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乌兰夫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来源:《内蒙古社会科学》 | 发布日期:2017-10-15 | 浏览()人次 | 投稿 | 收藏 ]
陈智

  作为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乌兰夫在长期的民族工作实践中,始终注意从我国多民族的特殊国情出发,特别是从内蒙古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适时重申和强调民族问题的长期性,为重视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正确界定社会主义民族问题的性质和内涵,为合理解决新中国的民族问题提供了基本遵循;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为切实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指明了根本途径;开辟了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道路、致力于民族区域自治机关的民族化、重视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树立了成功典范。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无产阶级政党观察和解决民族问题、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科学的理论基础。乌兰夫是我国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在长期的民族工作实践中,他始终注意从我国多民族的特殊国情出发,特别是从内蒙古的实际出发,以丰富的智慧、敏锐的洞察力和伟大的气魄,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成功解决了许多复杂的民族问题,创造了丰富的民族工作经验,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一、突出强调了民族问题存在的长期性

  长期性是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基本特征。列宁指出,民族差别“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1](P.200)。斯大林对列宁这句话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列宁不是把民族消亡和民族融合的过程归入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而是仅仅归入无产阶级在一切国家内胜利的时期即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奠定的时期。”[2](P.198)毛泽东也指出,由于中国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各民族之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我国的“民族问题将会在很长时间里存在着”[3](P.167)。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之所以还会长期存在,是因为民族的消亡是以阶级和国家的消亡为前提的,是以民族差别和民族特点的消失为标志的,是以各国各民族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经济社会生活的趋同为基础的。显然,社会主义时期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就我国而言,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虽然从根本上消除了民族压迫的社会根源,但是决不意味着民族问题也就随之消亡了。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许多人并没有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相反,却依据《共产党宣言》中“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4](P.20)的论断,错误地以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民族问题也就自然消失了,以至出现了“都社会主义了,还讲什么民族不民族”的说法。针对这种错误认识,乌兰夫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反复强调民族问题的长期性。1965年11月,乌兰夫在中共内蒙古军区党委会议上指出:“这几年大有民族问题似乎没有了的思想。我看民族问题暂时没不了。因为只要阶级存在,民族问题就不可能没有。列宁说,民族问题要在很长很长时期内存在,要把民族间的差别消灭掉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实现的。因此,今天在内蒙古,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不是消灭的问题,而是发展的问题。”[5](P.392)他强调:“在各民族共同发展和繁荣的历史时期,距离各民族的融合还很远。各民族的融合是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只有在各民族高度发展和繁荣的基础上,只有在实现了共产主义之后,才能逐步达到各民族的融合。”[6](P.30)他还进一步以列宁的论述为依据,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列宁又指出,‘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在目前我国各民族之间不仅存在着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心理素质等方面的差别,而且在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也很不平衡,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的落后状态还没有完全消除。我们在一切工作中,还必须从各民族的发展特点出发,为消除各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状态而努力。”[6](P.30)1979年12月,在接见西藏上层人士参观团时他再次强调:“民族团结问题,各种关系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这些是历史上产生的,历史上产生的东西,只有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去消除。”[6](P.317)1981年,他对那些借口民族融合抵制民族区域自治的人进行了批评。他说:“民族融合诚然是美好的理想,可是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至于社会主义时期,虽然各民族之间的共性会逐渐有所增长,但总的说来,这是民族繁荣的时期。如果打算在社会主义时期搞民族融合,那将事与愿违;假使加上强迫命令,就‘无异于同化政策’,而‘同化政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库中绝对不容许有的’。这些同志应该明白:民族将长期存在,民族问题将长期存在,因此,民族区域自治也将长期存在。”[6](PP.377~378)

  民族问题的这种长期性决定了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始终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关系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祖国统一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正因如此,乌兰夫强调:“中国是个大国,而且是多民族的国家,同时少数民族都聚居在边疆地区……如果这些地区的民族问题得不到解决,则谈不上国防,因而也就谈不上国家经济建设,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问题了。”[7](P.28)新中国成立以后,乌兰夫还一再告诫:“有些人常常好拿人口的多少来看民族问题,认为人多了就重要,人少了就不重要。这就是所谓民族问题中的人口论观点。按照这种观点看,民族不民族好像是次要的,人口的多少才是主要的。因此在实际上,无形中就把民族问题抹煞了,这是错误的。”[5](P.114)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将日益增多,民族融合的因素将逐步发展。我们欢迎各民族的自然融合,因为这是民族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民族具有很大的稳定性,民族融合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要坚决反对反动的强迫同化政策和否认民族问题存在的谬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不是什么民族消亡的问题,而是各民族繁荣兴旺的时期,我们决不可把民族融合作为当前的实践纲领。我们要经常记住恩格斯说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任何异族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我们必须重视民族问题,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切实尊重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6](P.268)民族问题的长期存在,尤其是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事实上的不平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这将成为今后我们国内民族问题的一个主要内容”[6](P.267)。

  二、科学界定了社会主义民族问题的性质和内涵

  如何科学判断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性质,直接关系到能否正确认识、妥善处理我国的民族问题,这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

  毛泽东曾在1963年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剥削和压迫的主要根源是阶级剥削和压迫”的观点,针对美国黑人反对资产阶级统治、争取民族平等权利的斗争有过“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8](P.335)的论断。但是,我国各民族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被基本消灭,各族人民已经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情况下,民族矛盾的性质也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民族问题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此时再强调“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就不合时宜了。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在批判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方面所谓“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过程中,“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开始出现和流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成为认识民族问题的出发点和在民族地区和民族工作中推行“极左”路线的基本理论依据。这就不仅混淆了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的界限,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限,而且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的基本原理。错误的理论必然导致错误的实践。在这一错误观点的影响下,民族关系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被严重混淆,用于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成为处理民族关系的主要方法,民族工作领域出现大量冤假错案,严重损害了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针对这种现象,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乌兰夫就曾明确指出:“有的民族问题就不能用这个理论去硬套,它不完全是阶级问题,还有民族形式的问题,因为民族之间还有差别。”[5](P.390)强调“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不作具体分析,不联系具体的社会和具体的历史,就不能辨明是非。有了阶级观点也要联系具体时间、具体任务、具体人来解决,这样才能把问题搞清楚”[5](P.393)。这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论断的质疑。遗憾的是,乌兰夫的这些正确主张在十年动乱中不仅没能贯彻下去,反而被当作修正主义的东西而遭到批判。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80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从根本上否定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说法,这才实现了我们党在民族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我国民族工作领域的拨乱反正,就是从彻底否定“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一错误观点开始的;新时期民族工作重点的转移,也是从彻底否定这一错误观点开始的。

  如何界定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内涵,同样也是直接关系到能否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我国民族问题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9月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所强调的那样,“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9]。各民族团结稳定、和睦相处是民族工作的基本前提。民族平等团结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纲领的基本原则。我国1982年颁布实施的宪法中,将“平等、团结、互助”界定为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团结原则的坚持和发展,而这与乌兰夫在民族关系问题上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乌兰夫民族工作实践贯穿的一条红线就是民族平等团结思想。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最早也是第一次提出了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思想。早在1946年,针对内蒙古解放区内的蒙汉民族关系问题,他指出,“蒙汉人民之间的矛盾是长期的民族压迫的产物”,“是国民党反动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造成的,蒙汉劳动人民都是被他们欺侮和压迫的,今天应当自觉地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及日本帝国主义”[10](P.36)。这里,他把解决造成蒙汉民族矛盾的根源作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根本措施,把搞好民族团结进步和建立新型民族关系与反对共同敌人紧密联系起来,使民族团结进步有了一个坚实的政治基础。乌兰夫还坚持不懈地与影响民族团结进步的各种资产阶级民族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来指导和发展新型的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的团结进步。在解放区内,虽然各民族都获得了政治平等,成为解放区的主人,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纠纷依然存在。能否处理好这些纠纷,直接关系到解放区的生死存亡。在对这些纠纷进行了深刻分析的基础上,乌兰夫得出结论是,大汉族主义思想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是造成民族间纠纷的主要原因,是建立新型的民族关系的思想障碍。他指出,“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倾向的主要表现是:过分强调民族的特殊情况,看不清国家的整体利益和民族的长远利益,看不清民族发展的前途,不愿意接受别的民族有益的经验和帮助”,“大汉族主义思想倾向的主要表现是:忽视少数民族的特点,不关心少数民族的利益,忽视少数民族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看不清少数民族中发展和进步的情况,不尊重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搬套汉族地区的工作经验,包办代替”,因此,“对于民族纠纷的处理,绝不能以大汉族主义观点或狭隘民族主义的观点来解决处理。应当以蒙汉团结的原则进行调解处理”。[10](P.36)此后乌兰夫又多次强调:“只有坚决反对与经常批判狭隘民族主义与大民族主义倾向,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各族人民,才能使内蒙古人民涌现新的爱国主义高潮,才能巩固和发展平等、友爱、互助、团结的民族关系。”[11]正是由于乌兰夫如此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才有力地消除了不利于民族团结进步的各种干扰,使内蒙古自治区很早就建立起了新型的民族关系,从而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1952年5月,乌兰夫又首先提出了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思想。在1956年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他指出:“我们必须向少数民族干部和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占全国人口94%的汉族人民对他们的帮助,是使他们能够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力量。同样的,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离开少数民族的共同努力,也是不行的。因之,我们也必须向汉族干部和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我国领土的60%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那里有极为丰富的物质资源,那里绝大部分地区又是我国的边疆。”[12]这样,就把汉族和少数民族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关系,明确为相互间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为发展和完善新型民族关系提供了更加充分的理论依据。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1981年7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专门研究新疆工作会议时还强调:“新疆的汉族干部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少数民族干部,新疆各项工作搞不好;新疆的少数民族干部也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汉族干部,新疆各项工作也搞不好。”[13](PP.546~547)后来胡耀邦将之概括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是,汉族离开少数民族不行,少数民族离开汉族也不行。这个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帮助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邓小平对此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个观点很正确,很好。[14]党中央又正式将这一思想总结为“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两个离不开思想。1990年8月,江泽民同志在视察新疆时又进一步指出:“在我们祖国的大家庭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的新型关系,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15](PP.2~3)将“两个离不开”思想进一步完善发展为“三个离不开”思想。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关系“三个离不开”思想的提出,正是对乌兰夫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观点的充分肯定、完善和发展,既深刻概括了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史,又生动表述了中华各民族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的血肉关系。

  三、明确指出了消除民族间事实不平等的根本途径

  民族工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各族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国内各民族在政治上实现了一律平等,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衡量民族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只能是发展。解决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根本途径是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1984年颁布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明确地把加快民族自治地区发展作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积极创造条件,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16]

  早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初乌兰夫就曾指出:“内蒙古民族实现了区域自治,在政治上享有了当家作主的权利。但要提高到先进民族的行列,过渡到社会主义,根本的问题是发展自治区的经济、文化建设事业。”[17](P.235)20世纪50年代早期,乌兰夫强调民族平等不仅体现在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上,而且还体现在各民族发展上的平等方面。他强调:“对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比较落后的蒙古民族,仅仅获得民族平等权利——这虽然是基本的,但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广泛团结各民族各阶层人民,通过适当方法和具体步骤,进行民主改革,大力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卫生等各方面建设,才能由落后逐步转为先进。”[10](P.210)1965年11月13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二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他又提出了“巩固祖国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基础”的新思路,后被写入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二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决议》之中。[18](P.567)这一思路对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作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最突出的是出现了研究内蒙古地区特点与民族特点、重视农牧结合和大兴水利的热潮,以及重视民族工作、自觉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和蒙古文、蒙古语的新风尚。1979年初,在全国边防工作会议上,乌兰夫特别谈到了加速发展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问题,指出“发展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必须……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6](P.280)。同时,他还对发展边疆地区的农业、畜牧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供销工作,以及办好各级各类学校、培养少数民族各种技术人才、繁荣发展民族文化等问题,都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意见。同年6月,在接见参加国家民委第一次委员(扩大)会议代表时,他再次强调“我们党的民族工作的重点应该迅速地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19](PP.2~3)。1981年7月,在《民族区域自治的光辉历程》这篇重要的文章中,他更加明确地指出,当前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要求尽快地从根本上改变全国落后的面貌,尽快地达到富裕和文明,希望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得到国家的大力帮助和汉族地区的大力支援”[20]。

  在主持内蒙古工作期间,乌兰夫从自治区的民族特点、地区特点和经济特点出发,及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制定出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文化发展的方针和政策。

  经济方面,乌兰夫创造了一套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他根据内蒙古的实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区,根据不同的情况,有针对性地、适时地制定出一系列经得起实践考验的政策。民主改革时期实施的“牧场公有,放牧自由”“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很好地促进了畜牧业生产的发展。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提出的“千条万条,发展牲畜是第一条”的口号,明确了进行改造的根本目标;实施的“政策稳、办法宽、时间长”的方针,保证了畜牧业在改造中的健康发展。其他如“保护牧场,禁止开荒”的政策和“农牧结合,多种经营”的方针,也都为内蒙古地区保护和发展畜牧业提供了政策保证,进而出现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后近20年的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

  文化教育方面,乌兰夫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与人才培养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他看来,要大力发展自治区的经济和文化,不培养出大批建设人才是不行的,但是如果经济和文化不发展,要培养出大批建设人才也是不可能的。[6](P.152)因此,他高度重视培养民族干部和民族人才,认为这是改变民族地区落后面貌、促进民族地区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1962年,在内蒙古民族工作会议上他特别强调:“毛主席指示我们,自治地方要建设,就要有自己的干部,要有医生、工程师、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要有开汽车、开飞机、搞地质、搞气象、办工厂等等各方面的人才,没有这样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是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6](P.150)他从战略高度强调民族地区“在文化教育上要多下点力量,有了人才,建设才能发展;没有人才,该办的事也办不成,这关系着民族的发展繁荣”[6](P.426)。同时,他也深刻认识到,要想真正解决各类急需的建设人才问题,必须在民族地区创办高等院校。“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巩固民族团结和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在一切有少数民族的地区,都必须予以充分重视。而创办民族学院,成立各种民族学校及训练班,又是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非常重要的措施。”[5](P.117)早在1950年4月政务院第30次会议上,乌兰夫就曾郑重提出创办民族学院、大力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建议。在他的提议下,同年11月政务院第60次会议批准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决定在北京设立中央民族学院,并在西北、西南、中南各成立中央民族学院分院一处,必要时还可增设。1950年6月,乌兰夫被任命为中央民族学院首任院长。1952年,作为自治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的乌兰夫又开始在人才严重匮乏的内蒙古自治区创办正规的高等院校,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体系,先后创办了内蒙古师范学院、内蒙古畜牧兽医学院、内蒙古医学院和内蒙古大学。乌兰夫本人亲自兼任内蒙古大学校长。“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民族教育事业受到了严重破坏,有的民族高等院校被撤销,有的停止了招生。粉碎“四人帮”后,乌兰夫积极呼吁和主张,“原有的民族院校,凡是没有恢复的,都要尽快恢复,并应根据需要和可能,适当增设民族院校”[6](P.275)。他强调:“为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采取得力措施,帮助边疆少数民族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关键是办好各级各类院校,采取多学制、多种形式办学,加速培养各种人才。”[6](P.284)要求“5个自治区和有条件的自治州,要认真办好高等院校,使之成为该自治地区培养当地干部的中心和开展科学研究、繁荣民族文化的中心”[6](P.284)。

  在重视民族地区干部和人才的培养与选用的同时,乌兰夫也特别强调民族地区干部和人才的培养要与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相协调。早在1953年乌兰夫针对内蒙古地区文教发展的情况时就指出:“文教方面,目前总的情况是量多质差,基础不巩固……今后的文教工作,必须配合经济建设,有计划地发展,反对无计划的盲目发展与不重质量的偏向。”[10](P.269)“大跃进”时期,一些地区脱离实际,打着培养人才的旗号盲目大办高等教育,出现了很多不够条件的高等院校一哄而上的局面。对此,乌兰夫在1961年6月10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重点指出,几年来在大办教育的口号下,加上后来又提出12年科学发展规划和15年普及大学教育,使文教工作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过快、过猛,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不相适应,违反了客观规律。这不只是执行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面对这种形势,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采取措施,大力进行整顿、压缩。[18](P.469)这一建议对当时刹住盲目追求数量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起了积极作用。在数量与质量的关系上乌兰夫特别重视质量问题。他强调:“质量的提高与数量的发展相比较,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今后必须集中主要力量,狠抓提高工作。事实证明:没有提高,就不能更好地指导普及,就没有民族的真正发展和繁荣,也就不能完成文化革命的历史任务。”[6](P.118)乌兰夫的讲话精神,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成功开辟了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道路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原则在国家制度上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理论联系实际走出来的一条中国式的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道路。至于如何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既无理论指导,也无经验借鉴。在这种情况下,乌兰夫领导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致力于民族区域自治机关的民族化,重视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把内蒙古建设成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的模范自治区,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树立了成功的典范。

  第一,创造性地提出实现民族区域自治路线图。在领导内蒙古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乌兰夫依据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创造性地提出了在内蒙古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路线图。先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全面开展“民族自治”运动,通过运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在实际工作中培养和锻炼掌握党的民族政策的少数民族干部,在条件成熟时成立自治政府。1945年秋,乌兰夫提出了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主张和具体方案。次年11月26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张家口成立。1946年4月3日,统一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四三”会议召开,实现了内蒙古东西部民族的团结,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领导者,为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铺平了道路。会后,乌兰夫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工作方针,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积极组织建立各级分会和地方自治政府,发动广大农牧民参加到自治运动中来。通过这一系列工作,1946年冬,要求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呼声已十分强烈,乌兰夫又适时提出了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建议。1947年5月1日,受中央委派,乌兰夫从延安回到内蒙古,成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创建了全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为在全国推广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第二,实现机关民族化。乌兰夫对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和实践的又一大贡献就是实现机关民族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能否真正当家作主,机关民族化是关键。1952年,乌兰夫在《关于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主要应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人员组成,同时必须使自治区内其他民族都有适当数量的人员参加。”[10](P.224)1957年,在《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总结》中他强调:“自治机关干部民族化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核心问题和主要标志,是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对本民族内部事务能够真正当家作主的基本条件之一。所谓干部民族化,就是少数干部占一定比例。”[10](PP.480~481)1981年,在《民族区域自治的光辉历程》一文中他进一步强调:“我们说的民族区域自治,这‘民族’,是当地居主体地位的少数民族;这‘区域’,以当地居主体地位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为基础;这‘自治’,是当地居主体地位的少数民族的自治。……如果自治以实行自治的民族的人员为主,那就不成其为民族区域了。”[6](P.381)“我们讲全面落实和及时推进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基本问题有两个,一个叫民族化,一个叫自治权。民族化是行使自治权的必要条件。民族化有几个方面,而中心环节是自治机关干部的民族化,自治机关的组织和工作,应该以实行自治的民族的人员为主。这就是说,自治机关的主要领导职务,必须由实行自治的民族的人员担任;在自治机关的组成人员中,实行自治的民族的人员必须占有和这个民族作为当地主体民族的地位相称的比例;并要切实保证他们真正有职有权有责;同时根据当地的民族构成情况,安排其他民族的代表人物,担任适当的领导职务。”[6](P.379)这些关于自治机关民族化问题的科学论述精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核心问题和主要标志问题,对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重视民族法制建设。权利有法律的保障才能落到实处。乌兰夫始终关注并特别重视民族法制建设。列宁曾说:“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问题,只有在不脱离平等原则的彻底的民主国家中,通过颁布全国性的法律才能解决。”[21](P.148)乌兰夫不止一次地引用列宁的这句话,并强调,“列宁一贯强调要用法律来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说列宁是“把用法律来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提到无产阶级的纲领的高度来看待,把它当作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纲领的一个组成部分”[6](P.326)。1947年4月23日,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乌兰夫主持制定的我国最早的省级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和《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1949年9月,乌兰夫参与了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而确定下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制定。在任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期间,乌兰夫制定了一系列单行法规,为内蒙古法制建区做出了重要贡献。如1951年3月制定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人事管理上的几项暂时规定(草案)》、1951年7月制定的《内蒙古自治区婚姻登记办法》、1953年7月制定的《内蒙古自治区一九五三年牧业税暂行条例》、1955年11月制定的《内蒙古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等等。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民委根据内蒙古的经验,在乌兰夫的主持下,于1952年2月起草了对于在全国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4年9月,全国人大民委根据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规定开始起草民族区域自治法。乌兰夫一直关注并经常过问此事。但是,由于对法制建设的忽视,特别是后来因为“左”的思想干扰,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起草被搁置下来。正如1980年乌兰夫回顾民族法制建设时所说:“民族立法方面,从一九五五年以来,连一项专门的法律、法令都没有制定。”[6](P.330)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乌兰夫在1957年8月《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总结》发言中还是提出,“为要充分实现这些自治权利,需要制定相应的法规和法令”[10](P.480)。“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社会主义法制荡然无存……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是根本没有保障的”[6](P.330),民族自治地方的区域界线被随意改变,有的被肢解,甚至被“代管”,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名存实亡。对此,乌兰夫曾深有感触地说:“根据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深切地感到,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自治权利和各项民主权利,没有完备的法律保障是不行的。”[6](P.326)所以“一定要加强维护少数民族平等自治权利的法制的建设”[6](P.327)。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民族政策得以逐步全面恢复。1980年9月25日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乌兰夫作了《认真做好民族立法工作》的讲话。他指出:“民族立法工作的目的,是要切实保障国内所有少数民族享有真正的平等自治权利和充足的自治权利。”[6](P.329)“我们所要做的民族立法工作,是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的立法工作,是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和促进民族繁荣的立法工作,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方面。”[6](PP.329~330)1981年7月1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光辉历程》中乌兰夫又强调:“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的重要措施。”[6](P.383)“多年的教训告诉我们,没有完善而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的保障,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很难落实的。我们现在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是要用法律来确认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要求,并且由国家机关以强制力来保证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贯彻执行。只有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加强民族法制宣传并坚决按法律规定办事,才能真正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因此,这项工作既是当务之急,也是久安之计。”[6](P.383)1980年3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乌兰夫为组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起草领导小组。乌兰夫根据党中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认真总结几十年民族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从实际出发,起草了我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该法是我国的基本法之一,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完善的重要成果。它的颁布实施,标志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建设步入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毫无疑问,乌兰夫民族立法思想,对及时恢复、推进和全面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斯大林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3]刘先照,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乌兰夫论民族工作[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

  [6]乌兰夫文选(下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7]乌兰夫.在绥远省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Z].乌兰夫同志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工作方针、政策及有关民族问题的讲话集要(第四集)[Z].

  [8]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支援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9]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4-09-30.

  [10]乌兰夫文选(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11]乌兰夫.在庆祝“五一”劳动节暨内蒙古人民政府成立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内蒙古日报,1952-05-01.

  [12]乌兰夫.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的发言[N].人民日报,1956-06-22.

  [13]罗广武.新中国民族工作大事概览(1949~1999)[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

  [14]新疆人民永远怀念邓小平[N].人民日报,1998-02-19.

  [15]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工作文献选编[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6]筑就民族团结进步的中国梦——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心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纪实[N].人民日报,2014-09-28.

  [17]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为呈请将职工列入人民大学学习的报告[Z].内蒙古档案馆馆藏档案,243-1.

  [18]王树盛,郝玉峰.乌兰夫年谱[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19]乌兰夫.在国家民委第一次委员(扩大)会议上乌兰夫同志的讲话摘要[J].中国民族,1979,(1).

  [20]乌兰夫.民族区域自治的光辉历程[N].人民日报,1981-07-14.

(编辑:闫若之

[字号: ]


网站声明
本网站是国家民委主管的大型公益性网站,所收集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互联网,转载的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并不代表本站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不构成任何其他建议也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果您发现网站上内容不符合事实或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
电话:010-82685629 电子邮箱:zgmzb@sina.com
感谢您对我网的关注!

推荐阅读
热点理论新闻
推荐理论新闻
  • 突破人才瓶颈是促进新...
       “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洞察全球发...
  • 最新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