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与审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民族地区的影响[ 来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 发布日期:2017-10-12 | 浏览()人次 | 投稿 | 收藏 ]
汤夺先

  作为一种生计模式与仪式文化的少数民族流动行为,其对民族地区有着持续性的重要影响。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民族地区的影响既有现代化的烙印,也有结构的变迁,需要把现代化理论与结构主义理论结合运用才能够更好地进行解释。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出与回归为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支持性要素,民族地区乡村的吸纳机制、在地化就业模式、村落民族文化的吸引力等保证了少数民族人口的回流,民族地区不会出现农村荒漠化,乡村不会走向终结,民族传统文化不会消逝。要正确处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民族地区发展的关系,构建少数民族人口熟悉的乡村民族文化系统,以消减流动对民族地区的负效应。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东部地区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14BMZ085);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委托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和融入研究”(2016-GMF-034);安徽省高校青年人才支持计划研究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部地区穆斯林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J05201431)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流出地的影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指少数民族人口不少于三个月的跨越县域的从一地到另一地的移动行为,流向包括流出、回归与流入[1],通常流出地主要是指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出及其返乡、回流或回归行为。就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行为对流出地的影响而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作为行动者主体的少数民族人口所具有的民族身份属性及其流出地所拥有的民族文化氛围。这是他们不同于普通流动人口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流出地的影响,既有类似于普通人口流动的地方,也有特殊性的地方,尤其就文化层面而言,更值得关注。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其既体现在政治、经济层面,也体现在社会、文化层面①;既发生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即民族地区,也发生在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但以前者为主,因此,我们探讨的重点也集中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外流与回归对民族地区村庄的个人生活、家庭生活,以及村庄的公共生活发生了较大的影响。其影响是多重的,囊括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方方面面,波及个体、家庭与集体等主体,关涉物质、制度、组织、观念、行为、宗教信仰与精神文化等具体领域。就积极效应而言,促进了村庄经济政治发展与社会文化变迁,改变了流出地的社会面貌,提升了经济收入。同时,影响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文化传承、政治参与及社会稳定,甚至可能导致某些民族传统文化的消失。

  该如何看待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之于民族地区的影响,到底是现代化力量使然,还是结构主义式的破坏?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民族地区影响的发生机制及其内容表现,究竟是现代化的体现与结果,还是流出地民族地区乡村对流入地城市的依附?返乡究竟是印证了现代化论者使流出地更为现代化的说辞,还是如结构主义论者所言破坏了流出地农村的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结构?在城市化与现代化的主导话语体系中,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是否会引发民族地区出现类似于孟德拉斯所谓的“农民的终结”“农村的终结”②,是否会导致民族地区“文化的衰亡”?笔者尝试予以深入分析。

  一、作为一种生计方式与仪式文化的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行为

  对于广大少数民族人口而言,外出务工已成为一种新的非常重要的生计模式,在当今“流动的时代”下,流动与生计之间被自然地画上了连接线。流动生计概念由斯戴普塔特和索伦森提出,“流动生计的概念意味着涉入迁徙流动的人们的社会和空间实践活动,把生计的概念提升到超出原来属地的范畴。这个概念包含对生计的更宽泛的理解,因为它不仅观察女性和男性的迁徙,也观察他们的日常流动和长期流动”[2](9~10)。作为生计的流动,从时间长度看,有永久性流动和临时性流动两种。流动取决于也体现出人们创造生计方式的能力,因此,生计可能是流动的。当人们以流动的生活方式维持生计时,流动生计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空间的拓展,是人们在新的地方、区域和国家背景下维持生计之道。少数民族人口从流出地民族地区乡村走入城市,从传统的乡村空间走到一种新的城市空间,从传统的以农业、牧业或渔猎等生计模式转换为经商、务工、做生意等,空间发生了变换,职业发生了置换,而收入则获得了较多的提高。而回流到家乡则是要么转换为流出地固有的生计方式,要么把在城市学到的生计方式整体迁移到流出地的农村地区。

  打工不仅是一种生计模式,而且还是一种仪式文化,一种生活方式的体验,一种通过仪式,是年轻人成长过程中需要经历的一个过渡礼仪。在一定意义上,只要经历了打工这种考验,就意味着打工者的人生实现了从阈限前到阈限后的过渡。爱尔兰学者瑞雪·墨菲认为,外出打工变成了一种受到认可和期待的实现经济目标的途径,以及年轻人的一个通过仪式。打工文化意味着孩子长大就需要在城市中度过生命中的一段时间,而不外出打工的年轻村民则会被其同龄人讥为缺乏冒险精神和无能[3](21~22)。因此,作为一种文化,打工方式成为很多年轻人的一种从众选择。对于少数民族人口而言,亦是如此。有研究者通过对壮族村落流动人口的调查发现,“打工已经成为壮乡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打工文化已然渗透到社会成员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个人成长过程的必需经历,甚至成为人生的一种通过礼仪和村落中不可或缺的文化模式。打工成为村民谋生立命的主要选择,是衡量社会成员是否勤快、是否有出息乃至婚姻嫁娶的重要标准,因此也成为社会成员生命过程中的通过礼仪”[4]。这种通过仪式是人生礼仪的重要部分,成为地方文化的必要内容,只有通过打工的淬炼,人们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无独有偶,在彝族地区,流动到城市的经历成为诺苏彝族男青年的“成年礼”,他们为获取男性认同而向城市流动,以及在城市中吸食海洛因成为通过成年礼的路径。其中,部分人脱离海洛因在城市就业或返回家乡务农等而完成了他们的“成年礼”,而部分人因为去世而未完成“成年礼”,部分人处于无法在城市就业与无法返回家乡之进退失据的中间状态[5](97)。当然,打工文化还体现为年轻人通过打工可以实现对城市生活方式的了解与体验。对某些少数民族人口而言,外出流动或者打工不仅是年轻人的一种生计模式的转换,而且还是体验和适应城市生活的方式,并且受城市现代生活方式的强烈影响,他们返乡后将把这种文化传播到农村。在某种程度上,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将会长期存在,其对流出地的影响也是持续发生的,正确认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之于民族地区的影响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二、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民族地区影响的理论解析

  在分析人口流动对流出地的影响方面,学术界存在着多种不同理论与视角的论述,其中,现代化理论、结构主义理论与依附理论等占据重要的位置。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关于移民的现代化理论和结构主义理论就在学术圈和政治决策圈发挥着影响[3](11),爱尔兰女学者瑞雪·墨菲在批判现代化理论者与结构主义理论者截然不同的基础上来开展研究。就人口流动对流出地的影响层面,瑞雪·墨菲指出,现代化理论者认为外流的人口返乡流使传统社会更为现代,原住地的返乡流补偿了“剩余”劳动力的外流;而结构主义研究者认为外出打工破坏了传统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心和边缘的交换绝不可能是一种平衡机制,原住地与目的地之间的劳动力平衡及其他资源的持续流动即循环的发生,说明移民劳动力为资本中心创造了财富,而边缘则承担了再生产这些劳动力的负担。返乡者对农村的解释被划分为要么是创新的、现代化的,要么是保守的[3](13~18)。她批评中国学者,一方面,他们赞同结构主义者的立场,认为政府干预对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是必需的,市场的平衡作用不足以调解人口的流动;另一方面,他们又承认现代化的观点,认为如果规划正确,农民的流动可以作为一种低成本的积累资源的方式,促进农村发展。在批判学术界习惯性地运用现代化理论与结构主义理论进行研究的前提下,超越了将经济与空间分为城市中心和传统农村边缘以及宏观与微观的双重二分法,运用社会行动者、价值、目标与资源之间交互作用的理论框架,立足于社会行动者的立场来分析人口流动、追求的目标、价值观的意义,以及资源的运用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行动者通过使用与重组资源分配的价值与结构而形成和追求目标。应该说,瑞雪·墨菲的尝试是非常有意义的,把流动人口作为社会行动者,研究其行为对中国农村的影响。虽然瑞雪·墨菲认为她的观点是对现代化及结构主义者将农民划归消极、落后和保守的一群的分类的一种挑战,但事实上,她的分析并未完全脱离现代化理论及结构主义的大框架,只不过讨论的立论点放置于社会行动者层面,没有从根本上脱离现代化与结构主义分析的程式。

  美国著名学者苏黛瑞从现代化理论与依附理论相互对立的模式展开研究。她指出,现代化理论支持者认为劳动力向外迁移是一个促进农村发展,传播外部世界技术、信息和新思想,创造就业机会及提供新的收入来源和发展动力的过程;依附论支持者认为,劳动力的向外迁移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扩张而发生的,会耗尽移民输出地的人才和资本,使得农村处于依附状态,且对农业生产带来损害[6](198~208)。这种解释模式截然分开了人口流动在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的连接关系,没有看到人口流动影响之全面性与综合性。苏黛瑞认为,至少从短期来看,现代化理论是有解释力的,但它只适合于那些来自较发达地区、具有较好禀赋的个体;依附理论可以应用于落后且存在剩余劳动力大军的地方,能够用来解释来自内陆地区的流动人口,但是对于那些居住于西部偏远并且久陷贫困地区的赤贫者来说,外出打工甚至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6](208)。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化理论与依附理论都是有一定适用性的,但其解释模式过于限制二者的应用区域,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劳动力的外流与回归都会促进流出地的现代化程度。

  显然,无论是作为理论框架的现代化理论、结构主义理论,还是依附理论,抑或分析问题的现代化视角、“中心—边缘”的依附视角,以及结构主义视角等,在解析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流出地民族地区的影响方面都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同时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实际上,如果单独从任何一方面看人口流动,只承认其在现代化层面的意义,或者只看到其外流与回归对社会结构的影响,都是有失偏颇的。或许从系统层面、从整体立场开展全观性研究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就现代化理论而言,其在解释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行为带给民族地区现代性变化方面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通过少数民族人口外流及其返乡回流等行为,给民族地区乡村很多方面都增加了现代性的因素,乡村物质生活的现代化发展以及现代生活方式的普遍采用是最典型的表现。具体说来,电子产品、现代电器、新型商品等成为很受欢迎的产品,城市新潮服饰不断进入村民的视野,现代的餐具、食材与调味品逐渐走上少数民族百姓的餐桌,食物的变化蕴含着少数民族人口现代性的获得及其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扬弃。电动车、摩托车、轿车成为重要的交通工具;一些新的通信工具如电话、智能手机、电脑、网络,以及QQ、微信、电子邮箱等即时通信软件工具的逐渐出现及使用;住房的修建成为人们展示自我财富与获得社会地位的一种必然选择,住房的外形、结构与内部装修上,合理搭配,划分出不同用途的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等空间,添置各类现代化的家具,更具有现代性色彩与实用价值;在基层政治层面,外出打工培养了很多少数民族新型乡村干部,为乡村治理注入了一些民主的因子;人们的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新的消费理念、婚姻观念及价值观念等都在发生改变;等等。无疑这些都是现代化的结果,也是现代化理论能够解释的地方。

  同样,结构主义理论在分析少数民族人口外流与回归带给流出地的变迁层面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人口结构等方面带来了某些负面效应[1]。具体说来,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民族地区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传统的经济类型与生计模式因为少数民族青壮年人口的大量外流而无法延续;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得更加异质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比如离婚现象增多、家庭不再稳定、权威身份变革、留守人群问题、违法犯罪问题;民族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公共文化活动参与者较少,传统民族文化无人传承与保护;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老年人与妇女儿童成为流出地的人口主体,青年男女比例失调,男性面临婚姻挤压问题等。这些都是少数民族人口外流和外界人口流入民族地区带来的结构性变迁问题,可以纳入到结构主义的分析视角。

  现代化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与结构主义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使用,而不是单纯地截然对立。事实上,民族地区乡村的变化说明了结构主义理论与现代化理论综合起来进行解释的价值。“打工作为外部力量,改变了村庄内部的结构平衡,现代性深刻地进入村庄内部生活,从而导致村庄整体上的变化。”[7](63)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使得民族地区乡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导致民族地区增添了一些原来没有的内容,同时也使得民族地区原有的一些传统行业与产业类型失去了存续与发展的空间和动力,破坏了流出地原有的经济社会结构。与此同时,民族地区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现代性的符号,比如新房子的修建、新企业的兴起,以及新文化的出现等。某些新出现的内容并非一定要取代原有的内容,而是形成了一种互补与共赢,给民族地区的乡村增加了现代性的气息。

  三、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民族地区影响的后果审视

  到底如何认识与看待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带给民族地区的变化与影响?不可否认,作为行动主体的少数民族人口,他们在流动的过程中,本身就充当了一个灵活的角色,其在社会经济转型中被城市文化所塑造,然后将这种文化带回去改变民族地区家乡的人们;同时,他们自身的民族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扩充着城市的文化,增添了城市的文化多样性内涵。“通过外出打工和返乡,农村中的个人和家庭使用、再生产和再创造了价值观和资源,为实现其目标而奋斗。这创造出一个连续的反馈机制,借此农民的外出打工和返乡成为一种内化于乡村的制度——农民工与非农民工都参与其间的制度,与其他变化过程的结果相互作用的制度。”[3](28~29)在这个意义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作为社会行动者,其本身扮演着被改变与改变他人的角色,这说明他们是有追求的积极学习的行动者。

  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社会运行、政治参与起到了全新的作用。青壮年少数民族劳动力的外流使得民族地区农牧业发展失去了所需劳动力,甚至村庄少了某种活力,传统民族经济文化类型与独有的少数民族生计方式面临着无人操持的境遇,民族地区乡村的经济发展缺少了内生动力,可能会形成过于依赖打工的外源型发展,即“边缘”依赖“中心”的“新依附”。然而,动员广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的成功人士与精英个体返乡,依托民族特色资源与经济类型进行创业则是一种很好的借助外源发展自我的良性模式,在经济层面上可以弥补部分民族地方特色经济无人发展的缺憾。同样,少数民族人口的大量外流使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无人承继、民族传统文化流失的问题,通过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到城市中,依托民族文化、展示宣传民族文化,不仅可以实现就业,而且可以吸引城市人到民族地区旅游,为开发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准备了前提,最终为实现民族文化社区参与式旅游创造了条件。这种在地化、就地式就业与创业,既实现了少数民族就业、收入的增加,还保护与传承了民族文化,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的双赢模式。再者,虽然少数民族人口大量外流使得民族地区乡村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比如婚姻家庭不稳定、留守人员问题,以及社会分化与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但我们也应看到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给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与社区生活带来了新鲜的气息,异质化、动态化、能人化、法治化、平等化、权力位移、地位调整等都成为民族地区乡村崭新的内容,这为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良性运行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此外,人口外流对民族地区乡村的政治生活带来了某种冲击,使得部分乡村基层政权处于无主体参与状态及干部队伍缺位等情形,这在客观上使得民族地区一些村庄有了更换能人型、经济精英型村干部的机会与可能性,从而更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主色彩与法治意味。上述几个层面足以表明,虽然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民族地区乡村有一定的负面效应,然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外出与回流在某种程度上又消减了这种负效应,民族地区乡村的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社会运行与政治参与获得了很多支持性因素。

  当然,基于流出地乡村自有的吸纳机制,伴随着少数民族人口的外出,必定会有一些少数民族人口回归家乡,进而不会导致民族地区因为缺乏人口的要素而出现“乡村的终结”。“当今的土地制度与乡村社会整体应对农民工返乡的弹性机制以及农村自身作为廉价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7](11),再加上民族地区乡村有少数民族流动者熟悉的民族文化场域,这些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而言都是一种吸引源。基于城市应对流动人口的“海绵效应”③,以及农村的蓄水池效应共同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乡村吐纳机制[8](274~278),足以保证城市会挤出一定数量的农民工,乡村也能够吸引很多剩余劳动力。当然,文化意义上的家本位的打工模式[8](278~284),以及在迁移与返乡决策中家庭策略的影响力,等等,都是导致部分少数民族外流人口回归家乡的重要因素,这显然能够为民族地区乡村发展保持所需要的一定的劳动力,至少部分第一代少数民族农民工会重新回到熟悉的故乡,叶落归根,而非一直漂泊在城市中。

  回流的少数民族人口在某种意义上给乡村带来了生机与活力,民族地区乡村并不会陷入“农村荒漠化”的境地。Lipton的“农村荒漠化”(Rural Desertification)理论基于个体能从个人层面理性地做出单独离开农村地区的决定,不考虑诸如农村地区的发展、经济独立和社会成员的平等等事件。该理论认为:第一,劳动力外流不可避免地导致最有活力的、熟练的和具有创新性的人们的流失,因此,大规模的外流将引起农村社会人才的流失,导致农业发展更迟缓和松散,使农村社会自我维系能力弱化。第二,尽管农民工以现金和实物形式邮寄的汇款能帮助留下来的村民,这种帮助绝不是大量的,因为数量太小而显得无关紧要,不仅如此,留下来的村民倾向于依靠这种汇款。第三,人口流动将导致城市的影响对农村社会的渗透,城市的影响主要是破坏性的,将会导致农村地区凝聚与同质社会的无法整合。有研究者对贵州少数民族人口回流的调查发现,Lipton的“农村荒漠化”理论在中国农村并不能立住脚:第一,劳动力从少数民族集中地区外流,并不必然导致最积极的、熟练的、最具创新性的人才长期流失;可能在短期内考虑到农村能人的流失,但是从长远来看,更多的熟练农民工返回了。第二,农村移民送出去的汇款对家庭成员的生计和地方经济的贡献非常重要。第三,农民工带来的城市影响并不是非常具有破坏性的。当农民工返回后,他们从外地获得的资本、技术、知识可能促进他们的经济发展[9](142~145)。因此,“农村荒漠化”这一说法在中国一些地方并没有成为现实。

  当然,我们不否认某些村庄因为人口外流而逐渐衰落与凋敝,这是不可逃避的事实。然而,作为少数民族人口流出地的民族地区乡村并非出现完全意义上的空壳化与空心化,至少很多村庄还有留守的老人、孩子与妇女;一些中老年少数民族人口不愿意在不熟悉的地方包括县城生活,而是愿意待在自己的家乡,乡土情结与民族文化因素是他们留在乡村的根基;每到年节与民族节日,很多少数民族人口返回家乡;还有一些少数民族人口在城市获得资本而选择回乡创业与就业。民族地区一些乡村依靠社区参与式旅游或者内源式开发民族文化而实现了少数民族人口的在地化、就近式就业,村庄反而迸发出蓬勃的生机。正如李培林先生所说:“一个由血缘、地缘、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连接的村落乡土社会,其终结问题不是非农化和工业化就能解决的。村落终结过程中的裂变和新生,也并不是轻松欢快的旅行,它不仅充满利益的摩擦和文化的碰撞,而且伴随着巨变的失落和超越的艰难。”[10](153~154)在少数民族人口流出地“民族地区乡村”,同样存在着类似的情形,再加上基于民族身份与宗教信仰形成的民族文化与心理情结,这些文化因素的存在更是吸引着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他们对家的眷恋,部分人依然会留在或返回其熟悉的家乡,接受其熟悉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地区的农民不会走向终结,民族地区的乡村不会因为少数民族人口的大量外流而走向终结,民族传统文化因为有部分回流者作为传承主体的存在、部分外流者依托民族文化就业与创业,以及民族地区部分乡村开展民族文化旅游等而不会趋于消逝。

  四、余论

  对于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爱尔兰人类学家瑞雪·墨菲有一种观点值得深思,即“在不否认城乡间人口流动带给农民的种种痛苦的同时,总的来说,涉足城市劳动力市场改善了农村的状况,在开阔视野的同时,为更多的农村人口追求其目标提供了一条路径。因为农民外出打工和返乡潮都是当代中国的新现象,所以其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仍有待展露。”[3](213)这是对人口流动在推动流出地农村发展作用的肯定。有研究者通过对大理白族的调查发现,“人才流动可以减轻该地区人才过剩和浪费的压力,调整优化当地的人力与资本关系,提高当地的劳动生产力、总产出及收入,未流动者的社会福利由此得到改善,这是一件好事。这部分外流人员可以大开眼界,学习发达地区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为他们日后回家乡服务奠定基础,实际上这也符合白族地区的实际利益。我们不应该指责那些流出者,更不应该干涉和阻挠这些人才外流”[11](88)。显然,不应该指责或者因害怕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带给流出地的民族地区负效应而禁止流动,而是应该看到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于流出地发展与少数民族自身发展的意义。

  对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带给流出地民族地区的积极影响,要采取种种措施予以加大与强化;而对于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带给民族地区的消极影响,一方面,我们不能夸大这种负面影响,不应该因为担心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带给民族地区某些消极影响就拒绝或限制其流动;另一方面,也不应该忽视这种负面效应,毕竟,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物,它的确影响到了民族地区。当然,我们更要看到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带给民族地区乡村的革命性变化,较之于负面影响,人口流动对民族地区的积极作用要大得多。应该正确处理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民族地区发展的关系,在推进少数民族人口城市化与促进民族地区发展之间找到一个契合处与平衡点。既要扩大人口流动对民族地区的正面效应,还要采取措施对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带给民族地区的负面影响予以消减。

  毋庸置疑,就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民族地区乡村的影响而言,既有现代化的深深烙印,即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也有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导致的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结构的变迁,短时期内甚至可能存在某种意义上的民族经济与打工经济之于商业经济、乡村之于城市、西部之于东部的所谓“依附”。可以肯定的是,现代化、城市化作用下的少数民族乡村并不会走向彻底终结,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也不会走向消亡。但在某种意义上,民族地区村落的衰落与民族文化的嬗变则是不可避免的。有研究者发现,打工潮对于村庄的根本影响在于村庄生活意义系统的瓦解。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建构以农民为主体的村庄文化系统,才是农民工返乡之后得以安顿的根本[7](63)。这给我们消减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民族地区乡村的消极影响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思路。保持少数民族人口熟悉的民族文化氛围,让他们在回归家乡后能够体会到“家乡的味道”与“熟悉的旋律”,进而增加对家乡、对民族的热爱,通过外流行为宣扬家乡优秀传统民族文化,通过成功之后的回流促进家乡的经济发展与文化承续,避免民族地区“农村荒漠化”现象的发生。

  注释:

  ①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流出地的影响,笔者已有过系统的论述,详见《中国民族报》2014年4月18日至5月16日系列文章,以及发表于《宜春学院学报》(2013年第8期)的《论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民族地区发展的负效应》一文。

  ②法国学者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一书中提出,工业文明使得法国农民生活发生了转化,小农转变为农业生产者或农场主,农民的终结意味着小农生产方式的终结。李培林在《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4年)一书中,以广州城中村为研究对象,指出城市化进程中村落乡土社会的变迁与城中村的消亡。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村落与农牧民因受到城镇化及人口流动的冲击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最终会走向哪一种情形,值得追踪关注。

  ③海绵效应是指中国城市类似海绵,经济上行期时海绵扩展,从农村吸纳剩余劳动力;经济下行期时海绵收缩,农村劳动力被挤回农村。参见张德元.试论农民工在城乡间流动的海绵效应[J].调研世界,2009(7).

  参考文献:

  [1]汤夺先,李静.论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民族地区发展的负效应[J].宜春学院学报,2013(8).

  [2]王云仙,赵群.流动生计与社会变迁——云南少数民族区域调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3][爱尔兰]瑞雪·墨菲.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M].黄涛,王静,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

  [4]李虎.论“外出打工”的仪式过程与意义——基于桂西壮乡伏台的田野考察[J].广西民族研究,2014(2).

  [5]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6][美]苏黛瑞.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M].王春光,单丽卿,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

  [7]贺雪峰,袁松,宋丽娜,等.农民工返乡研究——以2008年金融危机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为例[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8]张世勇.返乡农民工研究——一个生命历程的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9]Zhang Jijiao.Ethnic Minority Labor Out-migrants from Guizhou Province and Their Impacts on Sending Areas[A].Robyn Iredale,Naran Bilik and Fei Guo.China’s Minorities on the Move:Selected Cases Studies[C].New York,London:M.E.Sharpe,2003.

  [10]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编辑:闫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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