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庆摩崖造像揭秘 北京市规模最大的明代道教石像群[ 来源:北京晚报 | 发布日期:2017-01-11 | 浏览()人次 | 投稿 | 收藏 ]
高文瑞

  每年去延庆龙庆峡景区游玩的游客很多,但很少有人知道,距此约5公里的烧窑峪村,隐藏着一些石像。这些石像被称为摩崖造像,虽然其数量只有24尊,但已经是北京市规模最大的以道教为题材的明代石像群了。而那些神态各异的摩崖造像,无形中给这个小山村增添了几分神秘。

  摩崖造像是摩崖石刻的一种,摩崖石刻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石刻艺术。清代冯云鹏所著的《金石索》载:“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意指在山崖石壁上所刻的书法、造像或者岩画,统称为摩崖石刻。摩崖石刻起源于远古时代的一种记事方式,盛行于北朝时期,直至隋唐以及宋元以后,在中国的艺术体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北京地区的摩崖石刻历史悠久,分布广泛,内容丰富,数量众多。据不完全统计,现存的摩崖石刻不下百余处,除了城区外,各郊区县基本上都有。而烧窑峪村的摩崖造像虽存在已久,却知者甚少。直到2014年,文物部门才对该处的摩崖造像作了有效保护,比如拓宽了造像前平台,设置了仿古游廊。
 
  烧窑峪的摩崖造像具体建于何时?史料中并无确切记载。不过,在该处摩崖造像旁边的岩壁上,还保存着一处高0.9米、宽0.61米的摩崖石刻。历经岁月的洗礼和风雨的侵蚀,石刻字迹早已模糊不清,隐约可以看出有“万历”等字。
 
  这些摩崖造像有什么样的经历,烧窑峪村又有什么样的故事?本期品读讲述的就是烧窑峪村和摩崖造像的往事。
 
  1、造像藏在半山腰
 
  烧窑峪村隶属延庆区旧县镇,位于旧县镇政府西北5.8公里处。烧窑峪村始于明代,属永宁卫军屯,为烧炭之所,故称烧窑峪。村子很小,就在山脚下,从村南走到村北,只需走上几百步就到了头。村里有个不大的空场,十几个朴实的村民聚在那里,或晒太阳,或踢毽子,享受着恬静的田园生活。
 
  摩崖造像在何处?村民用手往北一指:“就在村北的那座小山上。”热心的村干部李来有听说笔者前来寻访古迹,自告奋勇带路前往。跟着李来有出了村开始登山,山脊崎岖,道路狭窄,有些路段仅一尺多宽,堪堪能容俩人错开。下面虽不是万丈深渊,掉下去也会有生命危险。山虽不高,却也群峰林立,别有风景。一边往上走,李来有一边介绍:“那座山叫椅子圈、凤凰山,那座山叫将军帽、半块豆腐山,半块豆腐山上有一瀑布,落差约二三十米,俗称水沟,如果从烧窑峪摩崖造像处上行,到山梁后西行,就可登顶半块豆腐山。”
 
  我们所爬的山则被当地村民称作馒头山。约半小时后,盘山小路越来越窄,猛然间,右手边突然变宽。此时已经来到半山腰,这里竟然藏匿了摩崖造像群。此处崖壁竖切下来,向内掏成石窟,由东往西水平排列着三座石窟,里面用山石雕塑成像。
 
  东殿不很大,面阔约三米五,进深三米三,高两米。殿内石台上,并排供奉着三尊造像,均宽衣博带,结跏趺坐。中间造像双手合于腑前,两侧一像手持石杵,一像手持法器。李来有称此为三官殿,道教三官即天官、地官、水官。三尊雕像只有身子,头部是村里人用黄土胶泥塑造的。这也是有历史原因的,上世纪70年代初,村里年轻人“除四旧”,把石像推到山下,一尊损坏严重,另两尊也倒在沟壑之中,身首异处。直到1997年夏天,当初的那几个年轻人已经成了中年人,他们又把三尊雕像搬回殿里,但雕像的头部却已找不到了。
 
  相隔几米就是中殿,洞窟坍塌严重,殿前有一块从顶部塌落的巨大岩石。李来有说:“这是1947年遭国民党部队炮击时炸塌的,当时砸毁了一尊神像。”中殿面阔四米八,进深两米一,高两米。规模明显比东殿大,石像也有11尊,一字排列,高低有序。中间一尊最高,端坐石台上,身着铠甲、玉带,左手放于左腿之上,掌心向上掐诀,右手空握,只可惜头像残缺,不知面部表情。村里老人认为这是真武大帝雕像,洞窟也叫真王殿。左右两侧各侍立5尊神像,上首5尊有的手托供品,有的做出服侍状,神情虔诚;下首5尊面目威严、凶煞。从人物形象上看,有金童玉女、龟蛇二将、雷公等诸神,其中以尖嘴、鹰爪、左手执楔、右手执槌的雷公形象最为突出。
 

  西殿俗称娘娘殿,殿内共雕有10尊石像,有两尊破损较严重,其余都还完整。正面石台上有像3尊,均为中年妇女,形象端庄,约半米高,坐式抱手,目视前方。中间石像抱手,掌心环出一孔,上可插香。从形象上看,似为碧霞元君、眼光娘娘和送子娘娘。传说眼光娘娘主光明,治眼疾,进而又演化为无所不治。烧窑峪村也有类似传说,传说在附近娘娘庙的石台上,有一深25厘米,直径30厘米的水坑,谁眼睛有毛病,取石坑里水,点上就可治愈。

  2、造像疑为明代所有

中殿,旁边有坍塌的山石

  烧窑峪的摩崖造像中,中西两殿雕刻精细,人物造像比例适当,造型美观,表情各异,栩栩如生。而东殿雕刻线条简约流畅,不饰雕琢。只可惜此处山石并不坚硬,历经风雨的侵蚀,石像多有风化,靠近洞口的浮雕石像,身子已快与石壁持平。

  东殿石窟一侧,石壁上刻有碑文,字迹早已模糊。李来有介绍说,前些年往碑文上泼上水,还能看出有“万历七年”等字样。但是现在看着粗麻的石面,很难想像出这些字的笔迹。不过,从殿顶雕刻出的仿木斗拱,和斗拱下的莲花图案,以及雕像所戴的头饰等来看,似为明代所有。但是,有的雕像人物的面部特征又有北方或西部人的相貌,因此也有明代前的可能。

  笔者咨询过延庆文委的专家,他们做过碑文的拓片,但也只是有隐隐约约的痕迹,字迹不好辨认,市文物局的专家们也不能肯定是哪个朝代的。

  相关的文献记载不多,2006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延庆县志》上记载:烧窑峪石刻“初步确定为明万历年间(1573—1620)凿刻”。而1981年出版的《延庆县地名录·名胜古迹》,在一览表中另有记录:“佛爷殿,烧窑峪北山上传为唐建。”

  但是,此处为道教题材的石像群,又怎么会有佛爷殿一说呢?当地村民回忆说,当初被年轻人推下山的三尊石像均是三官殿的,中间一尊头像发盘螺髻,这是佛像,而旁边一尊无发髻,目光平和慈祥,也不是道教装束。笔者细观三官殿内雕像,只见石质发青,与馒头山发红的石质有所不同。而三官殿内雕像能从石窟中搬动,也非与山一体,且三尊雕像皆趺坐,为佛家坐法。所以三官殿是否为佛爷殿?烧窑峪石窟是否多教合一?建造于何时?三座石窟是否同时开凿,或间隔多久?一系列的疑问还有待考证。

  延庆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庙观遗址,至今还保存着多处真武庙、泰山庙、三官庙遗迹,还有很多奶奶顶、奶奶庙、娘娘庙之类的古地名,道教在这一带很有影响。明朝初期,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夺取了皇位。传说在燕王的整个行动中,真武大帝都曾显灵相助,因此朱棣登基后,即下诏特封真武为“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并大规模地修建武当山的宫观庙堂。同时,永乐皇帝还宣扬自己是真武的化身。在帝王的推崇下,真武信仰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而烧窑峪的摩崖造像,就是目前北京地区已发现的道教题材规模最大的一处,其中就包含真武大帝像。此处虽远远无法和国内著名的石窟群相比,但也人物神态逼真,雕工精湛,有其独到之处。村里已经94岁的李凤岐老人至今记得流传下来的故事,据说当初建石窟时,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光盐就吃了10担,可想用功之深。

  3、村民义务守护30年

中殿中的造像

  烧窑峪村有不少村民对山上的摩崖造像怀有深厚的感情,多年来,村民们已经成为摩崖造像的保护者,李凤君老人就是其中之一。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李凤君上山时,看到造像被人为破坏,就萌生了保护的念头:“老祖宗留下的宝贝,不能在咱这辈人手中弄丢了。” 从1985年开始,他就成了馒头山摩崖造像的义务守护者。从他家到摩崖造像大约有3里路,其中有1里的山路,来回差不多两个小时。山上没有修步道,弯弯曲曲的山路是靠坚实的双脚走出来的。一路上,斩荆除草,他不停地挥舞镰刀。虽说是条路,但很多地方只是一个一个不规则的台阶,上山时手脚并用,下山时小心翼翼。李凤君平均每3天就会去山上巡查一圈,几十年来风雨不辍。他说:“这么多年都习惯了,不上山看看它们心里就觉得不踏实,生怕再有点儿什么闪失,对不起子孙啊。”

  30年来,只要碰到游客上山探访摩崖造像,李凤君不但给带路,还主动义务讲解,介绍村里的宝贝文物。这样的村民有很多,就像村干部李来有,一听说笔者来看摩崖造像,就给笔者带路前往。

  随着此处的摩崖造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文物部门也加强了保护工作。原来造像被铁栏杆封着,不好观赏,而且背后就是悬崖,非常危险。现在文物部门建了铁棚子,把造像保护了起来。

  除了摩崖造像,山顶的碎石堆也是村民们保护的对象。李来有带笔者爬到山顶,能看见碎石堆,这些碎石堆也是有出处的。查阅明嘉靖《隆庆志·烽燧》:“境内南北山峪隘口可通人马处悉用砖石砌塞,山峰嵯峨可以瞭望者各置烟墩。”碎石堆就是当初的烟墩。烟墩俗称烟墩儿、墩台,或通常所说的烽火台,用于点燃烟火,传递信息。明代有“墩口各拨军三名夜不收”的规定,三人正好日夜倒换值班。除了碎石堆,还有些残石,残石应为边墙,而非长城,边墙的作用是联结着两座山峰,阻塞仅可通人马的隘口。

  4、烧窑峪曾是军堡

山顶上早已坍塌的烟墩,在明代是军事设施,现仅存碎石块

  烧窑峪的名称由何而来,是否真的烧过窑?李来有说,以前烧炭,也烧过砖。而此处最早的村民,据说是一户姓陈的鞑靼人,辽时有祖坟200亩。但村里长者李凤岐又说,村里人是山西洪洞县来的。

  历史上确实有山西流民一说。元末连年战争,河北、河南、安徽、山东等地人口骤减。而晋南处在战争后方,经济繁荣,人口发展很快。《明史·太祖纪》就载有几次大迁徙:洪武四年(1371)三月,“徙山后民万七千户屯北平”。接着,又在六月,“徙山后民三万五千户于内地。又徙沙漠遗民三万二千户屯田北平”。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后,于永乐三年(1405)“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几次大规模移民,充实了北京的人口。

  明初时,烧窑峪一带荒无人烟,荆棘遍地。永乐皇帝朱棣就是看到此景,才设立永宁县,当时只辖5个屯堡:终食屯、团山屯、顺风屯、米粮屯、花园屯,都距烧窑峪不远,其中团山屯最近,仅10里路。当时朝廷实行了阻隔式防御策略,建立大批屯堡,分为军屯和民屯。明嘉靖《隆庆志》中,列举了众多的屯堡,并未出现烧窑峪的名字。不过,随着在延庆北面的各个山口建起边墙、烟墩,防御不断细化,烧窑峪的名字渐渐出现在志书当中。明万历《永宁县志》出现了:“烧囗峪,城北三十里。”“囗”字是什么,只能猜测。至清光绪《延庆州志》中则明确说明了“烧窑峪在永宁北三十里”。“附旧志”中记有:“烧窑峪口,距州三十里,通赤城县,路狭,无防守。”烧窑峪村就在山脚下,北面有一条通往赤城的小路,但要翻过太安山,路极窄,想过重兵很困难。

  “附旧志两卫屯堡”中,还记述了附近周边的情况:“烧窑峪屯在卫西北二十里。”还有太百老屯、白草凹、二铺、小堡子、常家营、罗家台,“以上七堡系军堡,旧属永宁卫”。此时才知,类似烧窑峪那样的小路也不忽视,惟恐敌人进入。因了这个山口,烧窑峪才列为军堡,并于山顶建起边墙和烟墩,加强防备。《延庆州志》反复提到旧志,延庆影响大的志书有清康熙年编纂的,还有明嘉靖及万历年间编纂的。照此说来,烧窑峪村应建于明永乐之后,清代之前。

  有幸的是,笔者在清末编纂的《延庆州乡土志》查到一段记述:嘉靖年间,北方鞑靼人屡屡侵扰,至三十一年(1552),有了转机,游牧民族归降了千余口人,搬到四海冶、周四沟、永宁卫、靖安堡几个地方定居生活。最初,牧民还保持原有的“驻牧”生活方式,国家每月给粮,每岁给赏,换来了“边患始靖”,与当地人共住了30多年。永宁卫当时管着这一带的军事防卫,虽未特指烧窑峪,却也相距不远。

  到了万历十八年(1590),这些牧民出现反复,重归北方,又成边患。经过一番争斗,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才陆续来到这里。这次有“男妇百七十余”人,分布在永宁城北黄峪口、烧窑峪、白草凹、古城等处,每处也有三四十人。至此,烧窑峪才有了村落,并与北方民族共居。游牧民族在边境上,长年与当地人共同生活,已接受了农耕文化,生活和风俗习惯慢慢趋同,难以区分了。

  一个小山村竟有如此丰富的历史,而且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融的见证。可见村落虽小,但深挖之下,仍有相当的历史底蕴。

(编辑:闫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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