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处机对成吉思汗的传道——“丝绸之路”上宗教传播的佳话[ 来源:中国民族报 | 发布日期:2017-09-05 | 浏览()人次 | 投稿 | 收藏 ]
□ 吕锡琛

  800年前发生在“丝绸之路”上丘处机对成吉思汗传道的宗教故事,既体现了成吉思汗在文化上的开阔和政治上的敏锐,也表现出全真高道丘处机悲天悯人、拯救众生的伟大精神,促进了汉蒙文化的交流融会,开启了宗教传播的佳话。

      元代,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集团虽然信奉萨满教和喇嘛教,但对于道教这一汉民族的宗教仍十分重视,特别是对道教养生之道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公元1219年,远在中亚进行西征的成吉思汗作出了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派遣侍臣刘温到中原,敦请道教全真派首领丘处机前往讲道。丘处机秉持济世救民的慈爱胸怀,利用这一难得的机缘,万里应诏,成就了“丝绸之路”上宗教传播的和平佳话。

  丘处机向成吉思汗弘道的机缘

  身处戎马倥偬之中的成吉思汗之所以万里求道,其实还另有深意。

  此前,山东等地处于战乱和天灾之际,全真道领袖丘处机在登州、莱州等地传道,广大民众将其视为救星,地方政府也请他出面制止当地的一些动乱。

  成吉思汗正是看中了丘处机作为道教领袖的声望、影响以及抚众安民的道家学说。当时,蒙古军队已经攻下金国的中都,由于金军的顽强抵抗,成吉思汗意识到不可能在短期内征服金国,认识到武力镇压的局限性,而道教以及道家学说的安抚之术正是征服人心的重要武器。

  出于收服民心,并为日后的联宋灭金进而征服全中国作准备,成吉思汗不远万里派人召请丘处机。

  成吉思汗延请丘处机的手诏前半段说,相继统治中原的宋金当权者骄奢淫逸、腐朽奢华,已经不得人心,为上天所厌弃;自己素来遵循返朴还淳、去奢从俭、谦退爱民等宗旨,因而得到上天的护佑,建立殊功伟业。这样,从感情上拉近了与道教首领丘处机以及广大汉人之间的距离,为统治广大汉族地区作了舆论上的准备。在诏书的后半段,成吉思汗表达了对丘处机的景仰之心,以及自己求贤辅治的意图,明白地提出要向丘处机求取治国安民之道和保身之术:“或以忧民当世之务,或以恤朕保身之术,朕亲侍仙座,钦惟先生将咳唾之余,但授一言,斯可矣。”

  这便是丘处机得以向成吉思汗进言弘道的机缘。

  丘处机力致太平的政治抱负

  丘处机对于成吉思汗的诏请,表现出了与往常大不相同的态度。之前,他曾多次拒绝了金和南宋对他的聘请,而此时却不惧艰辛,接受了远在中亚的成吉思汗之诏。他希望此行能够劝诫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集团,通过传道劝诫,减轻人民所受的兵祸之苦。丘处机赴召北上途中寄友人的诗,表现出了这种抱负:“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我之帝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致太平。”

  同时,丘处机希望通过此行影响蒙古上层统治集团接受中原地区原有的统治方式,稳定这一广大地区的社会秩序;也希望通过此行为全真教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正是出于这些原因,丘处机不顾自己已经72岁的高龄,毅然应召,不远万里,历尽艰辛,最终来到成吉思汗的帐前。

  丘处机对成吉思汗的规劝

  丘处机与成吉思汗正式论道共有3次,成吉思汗令人将论道内容用蒙、汉两种文字记录,并命“勿泄于外”。后来,侍臣奉敕将其整理,编成《玄风庆会录》。书中记录了丘处机向成吉思汗弘道的内容。

  长生之道在于节欲。在初次见面时,成吉思汗向丘处机询问长生之药。丘处机坦率地回答他说,并无长生之药,而只有养生防病的卫生之道。他以道家的崇俭寡欲主张和精气理论来阐述养生之道:“但能节色欲,减思虑,亦获天佑”;“宜修德保身,以介眉寿”。丘处机否定了长生之药,以节欲作为卫生长寿之术,以此引导这位雄踞世界的可汗谨守节欲去奢等养生伦理,这是极具政治伦理意蕴的。

  帝王修行应“外修阴德,内固精神”。为了打动和迎合成吉思汗,丘处机以君权神授的理论美化成吉思汗,将其打扮成“皇天眷命”派来管理人间的“天人”,即天上之仙官。作为天人下凡,恭行天罚的皇帝更需要珍重自己的身体,清静节欲。这就为促使成吉思汗接受道教少私寡欲思想奠定了心理基础。丘处机又指出,仅仅做到节欲,这还只是平常之人的修炼内容,皇帝的修炼之道则与此不同:“陛下修行之法无他,当外修阴德,内固精神耳。恤民保众,使天下怀安则为外行,省欲保神为乎内行。”“省欲保神”只是修行的“内行”,还必须“外修阴德”,即要做到“恤民保众,使天下怀安”。丘处机的这番教导,将作为最高统治者所应承担的恤民保众、安定天下的职责与个体的养生修炼结合起来,体现出他的政治智慧,也展现出道家身国同治的思维。为了提升“修真治国之方”和积善行道之术对成吉思汗的影响,丘处机对全真道所倡导的“精神成仙”主张作了很详尽的阐扬,将修道成仙、治国、行善的理论融会贯通、联为一体,成吉思汗当即表示“谆谆道诲,敬闻命矣。斯皆难行之事,然则敢不遵依仙命、勤而行之?”

  建议选贤与能治理中原。围绕着万里赴诏以图济世救民这一重要目的,丘处机还献上了安定中原的治平之策。他向成吉思汗指出,治理好中原地区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急需派遣精明能干的官员前去治理。

  丘处机的见识和胸怀远非一般宗教人士所能及,他成功地将养命长生的话题引向了具体的济世安民之策,为他的弘道活动增添了和平的光辉。

  丘处机西行论道的社会意义

  丘处机将道教的教理教义与道家的政治智慧紧密结合,适应了成吉思汗巩固政权、进而统一全中国的长远计划,还为之涂抹上几缕上天神灵的光芒,深为成吉思汗所服膺,认为这是“天锡仙翁,以寤朕志”,从而“命左右书之,且以训诸子焉”。

  《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岁癸未(1223年),成吉思汗猎于东山,因马踣而失驭,摔于马下。丘处机谏曰:“天道好生,今圣寿已高,宜少出猎。坠马,天戒也。”成吉思汗马上接受他的谏言说:“朕已深省,神仙劝我良是。”还对臣下表示:“但神仙劝我语,以后都依也。”此后,他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打猎。

  在军事上,成吉思汗之前奉行的完全是武力征服和屠杀政策,而在1222年底即丘处机与成吉思汗论道之后,情况有了一些变化。1222年底至1223年,成吉思汗起程东归,这段时间,蒙古人没有在钦察草原进行大征战。

  1226年秋,在开始进攻西夏的战争中,成吉思汗因为当时出现了五星聚于西南这一天象而下令不杀掠。

  这些事例说明,成吉思汗从内心接受了道教和丘处机的止杀主张。尊重生命、止杀好生等道家治道理念对他产生了影响。

  当然,成吉思汗“不杀掠”诏令的实际执行情况,也不可估计太高。例如,在进攻西夏的战争中,由于肃州、中兴等城中的居民进行了抵抗,蒙古军队对其实行残酷屠杀,肃州城民幸免者仅106户。不过,作为以武力征战而著称的最高首领能够将“不杀掠”的命令“布告中外”,可见丘处机的劝诫之功。

(编辑:李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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