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宗教问题的正确道路[ 来源:中国民族报 | 发布日期:2017-07-11 | 浏览()人次 | 投稿 | 收藏 ]
□ 方未艾

    2015年10月,第四届世界佛教论坛在江苏无锡举行。论坛发布宣言,呼吁全世界佛教徒秉持慈悲喜舍的精神,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努力。资料图片

  去年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开创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这个时代命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运用于今天的社会实践,就是要走一条中国特色解决宗教问题的正确道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解决中国宗教问题的正确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同中国宗教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基本遵循。

  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起,就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努力探索一条中国特色解决宗教问题的正确道路。1982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为解决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1993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工作的方针,首次提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命题。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再次重申党的宗教工作“四句话”基本方针,并强调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正式确立。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方面是指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是可以、也应该相适应,这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一个基本定性。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将长期存在,宗教本身的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特点,使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宗教作为社会存在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这也明确了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性质:它可以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保持自己信仰的同时,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员可以积极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为祖国的统一、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另一个含义是说,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相适应是需要引导的、而不是自然而然的。宗教作为一种信仰,它与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二者有着本质区别。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有相适应的地方,也有不相适应的地方,需要我们引导它们与时代、与社会主义社会相结合,那种认为宗教是私人的信仰、个人的私事就可以放纵、放任的想法是错误的。积极引导就是要诚心诚意去帮助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应有位置、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积极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法律法规的教育,引导他们适应时代、适应社会主义社会。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第三层含义是说,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适应宗教。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相适应不是一种对等的相适应,而是有主次之分,主要是宗教要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必须强调,这只是指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要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并不是要求宗教试图放弃他们有神论信仰,去适应社会主义的无神论,否则就失去了相适应的基础。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导”是处理宗教问题的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做好党的宗教工作,把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好,关键是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这是总书记对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待宗教问题的态度。

  “导”是领导,新时期要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导之有力。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根据宪法精神,宗教在社会中理应受到保护和尊重,如果公民仅仅因为信仰宗教而受到歧视和指责是违法的。但是,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宗教组织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一个社会成员,就应当负有共同维系社会和谐与稳定的责任。因此,自觉维护社会秩序,使宗教与社会相协调,宗教就必须接受社会和政府的依法管理。这就决定了新时期党和政府对宗教工作的领导不仅不能削弱,相反要大力加强,要敢于领导,善于领导。最关键的是,必须把宗教工作纳入法治轨道。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来说,就是要担负起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责任,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严格执行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严格依照宪法、法律和法规管理宗教事务,规范行政行为,防止滥用权力和方法简单粗暴。从宗教界人士来说,就是要高举社会主义法治旗帜,增强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法律意识,懂得法律是底线也是高压线,知道什么是合法,什么是违法;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不管信仰何种宗教,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任何诉求和意见都应通过合法渠道表达和解决。

  “导”是引导,新时期宗教工作必须要积极引导,导之有方。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需要有适合宗教的工作方法,不是简单的行政式、命令式方法,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就是“导之有方”。如何导之有方?关键在“引”。就是要引领宗教界和信教人士在社会建设中找到自身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优势为社会服务,体现宗教的价值。我国的宗教可以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要注意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参与经济建设、促进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弘扬传统文化、建设生态文明、提升道德素养、开展公益慈善、推动民间外交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但宗教由于自身的局限,加之一些旧教义的约束,有的很难在不断发展的社会中找准自己的合适位置。因此,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支持宗教界积极探索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途径,改革和调整与社会进步不适应的地方,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需要党和政府来进行引领。这个引领,一方面是为宗教界指明中国化的政治方向,使宗教界自觉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另一方面是引导各宗教努力加强自身建设,在教义理念的挖掘、组织制度的完善、人才教育培养上下功夫,夯实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础。

  “导”是疏导,对宗教工作必须学会疏导,导之有效。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强调不因世界观上的不同而排斥宗教界人士。而是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同他们建立起统一战线,从而赢得了宗教界人士的支持和信赖,其中的许多人成为共产党长期合作的真诚朋友。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宗教顺应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伟大变革,摆脱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对宗教的控制和利用,走出了一条努力为新中国服务的正确道路,对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和宗教界在世界观和政治立场上存在着一定的不一致性,但只要尊重差异、尊重信仰,求同是可以实现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更多地用疏导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这个“疏”是指要用宗教界接受的方式、用他们的话语体系来领导和引导,了解他们的利益诉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避免简单化,尤其要避免简单说教。“疏”就决定了它不是堵。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社会各个方面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新老问题叠加,新旧思想碰撞,各类矛盾交织,面对各不相同的人生际遇,有些人会选择到宗教中去寻求庇护和慰藉,使宗教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在一定时期还可能会有发展,我们必须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文明进步、人们的思想觉悟提高,宗教存在的条件将逐步减少,最终是要消亡的,但这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这就决定了“疏”是我们的必然选择。“疏”的前提是尊重,尊重宗教信仰,尊重各信仰之间的差异,尊重宗教规律。“疏”的内容是导,领导、引导宗教走一条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正确道路。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化”是中国宗教发展的基本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如果说“导”更多地体现出政府在宗教工作中的作为,那么“化”就是宗教界对中国特色宗教理论的具体回应。

  “化”是宗教自身存在发展的需要。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宗教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它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任何一种宗教的产生、发展都有一个与时代相适应、与社会相适应的问题。这个“化”首先是时间上的进化、现代化。以基督宗教为例,它经历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一路走来,基督宗教本身也在不断调整、不断进化。早期它作为反对罗马奴隶制统治的思想武器最后演化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中世纪基督宗教与封建制度紧密结合而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宗教改革又使得基督宗教进一步适应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精神基础。这种与时俱进的发展是宗教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个“化”还有空间上的变化。同样一个佛教,传入到中国汉族地区,它与汉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鲜明汉地特色的汉传佛教;传入到中国西藏地区,它与藏民族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鲜明藏地特色的藏传佛教;同样的汉传佛教,传入日本、韩国之后与日本、韩国的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与中国汉传佛教有差异的佛教形态。因此,从宗教自身的发展来看,中国宗教的中国化是宗教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化”的目的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强化政治认同。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宗教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然要求。要使我国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和礼仪制度的同时,在信仰和社会实践中对教义教规作出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阐释。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我国宗教,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坚持爱国与爱教的统一。这里涉及到宗教中国化最本质的核心就是政治认同。就是中国的宗教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在维护法律权威、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等一系列问题上形成广泛共识。强化中国宗教的政治认同,这也是社会主义社会新时期宗教可以存在的基本政治要求。

  “化”必须是宗教界的自觉行为,强化身份认同。“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是时代要求,但中国化一定是宗教界的自觉行为,主体是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任何外来的行政命令和强制性行为都是徒劳,千万不能越俎代疱。必须依靠宗教界的自觉行为,激发、调动宗教界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核心在于宗教界本身要有一批精通教义、具有战略眼光、适应时代要求的爱国爱教的领袖。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强化中国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身份认同。这个身份认同就是要解决好“我是谁”的根本问题。诚然,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是宗教信仰者,但同时必须明白自身是中国公民,宗教组织是中国的宗教组织,受中国国家法律的保护、享有中国宗教的权利,也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和责任。没有这种身份认同,宗教的中国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化”的核心是与中国文化的一致,强化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基本价值观的认同,也是中国化的内在根据。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爱好和平、天人合一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它是中华大地上各个民族、各个宗教、各个党派团体的一种精神纽带和价值归依。在今天,这个文化认同就集中体现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上。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去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应当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进宗教团体和宗教场所,成为每个宗教、每个信教群众耳熟能详的基本价值观。同时,要努力挖掘宗教教规教义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通的内容,用宗教自己的方式弘扬核心价值观。强化文化上的契合和认同,可以使宗教发挥自身应该起到的作用。

  “导”与“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在实践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导”是我们对待宗教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化”是中国宗教未来的目标和方向,两者的结合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根本体现。

  (作者系江苏省宗教事务局副局长)

(编辑:司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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