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下民族文化的传播路径分析[ 来源:中国知网 | 发布日期:2017-06-18 | 浏览()人次 | 投稿 | 收藏 ]
刘斯琴高娃、王强

  摘 要: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它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文化全球化威胁着民族文化的延续与生存,而与之相关联的民族精神的更新和重塑也出现了许多令人忧虑的问题,这促使我们必须对民族文化作出新的反思,并且作出理性选择。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应推进文化先行,进一步深化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给民族文化交流与民族交融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无论是古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都源自于不同民族的人们对文化交流交融的向往与参与,更需要依托于促进文化艺术取长补短、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文化交流与合作有助于促进不同文明的发展。和平时代“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是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强化与周边国家经济、贸易和文化合作的客观需要,是影响和优化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秩序和格局的一个大手笔。推动中华文化传播出去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内容。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独特的民族文化风俗。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包括饮食、衣着、住宅、生产工具属于物质文化内容;语言、文字、文学、科学、艺术、哲学、宗教、风俗、节日和传统等精神文化内容。“一带一路”是经济贸易与文化发展的双核战略,蕴含着以经济合作为基础,以人文交流为支撑,以开放包容为理念的重要内容。各国间的关系发展既需要经贸合作的“硬”支撑,也离不开文化交流的“软”助力。为我国文化产业开拓市场提供了历史机遇。

  一、“一带一路”战略对民族文化传播的影响与作用

  文化消费需要广阔的市场,消费主体越广泛,文化的传播就越广泛,文化的影响力就越大,文化产业的市场空间也就越大。“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使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信仰的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人民交流更为密切,为各种优秀文化及和谐发展、和平共处理念的传播提供了途径,同时也为文化消费、文化产业跨越国界开辟了道路。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需要发挥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资源的优势,同时也要求文化产业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分工和转型升级,进入全球文化产业价值链的更高层次。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与经济双核战略结合的重要载体,在实施“一带一路”和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将发挥出突出的作用。“一带一路”为各国文化融合创新疏通了渠道。不同的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政治背景,使得各国、各地区的文化多样化、多元性意味着差异和矛盾,这种差异和矛盾在带来更大变数的同时,也带来更大的文化发展空间,因为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正是文化交流、碰撞、融合、创新。正是在这种撞击与交汇中实现着自身的生长和创新。着眼点是各相关国及背后多元文明的群体性复兴,是建立在文明融合而非文明冲突的立场上,是以文化的交流交融为经济建设搭桥铺路并提供价值引领和支撑。这就要求各相关国家必须加大文化的对外开放水平,通过文化的传承、交流和创新,使古老文明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的活力,这种交融也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与社会基础。

  二、“一带一路”战略下民族文化传播的路径

  1.充分挖掘民族特色文化资源。只有全面而准确地表现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和丰硕的当代文化创新成果,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华文化传播出去,为人类文明做出中国独特的贡献。一是要研究沿线各国风土人情、民族习惯、文化渊源、审美趣味和时尚潮流。充分考虑各种文化背景下的消费习惯和风俗因素,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群体的文化传统、价值取向和接受心理,找到他们的关注点和兴趣点,有针对性地开展适销对路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形成文化名牌。二是要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充分挖掘“一带一路”的历史文化遗产,引导和动员民间力量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支持沿线有关国家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在坚持其独特价值观和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实现内容和载体的创新,发挥各国在文化资源、制造、资本、人力等多方面的比较优势,将各自的潜在优势转化为实际发展成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进步。

  2.依托战略平台,深入开展人文交流。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多元文化共生共荣,是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也体现中国的民族文化品格。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与沿线国家能够开展更广泛的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合作、媒体互动等活动,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和外交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作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指出,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继《愿景与行动》发布以后,中视媒资与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成立“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与经济发展课题组”,沿线国家间将互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节、电视周和图书展等活动,合作开展广播影视剧精品创作及翻译,共同开展世界遗产的联合保护工作等。

  3.增强民族文化企业的竞争能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市场主体是推动中华民族文化传播的关键环节。一是推动文化企业做好传播的心理准备。必须事先熟悉国际商务的各种通行惯例和规则,对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政局状况、法律规章、风俗人情等充分了解,同时,为提高属地化水平,有必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当地的社会风气、人际关系、环境意识等特点特色,善于运用国际语言融入和开拓国际市场。二是提升产业层次、产品质量、科技含量、供应链管理和品牌打造能力。民族文化企业必须适应当前在国际价值链中位置的上升势头,顺势而为地提高各方面的能力与层次,并最终形成综合性的优势。

  4.突出资本带动的整合优势。资本走出去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但目前文化类对外投资占比还很小,资本要素在民族文化贸易领域还没有形成规模。一是要形成以资本走出去带动优质民族文化产业和民族文化产品传播出去的思维,鼓励民族文化企业创新投资方式,加强民族文化出口平台和渠道建设,走出去开展并购投资、联合投资,扩大境外优质文化资产规模,为民族文化产品和产业传播奠定基础。二是探索设立对外民族文化产业基金,加强“一带一路”在民族文化领域的金融合作。人民币跨境结算、规划区域金融中心、筹建亚投行、设立丝路基金等工作的推进,围绕重点民族文化产业和重点项目,推动民族文化资源有效配置、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民族文化市场深度融合,形成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发展金融布局。

  5.注重民族文化科技的深度融合。当今社会是技术统治时代,很多文化变革、文化创新往往是技术发展和突破所带来的。创客、“互联网+”、工业4.0等体现了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也代表着“一带一路”的建设方向。加强民族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提高民族文化的传播力、表现力,能够使民族文化产品更有力地影响世界、造福人类。一是要推动有关科技领域先进、共性、关键技术成果向文化领域的转化应用,创新民族文化产品及服务模式,提升民族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二是运用互联网思维带动文化与科技融合。互联网改变了社会生活,也逐渐改变传统的商业模式。在推动民族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中,不断推动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创新模式成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主流。

  6.发挥贸易平台的带动作用。建设“一带一路”,推动民族文化传播要推进各种国际化、外向型经济文化交流平台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一是继续办好民族文博会。要继续推进文博会的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建设,扩大文博会的品牌效应,优化集中展示、交易和信息平台的功能,为促进中国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推动中华文化传播和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新的积极作用。二是推进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建设。发挥对外文化贸易基地的辐射带动作用,从不同层面吸纳集聚民族文化贸易资源,创新体制机制,提供全产业链服务,使之成为功能完善的对外民族文化贸易服务链和国际民族文化贸易政策创新试验区,成为民族文化企业迈入国际市场的助推器。

  三、“一带一路”战略下民族文化传播需要关注的问题

  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民族文化传播既是一种宏观的战略布局,又是一种实践推动,需要作出顶层设计和一系列的战略规划,以下几个问题必须予以关注。

  改变单向传播的传统方式,形成双向互动的合作格局。文化是互动的,要打破简单强调以我为主的单向传播方式,即便是一方的文化传播出去,也需要在共同交往、理解尊重和互利共赢的基础上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带一路”战略并非简单地复制古丝绸之路线路,而是要注重依靠区域主体自身的民族文化特点、发展特征、资源与制度禀赋的优势以形成发展合力;不是通过一套无差异或标准化的市场准入、经营模式、管理程序来挖掘各自的竞争力,而是承袭其商贸往来与民族文化交流功能,实践一种“合作导向的一体化”,推动民族文化、经济等各种资源要素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配置和结构优化。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合理界定和发挥政府、企业以及智库、行业协会、对外贸易协会等非官方组织的作用。要树立民族文化企业贸易投资合作主体的地位,引导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参与,强化民族企业文化责任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同时,大力培育发展包括智库、行业协会在内的社会组织,通过商品、服务、媒介、教育等文化传播的不同载体,形成政府支持鼓励、民族文化企业为主体、各种团体组织共同参与的局面。

  四、结语

  在“一带一路”总体战略之下,民族文化传播前景广阔,民族文化建设大有可为。应抓住这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将中国民族文化在更广泛的区域内传播,进一步加强民族文化产业,从而更好地培育和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和国家形象。

  参考文献

  [1]王立志.新媒体时代的传播转型策略研究[J].科技传播,2014(24).

  [2]许萍.新媒体时代的传播转型策略研究[J].传媒观察,2014(9).

  [3]梁玲玲.新媒体环境下舆论监督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11.

  [4]韦路,丁方舟.论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研究转型[J].浙江大学学报,2013(4).基金项目:内蒙古高校2015年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编号:NJSY180)。

  (内蒙古民族大学,内蒙古 通辽 028000)

(编辑:程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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