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准扶贫有益于民族团结[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整理 | 发布日期:2017-11-24 | 浏览()人次 | 投稿 | 收藏 ]
  •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1月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思想: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印发〈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关于印发〈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的通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众志成城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在全国脱贫攻坚的决战时期,民族地区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更需要精准扶贫。

      扶贫工作是我国长期以来的一项顶层设计,是层层推进的国家事业。精准扶贫则是近年来党中央明确提出并实施的新型扶贫工作模式。精准的对立面是粗放。粗放式扶贫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必经的过程。由粗放到精准,这其中不仅是用词和思维方式的变化,更是社会发展和政府治理方式趋于成熟的标志。在民族地区推进的精准扶贫工作同样体现了这一逻辑。而且,精准扶贫工作在民族地区的开展,从经济、社会等层面对我国民族关系起到了进一步优化的作用,对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具有极其正面与独特的意义。


      一、彰显民族平等互助,推动经济发展“齐步走”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能否实现经济发展是解决我国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的关键性因素。从全国层面来看,在民族地区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是实现整个国家经济协调健康发展的要求;对民族地区而言,精准扶贫首要的受益者是少数民族同胞,体现了民族平等与互助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首先,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有利于实现民族地区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进而有利于国家经济结构的整体性优化。一般而言,资本遵循逐利的逻辑,而且是在可预期的时间里尽可能迅速地获得利润,因此,地处偏僻的民族地区往往因为地理位置等原因而导致投资获利周期较长,同样的产业类型在民族地区,比在交通位置便利的内陆地区更难吸引到长期、大规模的投资。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过程中集聚了大量包括资金资本在内的优势资源,这部分优势资源并不求短期内的回报,其利润计算也更加着眼于政治效益、社会效益,而非简单的经济考虑。新时期扶贫工作“精准化”的内涵中就包括了将优势资源精确地投入到地区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工作中,从而实现民族地区真正永久性地告别贫困,同时实现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协调与可持续。

      其次,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开展有利于补齐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在人才方面的短板,进而有利于保障未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基础。长期以来,民族地区与贫困落后被划上等号,这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民族地区缺少经济发展赖以起步的自然资源,而是因为历史造成的现代化人才人力资源的匮乏。精准扶贫工作因为扶贫模式精准化、精细化的原则而对参与扶贫的工作人员提出了极高的素质要求,这些现代化人才直接服务在扶贫一线,带来的是民族地区管理水平的提高、生产方式的革新,以及随之而来的地区人才教育与储备水平的提升。通过“人才扶贫”补齐人力资源短板,未来将是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工作的重点之一。

      最后,精准扶贫的展开有利于推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理念的转变与提升,进而有利于在观念上根除产生贫困的环境与土壤。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已远远超出传统形态而越来越向信息化经济、生态化经济模式发展。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原始资金的快速积累而可以部分地以资源换发展、以环境换发展,那么,在精准化扶贫的内涵中,必须纳入信息化发展、生态化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等发展理念。精准扶贫,观念为先,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部分地区在推进精准扶贫的过程中,主动将扶贫与现代化生产经营模式相联系,创造性地提出了“互联网+精准扶贫”,精准扶贫与生态保护、生态移民同时推进等模式,这些做法无疑既提高了扶贫的精准度,同时也有助于在民族地区普及新的发展理念,从观念上将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相协调、相衔接。

       【案例1】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积极扶持组建扶贫互助社助力脱贫攻坚

    新农村建设示范村丰迭乡水泉村新貌

    人饮工程

    经营中的一处林家乐

      近年来,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州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各项重大决策部署,坚持把解决群众发展资金难题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主抓手,大力扶持组建扶贫互助社,2015年底全县208个行政村扶贫互助社实现全覆盖,真正将扶贫互助社打造成为群众身边的“土银行”,群众在家门口就近借款,有力地解决了“贷款难”问题。其表现为:

      一是加强宣传提高政策知晓率。通过采取发放宣传资料、召开村民大会等方式,深入广泛宣传扶贫互助社运营模式、借款程序、农户的权力和义务等内容,不断提高政策知晓率,为组建扶贫互助社和群众利用扶贫互助社资金发展产业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和舆论基础。

      二是鼓励引导农户积极入社。采取宣传政策、入户动员等方式,详细分析入社前后的投入对比、收入对比,鼓励引导农户尤其是贫困户积极入社,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为贫困户办理借款,激发贫困户入社积极性。截至目前,全县共有11213户农户入社,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4887户,占建档立卡贫困户总数的95%。

      三是扩大筹集渠道增加资金总量。在全面落实省、州财政扶贫专项资金的同时,县财政千方百计筹措配套资金,实行入社农户缴纳互助金差别化政策,通过适度降低缴纳互助金标准、贫困户免缴等措施,积极动员农户自愿按照100—500元的标准缴纳入社费,不断增加互助社资金总量。截至目前,互助资金达7273.33万元。

      四是创新借款方式满足群众需要。积极引导农户把使用互助资金发展产业项目作为解决资金短缺问题的首选,探索实行“五户联保”、粮食直补金存折等抵押贷款模式,优化贷款程序,降低贷款成本,并参照双联惠农贷款操作方式,将互助资金注入到担保公司及金融机构,放大资金发放量,实现扶贫互助社资金效益最大化。截至目前,累计发放借款3430户3024.9万元。

      五是加强运行管理保障资金安全。靠实扶贫、财政、民政、乡镇、村组和农村信用社等单位的监管责任,强化对村级扶贫互助社的监管力度,针对扶贫互助社管理人员村干部较多的实际,将扶贫互助社管理培训纳入村干部培训计划,加强对互助社管理人员的培训,不断推动扶贫互助社规范化运行。健全完善村级扶贫互助社的规章制度,强化管理人员业务培训,熟练掌握互助社流程、业务办理程序和财务管理规定,不断提高管理能力,切实加强风险防控增强持续发展能力,极大地提高了互助资金使用效率。

      二、保障民族和谐,促进社会进步“加速跑”

      民族地区多属于我国经济欠发达区域,长期以来的欠发达状态已经影响到了全社会的整体和谐与进步,随着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工作的展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民族地区和谐进步是全社会和谐进步的题中应有之义,而精准扶贫工作就是实现民族地区和谐进步的解决之道。

      首先,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社会阶层的流动,进而有利于消除因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带来的社会分层加剧现象。地区差别、城乡差别是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现象,一定程度上差别的存在,有利于人口的流动与资源的合理配置,但如果这种差别长期存在并固化下来,就会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负面因素。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民族地区内部城乡之间就存在着这些差别,并且一段时间以来有固化、加深的趋势。精准扶贫观念的适时推出,给打破这种固化差别提供了极佳的机遇。精准扶贫直接改变的是民族地区人口的经济落后状态,但扶贫成果的巩固又会间接地实现地区差别、城乡差别的缩减,这为消除民族层面的社会分层加剧现象,实现民族和谐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有利于民族地区社会面貌与精神状态的提升,应当以精准扶贫为契机,以观念扶贫为手段,全面提升民族地区社会观念的进步。长期贫穷带来的不仅是物质的匮乏,还有随之而来的对生活的无力感和对人生价值的虚无感。民族地区在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包括各级政府、企业、组织在内的大部分参与者都意识到了这一点,纷纷提出精神扶贫、思想扶贫的提法,将物质扶贫与精神富裕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考虑。有些民族地区以深化精准扶贫工作为契机,依照“体育扶贫”的理念,宣传现代运动观念、普及体育运动器材,提升了整个地区的健康水平与精神面貌,这既是民族地方的新做法,也是值得各地推广的精准扶贫工作新思路。

      第三,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推进,也必将有利于全社会整体公共管理与服务水平的提高。自精准扶贫工作推进以来,各地扶贫工作纷纷转入“攻坚战”阶段,从早期的送钱物、送技术过渡到送观念、送服务的阶段。从中央各部门到地方各级政府,对精准扶贫中的“精”和“准”的关系也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从中央部门来看,各职能部门围绕自己的工作重心与工作优势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精准帮扶,“教育援藏”、“文化援疆”等形式各具创新性。从地方政府来看,创新管理服务模式,“以精准服务促精准扶贫”等成为新的提法。这些工作的推进已经超出了民族地区的范畴,成为对全中国、全社会公共管理与服务水平提升与否的一次大检验。

     【案例2】绣好精准扶贫新蜀锦

    古蔺县双沙乡村旅游

    彝族新寨

      乌蒙山下,易地扶贫搬迁的小楼拔地而起。大凉山里,脱贫后的彝寨兴起文明新风。芦山灾区,乡亲们在脱贫增收的路上感恩奋进……

      四川举全省之力聚焦“两不愁、三保障”,让贫困群众“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750万人减少到去年底的272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1.5%下降至4.3%。

      搬离“穷窝窝” 找到增收路

      山上缺水,王文平却怕下雨。大雨一来,陡坡上田里的土就一块块往下塌,30多年前盖的木房子更是透风漏雨。人勤地薄,古蔺县富民村的王文平穷得叮当响,看着一双儿女,再望望大山,40岁的苗族汉子觉得“有劲却没处使”。

      2016年古蔺县1.37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王文平没花一分钱就搬进90平方米的砖房。“山下活多,打零工半年就挣了15000多元。”刚脱贫的王文平“浑身都是劲”:用2万元扶贫小额信用贷款养了12头猪,种的木瓜有合作社收购,结合乡村旅游可以搞农舍接待……

      在四川,像王文平一样,搬离“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困境,通过特色农林业、劳务经济、资产收益等“脱贫路径”改变命运的故事并不鲜见。

      贫困发生率19.7%的叙永县堰塘村,搬迁群众依托企业的1000亩高标准甜橙基地,通过水果种植、入股分红、乡村旅游等,今年将实现整村脱贫。

      四川易地扶贫搬迁对象有116万人,2016年完成投资165.5亿元,33.26万人和王文平一样搬进新居,户均自筹不超过1万元,至少有17万人摆脱了贫困。

      扶贫举措“共振” 彝区藏区大变样

      四川有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特别是贫困发生率仍有21.4%的大小凉山彝区、12.8%的高原藏区,脱贫难度“非同寻常”。彝区“十项扶贫工程”、藏区“六项民生工程”等有力举措,正给当地带来变化。

      “四面土墙围成一间屋,屋顶只有木板遮雨,一家人和牛、马都在里面。”凉山彝族自治州金阳县保尔村的阿米格者没想到,祖祖辈辈人畜混居的历史,在他身上结束了。

      四川实施“彝家新寨、藏区新居、巴山新居、乌蒙新村”特殊政策,阿米格者拿着4万元补贴,自己投工投劳修起两层小楼,底层养猪、养牛,二层是三室一厅,外加独立的卫生间、杂物间和院坝。

      保尔村海拔2600多米,是高寒山区彝族聚居村。村民过去只会种土豆、苦荞,而且广种薄收。现在推广的土豆新品种,每亩能增产两三千斤,“农民夜校”还让大家学会了种蔬菜和中药材。

      凉山州还力推“移风易俗”,让“一步跨千年”的彝族群众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红、白喜事,借钱送高额彩礼、杀几十头牛一夜致贫等陋习没了。”保尔村第一书记蔡自姑惹说。

      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贡空村,61岁的泽仁曲措用上了自来水。在凉山州德昌县新塘村,搬迁户的孩子在镇上顺利入学。彝区、藏区新改建农村公路1.9万公里,藏区36万人告别无电历史。众多扶贫举措“共振”,2016年四川藏区彝区11.7万人脱贫。

      三、巩固各民族团结基础,实现民族团结“向前看”

      精准扶贫是一项兼具综合性、全局性与战略性的国家工程,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只是这项浩大的国家工程中目标体系的一部分,民族地区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其更重要的目的在于通过精准的扶贫模式,彻底消除民族地区的贫穷与贫困,将各民族人民的团结真正建立在共同发展繁荣的基础上。

      首先,民族地区精准扶贫事业的推进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在民族问题的处理上更优越,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民族团结。针对民族地区展开的精准扶贫行动,其工作机理是通过实现经济平等促进社会平等,其直接受益者是民族地区各民族同胞,因此,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既是对过去民族地区扶贫工作的有效补充,又是深化细化民族团结工作的现实举措。这项工作在政治上符合了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又通过具体的工作促进了各民族在经济与社会层面的交往交流交融,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其次,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工作体现了新时期中国民族政策的诸多内涵。2014年9月召开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以来,随着对民族问题的认识不断加深,我国在民族领域也出现了很多新提法,如“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这些提法反映了时代的需要,也体现了新时期党中央对如何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政策性思考,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十分具体化的思路。以民族地区互嵌工作为例,各民族相互嵌入与长期团结的基础必然是经济与社会层面的相对平等。难以想像在一个经济收入差距极大、可享受的社会资源悬殊的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中能够产生真正的民族团结。精准扶贫工作带有深刻的民生内涵,而民族地区的精准化扶贫则既能体现出帮扶民族地区弱势群体的决心,又精准发力于促进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相对平等,是新时期中国民族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最后,民族地区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工作的落实必将从根本上促进国家统一与政治安定,从总体上促进各族人民大团结。长期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对民族地区的支持和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更是通过西部大开发等国家工程对民族地区给予了政策与物质上的多重扶持。随着上述工作逐渐进入攻坚阶段,人们发现,要使国家优惠政策真正落到实处,精细化、精准性的工作原则与目标就变得必不可少。尤其对边疆民族地区而言,西部大开发等国家行为巩固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大工业基础,但是这些以资源开掘与输送、公路与铁路的兴建与开发等为主的行为主要是国家视角与地区视角下的宏观政策实施,只是间接起到了带动民生的作用。针对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此时就发挥了补政策短板的作用。针对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既是国家政策指引,又是使边疆民族地区人民切身体会到国家发展、民族团结带来的幸福果实的最佳机会。点对点式的扶贫,扶的不仅是贫困与贫穷,重要还在于打掉了各种极端主义势力以贫穷为借口实施分裂行径的口实。

     【案例3】“固边富民”扶贫 藏南边境小城扶贫创新之策

    洛扎县罗宝藏药材种植加工合作社贫困户职工在包装藏香

    新村

      在西藏山南市洛扎县,固边富民扶贫是落实精准扶贫任务的一项创新之策。

      为了解决边境一线群众的生活困难,洛扎县落实山南市固边富民政策,对边境一线的边民实行每年每人2900元补助。补助的发放不仅让群众安心守边,还帮助大批贫困户摘掉“贫困帽”。

      洛扎县色乡曲西村村民其美卓嘎一家,是被列入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其美卓嘎今年47岁,她家有两位老人、3个子女和一个外孙,生活压力较大。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惠及后,按照规定,其美卓嘎家年龄16岁以上的5口人,单是边民补贴一项,每年就能拿到1.45万元。

      除了边民补贴之外,政府还通过教育扶贫、医疗扶贫、就业扶贫等方式帮扶其美卓嘎一家。在她展示的存折上,清晰地记录着这个家庭存款余额已达2.9万多元。“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感谢各级组织和干部的帮扶,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其美卓嘎感激地说。

      其实,不仅在洛扎县,在整个山南市,像其美卓嘎这样通过固边富民等综合扶贫措施摘掉“贫帽”的家庭还有很多。根据山南市2016年精准扶贫固边富民情况的统计,目前,该市已完成边境小城示范村规划编制工作49个,涉及4704户、1.28万人。

      总之,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也是国家的生命线。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工作的展开,符合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正面促进了各族人民在民族团结方面的“五个认同”,必将对促进我国民族关系的优化产生直接而积极的影响。

      (本文系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民族团结理论与政策研究平台成果,作者:马东亮)

    (编辑:马永

    [字号: ]


    精准扶贫有益于民族团结[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整理 | 发布日期:2017-11-24 | 浏览()人次 | 投稿 | 收藏 ]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1月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思想: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印发〈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关于印发〈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的通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众志成城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在全国脱贫攻坚的决战时期,民族地区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更需要精准扶贫。

      扶贫工作是我国长期以来的一项顶层设计,是层层推进的国家事业。精准扶贫则是近年来党中央明确提出并实施的新型扶贫工作模式。精准的对立面是粗放。粗放式扶贫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必经的过程。由粗放到精准,这其中不仅是用词和思维方式的变化,更是社会发展和政府治理方式趋于成熟的标志。在民族地区推进的精准扶贫工作同样体现了这一逻辑。而且,精准扶贫工作在民族地区的开展,从经济、社会等层面对我国民族关系起到了进一步优化的作用,对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具有极其正面与独特的意义。


      一、彰显民族平等互助,推动经济发展“齐步走”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能否实现经济发展是解决我国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的关键性因素。从全国层面来看,在民族地区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是实现整个国家经济协调健康发展的要求;对民族地区而言,精准扶贫首要的受益者是少数民族同胞,体现了民族平等与互助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首先,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有利于实现民族地区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进而有利于国家经济结构的整体性优化。一般而言,资本遵循逐利的逻辑,而且是在可预期的时间里尽可能迅速地获得利润,因此,地处偏僻的民族地区往往因为地理位置等原因而导致投资获利周期较长,同样的产业类型在民族地区,比在交通位置便利的内陆地区更难吸引到长期、大规模的投资。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过程中集聚了大量包括资金资本在内的优势资源,这部分优势资源并不求短期内的回报,其利润计算也更加着眼于政治效益、社会效益,而非简单的经济考虑。新时期扶贫工作“精准化”的内涵中就包括了将优势资源精确地投入到地区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工作中,从而实现民族地区真正永久性地告别贫困,同时实现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协调与可持续。

      其次,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开展有利于补齐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在人才方面的短板,进而有利于保障未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基础。长期以来,民族地区与贫困落后被划上等号,这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民族地区缺少经济发展赖以起步的自然资源,而是因为历史造成的现代化人才人力资源的匮乏。精准扶贫工作因为扶贫模式精准化、精细化的原则而对参与扶贫的工作人员提出了极高的素质要求,这些现代化人才直接服务在扶贫一线,带来的是民族地区管理水平的提高、生产方式的革新,以及随之而来的地区人才教育与储备水平的提升。通过“人才扶贫”补齐人力资源短板,未来将是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工作的重点之一。

      最后,精准扶贫的展开有利于推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理念的转变与提升,进而有利于在观念上根除产生贫困的环境与土壤。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已远远超出传统形态而越来越向信息化经济、生态化经济模式发展。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原始资金的快速积累而可以部分地以资源换发展、以环境换发展,那么,在精准化扶贫的内涵中,必须纳入信息化发展、生态化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等发展理念。精准扶贫,观念为先,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部分地区在推进精准扶贫的过程中,主动将扶贫与现代化生产经营模式相联系,创造性地提出了“互联网+精准扶贫”,精准扶贫与生态保护、生态移民同时推进等模式,这些做法无疑既提高了扶贫的精准度,同时也有助于在民族地区普及新的发展理念,从观念上将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相协调、相衔接。

       【案例1】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积极扶持组建扶贫互助社助力脱贫攻坚

    新农村建设示范村丰迭乡水泉村新貌

    人饮工程

    经营中的一处林家乐

      近年来,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州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各项重大决策部署,坚持把解决群众发展资金难题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主抓手,大力扶持组建扶贫互助社,2015年底全县208个行政村扶贫互助社实现全覆盖,真正将扶贫互助社打造成为群众身边的“土银行”,群众在家门口就近借款,有力地解决了“贷款难”问题。其表现为:

      一是加强宣传提高政策知晓率。通过采取发放宣传资料、召开村民大会等方式,深入广泛宣传扶贫互助社运营模式、借款程序、农户的权力和义务等内容,不断提高政策知晓率,为组建扶贫互助社和群众利用扶贫互助社资金发展产业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和舆论基础。

      二是鼓励引导农户积极入社。采取宣传政策、入户动员等方式,详细分析入社前后的投入对比、收入对比,鼓励引导农户尤其是贫困户积极入社,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为贫困户办理借款,激发贫困户入社积极性。截至目前,全县共有11213户农户入社,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4887户,占建档立卡贫困户总数的95%。

      三是扩大筹集渠道增加资金总量。在全面落实省、州财政扶贫专项资金的同时,县财政千方百计筹措配套资金,实行入社农户缴纳互助金差别化政策,通过适度降低缴纳互助金标准、贫困户免缴等措施,积极动员农户自愿按照100—500元的标准缴纳入社费,不断增加互助社资金总量。截至目前,互助资金达7273.33万元。

      四是创新借款方式满足群众需要。积极引导农户把使用互助资金发展产业项目作为解决资金短缺问题的首选,探索实行“五户联保”、粮食直补金存折等抵押贷款模式,优化贷款程序,降低贷款成本,并参照双联惠农贷款操作方式,将互助资金注入到担保公司及金融机构,放大资金发放量,实现扶贫互助社资金效益最大化。截至目前,累计发放借款3430户3024.9万元。

      五是加强运行管理保障资金安全。靠实扶贫、财政、民政、乡镇、村组和农村信用社等单位的监管责任,强化对村级扶贫互助社的监管力度,针对扶贫互助社管理人员村干部较多的实际,将扶贫互助社管理培训纳入村干部培训计划,加强对互助社管理人员的培训,不断推动扶贫互助社规范化运行。健全完善村级扶贫互助社的规章制度,强化管理人员业务培训,熟练掌握互助社流程、业务办理程序和财务管理规定,不断提高管理能力,切实加强风险防控增强持续发展能力,极大地提高了互助资金使用效率。

      二、保障民族和谐,促进社会进步“加速跑”

      民族地区多属于我国经济欠发达区域,长期以来的欠发达状态已经影响到了全社会的整体和谐与进步,随着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工作的展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民族地区和谐进步是全社会和谐进步的题中应有之义,而精准扶贫工作就是实现民族地区和谐进步的解决之道。

      首先,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社会阶层的流动,进而有利于消除因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带来的社会分层加剧现象。地区差别、城乡差别是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现象,一定程度上差别的存在,有利于人口的流动与资源的合理配置,但如果这种差别长期存在并固化下来,就会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负面因素。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民族地区内部城乡之间就存在着这些差别,并且一段时间以来有固化、加深的趋势。精准扶贫观念的适时推出,给打破这种固化差别提供了极佳的机遇。精准扶贫直接改变的是民族地区人口的经济落后状态,但扶贫成果的巩固又会间接地实现地区差别、城乡差别的缩减,这为消除民族层面的社会分层加剧现象,实现民族和谐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有利于民族地区社会面貌与精神状态的提升,应当以精准扶贫为契机,以观念扶贫为手段,全面提升民族地区社会观念的进步。长期贫穷带来的不仅是物质的匮乏,还有随之而来的对生活的无力感和对人生价值的虚无感。民族地区在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包括各级政府、企业、组织在内的大部分参与者都意识到了这一点,纷纷提出精神扶贫、思想扶贫的提法,将物质扶贫与精神富裕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考虑。有些民族地区以深化精准扶贫工作为契机,依照“体育扶贫”的理念,宣传现代运动观念、普及体育运动器材,提升了整个地区的健康水平与精神面貌,这既是民族地方的新做法,也是值得各地推广的精准扶贫工作新思路。

      第三,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推进,也必将有利于全社会整体公共管理与服务水平的提高。自精准扶贫工作推进以来,各地扶贫工作纷纷转入“攻坚战”阶段,从早期的送钱物、送技术过渡到送观念、送服务的阶段。从中央各部门到地方各级政府,对精准扶贫中的“精”和“准”的关系也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从中央部门来看,各职能部门围绕自己的工作重心与工作优势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精准帮扶,“教育援藏”、“文化援疆”等形式各具创新性。从地方政府来看,创新管理服务模式,“以精准服务促精准扶贫”等成为新的提法。这些工作的推进已经超出了民族地区的范畴,成为对全中国、全社会公共管理与服务水平提升与否的一次大检验。

     【案例2】绣好精准扶贫新蜀锦

    古蔺县双沙乡村旅游

    彝族新寨

      乌蒙山下,易地扶贫搬迁的小楼拔地而起。大凉山里,脱贫后的彝寨兴起文明新风。芦山灾区,乡亲们在脱贫增收的路上感恩奋进……

      四川举全省之力聚焦“两不愁、三保障”,让贫困群众“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750万人减少到去年底的272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1.5%下降至4.3%。

      搬离“穷窝窝” 找到增收路

      山上缺水,王文平却怕下雨。大雨一来,陡坡上田里的土就一块块往下塌,30多年前盖的木房子更是透风漏雨。人勤地薄,古蔺县富民村的王文平穷得叮当响,看着一双儿女,再望望大山,40岁的苗族汉子觉得“有劲却没处使”。

      2016年古蔺县1.37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王文平没花一分钱就搬进90平方米的砖房。“山下活多,打零工半年就挣了15000多元。”刚脱贫的王文平“浑身都是劲”:用2万元扶贫小额信用贷款养了12头猪,种的木瓜有合作社收购,结合乡村旅游可以搞农舍接待……

      在四川,像王文平一样,搬离“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困境,通过特色农林业、劳务经济、资产收益等“脱贫路径”改变命运的故事并不鲜见。

      贫困发生率19.7%的叙永县堰塘村,搬迁群众依托企业的1000亩高标准甜橙基地,通过水果种植、入股分红、乡村旅游等,今年将实现整村脱贫。

      四川易地扶贫搬迁对象有116万人,2016年完成投资165.5亿元,33.26万人和王文平一样搬进新居,户均自筹不超过1万元,至少有17万人摆脱了贫困。

      扶贫举措“共振” 彝区藏区大变样

      四川有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特别是贫困发生率仍有21.4%的大小凉山彝区、12.8%的高原藏区,脱贫难度“非同寻常”。彝区“十项扶贫工程”、藏区“六项民生工程”等有力举措,正给当地带来变化。

      “四面土墙围成一间屋,屋顶只有木板遮雨,一家人和牛、马都在里面。”凉山彝族自治州金阳县保尔村的阿米格者没想到,祖祖辈辈人畜混居的历史,在他身上结束了。

      四川实施“彝家新寨、藏区新居、巴山新居、乌蒙新村”特殊政策,阿米格者拿着4万元补贴,自己投工投劳修起两层小楼,底层养猪、养牛,二层是三室一厅,外加独立的卫生间、杂物间和院坝。

      保尔村海拔2600多米,是高寒山区彝族聚居村。村民过去只会种土豆、苦荞,而且广种薄收。现在推广的土豆新品种,每亩能增产两三千斤,“农民夜校”还让大家学会了种蔬菜和中药材。

      凉山州还力推“移风易俗”,让“一步跨千年”的彝族群众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红、白喜事,借钱送高额彩礼、杀几十头牛一夜致贫等陋习没了。”保尔村第一书记蔡自姑惹说。

      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贡空村,61岁的泽仁曲措用上了自来水。在凉山州德昌县新塘村,搬迁户的孩子在镇上顺利入学。彝区、藏区新改建农村公路1.9万公里,藏区36万人告别无电历史。众多扶贫举措“共振”,2016年四川藏区彝区11.7万人脱贫。

      三、巩固各民族团结基础,实现民族团结“向前看”

      精准扶贫是一项兼具综合性、全局性与战略性的国家工程,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只是这项浩大的国家工程中目标体系的一部分,民族地区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其更重要的目的在于通过精准的扶贫模式,彻底消除民族地区的贫穷与贫困,将各民族人民的团结真正建立在共同发展繁荣的基础上。

      首先,民族地区精准扶贫事业的推进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在民族问题的处理上更优越,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民族团结。针对民族地区展开的精准扶贫行动,其工作机理是通过实现经济平等促进社会平等,其直接受益者是民族地区各民族同胞,因此,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既是对过去民族地区扶贫工作的有效补充,又是深化细化民族团结工作的现实举措。这项工作在政治上符合了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又通过具体的工作促进了各民族在经济与社会层面的交往交流交融,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其次,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工作体现了新时期中国民族政策的诸多内涵。2014年9月召开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以来,随着对民族问题的认识不断加深,我国在民族领域也出现了很多新提法,如“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这些提法反映了时代的需要,也体现了新时期党中央对如何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政策性思考,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十分具体化的思路。以民族地区互嵌工作为例,各民族相互嵌入与长期团结的基础必然是经济与社会层面的相对平等。难以想像在一个经济收入差距极大、可享受的社会资源悬殊的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中能够产生真正的民族团结。精准扶贫工作带有深刻的民生内涵,而民族地区的精准化扶贫则既能体现出帮扶民族地区弱势群体的决心,又精准发力于促进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相对平等,是新时期中国民族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最后,民族地区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工作的落实必将从根本上促进国家统一与政治安定,从总体上促进各族人民大团结。长期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对民族地区的支持和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更是通过西部大开发等国家工程对民族地区给予了政策与物质上的多重扶持。随着上述工作逐渐进入攻坚阶段,人们发现,要使国家优惠政策真正落到实处,精细化、精准性的工作原则与目标就变得必不可少。尤其对边疆民族地区而言,西部大开发等国家行为巩固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大工业基础,但是这些以资源开掘与输送、公路与铁路的兴建与开发等为主的行为主要是国家视角与地区视角下的宏观政策实施,只是间接起到了带动民生的作用。针对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此时就发挥了补政策短板的作用。针对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既是国家政策指引,又是使边疆民族地区人民切身体会到国家发展、民族团结带来的幸福果实的最佳机会。点对点式的扶贫,扶的不仅是贫困与贫穷,重要还在于打掉了各种极端主义势力以贫穷为借口实施分裂行径的口实。

     【案例3】“固边富民”扶贫 藏南边境小城扶贫创新之策

    洛扎县罗宝藏药材种植加工合作社贫困户职工在包装藏香

    新村

      在西藏山南市洛扎县,固边富民扶贫是落实精准扶贫任务的一项创新之策。

      为了解决边境一线群众的生活困难,洛扎县落实山南市固边富民政策,对边境一线的边民实行每年每人2900元补助。补助的发放不仅让群众安心守边,还帮助大批贫困户摘掉“贫困帽”。

      洛扎县色乡曲西村村民其美卓嘎一家,是被列入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其美卓嘎今年47岁,她家有两位老人、3个子女和一个外孙,生活压力较大。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惠及后,按照规定,其美卓嘎家年龄16岁以上的5口人,单是边民补贴一项,每年就能拿到1.45万元。

      除了边民补贴之外,政府还通过教育扶贫、医疗扶贫、就业扶贫等方式帮扶其美卓嘎一家。在她展示的存折上,清晰地记录着这个家庭存款余额已达2.9万多元。“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感谢各级组织和干部的帮扶,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其美卓嘎感激地说。

      其实,不仅在洛扎县,在整个山南市,像其美卓嘎这样通过固边富民等综合扶贫措施摘掉“贫帽”的家庭还有很多。根据山南市2016年精准扶贫固边富民情况的统计,目前,该市已完成边境小城示范村规划编制工作49个,涉及4704户、1.28万人。

      总之,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也是国家的生命线。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工作的展开,符合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正面促进了各族人民在民族团结方面的“五个认同”,必将对促进我国民族关系的优化产生直接而积极的影响。

      (本文系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民族团结理论与政策研究平台成果,作者:马东亮)

    (编辑:马永

    [字号: ]


    网站声明
    本网站是国家民委主管的大型公益性网站,所收集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互联网,转载的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并不代表本站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不构成任何其他建议也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果您发现网站上内容不符合事实或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
    电话:010-82685629 电子邮箱:zgmzb@sina.com
    感谢您对我网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