛮族中最早接受正统基督教的民族。这样一来,“共同的宗教使蛮族与罗马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国家,在针对其他蛮族的战争中更具有政治优势。同时,克洛维和法兰克人皈信正统的基督教,也便于他们发动对当时信奉阿利乌派的其他蛮族的战争,使得消灭或驱赶其他蛮族具有了宗教和道义上的合法性。”从政治学角度看,这样的背景大大降低了法兰克人的政治成本,造就了幅员辽阔的法兰克王国;而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蛮族征服了文化繁荣的罗马帝国,但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却反过来征服了蛮族,公教会在欧洲中世纪的坚实地位得到了奠定,而且基督教的版图较之过去变得更加辽阔了。
同样,在宗教改革的发展过程中,作者也突出了地域和民族的因素。欧洲民族意识的觉醒带来了双重的结果:一是各民族的教会自主意识得到加强,并且不断涌现出否定教廷和教宗权威、具有“现代倾向”的神学家,最终造成了系属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各自特色的基督教新教教会。二是天主教会开始反思和改造,出现了旨在加强天主教会普世权威的“公会议运动”和以耶稣会的出现为代表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两者都既推动了基督教的现代化,也参与型铸了现代西方政治国家关系的格局。
总之,地域与民族这两个概念不断进入作者讨论问题的视野,向读者展示了“圣灵”的“运行史”与“事工史”。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史纲》继承了“左图右史”的传统。上述理念的表达,乃是建立在书中穿插的80幅基督教历史地图的基础上的。这80幅地图是游斌教授及其工作团队参考了大量国外成果精心设计和制作的,花费了大量心血。这些地图为基督教传播的范围和过程、各种运动的路线或地理分布以及不同教会、民族和国家之间复杂的关系,提供了醒目的说明。例如图12到图15展示了使徒保罗的3次传教过程以及早期教会的分布,图中除了将保罗传教的路线和区域以及早期教会分布的地点标示出来之外,还清楚地绘制出了散居的希腊化犹太人的分布地区。结合这两者的分布来看,可以清楚地看到希腊化犹太人之于基督教形成的作用。
此外,《基督教史纲》还注重接纳国外学术界的新成果。例如,在讲述早期教会史时,作者通过各种史实详细论证了“早期基督教并非‘无产阶级运动’,其部分成员亦来自社会的中上层,是希腊罗马城市中的居民,包括经济与文化水平较高的手工业者、商人和自由职业者。”这个过程引入了美国著名宗教社会学家,宗教经济学理论(或称“宗教市场论”)的提出者罗德尼·斯达克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成果,颇能引发读者对宗教史一般规律的深思。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