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五年·国家的五年牛颂:这五年,民族电影从“孤芳”走向“共赏”[ 来源:中国民族报 | 发布日期:2017-09-11 | 浏览()人次 | 投稿 | 收藏 ]
□ 本报记者 王珍

  连续担任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主席后,民族电影人”日渐成为中国民族影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民委原委员牛颂最显著的标签。令他欣慰的是,今年表现惊艳的民族题材电影《冈仁波齐》,曾在2015年民族电影展的特别单元“民族志电影展”上推介,积累了不俗的口碑,如今终于获得了丰厚的市场回报。

  “见微知著。这几年,民族电影蓄积的能量逐步释放,慢慢地从‘孤芳’走向‘共赏’。”牛颂在回顾这五年民族电影的成就时如是说。

  

  牛颂(左)与夏威夷国际电影节主席Chuck Boller进行交流。资料图片

  

   五年成绩单:


  1、连续担任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主席,共展出影片120余部,组织推荐到各个国际电影节展映影片50余部。

  2、2013年起,实施“中国民族影视创投计划”,推出“三大史诗电影工程”,策划实施“民族电影先锋力量”项目,推出类型化探索的影片4部;孵化首部工业方式生产的少数民族题材商业大片《战神纪》(原名《铁木真传说》);为尚无电影的少数民族策划拍摄电影5部。

  3、2016年,中国民族影视研究中心在中央民族大学挂牌成立,出任中心主任。

  4、2017年2月,出版专著《大于电影的电影——民族电影档案》。

  5、参与策划、监制影片22部,电视连续剧2部。

  

我的五年



  北京民族电影展“托”住了一度下滑的少数民族电影

  牛颂对民族电影的兴趣,是从“十一五”时期开始的。当时,北京市民委启动了一系列民族文化节,包括音乐、舞蹈、体育、社区乡村民俗文化、电影等等。出人意料的是,在诸多文化节中,电影展的反响尤为显著,在国内国际电影界显示出较强的影响力。

  “那时,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正处于多年的徘徊期,可以说是到了一个低谷,探索中的民族电影人迫切需要一个平台,来托住整个民族电影行业。”牛颂说,北京民族电影展的诞生,是加强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更是回应时代呼唤和市场需求的产物。

  从第三届到今年的第八届,这五年,民族电影展立足首都,辐射全国,面向全世界,充分发挥北京作为文化之都、创意之都的核心功能,推动特色鲜明、标识性强的民族电影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张靓丽“名片”,共展出影片120余部,向国际电影节推荐影片50余部。

  “目前,我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产量每年稳定在50部左右,还有数量可观的纪录片和民族志电影。我们经过遴选,故事影片、纪录片、民族志电影‘三管齐下’,每届展映推介20部左右。”牛颂说。

  民族电影展的推介,不仅让《唐卡》《侗族大歌》《诺日吉玛》《夜莺》《我的圣旅》以及《喜马拉雅·天梯》《冈仁波齐》等优质文艺片、纪录片得以与公众见面,将《真爱》《索道医生》《我的旗》等主旋律影片推上国际电影节放映,还将民族电影的影响力拓展到国外。

  “这几年,我们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国际电影节建立了合作关系。比如说,欧洲万象国际电影节、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法国巴黎中国电影节等,都设置了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单元。”牛颂说。

  高扬民族旗帜,讲好中国故事

  在决定做民族电影展之前,很多人给牛颂“打预防针”:民族电影政治性、政策性强,还有特殊的敏感性,万一出点儿问题怎么办?那种影响常常是预料不到的。

  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曾说:“少数民族电影创作和生产,既是市场,也是战场,必须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上世纪50年代,当时的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内蒙春光》,后按照中央要求进行了反复修改,毛泽东亲自审看并为其定名为《内蒙人民的胜利》。这部政治性强、热情洋溢的影片,承载着国家统一、加强各民族大团结的重任。

  在专著《大于电影的电影——民族电影档案》中,牛颂专门记录了这个故事。他认为,民族电影是“大于电影的电影”,除了一般电影所需要承载的功能外,还承载着促进国家认同、消除民族隔阂、协调民族关系、保证宗教和睦的多重社会功能,这一切又都要融会于影像审美叙事中,兹事体大,需要更多的智慧投入。

  “在民族电影中,促进民族团结是‘道’,其余都是‘技’。这个‘道’是万万不能变的。”牛颂说,“比如,展映影片遴选时,除了艺术表现力之外,我们特别强调,影片要突出中华民族认同的导向,要有利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要体现本民族的文化之根在中国本土的生长、枝叶在故乡的皈依。为此,我们曾不止一次与导演、制片人商量,如增加国旗、界碑等国家在场的符号,甚至重拍影片结尾等等。”

  牛颂提倡“新文化电影”,这个他自创的概念,有3个核心因素:一是坚持中国立场,倡导“化西”而非“西化”的文化自觉;二是秉承大国心态,向传统文化致敬的文化自信;三是遵循电影市场规律,探索民族电影的类型化,增强文化共享。简而言之,就是立足中国实际,讲述中国故事。

  “中国要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除了要壮大市场规模外,更重要的是要确立好中国电影的精神支柱和美学战略,明确我们高扬的文化旗帜、银幕形象与独特魅力,减少文化在输出中的折扣。”牛颂说。

  由此,牛颂也获得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称号。

  主动掌握市场规律,积极推进类型化创作

  虽然追求民族电影的理想主义目标,但在行动上,牛颂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少数民族电影创作的传统模式以政府补贴为主,拍摄成本低,无论是视觉效果还是故事都难以满足现代观众的需求。随着电影市场的日趋繁荣,这种制约越来越明显。

  2013年,民族电影展创新推出了“中国民族影视创投计划”,搭建了市场融资平台,为民族电影注入了新的血液和动力。

  “我们在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电影市场,一直拥有一个最大最炫的展位,每年促成签约影片五六部,签约金额约10亿元,约占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签约总额的1/10。”牛颂说。

  将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藏族《格萨尔》、蒙古族《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玛纳斯》搬上大银幕,是长期以来很多民族人士的心愿。“中国民族影视创投计划”推出后,牛颂迎难而上,将三大史诗电影工程项目提上了议事日程。

  牛颂说,三大史诗电影拍摄的主要障碍有:一是汉语翻译起步晚,提炼成电影故事需要时间;二是涉及到原生的历史文化,从影像艺术上把握难。“再难也要做,也许这需要几代人共同努力,但总要有人开始。”

  令人欣喜的是,《英雄江格尔》的动画片剧本相对成熟,去年率先拍成了10集动画片,在北京国际电影节推介和10多个省市区的电视台播放,取得了良好的反响。

  “通过收视率测算,有投资机构看好这个题材的前景,愿意投资拍摄动画大片《英雄江格尔之魔王大战》,目标是在院线发行,打入国际市场。现正与日本制作机构合作,尽快拿出成品。”牛颂高兴地说,目前,《英雄格萨尔》商业大片剧本创作、《玛纳斯》的动画剧本、《说唱大师》的传记电影也已启动,取得了不错的进展。

  更让牛颂自豪的是,由蒙古族导演哈斯朝鲁执导、以工业化方式生产的商业大片《战神纪》(原名《铁木真传说》)已经拍摄完成,进入后期制作。这部魔幻风格影片投资2亿元,由陈伟霆、林允、胡星、倪大红等一线明星担纲主演,令民族电影耳目一新。

  “《战神纪》的出现表明,民族电影朝着类型化、工业化前进了一大步。”牛颂说。 

 

国家的五年


  记者:今年3月出台的《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提出要扶持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近期,《战狼2》的火爆,让中国人看到了“中国精神”;藏族电影《冈仁波齐》的票房逆袭,也让人看到了民族题材电影的市场潜力。据您的观察,当前的民族电影界,有哪些令人振奋的新气象?您如何看待民族电影的前景?

  牛颂:过去,我们常说:民族电影离世界观众很近,离中国市场很远。这几年,在党和国家的政策扶持、引导下,在民族电影展的大力推介下,民族电影出现了量质齐升的喜人局面。比如,《诺日吉玛》获得了“金鸡百花”电影节大奖;《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获得了“华表奖”。一批类型片,如《骆驼客》《箭在弦》系列等,也取得了较好的收视率。

  自去年以来,《喜马拉雅·天梯》《冈仁波齐》等影片在院线放映,取得了市场与口碑的“双丰收”。这表明民族电影逐步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可。我个人以为,这是一个拐点,民族电影正在从“孤芳”走向“共赏”。

  记者:您在组织三大史诗电影创作的过程中,也遇到过投资人跟您说:“千万别跟我提史诗。”当前,民族电影在走市场方面,遇到的主要困难有哪些?主要的解决途径是什么?

  牛颂:我一直认为,民族电影应当分为三类,它们有不同的追求目标:一是工业方式生产的商业大片,目标是国际市场和影响力,占领中国电影的制高点;二是类型化影片,目标是国内市场观众群,赢得相应的票房收入;三是“精深特”的艺术电影,目标是知性观众和国际电影节,体现民族电影特有的优势和魅力。

  这三类电影要做好,必须得到资本市场的支持。尤其是工业方式生产的商业大片,从生产、制作到宣传、发行,都必须遵循工业体系的运转逻辑,要实现从导演中心制到制片人中心制的结构转型。

  目前,民族电影要解决融资难题,还迫切需要建立一支专业基金来连接艺术与资本市场,扶持民族电影实现工业方式生产以至重工业生产。由于民族题材电影的专业性和敏感性,需要极强的政策保障,才能实现其在资本市场的信誉度、可靠性,因此,建立一支专业性强的基金迫在眉睫。

  记者:这几年,民族电影在“走出去”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中法合拍影片《夜莺》,还曾代表中国参加了2015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角逐。目前,民族电影具备了足够的“走出去”能力吗?海外观众对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评价如何?您对民族电影“走出去”有怎样的期待?

  牛颂:以前,中国电影被世界电影所认识的,主要是三类影片:功夫片、少数民族电影和苦难片。随着中国的崛起,苦难片日益退出观众视线,而少数民族电影依然是世界电影对中国电影的标识性选择。

  这几年,中外合拍片成为民族电影“走出去”的重要平台。比如,中法合拍片《夜莺》,就在法国取得了很好的反响。目前,越来越多的外国导演通过北京电影市场这个平台,实现了与中国少数民族导演的合作。如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签约的合拍片《北方的神光》,就是首部中国与挪威电影界的合作项目,由挪威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与中国蒙古族导演签约。通过这样的合作方式,我相信,民族电影走向世界市场的步伐将大大加快,前景将是光明而美好的。

  

快问快答:

  1.这5年,民族电影领域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对您有何影响?

  答:这5年,民族电影领域最大的变化就是有了用工业方式生产的商业大片,有了在国内电影院线过亿元票房的电影,有了更多在国际电影节获奖和展映的影片,这是非常令人振奋的。

  2.这5年,在您的人生中具有何种特殊意义?

  答:这5年,具有特殊意义的是,我们的民族开始“向传统文化致敬”,依托自己的文化基础来助推民族的腾飞。我在这5年的实际工作中,深深感受了这个变化。

  3.这5年,您离梦想近了吗?对自己的成绩满意吗?

  答:这5年,我离心中的梦想越来越近了。我们的梦想就是民族电影有越来越多的观众,把它作为中国电影的优势和标识符号,更多地推向世界。

  4.未来5年,您有什么打算?有什么梦想?

  答:未来5年,我们要把民族电影展模式更多地复制和推向世界各大电影节。

  5.如果穿越回5年前,您有什么遗憾需要弥补吗?

  答:我们最大的遗憾就是5年前没有全力建立一支专业化的基金,支持民族电影实现重工业生产。现在,我们正在弥补这个遗憾,加紧建立这个基金。

  

(编辑:李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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