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记忆:那年我的高考[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 发布日期:2017-06-07 | 浏览()人次 | 投稿 | 收藏 ]
  •   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听取了查全性等专家的建议后,他当场拍板,从这一年开始恢复统一高考。

      1977年12月的高考,报考人数多达570万。而那时的中国,甚至连这么多人用的试卷纸张从哪来,都需费一番思量。但从这一年开始,人才上升的渠道,重新回归到知识改变命运上来。

      作家柳青曾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而高考,对于很多人来说,无疑就是人生“紧要处”的关键一步。

      1977年恢复高考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它重新告诉人们,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从1977年至今,弹指一挥间,恢复高考已40年。作为人才选拔的重要方式,无数学子的命运因此改变。

      回望高考,每个参加过的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对高考执着追求的背后,是希望改变命运的努力。时代在变,高考制度也在逐渐改变。然而,不变的是知识改变命运、奋斗改变人生轨迹的真理。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文章《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恢复高考。  资料图片

    ======================================

    曲折的求学之路

    □ 杨圣敏 (回族,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每当我站在大学讲台上,望着眼前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我都会暗暗羡慕他们,也会常想起自己那曲折的求学之路。

      1964年,我小学毕业考入清华大学附中,当时的理想是能考上清华大学。那时,每年新生入校时,清华大学的校门口就会挂起一幅标语:“欢迎你,未来的红色工程师。”清华附中高中部有一半的学生属于预科班,这些学生不用考试就可以直接升入清华大学。不久,学校宣布了在初中部办预科班的计划,并为我们开设了一些高年级的课程。所以,我们这些“准清华”的少男少女,几乎每个人都梦想着实现标语中的那个目标。

      然而,“文革”风暴打碎了我们的梦想。我们这些初中尚未毕业的学生也离开了校园。大部分同学到内蒙古、山西和陕北农村插队,我也随着十几位同学到了黄土高原。我们怀着满腔热情,准备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陕北农村的现实,使我们满脑子的革命口号和雄心壮志很快变得苍白无力。

      村民们大多不识字,就连生产大队的几位干部也有一半是文盲。没有电,没有任何农业机械,我们劳动用的是1000多年前就在使用的老 头。我们和农民们起早贪黑,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繁重的劳动曾把我累得吐血。而辛苦一年打下来的粮食却不够果腹,很多农户要靠政府发救济粮过日子。每天超负荷的劳动,当地农民世代赤贫的生活,使我们感到原来想法的幼稚,也让我们认识到,只有科学和技术,才能改变那片土地上的落后和贫瘠。在痛苦和迷茫中,我们找来学校的课本,开始自学。

      劳动一天下来,身体像要散架了一般的疲惫,但为什么还要学习?我们需要一个理由说服和鼓励自己,那就是——消灭“帝修反”也需要科技知识,中国也需要原子弹和火箭。其实在每个人的心里还有另一个想法——我们不想和当地农民一样过那种劳碌终生又毫无希望的生活。在这种想法的支撑下,每天吃过晚饭,我们几个人就围坐在炕上的一盏煤油灯前学习。

      那时,煤油要去40公里外的供销社买,往返要走80公里崎岖的山路。因此,我们很珍惜煤油,把灯芯捻得很小。自学的主要难处还不是这类物质上的困难,而是没有老师可以求教。我们只能互相为师,一起讨论。有时候一道数学题或物理题,要苦苦思索好几天才能找到答案。

      1970年,生产队忽然传来消息,大学又开始招生了,我们每个人心里立刻燃起了希望的火花。但是,名额少得可怜,我们队十几个知青,只有一位有幸被推荐去上大学。记得那天拂晓,我们赶着毛驴,驮着行李,翻过两座山,送那位同学去长途汽车站,大家对他真是既羡慕又嫉妒。汽车开走了,我们心里空荡荡的。那时的大学,对我们而言简直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天堂。

      虽然没法上学,但大学的重新开办给我们带来了一线希望。在陕北插队的4年,我们几个初中生自学完了全部高中课程。此外,我们还认真阅读了很多哲学书和历史书,特别是读过的几十本世界名著,常引起我们激烈的讨论。我们讨论最多的是《怎么办》《牛虻》《铁流》等书中的人物,《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贝姨》《悲惨世界》等书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思想。虽然每天劳动很累,但恩格斯“劳动是能把人锻炼成钢的教育”这句话,在我们几个同学间经常重复,以此互相鼓励。我们咬牙坚持,每天早出晚归与农民们一起上山劳动,希望实现“锻炼成钢”的目标。后来,我因为劳动好,被村党支部发展入了党。几年下来,我们的体格在劳动中锻炼得更强健,担100多斤的担子走十几里山路也不觉得累。

      1972年,我被分配到陕南的一家工厂当工人。利用业余时间,我自学了机械制图、材料力学、机械原理和电学等课程,并利用所学的知识,在车间里搞起了技术革新。我曾和几个工友一起,将一台半自动磨床改成了全自动磨床,这让我从一名工人成为一名技术员。

      随着“文革”结束,1977年,全国高校恢复高考。听到这一消息时,我们奔走相告,几天都不能平静。1978年,我考取了西北大学历史系,终于圆了大学梦。

      全班51名同学中,有一半人已过了25岁,有的同学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还有一位同学与自己的儿子同时在大学里读书。那时,一半多的大学生来自农村,因为冬天大家多穿黑棉袄,所以又被戏称是“黑棉袄大学生”。农村同学大多生活困难,有的人还要经常到附近的建筑工地找零活干,挣钱补贴生活。一些大龄同学常要请假回家,或是照料病妻幼子,或是在农忙时料理自家的责任田。因此,耽误一些功课是必然的。今天,每当看到学生们安心地坐在图书馆里读书,我就常常想起我的那些大学同学。

      本科毕业后,我又攻读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合起来又是一个10年。从离开陕北农村和陕南的工厂至今,我在大学里已经学习、工作了近40年。作为一名老教师,我培养了很多学生,帮助很多年轻人圆了他们的大学梦,这令我感到满足和欣慰。而我能够走上这条路,自然得益于当年能够上大学,得益于大学期间我的那些老师们。

      但讲台生涯并不都是阳光与尊荣,回想这几十年的林林总总,我也经历了不少坎坷和一些社会风云。回顾过去,我愈发清楚,是陕北农村的艰苦劳动,让我有能力在此后的各种困难面前坚持下来。

      “劳动是能把人锻炼成钢的教育。”上大学的前10年,我接受了这样的教育,那时我一直盼望着上大学。现在,当我在66岁这个年龄回顾人生时,我相信,那10年对我的影响和塑造,是与上大学同样重要的,也许是更重要的教育。

    ——————————————————————————————————————

    从高考出发,走上一条崭新的道路

    □ 李兰(朝鲜族,北京朝鲜族爱心女性联谊网创始人)

      1958年,我出生在吉林省一个平凡的乡村教师家庭。上世纪那场惊天动地的“文革”风暴,不但搅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且使我变成了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

      1976年,刚满17岁的我,开始在延吉县太阳公社柳新四队插队。当时,我们一群学生积极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胸中激荡着满腔热情,手里挥舞着镰刀、锄头,在广阔的东北黑土地上挥洒汗水。然而,即使辛苦劳作也无法改变的贫困,让我们看不到希望。在痛苦和迷茫中,我一有空就读书看报。

      1977年初,村里有个年轻人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去了延边农学院,这令我羡慕不已。由于我在中学毕业时给班主任送了礼物,不仅入党积极分子资格被取消,离毕业只剩一个多月时,还天天被工宣队叫去批判、写检讨。

      对我而言,入党和上大学,变成了奢望。在极度的抑郁中,我也一度想过放弃生命。但出生在教师家庭的我,从小坚信知识能改变命运。于是,我找来课本开始苦读。因为农村经常停电,姨父给我做了煤油灯,这让我可以在每天夜深人静时静静地读书。

      希望的曙光很快到来了。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在全国传开,给千千万万的知青带来了改变命运的福音。我兴奋得连着几天没有睡好觉。很快,我找到位于延吉县城的招生办公室提交了高考申请书。

      1977年的高考是在冬天举行的。有570万人参加考试,但只录取了不到30万人,真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当时,我的梦想是考取北大、清华。然而,理科基础和汉语基础都薄弱的我,落榜似乎是命中注定的。1977年,我第一次高考的成绩,连普通大学的门槛都进不去,更别说北大、清华了。

      高考失利之后的1978年初,延吉县教育局把我推荐到龙井市服装厂当见习工人,陪伴在母亲身边。母亲希望我留在服装厂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但这并未打消我上大学的念头。当时,考上大学成为了我唯一的奋斗目标和精神寄托。我利用业余时间去找老师补习数学、物理和化学。工作时,我一边拿熨斗熨衣服,一边背诵公式。

      就这样努力了几个月之后,在临近1978年的高考报名时,我调整了方向,决定报考文科专业。第一次的失败经历,让我变得谨慎,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优势与不足。比起理科,文科才是我的专长。于是,我填报了延边大学汉语专业、北京师范大学幼教专业和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朝鲜语专业。

      1978年7月20日,我肩负着家人的嘱托,怀着忐忑之心再一次走入考场。当天早晨,母亲特意为我做了朝鲜族打糕(寓意榜上有名),表哥把他的那块老手表借给我,以便我在考试中把握好时间。在紧张的氛围中,历时3天的高考落下帷幕。

      接下来的日子似乎是一片空白,1978年的盛夏,我在忐忑与焦灼之中度过。直到9月的某一天,我收到了来自中央民族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打开通知书的那一刻,我的心情很复杂,至今无法忘怀。当时,入学通知书上要求我们自带一套民族服装。母亲找出自己年轻时最珍惜的一套朝鲜族传统服装,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我。本不同意我参加高考的服装厂的领导,也祝贺我考上大学,并给我新做了一套朝鲜族服饰。

      1978年10月,我穿着民族服装、迈着自豪的步伐走进了大学校园。那个年代,许多青年人和我一样,从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

    “我坚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 蓝成 (壮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那龙民族中学教师)

      我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偏僻的大山里,家里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在我的记忆中,每个学期开学的那两周,是父母最忙碌、最头疼的时候。为了给孩子们凑够学费,父亲甚至把下一年作为种子的花生和玉米都拿去卖了。第二年,他又拿着袋子挨家挨户地去借种子。

      看着父亲每天疲惫不堪的身影,我暗自流泪,计划上完初中就出去打工,以便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而姐姐的学习成绩比我好,她应该继续读高中。

      没想到,姐姐初中即将毕业的那年,受很多因素影响,她没能考上高中,家里也没有任何条件能给她复读的机会。那年夏天,毕业仅两周的姐姐选择去广东打工。出门那天,我帮她提包一起出去,一路上她的泪水都没有停过。

      那一年,我刚上初三。按照之前的计划,我初中毕业后就去打工,所以没太在意成绩。姐姐外出前就知道我有这个想法,所以她打工之余,经常给我写信,支持我、鼓励我,让我一定要努力学习,考上大学。

      渐渐地,我被姐姐的话感动了。但我之前落下了太多课程,第一年中考成绩很不理想,距离高中录取分数线还差近200分。看着那可怜的分数,我几近绝望。这时,还是姐姐唤醒了我,她给我学费让我再去复读一年。于是,我把从一年级到九年级的课本都带到学校,踏踏实实地学习了一遍。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中考我终于上了高中录取分数线。知道成绩的那一天,我开心至极。

      进入高中后,我对学习不敢再马虎,我的目标很简单——考上理想的大学。我埋头苦读,时常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真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原来一直很差的英语成绩,也在不断提高,我从中等生挤进了优等生的行列。每次期中、期末考试,我的成绩都有进步,父母都为我高兴。

      如果一切都这么顺利,我考上大学应该没问题,可命运还是给了我更多的磨炼。高三那年国庆假期,我回家帮父母干农活,一不小心踩到了锋利的石块,导致脚趾间软骨撕裂。这一伤,我卧床两个月才逐渐恢复过来。其间,我落下了很多课程,回到学校想弥补已经晚了。所以,我的第一次高考未能如愿。

      与初三时被姐姐劝着复读不一样,这一次我主动向家里提出复读的请求。我坚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而高考就是实现命运转折的那一道坎。无论如何,我也要去战胜它。

      这一想法得到了家里人的大力支持。紧接着,就是高考再奋战。然而,在一切备考都很顺利之时,命运再一次给我开了个很大的玩笑。那是开学后的两个月,平时都不怎么生病的父亲突然食欲不振。在姐姐的劝说下,父亲到医院做检查。

      一向坚强的父亲没有把检查结果告诉我,他说:“小问题,你不用操心,我吃药很快就会好的。要高考了,你好好复习就是……”家里人也守口如瓶,而这更让我感到很害怕。在我的多次追问下,妈妈告诉了我实情。听到父亲患有食道癌的消息后,我犹遭晴天霹雳。就在我准备参加高考的前两周,我接到了姐姐的电话,电话那头发出的是哽咽的声音,我知道父亲已永远离开这个世界了。

      回到家,我听着姐姐哭诉:“父亲的病已经是晚期,他怕你没心情参加高考,所以一直和病魔抗争,强忍着病痛的折磨……”处理完父亲的丧事,我回到学校时离高考仅有一周了。我想过要放弃,但父亲与病魔抗争的经历鼓舞了我。我必须勇敢地面对眼前的一切困难,考上大学。只有这样,我才能让他含笑九泉。

      收拾心情,我于2007年第二次走进了高考考场。我仔细阅读题目,认真分析每一个问题,两天的时间,语文、数学、英语、文科综合考试,我发挥正常。成绩出来了,我达到了二本录取线,填报的志愿是师范专业。后来,我被录取了,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上完大学,我如愿成为了一名教师。

      如果没有高考,也许我难以改变自身的命运,更难以回报亲人们的期盼。

      对于我来说,高考就像青春的雨,它浇灌我茁壮成长。

    ======================================

      因为我是“黑五类”子女,在“文革”那个时代是没有前途、备受歧视的。无非就两个选择:一个是沉沦了,就是说既然毫无前途,那啥也别干了;另外一种选择就是还要挣扎、还要努力、不能放弃,但参军、提干、入党这些事情都没戏。而恢复高考,去考大学,对我可能就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记得1977年高考,因为报考人数太多,江苏搞了一个预考筛选,为了减少工作量,就考两门。因为数学不及格,在预选时我就被刷掉了。过了几个月,我才有机会参加1978年的全国统一高考。我考的是文科,主要考语文、政治、历史、地理、数学,外加一门不记入总分的英文。这次数学考试仍不及格,但另外4门课考得很好,5门平均分超过75分,成了高分考生。但因为是“黑五类”子女,没有学校愿意接收我。一直到了10月底,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在全部录取工作结束后,特别增开了马列师资班,补录了50人,这才把我招进去。

      ——华生,著名经济学家,1978年考入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马列师资班

      高考的复习非常辛苦,七八个月里,我连头发都没剪过,人也瘦了很多。那个时候的我,应该是自信心最强的时候。实际上,对于考试的内容,我什么都不懂。复习就是一遍一遍地看书,把能够找到的书全都看完。然后再做习题,一遍又一遍地做。

      上夜间补习班时,大家吃完晚饭就冲进教室,里面有几百号人,拥挤不堪,但一点声音都没有。回想起来,非常激动人心。现在有很多关于高考的影视剧,应该把这种情景拍出来,唤醒一种精神,激励后来的学生们。

      ——马勇,中国知名历史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1979年考入安徽大学历史系

      高考前,我在一个小城市生活,每天两点一线,生活圈子小,接触的人也比较少。高考后,我一人来北京读书,这是生活的新起点。2009年,我作为学生代表团中的一员,参加了国庆60周年阅兵式。当我所在的交通运输方阵齐步走过天安门时,那股心头涌上的激动之情,难以名状。

      ——邵洋,2008年考入北京交通大学

      高考就像一个大型游戏,有着清晰的目标和明确的反馈机制。大家遵循单一的逻辑,拼命在筛选机制中提高被选中的几率。那时,我经常读康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就是为了确定简单生活的意义。

      我要感谢高考,感谢当时不遗余力的付出。高考是人生前20年奋斗的见证,也是今后生活的背景和起点。

      ——刘家玮,2011年考入北京大学

    中国唯一“高考专列”:北疆少数民族山区运行15年

      5日15时许,位于中国大兴安岭南麓鄂伦春自治旗下辖的大杨树镇车站,500余名准备参加高考的学生排好队伍,等待着中国唯一一列“高考专列”准时发车。

      此时,站台上汇聚着鄂伦春、达斡尔、鄂温克和汉族学子们,即将登上十余年寒窗苦读后的重要人生“舞台”――搭乘该趟列车,奔赴远在135公里山路外的鄂伦春自治旗中心所在地阿里河镇参加2017年高考;周围欢送的人群中,一位女士一边大喊“加油”,一边不停擦拭着滚落的泪水……

      

    鄂伦春族学子展示专列车票 王舒 摄

      这位喜极而泣的女士叫孟莉,达斡尔族,她告诉中新网记者,15年前的她就经历过当前一幕,如今已是大杨树镇上高中教师的她,要送她的学生们去实现他们的升学梦想。

      自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至今已过去40年,历经变革的中国高考,已从千军万马争相挤过“独木桥”,变成现如今的“四通八达”。但是,在中国民众的价值观中,高考仍然是学子和家人需共同面对的“人生大事”;从古时的“鱼跃龙门”到现在的“知识改变命运”,这种人生观早已融入中国全民族的血脉之中。

      中国北疆大兴安岭南麓,是鄂伦春、达斡尔、鄂温克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距离该地区最近的考点就设置在旗(县)所在地阿里河镇;每年6月高考期间,超千名考生要参加考试,不便利的山区交通、无直达车次和凌晨倒车,成为阻碍这些少数民族考生的“圆梦路障”。

      

    学子在站外金榜题名榜上签字祝福 王舒 摄

      “2003年,正是中国高考时间提前和‘非典’爆发的期间。”大杨树站客运主任程显闽对中新网记者回忆,当年连接山区的111国道还在建设中,负责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铁路运营的哈尔滨铁路局决定,开行首趟往返于大杨树镇和阿里河镇之间的“高考专列”,一举解决凌晨倒车、无直达车等问题。这趟中国唯一的“高考专列”,自此开启了它承载边陲少数民族学子“圆梦”的使命――每年6月5日下午始发,傍晚直达,开行4天,车票提前分派发放到镇高中班级学生手中,连续至今15周年。

      “2003年,我是第一批乘坐它的高考生,我考上了内蒙古师范大学,后回乡任教,它承载了这个地区少数民族学生和家长的情感积淀。”大杨树镇的高中教师孟莉,目送着登车学生们,对中新网记者说道。

      随着中国北方路网建设的不断推进,大杨树镇和阿里河镇之间的高速公路已于数年前开通;同时,随着北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这座山区边陲小镇上也多出了很多私家车;但是,许多镇上考生还是选择每年组队搭这趟“高考专列”奔赴考场。

      

    鄂伦春学子在车厢中与同学合影 王舒 摄

      “父母认为火车更安全,我们同学都会在一起,而且我的哥哥、姐姐也是坐这趟列车从这里走出去,考上大学的。”鄂伦春族考生葛春蕊对中新网记者说,她的哥哥现在是一名民族教师,她的姐姐回到了旗(县)里社区工作,而她希望列车能承载她实现大连民族大学的“求学梦”。

      登上专列,中新网记者看到,该趟列车已专门为考生准备了多种服务,除铅笔、橡皮等考试用品,还有免费饮用水、书籍和充电器等;列车组沿途还自编节目,来缓解考生的心理压力;2小时的车上时光,考生和老师们的笑声不时在车厢中回荡……

      

    学子们正在车厢中备考 王舒 摄

      在中国边陲大兴安岭的山区,这列每年6月开行在两个小镇之间15年的“高考专列”,沉淀了一代代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学子的梦想。

      据哈尔滨铁路局统计,15年来,这列唯一的“高考专列”已运送了2万多名考生,让6000多名学子实现了大学梦,其中不乏清华大学、中国民族大学、厦门大学等中国知名大学。(来源:中国新闻网)

        

    (编辑:俞虹

    [字号: ]


    高考记忆:那年我的高考[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 发布日期:2017-06-07 | 浏览()人次 | 投稿 | 收藏 ]

      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听取了查全性等专家的建议后,他当场拍板,从这一年开始恢复统一高考。

      1977年12月的高考,报考人数多达570万。而那时的中国,甚至连这么多人用的试卷纸张从哪来,都需费一番思量。但从这一年开始,人才上升的渠道,重新回归到知识改变命运上来。

      作家柳青曾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而高考,对于很多人来说,无疑就是人生“紧要处”的关键一步。

      1977年恢复高考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它重新告诉人们,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从1977年至今,弹指一挥间,恢复高考已40年。作为人才选拔的重要方式,无数学子的命运因此改变。

      回望高考,每个参加过的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对高考执着追求的背后,是希望改变命运的努力。时代在变,高考制度也在逐渐改变。然而,不变的是知识改变命运、奋斗改变人生轨迹的真理。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文章《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恢复高考。  资料图片

    ======================================

    曲折的求学之路

    □ 杨圣敏 (回族,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每当我站在大学讲台上,望着眼前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我都会暗暗羡慕他们,也会常想起自己那曲折的求学之路。

      1964年,我小学毕业考入清华大学附中,当时的理想是能考上清华大学。那时,每年新生入校时,清华大学的校门口就会挂起一幅标语:“欢迎你,未来的红色工程师。”清华附中高中部有一半的学生属于预科班,这些学生不用考试就可以直接升入清华大学。不久,学校宣布了在初中部办预科班的计划,并为我们开设了一些高年级的课程。所以,我们这些“准清华”的少男少女,几乎每个人都梦想着实现标语中的那个目标。

      然而,“文革”风暴打碎了我们的梦想。我们这些初中尚未毕业的学生也离开了校园。大部分同学到内蒙古、山西和陕北农村插队,我也随着十几位同学到了黄土高原。我们怀着满腔热情,准备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陕北农村的现实,使我们满脑子的革命口号和雄心壮志很快变得苍白无力。

      村民们大多不识字,就连生产大队的几位干部也有一半是文盲。没有电,没有任何农业机械,我们劳动用的是1000多年前就在使用的老 头。我们和农民们起早贪黑,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繁重的劳动曾把我累得吐血。而辛苦一年打下来的粮食却不够果腹,很多农户要靠政府发救济粮过日子。每天超负荷的劳动,当地农民世代赤贫的生活,使我们感到原来想法的幼稚,也让我们认识到,只有科学和技术,才能改变那片土地上的落后和贫瘠。在痛苦和迷茫中,我们找来学校的课本,开始自学。

      劳动一天下来,身体像要散架了一般的疲惫,但为什么还要学习?我们需要一个理由说服和鼓励自己,那就是——消灭“帝修反”也需要科技知识,中国也需要原子弹和火箭。其实在每个人的心里还有另一个想法——我们不想和当地农民一样过那种劳碌终生又毫无希望的生活。在这种想法的支撑下,每天吃过晚饭,我们几个人就围坐在炕上的一盏煤油灯前学习。

      那时,煤油要去40公里外的供销社买,往返要走80公里崎岖的山路。因此,我们很珍惜煤油,把灯芯捻得很小。自学的主要难处还不是这类物质上的困难,而是没有老师可以求教。我们只能互相为师,一起讨论。有时候一道数学题或物理题,要苦苦思索好几天才能找到答案。

      1970年,生产队忽然传来消息,大学又开始招生了,我们每个人心里立刻燃起了希望的火花。但是,名额少得可怜,我们队十几个知青,只有一位有幸被推荐去上大学。记得那天拂晓,我们赶着毛驴,驮着行李,翻过两座山,送那位同学去长途汽车站,大家对他真是既羡慕又嫉妒。汽车开走了,我们心里空荡荡的。那时的大学,对我们而言简直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天堂。

      虽然没法上学,但大学的重新开办给我们带来了一线希望。在陕北插队的4年,我们几个初中生自学完了全部高中课程。此外,我们还认真阅读了很多哲学书和历史书,特别是读过的几十本世界名著,常引起我们激烈的讨论。我们讨论最多的是《怎么办》《牛虻》《铁流》等书中的人物,《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贝姨》《悲惨世界》等书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思想。虽然每天劳动很累,但恩格斯“劳动是能把人锻炼成钢的教育”这句话,在我们几个同学间经常重复,以此互相鼓励。我们咬牙坚持,每天早出晚归与农民们一起上山劳动,希望实现“锻炼成钢”的目标。后来,我因为劳动好,被村党支部发展入了党。几年下来,我们的体格在劳动中锻炼得更强健,担100多斤的担子走十几里山路也不觉得累。

      1972年,我被分配到陕南的一家工厂当工人。利用业余时间,我自学了机械制图、材料力学、机械原理和电学等课程,并利用所学的知识,在车间里搞起了技术革新。我曾和几个工友一起,将一台半自动磨床改成了全自动磨床,这让我从一名工人成为一名技术员。

      随着“文革”结束,1977年,全国高校恢复高考。听到这一消息时,我们奔走相告,几天都不能平静。1978年,我考取了西北大学历史系,终于圆了大学梦。

      全班51名同学中,有一半人已过了25岁,有的同学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还有一位同学与自己的儿子同时在大学里读书。那时,一半多的大学生来自农村,因为冬天大家多穿黑棉袄,所以又被戏称是“黑棉袄大学生”。农村同学大多生活困难,有的人还要经常到附近的建筑工地找零活干,挣钱补贴生活。一些大龄同学常要请假回家,或是照料病妻幼子,或是在农忙时料理自家的责任田。因此,耽误一些功课是必然的。今天,每当看到学生们安心地坐在图书馆里读书,我就常常想起我的那些大学同学。

      本科毕业后,我又攻读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合起来又是一个10年。从离开陕北农村和陕南的工厂至今,我在大学里已经学习、工作了近40年。作为一名老教师,我培养了很多学生,帮助很多年轻人圆了他们的大学梦,这令我感到满足和欣慰。而我能够走上这条路,自然得益于当年能够上大学,得益于大学期间我的那些老师们。

      但讲台生涯并不都是阳光与尊荣,回想这几十年的林林总总,我也经历了不少坎坷和一些社会风云。回顾过去,我愈发清楚,是陕北农村的艰苦劳动,让我有能力在此后的各种困难面前坚持下来。

      “劳动是能把人锻炼成钢的教育。”上大学的前10年,我接受了这样的教育,那时我一直盼望着上大学。现在,当我在66岁这个年龄回顾人生时,我相信,那10年对我的影响和塑造,是与上大学同样重要的,也许是更重要的教育。

    ——————————————————————————————————————

    从高考出发,走上一条崭新的道路

    □ 李兰(朝鲜族,北京朝鲜族爱心女性联谊网创始人)

      1958年,我出生在吉林省一个平凡的乡村教师家庭。上世纪那场惊天动地的“文革”风暴,不但搅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且使我变成了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

      1976年,刚满17岁的我,开始在延吉县太阳公社柳新四队插队。当时,我们一群学生积极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胸中激荡着满腔热情,手里挥舞着镰刀、锄头,在广阔的东北黑土地上挥洒汗水。然而,即使辛苦劳作也无法改变的贫困,让我们看不到希望。在痛苦和迷茫中,我一有空就读书看报。

      1977年初,村里有个年轻人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去了延边农学院,这令我羡慕不已。由于我在中学毕业时给班主任送了礼物,不仅入党积极分子资格被取消,离毕业只剩一个多月时,还天天被工宣队叫去批判、写检讨。

      对我而言,入党和上大学,变成了奢望。在极度的抑郁中,我也一度想过放弃生命。但出生在教师家庭的我,从小坚信知识能改变命运。于是,我找来课本开始苦读。因为农村经常停电,姨父给我做了煤油灯,这让我可以在每天夜深人静时静静地读书。

      希望的曙光很快到来了。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在全国传开,给千千万万的知青带来了改变命运的福音。我兴奋得连着几天没有睡好觉。很快,我找到位于延吉县城的招生办公室提交了高考申请书。

      1977年的高考是在冬天举行的。有570万人参加考试,但只录取了不到30万人,真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当时,我的梦想是考取北大、清华。然而,理科基础和汉语基础都薄弱的我,落榜似乎是命中注定的。1977年,我第一次高考的成绩,连普通大学的门槛都进不去,更别说北大、清华了。

      高考失利之后的1978年初,延吉县教育局把我推荐到龙井市服装厂当见习工人,陪伴在母亲身边。母亲希望我留在服装厂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但这并未打消我上大学的念头。当时,考上大学成为了我唯一的奋斗目标和精神寄托。我利用业余时间去找老师补习数学、物理和化学。工作时,我一边拿熨斗熨衣服,一边背诵公式。

      就这样努力了几个月之后,在临近1978年的高考报名时,我调整了方向,决定报考文科专业。第一次的失败经历,让我变得谨慎,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优势与不足。比起理科,文科才是我的专长。于是,我填报了延边大学汉语专业、北京师范大学幼教专业和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朝鲜语专业。

      1978年7月20日,我肩负着家人的嘱托,怀着忐忑之心再一次走入考场。当天早晨,母亲特意为我做了朝鲜族打糕(寓意榜上有名),表哥把他的那块老手表借给我,以便我在考试中把握好时间。在紧张的氛围中,历时3天的高考落下帷幕。

      接下来的日子似乎是一片空白,1978年的盛夏,我在忐忑与焦灼之中度过。直到9月的某一天,我收到了来自中央民族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打开通知书的那一刻,我的心情很复杂,至今无法忘怀。当时,入学通知书上要求我们自带一套民族服装。母亲找出自己年轻时最珍惜的一套朝鲜族传统服装,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我。本不同意我参加高考的服装厂的领导,也祝贺我考上大学,并给我新做了一套朝鲜族服饰。

      1978年10月,我穿着民族服装、迈着自豪的步伐走进了大学校园。那个年代,许多青年人和我一样,从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

    “我坚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 蓝成 (壮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那龙民族中学教师)

      我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偏僻的大山里,家里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在我的记忆中,每个学期开学的那两周,是父母最忙碌、最头疼的时候。为了给孩子们凑够学费,父亲甚至把下一年作为种子的花生和玉米都拿去卖了。第二年,他又拿着袋子挨家挨户地去借种子。

      看着父亲每天疲惫不堪的身影,我暗自流泪,计划上完初中就出去打工,以便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而姐姐的学习成绩比我好,她应该继续读高中。

      没想到,姐姐初中即将毕业的那年,受很多因素影响,她没能考上高中,家里也没有任何条件能给她复读的机会。那年夏天,毕业仅两周的姐姐选择去广东打工。出门那天,我帮她提包一起出去,一路上她的泪水都没有停过。

      那一年,我刚上初三。按照之前的计划,我初中毕业后就去打工,所以没太在意成绩。姐姐外出前就知道我有这个想法,所以她打工之余,经常给我写信,支持我、鼓励我,让我一定要努力学习,考上大学。

      渐渐地,我被姐姐的话感动了。但我之前落下了太多课程,第一年中考成绩很不理想,距离高中录取分数线还差近200分。看着那可怜的分数,我几近绝望。这时,还是姐姐唤醒了我,她给我学费让我再去复读一年。于是,我把从一年级到九年级的课本都带到学校,踏踏实实地学习了一遍。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中考我终于上了高中录取分数线。知道成绩的那一天,我开心至极。

      进入高中后,我对学习不敢再马虎,我的目标很简单——考上理想的大学。我埋头苦读,时常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真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原来一直很差的英语成绩,也在不断提高,我从中等生挤进了优等生的行列。每次期中、期末考试,我的成绩都有进步,父母都为我高兴。

      如果一切都这么顺利,我考上大学应该没问题,可命运还是给了我更多的磨炼。高三那年国庆假期,我回家帮父母干农活,一不小心踩到了锋利的石块,导致脚趾间软骨撕裂。这一伤,我卧床两个月才逐渐恢复过来。其间,我落下了很多课程,回到学校想弥补已经晚了。所以,我的第一次高考未能如愿。

      与初三时被姐姐劝着复读不一样,这一次我主动向家里提出复读的请求。我坚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而高考就是实现命运转折的那一道坎。无论如何,我也要去战胜它。

      这一想法得到了家里人的大力支持。紧接着,就是高考再奋战。然而,在一切备考都很顺利之时,命运再一次给我开了个很大的玩笑。那是开学后的两个月,平时都不怎么生病的父亲突然食欲不振。在姐姐的劝说下,父亲到医院做检查。

      一向坚强的父亲没有把检查结果告诉我,他说:“小问题,你不用操心,我吃药很快就会好的。要高考了,你好好复习就是……”家里人也守口如瓶,而这更让我感到很害怕。在我的多次追问下,妈妈告诉了我实情。听到父亲患有食道癌的消息后,我犹遭晴天霹雳。就在我准备参加高考的前两周,我接到了姐姐的电话,电话那头发出的是哽咽的声音,我知道父亲已永远离开这个世界了。

      回到家,我听着姐姐哭诉:“父亲的病已经是晚期,他怕你没心情参加高考,所以一直和病魔抗争,强忍着病痛的折磨……”处理完父亲的丧事,我回到学校时离高考仅有一周了。我想过要放弃,但父亲与病魔抗争的经历鼓舞了我。我必须勇敢地面对眼前的一切困难,考上大学。只有这样,我才能让他含笑九泉。

      收拾心情,我于2007年第二次走进了高考考场。我仔细阅读题目,认真分析每一个问题,两天的时间,语文、数学、英语、文科综合考试,我发挥正常。成绩出来了,我达到了二本录取线,填报的志愿是师范专业。后来,我被录取了,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上完大学,我如愿成为了一名教师。

      如果没有高考,也许我难以改变自身的命运,更难以回报亲人们的期盼。

      对于我来说,高考就像青春的雨,它浇灌我茁壮成长。

    ======================================

      因为我是“黑五类”子女,在“文革”那个时代是没有前途、备受歧视的。无非就两个选择:一个是沉沦了,就是说既然毫无前途,那啥也别干了;另外一种选择就是还要挣扎、还要努力、不能放弃,但参军、提干、入党这些事情都没戏。而恢复高考,去考大学,对我可能就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记得1977年高考,因为报考人数太多,江苏搞了一个预考筛选,为了减少工作量,就考两门。因为数学不及格,在预选时我就被刷掉了。过了几个月,我才有机会参加1978年的全国统一高考。我考的是文科,主要考语文、政治、历史、地理、数学,外加一门不记入总分的英文。这次数学考试仍不及格,但另外4门课考得很好,5门平均分超过75分,成了高分考生。但因为是“黑五类”子女,没有学校愿意接收我。一直到了10月底,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在全部录取工作结束后,特别增开了马列师资班,补录了50人,这才把我招进去。

      ——华生,著名经济学家,1978年考入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马列师资班

      高考的复习非常辛苦,七八个月里,我连头发都没剪过,人也瘦了很多。那个时候的我,应该是自信心最强的时候。实际上,对于考试的内容,我什么都不懂。复习就是一遍一遍地看书,把能够找到的书全都看完。然后再做习题,一遍又一遍地做。

      上夜间补习班时,大家吃完晚饭就冲进教室,里面有几百号人,拥挤不堪,但一点声音都没有。回想起来,非常激动人心。现在有很多关于高考的影视剧,应该把这种情景拍出来,唤醒一种精神,激励后来的学生们。

      ——马勇,中国知名历史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1979年考入安徽大学历史系

      高考前,我在一个小城市生活,每天两点一线,生活圈子小,接触的人也比较少。高考后,我一人来北京读书,这是生活的新起点。2009年,我作为学生代表团中的一员,参加了国庆60周年阅兵式。当我所在的交通运输方阵齐步走过天安门时,那股心头涌上的激动之情,难以名状。

      ——邵洋,2008年考入北京交通大学

      高考就像一个大型游戏,有着清晰的目标和明确的反馈机制。大家遵循单一的逻辑,拼命在筛选机制中提高被选中的几率。那时,我经常读康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就是为了确定简单生活的意义。

      我要感谢高考,感谢当时不遗余力的付出。高考是人生前20年奋斗的见证,也是今后生活的背景和起点。

      ——刘家玮,2011年考入北京大学

    中国唯一“高考专列”:北疆少数民族山区运行15年

      5日15时许,位于中国大兴安岭南麓鄂伦春自治旗下辖的大杨树镇车站,500余名准备参加高考的学生排好队伍,等待着中国唯一一列“高考专列”准时发车。

      此时,站台上汇聚着鄂伦春、达斡尔、鄂温克和汉族学子们,即将登上十余年寒窗苦读后的重要人生“舞台”――搭乘该趟列车,奔赴远在135公里山路外的鄂伦春自治旗中心所在地阿里河镇参加2017年高考;周围欢送的人群中,一位女士一边大喊“加油”,一边不停擦拭着滚落的泪水……

      

    鄂伦春族学子展示专列车票 王舒 摄

      这位喜极而泣的女士叫孟莉,达斡尔族,她告诉中新网记者,15年前的她就经历过当前一幕,如今已是大杨树镇上高中教师的她,要送她的学生们去实现他们的升学梦想。

      自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至今已过去40年,历经变革的中国高考,已从千军万马争相挤过“独木桥”,变成现如今的“四通八达”。但是,在中国民众的价值观中,高考仍然是学子和家人需共同面对的“人生大事”;从古时的“鱼跃龙门”到现在的“知识改变命运”,这种人生观早已融入中国全民族的血脉之中。

      中国北疆大兴安岭南麓,是鄂伦春、达斡尔、鄂温克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距离该地区最近的考点就设置在旗(县)所在地阿里河镇;每年6月高考期间,超千名考生要参加考试,不便利的山区交通、无直达车次和凌晨倒车,成为阻碍这些少数民族考生的“圆梦路障”。

      

    学子在站外金榜题名榜上签字祝福 王舒 摄

      “2003年,正是中国高考时间提前和‘非典’爆发的期间。”大杨树站客运主任程显闽对中新网记者回忆,当年连接山区的111国道还在建设中,负责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铁路运营的哈尔滨铁路局决定,开行首趟往返于大杨树镇和阿里河镇之间的“高考专列”,一举解决凌晨倒车、无直达车等问题。这趟中国唯一的“高考专列”,自此开启了它承载边陲少数民族学子“圆梦”的使命――每年6月5日下午始发,傍晚直达,开行4天,车票提前分派发放到镇高中班级学生手中,连续至今15周年。

      “2003年,我是第一批乘坐它的高考生,我考上了内蒙古师范大学,后回乡任教,它承载了这个地区少数民族学生和家长的情感积淀。”大杨树镇的高中教师孟莉,目送着登车学生们,对中新网记者说道。

      随着中国北方路网建设的不断推进,大杨树镇和阿里河镇之间的高速公路已于数年前开通;同时,随着北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这座山区边陲小镇上也多出了很多私家车;但是,许多镇上考生还是选择每年组队搭这趟“高考专列”奔赴考场。

      

    鄂伦春学子在车厢中与同学合影 王舒 摄

      “父母认为火车更安全,我们同学都会在一起,而且我的哥哥、姐姐也是坐这趟列车从这里走出去,考上大学的。”鄂伦春族考生葛春蕊对中新网记者说,她的哥哥现在是一名民族教师,她的姐姐回到了旗(县)里社区工作,而她希望列车能承载她实现大连民族大学的“求学梦”。

      登上专列,中新网记者看到,该趟列车已专门为考生准备了多种服务,除铅笔、橡皮等考试用品,还有免费饮用水、书籍和充电器等;列车组沿途还自编节目,来缓解考生的心理压力;2小时的车上时光,考生和老师们的笑声不时在车厢中回荡……

      

    学子们正在车厢中备考 王舒 摄

      在中国边陲大兴安岭的山区,这列每年6月开行在两个小镇之间15年的“高考专列”,沉淀了一代代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学子的梦想。

      据哈尔滨铁路局统计,15年来,这列唯一的“高考专列”已运送了2万多名考生,让6000多名学子实现了大学梦,其中不乏清华大学、中国民族大学、厦门大学等中国知名大学。(来源:中国新闻网)

        

    (编辑:俞虹

    [字号: ]


    网站声明
    本网站是国家民委主管的大型公益性网站,所收集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互联网,转载的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并不代表本站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不构成任何其他建议也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果您发现网站上内容不符合事实或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
    电话:010-82685629 电子邮箱:zgmzb@sina.com
    感谢您对我网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