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界、学界共议宗教中国化[ 来源:中国民族报 | 发布日期:2017-09-13 | 浏览()人次 | 投稿 | 收藏 ]

  本土化与现代化:21世纪传统宗教中国化的前景

  □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学诚

  在现代性危机四处弥漫的全球化时代,一方面人们身陷信仰缺失的心灵危机,另一方面,各大传统宗教自身也面临着现代文化语境中信仰体系的重建危机。这种双重危机迫使宗教走出传统信仰模式,走向更广阔的人类思想文化新天地。通过重新开显宗教核心教义精神,更新宗教传播方式和组织制度,与民族文化传统深度对话融合,并与现代文化思潮充分交流互动,建构起具有民族文化精髓和世界新文化特质的信仰体系。这可以说是传统宗教在21世纪的中国化前景,也是世界宗教的未来发展图景。

  让宗教生命融入民族心灵——对宗教本土化的重新审视

  宗教与本土传统文化的融合,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必经之途。宗教本土化,不仅是外来宗教对本土文化的适应,而且是本土文化对外来宗教内涵与外延的重塑。如果宗教将自身视为一个不能改变的封闭系统,势必无法与本土文化进行真正的交融,而只能是一种表层、浅显、简单、机械的“组合”。

  宗教的本土化,既是对本土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共鸣与融入,也是外来宗教向本土文化的主动敞开和自我更新。

  汉传佛教对经典的阐释和修证方法的创新,都是非常开放和多元的。经典阐释不是少数宗教权威的特权。六祖惠能大师只是不识字的平民,但他可以悟道《金刚经》,并创造了与佛经有同等价值的《坛经》。祖师大德们从各种角度契入佛法,开创了汉传佛教的八大宗派,佛教并未因多元化的阐释系统而变得混乱无序,反而极大繁荣、人才辈出、广为流传。

  一种宗教,不管它的发源地在哪里,不管它最初的文化背景如何,既然来到中国,就成为“中国宗教”。佛教产生于印度,滋生于印度婆罗门文化,但自从传入中国,便成了“中国佛教”。两千年来,中国佛教徒不会认为自己仅仅是印度佛教的后裔,更不会固守印度文化思想体系,并以之作为对中国佛教的价值评判标准。中国佛教经过历代祖师大德的智慧创造,已经构建了自成一体的汉传佛教教义理论。八大宗派不仅没有违背佛法的本意,而且以更加鲜明、活泼、深刻、圆融的方式彰显了大乘佛教的精髓思想,最终使得在印度灭亡了的佛教,在中国获得了真正的传承和发展。

  所以,宗教的彻底中国化,需要突破原来的文化背景和教义阐释体系,重新构建具有中国文化底蕴的中国宗教教义体系,建立中国宗教的主体性。

  让宗教信仰回应现代问题——对宗教现代化的内在建构

  在全球化时代的现代社会,我国宗教所面对的不仅是如何彻底本土化问题,更要面对现代化、全球化问题。在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现代世界,中国宗教也必然要思考如何应对西方文化,以及现代性危机。

  现代性危机,实质上就是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因此,中国宗教需要关注这个核心问题:宗教的终极信仰能否回答现代人的精神关切?

  面对这个问题,传统宗教需要从神圣权威的圣坛上走下来,用一种学习者、服务者的姿态,去主动了解现代文化思潮,体察现代人的精神诉求和信仰需求。同时,需要对自身宗教传统进行完整审视和深入挖掘。

  传统宗教应从宗教的本义、信仰的本义、人类心灵诉求的本质,来重新审视并从内在建构自身传统。从宗教教义、组织制度、传播方式上溯源创新,将宗教教义精髓与现代人的信仰需求融为一体,创造具有信仰终极性、心灵本源性、文化共通性、价值超越性的世界新文化,亦即人类的“心文化”。

  具体而言,宗教经典和教义的现代诠释,宗教制度的探索创新,宗教传播的创意多元,都是值得努力的方向。在教义诠释方面,从中华传统文化和宗教核心教义中去探寻,能够回应现代中国以及现代世界精神诉求与文化诉求的思想内涵,并以时代语汇进行诠释。

  面对全球化时代人类的普遍精神危机与心灵诉求,中国各大传统宗教需要跳出自我本位和固守传统的心理模式,既与中华传统文化深度交融,又与世界文化深入互动,同时不同宗教之间也非常需要对话交流、互鉴互助。只有建立起一种高度的开放和圆融心态,以超越宗教的世界文化眼光,发起悲悯一切、包容一切的平等慈悲,回归人类心灵的共同本源,创造人类“心文化”,才能将宗教的生命引向广阔长远的时空,使宗教中国化进程成为启发人类新文明的重要因缘。

  藏传佛教只有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才能有活力

  □ 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 珠康·土登克珠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科学分析了我国宗教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对做好宗教领域重点工作作出重要部署,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思想性、针对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当代中国宗教界及其广大信众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笔者认为,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注重适应与机遇,走中国化方向,在“导”上下功夫。当前藏传佛教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迎来了难得的机遇,也具备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条件。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制度上的适应与机遇。西藏经过民主改革废除了政教合一制度,政教分离制度扫除了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根本障碍,也使藏传佛教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二是信仰自由上的适应与机遇。中国共产党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制定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这一政策非常正确。信教或不信教群众都没有任何压力。目前,在西藏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受到宪法和法律保护,各个宗教、各个教派都平等地得到尊重和保护,实现了真正的宗教和睦。寺庙僧尼和信教群众在国家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下,享有开展正常宗教活动的充分自由。

  三是中华文化与宗教文化相融合发展的适应与机遇。党和国家对宗教有两个方面的重视和保护,一方面是从群众的信仰需求角度重视和保护,指出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另一方面是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角度重视和保护。鼓励藏传佛教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文化,努力把藏传佛教教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

  四是寺庙管理上的适应与机遇。2011年9月,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作出了加强和创新寺庙管理的重要决定,实施了一系列利寺惠僧政策,寺庙管理走上了法治化轨道。把利寺惠僧作为改善民生、争取人心的重要工作狠抓落实:为全自治区在编僧尼落实了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人生意外伤害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并每年免费为僧尼进行一次健康体检;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维修和保护寺庙文物,补助资金维修和改善僧舍。通过落实利寺惠僧政策,寺庙僧尼享受了与城乡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寺庙僧尼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享受到了公民的一切待遇,也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近年来,政府一系列措施全面改善了寺庙基础设施及周边环境,为寺庙僧尼遵规守法、安心修行、弘扬佛法解除了后顾之忧,使广大僧尼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和方针政策在西藏的具体实践,得到了广大寺庙僧尼和信教群众的坚决拥护。

  五是内容上的适应与机遇。党和国家支持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我国佛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对教义教规作出了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真正迎来了弘扬“人间佛教”的大好机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共同选择的信仰价值系统,也必然是宗教界广大信众的基本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从宗教教义而言,佛教的教义主张是“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佛教的精髓是“大慈大悲”,佛教的准则是“不害众生”,佛教的特点是“恶行自断”,佛教的宗旨是“普度众生”。道教主张“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万物之中,人最为贵”。伊斯兰教追求“清真为本,两世吉庆”。基督教倡导“做盐做光、荣神益人”。天主教规劝世人“仁爱、喜乐、平安、忍耐、容忍、良善、厚道、温和、忠信、端庄、节制、贞洁”。宗教界要从宗教教义上深刻阐释当代中国宗教价值规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相资相益、相辅相成的关联,主动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之中。

  六是藏传佛教培养人才上的适应与机遇。藏传佛教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才,在培养人才时,也需要紧跟时代和解放思想。应推动藏传佛教的传统学经制和现代学院制同步进行、同步发展。培养的标准是“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西藏佛学院坚持“政治过硬、教派不偏、显密结合、僧尼共学、教研并重”的特点来办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藏传佛教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还需要消除两方面的障碍,即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决反对分裂,与十四世达赖集团划清界限;分清佛教理论和封建迷信的区别,引导信众正信、正行,同时进一步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管理水平。

  发扬传统、适应时代,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作出贡献

  □ 中国道教协会会长 李光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讲话中明确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虽然不存在本土化的问题,但也应坚持发扬传统、适应时代,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作出贡献。

  植根中华文化,因应社会发展

  道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自我调适”。一方面,道教对教义教规中与社会主流文化、主流价值观念有一定偏差的内容,逐渐自我修正。另一方面,道教不断吸收中国文化中产生的新思想、新观念,从而丰富自己的教义思想体系。所以,努力把自身教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正是道教的发展历史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因此,道教界一是应努力把道教教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二是要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的阐释。三是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道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

  大力弘扬道教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努力把宗教教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道教作为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道教徒应担当的神圣职责。我们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动道教文化在当代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让道教的思想智慧更好地服务社会,利益大众。一是开展道教文化研究,探索道教文化的当代价值。二是发展道教医学、道教养生学,服务大众,造福众生。三是编撰《中华续道藏》等道教文化典籍。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道教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教育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法和教规的关系,提高法治观念。”坚持道教中国化方向,就要引导道教界和信教群众,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宗教政策,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道教规戒要求教徒要安守本分、修身寡过、知足知止、处下不争,而法律设立的初衷也是为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让人们知道哪些事不能做,从而减少犯罪。所以,道教规戒与国家法律在导人向善的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这也成为二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相互借鉴融摄的基础。因此,道教界一是要学法知法,把握好国法与教规的关系;二是要守法用法,提高依法办教的水平;三是要依法遵法,传播正面声音。

  加强道教自身建设

  对于宗教团体来说,坚持好中国化方向,就要坚持从加强团体自身建设、弘扬道教文化、保护生态环境、加强道风建设、开展公益慈善等工作入手,积极引导广大道众和信教群众,发挥好道教的优势和特长,更好地服务社会、利益人群。因此,道教界一是要加强道教团体自身建设,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二是要倡导文明敬香,建设生态道观;三是要广泛开展公益慈善事业,回报社会;四是要积极开展对外交流,让道教文化走向世界。

  在今后的工作中,全国道教界将继续贯彻落实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坚定中国化方向,主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努力开创道教事业的新局面,与全国人民一道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道教的新贡献!

  宗教中国化必须正确评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 卓新平

  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这一命题非常重要,这是我国宗教得以生存及发展的基点和基础。不过,这种“中国化”的坚持需要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正确评价,由此,方有坚持的基石和依靠。所以,在理解宗教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上,应该关注如下一些方面。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梳理和认知

  我们对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应该具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在推动宗教中国化的进程中,其前提就是要认识到“什么是中国化”“怎样来中国化”。当代中国文化虽然有着现代文化因素和外来文化因素,却离不开中国文化传统这一根本和根源。如果“忘本”或“否本”,是不可能实现宗教中国化的。这就需要我们反思、检讨过去百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为中国传统文化“正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场域,没有这种传统文化,谈不上优秀与否。当然,这种梳理是客观的、辩证的,并非全盘复古,对传统文化是一种在扬弃过程中的继承与弘扬。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宗教文化的正视和肯定

  对于人类宗教文化和中华宗教文化的评价与定位,是我国当前没有解决或没有很好解决的一大问题。对此,我们必须从全球文明史和思想史的视野,来重新审视和客观评价中国宗教文化传统。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其一,回顾人类历史,没有宗教文化传统的文明是否存在?其二,中华传统文明是没有宗教的“另类”而与世界文明分开吗?其三,把宗教与中华文化传统剥离是否客观和明智?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其一,中华传统文化有哪些宗教文化、占有多大比重?其二,去除宗教文化后,中华传统文化还剩多少内容?其三,宗教文化在中国历史传统中究竟有多大影响?再由此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宗教文化是否存在以及究竟起着多大作用的问题。

  对中国宗教及其文化传统的正确认识及客观评价

  西方思想家认为中国无宗教是对中国宗教的贬低,认为其只是迷信和巫术,达不到宗教的高度。这种评价古今有之。国内否定宗教的人们同样认为宗教根本上是迷信和骗术,声称中国没有宗教乃是因为中华文化高于宗教,故不需要宗教,进而对中国存在的宗教同样作否定评价或干脆贬之为迷信,并与西方否定中国宗教者殊途同归。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观这种对中国宗教及其文化传统的贬损、否定,宗教中国化基本上没有希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只会虚化。对此,中国学者任重道远,不可能绕过这一基本问题。

  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宗教文化本真的把握和阐述

  宗教中国化乃因为这种“化”有必要、有价值,非常值得。那么,就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及其特点,彰显其与众不同、独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特色。这种本真就在于应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宗教精神对世界的贡献和启迪,其中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整体哲学构思,多元合一、多样共存、多彩共辉的精神传统遗存,圆融统摄的辩证思维特色,和谐和顺的家国观念,关注今生此时而投身社会变革的人文关怀,世人通过教育修炼而可以升华成圣成神的信仰追求等。在全球化发展出现迷茫的当今世界,正需要这种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海纳百川的中华传统智慧和担当。这样,宗教中国化才不仅必要,而且非常值得尝试。而基于这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宗教中国化就不单纯是单向性的融入、归化,同样也涵括对外来优秀文化的引入、吸纳、重铸,使中华文化得以革新和扩展,更能适应当今世界的发展和人类未来的开拓。

  总之,宗教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为辩证互动的关系。宗教中国化不仅是对中华文化的回归,也是对其拓展的促进。因此,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种文化理论的重建,对于中国和世界的当下及未来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 杨发明

  在2015年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在2016年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对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作了深入系统的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意寓深远。深入学习、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已经成为当下我国宗教界的工作重心和高度自觉。笔者认为,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亟待解决几个问题。

  一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思想体系。经学思想体系的建设是摆在伊斯兰教界面前的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这是我们构建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思想体系的参照系。我国伊斯兰教界和各地伊协要从全局和长远的角度思考和筹划,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伊斯兰教主流价值观为核心,通过年度性的卧尔兹演讲比赛,周期性的主麻卧尔兹演讲,规划性的经学院统编教材以及伊斯兰教经典的翻译、编著等建设,逐步建立起适合国情特点、符合我国伊斯兰教实际、融入中国文化内涵的经学思想体系。我们要以此塑造我国穆斯林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人文品格,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各族穆斯林群众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进一步全面促进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二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法和教规的关系,努力提高穆斯林群众的法治观念。我国伊斯兰教界历来依法开展宗教活动,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法与教规的关系,教育和引导穆斯林群众形成了尊重国法的良好传统。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当前,伊斯兰教界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法治化建设的重大意义,这是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的重要内容和任务。唯有依靠法治,才能维护伊斯兰教界的合法权利,才能保证宗教信仰自由,才能保证我国伊斯兰教的存在和健康发展。

  各地伊协要加强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要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学习宣传国家基本法律,增强伊斯兰教界人士和广大穆斯林群众依法履行义务和职责、维护国家安全的自觉性,把爱国爱教与抵制极端主义、反对恐怖主义、打击分裂主义结合起来,维护社会安定和国家统一;要加强对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的学习宣传,强化对伊协、寺管会、教职人员等教内“三支队伍”的培训力度,使《条例》确定的基本制度和精神入脑入心;中国伊协要配合新修订《条例》的颁布,尽快完成对《清真寺民主管理办法》《伊斯兰教教职人员资格认定办法》和《伊斯兰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人员聘任办法》的修订工作。各地伊协和清真寺要加强规章制度建设,促进教务活动的规范化、制度化。同时,要消除“教法大于国法”“法不责众”“人情大于国法”等错误认识,推动伊斯兰教界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维护权益用法,为我国法治化建设和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是弘扬伊斯兰教优良传统,坚决抵御极端思想。新世纪以来,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影响下,我国伊斯兰教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特别是境内外“三股势力”散布极端思想、煽动暴力恐怖活动,这是人类的公敌和公害,是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的毒瘤。伊斯兰教界要防止“去中国化”倾向的发生,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防范宗教极端思想对我国伊斯兰教好传统的破坏;对打着宗教幌子从事非法活动、蓄意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犯罪分子,要协助政府依法严厉打击;要高度重视互联网宗教问题,特别是对利用互联网进行传播极端宗教思想和攻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严重伤害民族感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要协助政府依法予以惩处。要客观宣传伊斯兰教知识,正确阐释教义教规,弘扬爱国、和平、团结、宽容、中道的精神,批驳宗教极端思想,为穆斯林解疑释惑,引导穆斯林正信正行;要加强维吾尔文等少数民族语言传统经典和伊斯兰教基础知识读物的翻译、编写、出版工作,努力满足新疆穆斯林宗教生活需求,支持新疆抵制和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

  四是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培养高素质的爱国爱教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标准,支持宗教界搞好人才队伍建设。”我国伊斯兰教能否坚持中国化方向,取决于伊斯兰教教职人员的整体素质和工作能力。所以,发挥好宗教界人士在引导信教群众、推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的积极作用,是包括各级伊协在内的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基础和重要职责。

  天主教中国化的努力与未来展望

  □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主席 马英林

  在去年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这一论述高屋建瓴、立意深远,为我国宗教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因而得到了宗教界的衷心拥护和积极响应。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认真学习总书记的这一讲话精神和会议的有关文件,积极推动全国各地教会开展教会“中国化”理论的研究和实践,并借助各种培训活动,举办专题讲座,召开研讨会、报告会,提高广大神长教友对教会中国化的责任使命的认识,凝聚共识、集聚力量,形成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助推中国化理论和实践开创新境界、取得新成果。

  中国天主教第八次代表会议以来,“一会一团”高度重视、坚持不懈地努力推进教会本地化建设。因为我们深知,只有神学理论的中国化,才可能更好地把基督的福音融入我国优秀文化传统,更好地适应中国社会,更好地建立起社会和谐、政教和谐的关系。我们先后召开了圣保禄年神学研讨会和纪念利玛窦来华400周年神学研讨会。圣保禄宗徒强调“为一切人成为一切”的福传理念,强调传福音应尊重本地文化。利玛窦是圣保禄宗徒福传精神的忠实践行者,他以“适应”为主的传教策略取得的成功经验,已经得到整个教会的普遍认同,对现在和未来的福传工作仍然有着很强的指导性。

  我们举办了4届教会本地化和中国化的神学论坛,分别围绕教会本地化的历史经验、教会本地化的现实意义、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民主办教等专题进行研讨,并邀请五大宗教领袖、内地和港台学者一起交流。教会本地化神学的研讨和分享,对今后中国教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思考,为教会更好地融入中华文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我们还举办了中国天主教文化艺术展,以大量图片、书画作品和教会艺术品,展示中国天主教在本地化道路上的艰辛努力和本地化成果的艺术魅力,宣传我们在牧灵福传、社会服务、教会发展等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鼓舞和激励后来者继续奋勉。为了更好地向广大神长教友推广本地化神学的理论成果,“一会一团”将本地化研讨的优秀论文编辑成册,出版了《为了人灵的得救:教会本地化神学研讨会论文集》《与时代共进:教会本地化神学研讨会暨纪念梵二会议五十周年论文集》《扎根文化:第三届天主教本地化神学论坛论文集》。其中的一些优秀论文被列入“基督教中国化研究丛书”,已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向教内外读者展示中国天主教在本地化、中国化道路上的努力探索以及神学理论研究的成果。我们还与安阳师范大学合作,收集整理和分析中国天主教教区的历史沿革,填补了国内教会在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中国天主教会的“中国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这一历史使命需要几代人不懈地努力,需要在整个教会营造强烈的共识和氛围,需要充分发挥广大神长教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团结和凝聚广大神长教友的意志和力量,为中国天主教的牧灵福传事业、为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民主办教提供理论支撑,确保中国天主教沿着中国化的方向健康发展。

  中国天主教的“中国化”经历了艰辛与曲折的历程,目前的景象来之不易。“一会一团”将努力把教会这一事业“划向深处去”,继续加强神学理论研究,扩大宣传和影响。我们不仅在神学理论上要中国化,也要在教会礼仪生活、圣乐艺术、教堂建设等方面深入探索、大胆尝试。我们正在研究制定推进天主教中国化的五年规划纲要,以及指导地方教会践行中国化的指导意见。相信只要我们有信念、有梦想、有行动,勇于探索、不懈努力,中国天主教的中国化道路就一定能够越走越宽广,中国天主教的中国化梦想就一定能够实现。

  基督教中国化的应有之义: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融合

  □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 傅先伟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说,只要是外来文化、外来宗教,都有在异地、异文化中的传播与适应问题;纵观基督教传播历史,就是基督教不断适应处境而本土化的过程。也唯有如此,基督教才能在特定的地区和民族文化的土壤中获得“生根建造”的空间。因此,基督教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融合是当今基督教中国化的应有之义。

  基督教中国化面临文化层面的挑战与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基督教实现了“三自”,摘掉了“洋教”的帽子,这在中国化道路上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60余年来,中国基督教坚持爱国爱教道路,积极开展神学思想建设,努力追求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基督教中国化迈上了新的台阶。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等种种原因,基督教中国化虽然已在路上,但仍任重道远。

  无论是“学理层面或神学思想层面的基督教中国化”,还是“须顺着中国民族基本性格及时代精神而适应”,都是基督教艰巨的文化任务。今天的基督教仍面临与中华文化之间的某种张力,一个原因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密切结合的文化定势在中国的反映,使一些人自然地把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划上等号,并且有意无意地将基督教放在与中华文化对立的位置,甚至视中华文化为与基督信仰格格不入的“异教”文化,漠然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结果是社会的普遍认知仍是“基督教在中国”,而未达到“中国的基督教”的境界。中西文化的差异、历史所造成的创伤、固有思维的惯性,使基督教在与中华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中仍存在较大的困难。多年来,中国基督教积极推进神学思想建设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实际现状与社会期望要求及教会发展需求仍有不少差距,文化层面如何融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时代命题。

  文化融合是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途径

  现在,我国基督徒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之下长大的中国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相融合的生命载体。新的历史时期,基督教主动及时地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融合,不仅可以削减一个带着浓厚西方文化色彩的宗教与有着悠久历史的东方文化之间相遇碰撞时所产生的“异质相斥”惯性,相反,还可能产生一个“和谐共生”的良好局面。

  对此,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就曾提出:“基督教的中国化并不是要用中国文化同化基督教文化,当然也不是用基督教文化改造中国文化,而是通过阐释基督教文化中适应社会进步的内容,实现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基督教文化只有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才能得以生长和更新,同时又在中国文化的百花园里增添新的色彩。”

  所以,基督教若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可以为中华文化的百花园增添新的色彩;同样,也可以在基督教神学的百花园内,开放带有东方特色的朵朵幽兰。

  中国基督教神学需要中华文化为其母体

  中国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建设实际上也是基督教的一项文化建设任务,而不论哪一种神学思考都是一种处境化的思考。在特定文化熏陶下的中国基督徒若能运用自己的文化概念、语言和思维习惯及行为方式等来阐述、理解基督教,则既能让中国信徒喜闻乐见,也能增进中国社会对中国基督徒的信任理解,更能丰富基督教的神学内涵。

  在重新审视基督教与中华文化关系、重新开始探究基督教对中华文化的意义及其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的时候,基督教在中国的适应亦面临着一次新的机遇。经过上千年的碰撞与交汇,基督教与中华文化在彼此认知上更为冷静和成熟,对两者的思索与反省亦走出以往的偏颇和困惑。这使得基督教与中华文化在当前开放社会之中的双向契合成为可能,也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基督教神学预备了良好的机遇。作为应当先于教会实践的基督教神学思考,理当要注意吸收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根基。中国基督教神学只有通过深入中华文化传统、把握其思想精神之真谛来诠解基督教思想,达到两者的融会契合,才能使中国基督教神学经过中华文化的母体而健康生长,也才能使有正确神学思想指导的中国教会在祖国大地欣欣向荣、得到众民的喜爱。

  【本专题文字由中华文化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提供】

(编辑:程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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