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长·在祖国的怀抱中[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 发布日期:2017-11-23 | 浏览()人次 | 投稿 | 收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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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有一些成员比较特殊。他们或从原始社会或奴隶社会跨越几种社会形态,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几乎“一夜之间”跨越了其他民族上千年的历程,因此被称为“直过民族”,比如独龙族、怒族等;他们或受历史、自然等因素影响,在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需要克服更多的困难、付出更大的努力,比如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庄严承诺。

      奔小康,这些特殊的成员怎样“不掉队”?迈现代,他们又如何跨越社会制度的变迁?多路记者深入云南、内蒙古、西藏等地采访,探寻这些民族在祖国怀抱中的成长足迹,展现他们在党的民族政策阳光照耀下砥砺奋进的精神风貌。

       

      

    魏新生 安宁宁

      他们从历史深处走来。几十年前还处在刀耕火种的阶段,如今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现代生活。

      他们聚居在祖国西南边陲。过去处于低人一等的地位,现在作为平等一员参与社会治理和国家发展。

      他们是珞巴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珞巴族同胞的近况如何?他们的跨越之路经历了怎样的苦痛和快乐?

      今日南伊:“现在的生活好着哩”

    才召村新建的广场上,国旗飘扬。

      喜马拉雅山北麓东部,雅鲁藏布江中游东岸。林木葱郁,水草丰茂。西藏自治区林芝市米林县南伊珞巴民族乡就坐落在这样的环境中。

      一条笔直的街道贯穿村庄,一栋栋紫红色屋顶的房舍整齐地排列在街道两侧,掩映在浓密的树荫之中。这是南伊珞巴民族乡才召村给记者的第一印象。正值农忙时节,村民们大多忙着各种活计,村子显得闲适静谧。

      走进一户人家,正屋门楣上的珞巴族风情饰品映入眼帘。里边的客厅和套间宽敞明亮。院子另一侧的厨房看起来也足有20平方米。女主人米其拉姆介绍,家中有4口人。除了种植小麦等农作物,家里还养有猪和犏牛,同时也采挖买卖虫草,经营些土特产品,再加上国家的各项补贴,全家一年收入有十五六万元。望着屋里摆放的电视、沙发、冰箱等现代生活用品,记者看到的应该算是一个小康家庭了。

      说话间,女主人的丈夫达波儿回家了,他是这个村的村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也是党的十九大代表。“我们这个村有380多人,其中八成是珞巴族。每家的情况都差不多,房子是前些年政府统一修建的,每家一栋,只是因为人口不同,面积有些差别。”达波儿说。

      才召村的情况是南伊乡的一个缩影。乡长达瓦多吉介绍,全乡现有才召、南伊、琼林3个自然村,共117户526人,珞巴族占到80%,此外还有藏、门巴、汉、回等民族。2016年全乡人均收入11000多元,今年可能达到14000元。“按照有关标准,我们乡已经整体脱贫了。现在的生活好着哩!”达瓦多吉说。

      吃穿住是不愁了,医疗保健呢?记者到乡卫生院去寻求答案。据乡卫生院护士珠吉介绍,如今村民都加入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乡卫生院每年为村民进行免费体检,3个自然村每个村设有两名村医。“平常头疼感冒这些小病在乡里村里就看了。得了大些的病,村子离县医院也就两三公里远,看病十分方便。”珠吉说。

      走出卫生院,来到南伊珞巴民族乡小学,这是记者在南伊乡看到的最漂亮的建筑。校园周边郁郁葱葱,园内整洁有序。一场小雨过后,显得清新宜人。

      “乡里的适龄孩子入学率多年来都达到了100%,而且都能升入中学。”据校长索朗平措介绍,这所学校有170多名学生,珞巴族孩子占到80%。自治区实行“三包”政策,学生上学、吃饭、住宿全部免费。

      在学校的宣传栏里,记者看到了一个光荣榜,上边贴着2016年考上内地西藏班的5名学生的照片。“考上内地西藏班,是许多学生现在的梦想。生活好了,家长都想让孩子们有个好前程。”索朗平措说。

      跨越之路:“真是赶上了好时代”

      生活好了,南伊乡的珞巴族人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来路。

      才召村村委会的二楼,有一个珞巴文化陈列室。陈列室不算大,但记录着珞巴族人的历史变迁。

      弓箭,竹筐,石臼,茅草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件件斑驳的用具,一幅幅陈年的照片,它们反映着珞巴族人过去的生活样貌。

      珞巴,在藏语中的意思为“南方人”。珞巴族主要居住在西藏珞隅地区,这里山高林密,交通闭塞。直到上世纪50年代,珞巴族人仍然过着原始农业生活,辅以原始的渔猎和畜牧业,社会发展缓慢。

      变化发生在新中国成立、西藏民主改革之后。

      以1959年平息达赖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为开端,党和政府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当地珞巴族人和藏族及其他民族同胞一起,迈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大门。

      首先改变的是生产方式。素有“大山民族”之称的珞巴族人搬到山下,学着过起了耕种生活。政府为他们提供了住房、土地和耕牛,但珞巴族人一开始并不适应。“许多人还是要回到山上,党和政府做了很多工作,才说服珞巴族人慢慢适应新的生活。”多年担任南伊村党支部书记的次仁对当年的情景还有所记忆。

      新生活带来民族关系的改善。“下了山的珞巴族人开始跟着藏族人学习耕种,藏族人也乐于帮他们。新社会了,大家都是兄弟。”次仁说,在旧中国,珞巴族人受到藏族领主的控制和盘剥,过着低人一等的生活。

      逐步适应新生产方式的珞巴族人,迈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1965年,珞巴族被国务院宣布为单一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

      1969年,当地的珞巴族人组建南伊人民公社,珞巴族人有了自己的基层政权组织;

      1975年,南伊公社军民小学成立,结束了珞巴族聚居区没有学校的历史;

      1988年,南伊珞巴民族乡成立,这是国家成立的第一个珞巴族民族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扶贫力度的加大,珞巴族人步入脱贫发展的快车道。进入新世纪以后,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兴边富民行动的实施,让珞巴族人有了更实在的获得感。

      住房条件根本改善了。当年从山上搬到山下的珞巴族人,经过几次整村改造,搬入了政府统一建造的安居房。“现在国家和援建省份又在筹划建设新的住房。大家有了新的盼头!”达波儿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收入渠道明显增多了。如今,家家都搞起了畜牧业和养殖业。随着南伊沟风景区的开发,越来越多的珞巴族家庭办起了藏家乐,卖起了特色产品,再加上边境补贴和封山育林补贴等,村民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文化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民族地区的推进,让珞巴族人看上了电视,用上了网络,快速融入现代生活。

      “新中国成立初期,珞巴族人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现在已全面赶上来了。是党的民族政策和国家的大力帮扶,让大家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珞巴族人真是赶上了好时代!”米林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登巴感慨道。

      希望人生:“我还想继续干”

    新中国成立后,珞巴族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图为在南伊珞巴民族乡小学,学生们在宽敞明亮的教室中学习。

      “想不想去内地西藏班上学?”在南伊珞巴民族乡小学,记者曾这样问珞巴族学生雅波。

      “想,这是我们许多同学的梦想。”孩子声音稚嫩但充满自信。

      “下一步还有什么打算?”在才召村,记者曾这样问达波儿。

      “当然有。除了住房翻新,我们准备在发展旅游方面再搞些项目。”中年汉子显得胸有成竹。

      在南伊乡,记者接触到的珞巴族同胞,有村民、有干部,有教师、也有医务人员。他们虽然职业不同、性格各异,但对当下日子的感恩之情、对未来生活的冀盼之心,却有相通之处。

      “我年纪大了,不然,我还想继续干。”说这话的是一位80岁的老人,名叫帕加。他是珞巴族第一个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在林芝市的寓所,老人谈起了自己的经历。

      帕加于1938年出生在一个普通的珞巴族人家。因父母早年病亡,他很小就到伯父家生活。早年的不幸在1957年发生了逆转。这一年,作为珞巴族代表他有幸成为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到内地参观,并且在北京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

      说话间,老人拿出毛泽东接见他们的合影。照片已经泛黄,显得皱皱巴巴,显然不知道翻看多少遍了。但老人当年的青春风采依稀可辨。

      “到内地长了见识,就不愿再过以前的日子了。”老人微笑着说。西藏民主改革时,他成为积极分子,先到工作队帮忙,后来参加了公安队伍。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他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事翻译、情报等工作。此后,长期在政法系统工作。

      斗转星移。上世纪90年代,年过半百的帕加担起了更重的担子。作为珞巴族代表,帕加成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参与国家大事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工作。

      ……

      望着帕加老人沧桑的面容,记者想到了小雅波期待的眼神、达波儿坚毅的表情。这些生动的面孔,不仅透射出一个个珞巴族同胞的进步和梦想,也叠加出整个珞巴民族的成长和希望。

    安宁宁

    仓觉在自家开办的藏家乐院子里翻晒小麦。

      南伊珞巴民族乡南伊村,灿烂的阳光洒向大地。在一个挂有“黄牡丹藏家乐”的农家院内,头戴粉色帽子的仓觉正在翻晒小麦。

      看到记者到来,仓觉连忙放下手中的活儿,邀请记者进入房间。这是一间具有浓郁藏式风格的房间,靠近墙角的桌子上,摆放着中央代表团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时带去的礼品——一幅表现党的几代领导人与西藏人民在一起的画。在大庆期间,中央代表团将这些画送给西藏各单位、寺院和各族干部、群众。

      这幅画是仓觉夫妇非常珍惜的礼物。“它时刻在提醒着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离不开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国家的好政策。”仓觉说。

      今年40岁的仓觉和丈夫平措在2013年投资20万元,开办了村里第一个藏家乐。“当时我在南伊沟风景区卖土特产,经常有游客向我打听附近有没有住宿的地方。”仓觉说,一来二去,她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便动起了开办藏家乐的念头,丈夫也很支持。

      仓觉所说的南伊沟风景区,是当地政府近些年开发的旅游景区,那里拥有原始森林浴体验栈道、吊桥、沙棘岛、阴阳树、天然牧场等景观,在旅游旺季,每天游客能达到数千人次。南伊村距离景区只有2公里,是通往景区的必经之路。

      说干就干,占地250平方米、拥有4个房间的藏家乐很快就建立起来。

      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加上独特的酥油茶、奶茶、藏香猪等藏族美食,让仓觉家的藏家乐生意十分红火。“去年我家的总收入在15万元左右,这样的生活在以前想都不敢想。”仓觉高兴地说。

      在开办藏家乐以前,仓觉夫妇偶尔做点儿贩卖虫草之类的小生意,收入不多也不稳定。自经营藏家乐以来,他们的日子可谓蒸蒸日上。前不久,她家还买了一辆价值20多万元的越野车。

      说起现在的好日子,仓觉一下子便打开了话匣子:“如今孩子上学不用交学费,学校还有免费的营养餐,家里搞养殖也有补贴,收入稳定,真是赶上了好时代。”为了带动村民共同致富,仓觉还邀请3个家庭条件比较困难的珞巴族妇女以劳动形式入股自己开的藏家乐,既领工资又参与分红。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邻近南伊沟风景区的区位优势,不少南伊村民像仓觉一样,吃起了“旅游饭”。

      “为了鼓励村民通过多种途径增加收入,县民宗局还拿出一部分兴边富民行动资金,对开办藏家乐的村民给予补贴。”米林县民宗局局长登巴表示。

      据南伊村党支部书记次仁介绍,目前,村民收入来源以旅游业、特色养殖业、林下资源采集业为主。2016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近1.6万元。

      “下一步,我打算扩大藏家乐规模,争取在景区附近租一块地,盖座旅馆。”仓觉说,她坚信生活会越来越好。


     

    让人羡慕的背后

    魏新生

      采访过程中,记者一直牵挂着一个问题:生活在印控区的珞巴族同胞,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由于历史的原因,珞巴族聚居的珞隅地区目前大部分处于印度控制之下。印控区的珞巴族同胞目前约有60万人。

      采访间隙,记者与米林县旅游发展委员会干部林勇聊起了这个“题外话”。

      林勇是珞巴族干部,对印控区同胞的情况有所了解。虽然双方交往不是很方便,但他与印控区的同宗亲属有微信联系。林勇让记者看了几张他最近收到的照片。从中可以看出,印控区珞巴族人聚居地的房屋显得破旧,住处周围的山头有大片泥土裸露,其情景与南伊乡珞巴族人的居住环境形成明显落差。

      “那边的珞巴亲人很羡慕这边的人。”交谈中,林勇这样说。

      听到此话,记者并不感到诧异。它为记者全面了解珞巴族人的生活提供了横向参照。树有根本,水有源头。南伊乡的珞巴族人能过上让居住在印控区的同胞羡慕的生活,背后映照的是新中国的福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党和人民政府以强烈的使命担当,对少数民族、尤其是地处边远、社会发育程度较低的少数民族,始终给予特殊的关照和扶持。从促进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超常举措,到实行一系列差别化支持政策,再到“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中央几代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党的民族政策的持续发力,促使这些民族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以跨越式发展补齐千年差距,赶上了其他民族的发展步伐,加入了各民族共同迈向小康社会的行列。可以说,正是新中国民族政策之光,照亮了这些民族的跨越式成长之路。珞巴族的变迁,正是时代之光的映射。

      过上越来越美好的生活,是人民的心愿,也是党和政府对各族群众的庄严承诺。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心愿与承诺都将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变为现实,中华民族注定将迎来世人越来越多羡慕的目光。

    孙雅莉 王甜

      “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一呀一匹猎马一呀一杆枪,獐狍野鹿满山遍野打呀打不尽……”这首上世纪50年代从大兴安岭传遍祖国大江南北的《鄂伦春小唱》,是鄂伦春族人曾经生活的真实写照。

      从原始社会末期一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从结束世代游猎生活实现定居到放下猎枪退出森林,鄂伦春族人在短短60多年间实现了社会形态、生产生活方式的3次历史性跨越,书写出时代传奇。

      “我们是最小的民族,但不做最落后的民族”

    鄂伦春族民间艺人在表演“斗熊舞”。 侯玉鹏摄

      没事儿的时候,白色柱依然喜欢骑上马、带着心爱的猎狗进山转转。“空手而归也高兴。”他说。

      从8岁那年第一次被父亲抱上马背,到38岁放下猎枪,在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托扎敏乡希日特奇猎民村,白色柱以自己的机敏、干练捍卫着家族世代相传的好“莫日根”(鄂伦春语“猎手”的意思)荣誉。不过,现在的他更看重2001年荣获的“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他觉得,那是政府对他带头放下猎枪、转型发展种植养殖业的充分肯定。

      人类从游猎到游牧再到农耕,是千百年自然演化的结果。因此,当1996年初鄂伦春自治旗宣告禁猎的时候,猎民们很难理解“种地比打猎先进”这种说法。“可我们不能落后于时代啊!”白色柱忘不掉时任鄂伦春自治旗旗长孟松林在禁猎动员大会上说的那句话,“我们是最小的民族,但不做最落后的民族。”

      对于猎民而言,枪如同他们的生命。“好多老猎民都抱着枪哭。当年,可是毛主席亲自批准发给我们枪和子弹的。”白色柱说。他是全旗第一个上交猎枪的人,包括父亲留给他的那支,身为共产党员的他事事带头。

      从种麦子到种大豆、马铃薯,白色柱和猎民们重新认识了脚下的这片黑土地。“第一年种地,我连本钱都赔进去了,第二年请了汉族技术员就好多了。”走出第一步后,白色柱觉得种地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同样,在距希日特奇村200多公里的大杨树镇多布库尔猎民村,村委会主任吴苏海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难掩激动:“好多猎民都不知道大豆是怎么长的,将政府给的种子一把就撒地里了。”缺资金、缺劳动力、缺技术,也缺乏积极性,部分猎民的生活很快陷入困境。

      为尽可能地帮助和支持猎民转型发展农业生产,鄂伦春自治旗在禁猎当年就出台了猎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一直延续至今。自治旗五大班子成员分片承包猎民村,旗农业技术部门也派出了科技人员进行指导。

      今天的猎民村,菜园青青,牛羊满圈。种着500多亩地的白色柱、吴苏海,都已成为地道的农民。白色柱说,这是他们20年努力的结果。

      2016年,鄂伦春自治旗鄂伦春族猎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2万元,其中生产性收入达到9068元。而在1993年,全旗猎民总收入仅为85.6万元。

      吴苏海说,村里有位叫吴梦生的老猎人,65岁开始学种地,最多时全家种了1000亩地。尽管老人一直搞不清楚每亩地能产多少粮食,能赚多少钱,但逢人便说:“我们鄂伦春人其实挺能干的,不拖国家的后腿。”

      “我们不能浪费共产党给我们的好日子”

    在大杨树镇多布库尔猎民村,村民自己制作的民族工艺品很受游客的欢迎,也为他们带来不错的经济效益。  李虹摄

      阳光透过明亮的窗户洒在宽敞的客厅,75岁的格尔巴杰神采奕奕。从居无定所到安居乐业,作为多布库尔猎民村为数不多有过游猎生活经历的人,老人常将父亲在世时说的一句话挂在嘴边:“我们不能浪费共产党给我们的好日子。”

      为追寻野兽踪迹而四处漂泊的鄂伦春族人,在林地里用桦树枝和桦树皮、狍子皮搭建起简单的“斜仁柱”(鄂伦春族传统民居)就是个家。资料显示,1951年鄂伦春自治旗成立的时候,全旗总人口仅有778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旗,新生的人民政权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繁荣进步感召着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每一员。

      1953年,为贯彻中央关于号召鄂伦春族猎民实行定居的指示精神,鄂伦春自治旗工委制定了“以猎为主,通过定居发展多种经营”的生产建设方针,开始为猎民修建土木结构的房屋。

      自治旗派出的定居工作队队员找到在多布库尔河、甘河等流域游猎的部落,召开定居动员会,带领猎民们参观他们的新家。

      “兴奋,又担心屋顶会掉下来。”第一次见到所谓的房子时,年幼的格尔巴杰同大人一样,心情复杂。“刚下山时,好多老人住不惯,在房子旁边又盖起‘斜仁柱’。”格尔巴杰说,自己起初在房间里也睡不着觉,觉得“不透气,闻不到青草香”。但生病不用找萨满了,格尔巴杰也和同龄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上学了,定居的好处无处不在。

      从1953年到1957年,鄂伦春族人陆续走出山林实现定居。如今,鄂伦春自治旗的总人口已达30万,其中1000多名鄂伦春族猎民分别生活在7个猎民村。

      从斜仁柱到土房、砖房再到集中供暖、上下水俱全的现代化住宅,从居住到医疗、教育、卫生等等条件的改善……托扎敏乡政府一间活动室里展出的老照片,见证着60年多来鄂伦春族人和国家的共同努力,也印证着当年带头下山的老族长的话:“下山之后,我们可能面临许多不适应带来的生活困难,但我们的族人也会因此不断强大起来。”

      绿水青山掩映的多布库尔猎民村,以其传统的鄂伦春族民俗特色荣获“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称号。“全村现有69户155人,村民们有到景区打工的,也有在家制作鄂伦春族传统手工艺品出售的。”村党支部书记孟亚静细说村里的变化,“村民的年人均生产性收入从不到1000元,提高到7000多元。”

      谈及未来,孟亚静表示:“我们要争取建成集休闲度假、民俗风情、生态园等功能于一体的‘鄂伦春民族第一村’。”

      “得让孩子们知道老一辈是怎么生活的”

      时近中午,希日特奇猎民村村委会主任何勇还在阿里河镇文化中心广场上忙碌着。当晚,他率领的村民艺术团要在这里献上一个小时的演出,从雄健有力的斗熊舞、高亢悠扬的赞达仁(鄂伦春族民歌),到服装表演、马队行进表演等。“虽然不打猎了,但是得让孩子们知道老一辈是怎么生活的。”何勇说。

      被称为“北方游猎民族活化石”的鄂伦春族人,创造了以狩猎文化为代表的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但生产生活方式发生的剧烈变革,也为鄂伦春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带来挑战。

      “只有将外在的保护与内在的传承相结合,鄂伦春族文化才不致成为博物馆里陈列的标本。”这是学者的呼吁,也是鄂伦春族人的行动。

      去皮、平整,浸煮、剪裁、固定,刻花、染色,几道工序下来,干硬的桦树皮在希日特奇猎民村村民阿基伦手里,变身为一个精美的桦树皮盒。“以前做了都是自家用,现在主要给城里的工艺品店供货。”阿基伦说。

      阿基伦不仅是桦树皮制作技艺的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开办起手工作坊、带徒传艺,还是村民艺术团的台柱子。“我们也不懂什么艺术,就是演自己的生活。”阿基伦说。

      从舞蹈的编排、表演,到走台步、练表情……舞台表演零基础的猎民们不断刷新着自己的技能。曾经对艺术团前景持怀疑态度的何勇惊喜地发现,村里的年轻人不仅学会了用鄂伦春语唱歌,还改变了以往无所事事的生活状态。“连人心都比以往齐了。”何勇说。

      如今,在鄂伦春自治旗,类似的民间艺术团已有3个。“我们还要争取出国演出。”何勇憧憬着。

      夕阳西下,何勇率领他的马队缓缓行进着。队伍中,有年近七旬的阿基伦,也有刚上学的孩子。他们的身后,是狍皮帽房顶造型的鄂伦春博物馆,里面永久保存着属于鄂伦春族的历史和记忆。

      远处,距此9公里的大山深处,深藏着被认定为拓跋鲜卑人祖地的嘎仙洞。2000多年前,拓跋鲜卑人由嘎仙洞出发,跨万里长城,越九曲黄河,在建立北魏王朝问鼎中原的同时,也将自己的血脉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

      往事越千年,今天的嘎仙洞将再次见证拓跋鲜卑的后裔鄂伦春族人与全国人民一起,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美好的未来。

    孙雅莉 王甜

      记者:在您看来,这五年来鄂伦春自治旗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成就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何胜宝: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内蒙古自治区考察指导工作、提出“把祖国北部边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的奋斗目标以来,我们按照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决策部署,全力推进各项事业发展。

      五年来,鄂伦春自治旗自主发展能力持续增强,转型发展步伐加快,县域经济实力显著提升,贫困发生率由2011年的52%下降到14.6%,各族群众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五年来,鄂伦春自治旗创建国家森林公园3个、国家自然保护区1个、国家湿地公园1个、国家级生态乡镇5个,森林覆盖率达到65.79%。

      我们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启动绿色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园区项目,进一步巩固文化生态旅游产业基础。我们紧跟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旗政府所在地阿里河镇实现集中供热、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和垃圾无害化处理,建成旗里首条一级公路,开通首条航线;同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实施农村猎区危房改造、街巷硬化等工程,农村猎区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这些变化,得益于党和国家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得益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倾情帮扶。

      下一步,鄂伦春自治旗将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突出“绿色发展”主题,不断促进鄂伦春地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

      记者:为确保和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鄂伦春自治旗将采取哪些更有力的措施?

      何胜宝:要坚决守住民生底线,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把有限的财力更多地用在保障基本民生上;要深入贯彻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因地因人落实“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帮扶举措,用心用情用力抓好脱贫攻坚工作;要努力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供给质量,统筹抓好创业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民生工程,继续办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解决好群众关心的住房、饮水、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让群众更多更公平地享受改革发展成果。

      同时,我们还要在生态立旗、依法治旗方面下功夫。要立足“打造全国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示范区”这一目标,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坚守生态底线,加强生态安全屏障建设。要扎实推进依法治旗工作,切实抓好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各项工作,努力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良好氛围。

      记者:文化是民族生存发展之基。在保护和传承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方面,鄂伦春自治旗有哪些具体的考虑?

      何胜宝:鄂伦春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鄂伦春自治旗政府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取得了显著成绩。

      加大文化艺术精品创作力度。创作歌曲《鄂伦春哟,祝福你》、舞蹈《英雄莫日根》等600多个文艺作品,拍摄纪录片《鄂伦春人》、专题片《鄂伦春回忆》、电影《哦,我的鄂伦春》《猎枪》等,组织编排大型歌舞剧《勇敢的鄂伦春》等。

      加强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成立鄂伦春民族语言文化研究所,颁布实施《鄂伦春自治旗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录制了鄂伦春族兽皮制品、桦树皮制品、猎刀、摇篮、剪纸、萨满服等制作全过程的影像资料,开办《学说鄂伦春语》等电视节目。2014年,成立第一支民间艺术团队——莫日根民间艺术团。从2015年开始,设立民族文化传承人专项补助资金,每年对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进行奖励。

      今后,鄂伦春自治旗将以民族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来带动全旗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一是要做好“文化+旅游”文章,促进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办好鄂伦春族篝火节等节庆活动,将其打造成旅游名片。加快文化伊萨仁小镇等项目建设,打造集文化创意开发、民族文化交流、民族手工艺展示、民俗体验于一体的综合体。

      二是科学合理地推进鄂伦春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鄂伦春乌力楞项目建设。打造最具鄂伦春民族特色的民俗村,通过建设斜仁柱社区、鄂伦春民俗展示馆、祭祀区、熊文化展示馆、萨满文化展示馆、生态展示馆、文化展演广场、跑马场、野生动物养殖区等,重建鄂伦春族传统文化的“原生环境”。同时,延伸产业链条,充分挖掘民族餐饮文化,做好传统手工艺品开发营销。

      记者:对于鄂伦春自治旗未来的发展,您还有哪些打算和设想?

      何胜宝:我们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自治区和呼伦贝尔市的要求上来,牢牢把握“稳中求进”总基调,以项目建设为总抓手,补齐民生建设短板,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自治旗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为自治旗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具体来说,要加快推进阿里河至库布春林场段一级公路项目、大杨树镇2×20万千瓦热电联产项目、毕拉河口水利枢纽工程等一批重大项目建设;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将鄂伦春自治旗工业园区升级为自治区级工业园区;壮大绿色农畜产品加工主导产业,带动种植养殖业结构优化。

      立足“全域旅游、四季旅游”理念,依托鄂伦春民俗、拓跋鲜卑历史、森林生态等资源优势,启动以拓跋鲜卑历史文化园和鄂伦春乌力楞(乌力楞是鄂伦春族传统的父系家庭公社组织,后发展为地域公社)为核心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创建工作,打造国家级休闲旅游度假区。

      加快城镇化建设。围绕“双核”发展战略,拓展大杨树镇商贸物流重点镇发展空间,提升阿里河镇旅游魅力城镇品位。

      推进改革创新。扎实开展大杨树镇第三批全国改革发展试点城镇工作,总结成功经验。

      加强生态保护。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守大兴安岭绿色林海,全面实施封山育林工程,把祖国北部边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

      着力改善民生。实施棚户区改造工程,举全旗之力打赢脱贫攻坚战,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进击的鄂伦春

    孙雅莉

      嘎仙洞深藏于大兴安岭北段东端的花岗岩峭壁上。高大幽暗的石洞内,公元443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派大臣祭祖的石刻铭文依稀可见,为后人想象当年那场走出山林、走向世界的壮举提供了无限可能。

      有着“兴安猎神”美誉的鄂伦春族人,在过去的千百年都是这片广阔绿海的主人。他们纵马持枪,笑傲山林之间。不猎杀有孕的动物,只捡拾枯枝落木,丰富的传统智慧使其在长期的狩猎生活中,与大自然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尽管鄂伦春族人以生存为目的进行的狩猎,并不是大兴安岭资源枯竭的主要原因,但他们还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选择退出森林。

      从定居到安居,从放下猎枪到实现多种经营,鄂伦春族人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尽管这历程并不像记者笔下记述得如此简单。

      随意走进一户猎民人家,会很神奇地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原来,这是因为房子统一建好后,家具、家电都是由全村人共同挑选的。鄂伦春族人在下山定居前处于原始社会晚期,私有观念尚在萌芽阶段。那时候,打回的猎物要平均分配给每户人家,老幼妇女要分到最好的部分。因此,今天的他们依然保有原始共产主义观念,无论是政府帮扶资金,还是村集体收入,都要由全村人一起决定如何分配、使用。

      尽管是被动地卷入工业化、现代化大潮,但鄂伦春族人在经历短暂的迷茫、失落之后,还是像祖先一样,选择主动进取与融入。

      在鄂伦春自治旗采访时,记者不仅看到如同城镇中现代社区的猎民村,听到鄂伦春族群众发自肺腑的对新生活的热爱、对党和政府的感恩,更有他们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想法、打算。

      何胜宝旗长在近两个小时的专访中,畅谈的、展望的多半是关于鄂伦春自治旗、鄂伦春族的未来。年轻的托扎敏乡党委书记朝辉带记者参观乡里的民族文化展厅,介绍乡里关于开发特色种植区、发展民族文化游的打算。还有白色柱、何勇、吴苏海、孟亚静等基层干部,格尔巴杰、阿基伦等普通村民,他们也都有自己的愿望与梦想。这些大大小小的愿望与梦想汇聚到一起,展现的是一个民族渴望自立自强、渴望有尊严地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愿景。

      如何既像先祖一样勇敢地汇入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又在这片汪洋中保有自己的基因、特性?鄂伦春族人在思考、实践着自己的生存之道。而乐观、无畏、进取的鄂伦春族人,与碧水青山之间的故事也将一直延续下去。

    孙雅莉 王甜

      伊敏河畔,骤雨初歇。

      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伊敏苏木吉登嘎查3万多亩优质牧草基地,又高又密的杂花苜蓿郁郁葱葱,将铺天盖地的绿色延展到天边。

      “放牧和种草相结合,改变的是经济和生态,受益的是牧民。”吉登嘎查第一书记达茹说。

      吉登嘎查曾是鄂温克族自治旗唯一的猎民嘎查,在由猎转牧20年之后,他们同生活在这片辽阔草原上的人们一起,用新的生活延续鄂温克人的历史,在逐梦前行中唱响属于自己的牧歌。

      走出山林,他们向过去告别

    放下猎枪的格日勒巴图,如今骑上了摩托车。 王甜摄

      蓝天碧草之间,错落有致地散落着蓝瓦白墙的牧民安居房,宽阔整洁的水泥路绸带般连接着村民文化活动室、卫生所和超市等。地处呼伦贝尔草原深处、被大兴安岭西麓群山环绕的吉登嘎查,在远去了骑射狩猎之后弥漫着闲适的生活气息。

      “这个村是1732年由大兴安岭布特哈地区戍边形成的,属于传统的索伦鄂温克部。”达茹驻村不过半年时间,说起村里的情况却如数家珍。

      辽阔壮美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自古便是游牧与狩猎文化的重要承载地,众多民族在此弯弓射月,留下灿烂篇章。尽管鄂温克意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但随着迁徙和时间的推移,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鄂温克人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只有吉登嘎查是个例外。“1997年之前,吉登嘎查的182位村民都是猎民,其中17人有枪。”达茹说。

      “只有最优秀的猎民,才有资格拿枪。”67岁的格日勒巴图自认是最优秀的猎民,“进入猎民队之后要先做喂马、做饭等杂活、粗活,两三年后看表现,由猎民队全体成员决定‘新人’能否成为真正的猎民。”格日勒巴图的语气中满是骄傲。

      茫茫大兴安岭几乎处处都留下格日勒巴图的脚印,夏天打鹿、割鹿茸,冬天打狍子。看似豪迈、风光的生活背后,充满着危险与艰辛。“夏天蚊虫叮咬,冬天狩猎在野外过夜时,就先在雪地里刨个坑,脱光了钻进狍皮袋子里睡觉。”格日勒巴图说,猎民队一出去就是半个多月,回来待上一两天又得走。没有人外出打猎的困难人家,总是最先分享猎物。格日勒巴图经常是未进家门,手里就只剩下野兽骨头架子了。“因为这是祖宗定下的规矩。”

      日益枯竭的资源,在贫困线上挣扎的猎民,改变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已迫在眉睫。从十几岁就开始摸枪的格日勒巴图,坦言自己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确实舍不得,可是国家要保护资源,我们也得发展不是?”

      大兴安岭森林边缘的10万亩草原被划给吉登嘎查,放下猎枪的格日勒巴图,挥起了套马杆。从嘎查最后的猎民到第一代牧民,格日勒巴图和大家一起努力适应着新生活。而政府也从改善基础设施到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不断加大着对猎民的扶持力度。

      “禁猎前后,政府开始帮助我们盖房子、修路。”格日勒巴图的语气轻松了许多。“2000年,旗里给每家分了绒山羊。2006年,嘎查开始出租土地给公司经营,这些收入也会有一部分分给大家。”

      对于国家的帮扶和嘎查这些年的变化,无论是干部还是村民,心中都有一本账。2014年,吉登嘎查至红花尔基镇通村公路项目完工,村民们出行不再困难;2015年,户均70平方米的牧民新房统一规划建设完成,每户交1.5万元即可入住。“这两年大旱,每户最高还能领到3000元的饲草补助。”达茹说。

      如今,格日勒巴图家有上千亩草场,放养着80多头牛,“一年收入10来万元没有问题。”骑惯骏马的格日勒巴图早已骑上摩托车,而和他一起放牛的儿子则以越野车代步。“牧场都有太阳能发电设备,和住在嘎查里没有什么区别。”从狩猎时代靠天吃饭到现在享有全民医保、最低生活保障,格日勒巴图心中满是感激,“出门坐汽车,打草用机器,不是共产党,我们哪能过上这种好生活!”

      走向世界,他们与时代同行

    “吉港守望,青春共扬”青年那达慕将成为吉登发展生态旅游进程中一个重要的节庆。  鄂温克族自治旗民宗局供图

      伊敏河从大兴安岭蘑菇山北麓流出,一路向北汇入额尔古纳河,额尔古纳河又汇入黑龙江走向太平洋。如同最初的那滴泉水,吉登嘎查也一步步走向广阔的世界。

      据说,吉登嘎查最初分配草场时,人均只有70亩。相比其他苏木动辄人均上千亩草场,这个数字显然少得可怜。“草场不够,就没办法多放牧牛羊。”格日勒巴图说,为了发展,他们也曾学着其他地方与粮商合作,垦荒种地,“可是草场沙化得厉害,就终止了合同。”

      格日勒巴图没有过多解释退耕还草过程中的波折,好像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退耕的3万多亩土地已经被建设成优质牧草基地。我们准备通过优化牲畜养殖结构,提高规模化养殖程度,打造一个现代农牧业发展示范工程。”达茹补充道。

      关于未来,吉登人还有着许许多多美好的设想。

      村民萨日娜平时喜欢上网,如今她又有了新目标——看热门旅游地民宿的照片。“都是那些大学生教我们的。”在花瓶里插上刚采回来的野花,看着光可鉴人的木地板、崭新的沙发、软床还有土暖气,萨日娜对自家刚开张的民宿充满信心,“我觉得只要定价合理,游客就会愿意留下来住上几晚。”

      萨日娜所说的大学生是指香港理工大学前来进行田野调查的20多位学生。那是2016年5月,正值春意盎然、草木萌绿的时候,香港理工大学客座教授、中国民族博物馆客座教授赵式庆带领大学生,来到吉登嘎查进行狩猎文化田野调查。

      “对吉登的第一印象,就是原生态。不管是人还是遍地的牛羊,都有一种怡然自得的神态,在享受生活,享受时光。……吉登嘎查牧民的生活状态,是其发展生态旅游的重要吸引点。”一位学生在网络上发表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发展生态旅游,是鄂温克族自治旗近年来为改善民生、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而采取的重要举措。吉登嘎查位于全旗规划中的“三环两带”精品旅游线路上,是当地打造全域旅游大格局的重要一环。而在大学生眼里,吉登嘎查保存完好的鄂温克族狩猎文化,无疑可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和生命力。

      “有烟火的房屋才有人进来,有枝头的树才有鸟儿栖息。”这是鄂温克草原上流传的一句谚语。今天的吉登人依然延续着淳朴的民风,认为家里来客人是吉利的事情。至于文化的吸引力,吉登人更是有着足够的自信。27岁的娜敏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参加旗里那达慕大会时收获的掌声。“真的没想到,观众那么欢迎我们。”穿着村民们筹钱做的新衣,娜敏特别担心露怯,“从来没见过那么多人。”不过,观众们却给予这个来自草原深处的服装表演队最热烈的欢呼,不仅仅是为他们独具猎场风格的服装,也是为他们的勇气。

      当热情好客的牧民、美丽的草原、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与大学生们的青春、激情相遇,一场盛大的青年那达慕大会便成为必然。如今,名为“吉港守望,青春共扬”的青年那达慕已连续举办两届,从文艺演出到赛马、绕桶、抢枢、博克等传统比赛项目,热闹的场景唤起吉登人心中久违的情感,也为他们带来一拨拨远方的客人。

      虽然同全旗2016年全年旅游接待6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亿元相比,吉登的数字微不足道,但达茹相信,“这里清静安逸,会有更多人喜欢的。”他期望,那达慕大会能成为吉登发展生态旅游进程中一个重要的节庆,办出特色,成为品牌。

      对于嘎查未来的发展,大学生们提出三点建议:开发高端旅游、建立户外马文化基地和吉登嘎查数字博物馆。

      格日勒巴图并不能完全理解大学生们的想法,但他愿意相信他们。“不打猎了,不等于不要文化了吧!”格日勒巴图曾经带孙子去巴彦托海镇参观过鄂温克博物馆,并在关于狩猎生活的展品前长久地驻足。他希望吉登能像干部和大学生们描述的那样,实现自己的蓝图——畜牧之乡,生态旅游之地。

    鄂温克族牧民喜欢用奶茶招待客人。鄂温克族自治旗民宗局供图

       

    王甜

      家最初的模样,是57岁的萨仁其其格至今无法忘怀的。以至于在母亲过世后的几十年里,她都不遗余力地做着同一件事情——留住那些记忆。

      生活在大草原上的鄂温克人,有着像蒙古包一样的标志性建筑物,它叫柳条包(欧鬲柱)。在游牧时期,鄂温克人世世代代都居住在柳条包里。萨仁其其格的记忆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萨仁其其格小时候,一家人住的柳条包都是由父亲和母亲一起搭建的。父亲负责立地杆,找柳条做围、拿芦苇做顶,再附上天窗和芦苇帘。母亲则要提前制作马尾线、五畜绳,以便父亲捆绑柳条包。孩子们的任务,就是等父亲搭建好柳条包后,跟随母亲一同布置内部摆设。到了冬季,一家人会齐心合力给柳条包披上一层厚厚的毡子,暖暖地过冬。

      这样的过程,萨仁其其格不记得经历过多少次,但无疑,这成为她对家的定义和执念。

      母亲去世后,当时还在牧区当数学教师的萨仁其其格决定,将母亲生前热衷的手艺活儿传承下去,以此留住母亲的影子。她组织牧区的妇女们成立了一个手工艺品制作班,主要制作一些家家户户都会使用的马尾线、五畜绳。

      告别游牧生活的鄂温克人,从实现定居到搬进城里,住进楼房。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生活的变化,许多鄂温克族传统手工艺濒临失传,柳条包、五畜绳也不例外。而萨仁其其格选择将这个制作班继续开下去。为此,她告别教师生涯,联合5名妇女成立了鄂温克族自治旗达坎手工艺品牧民专业合作社。

    达坎手工艺品牧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牧民共同传承鄂温克族传统手工艺。 萨仁其其格供图

      2013年,鄂温克族柳条包营造技艺被列入内蒙古自治区“非遗”名录。因此,萨仁其其格有了新思路——要申请将鄂温克族传统手工技艺列入“非遗”名录,这样才能真正将记忆留下来。在萨仁其其格的呼吁下,鄂温克族自治旗成功申报了5个“非遗”项目,其中,就有她母亲热衷的五畜绳制作技艺。

      光保护还不够,萨仁其其格又学着开起了店铺。她还与当地的旅行社合作,将店铺打造成一个宣传鄂温克族文化的窗口。达坎手工艺品牧民专业合作社也开始从事手工艺品、旅游纪念品、民族服饰等鄂温克族传统生产生活用品的制作和销售。

      萨仁其其格特地在店铺门口搭起了一座柳条包,内部装饰得古香古色,充满民族气息。“这是我们鄂温克人唯一的家。”萨仁其其格这样形容柳条包。她希望顾客能在此感受到鄂温克人的生活气息。

      随着合作社发展壮大,鄂温克族文化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今年的旅游旺季,达坎手工艺品牧民专业合作社迎来了一批来自贵州、云南等地的学生,他们利用暑假来学习鄂温克族文化。

      如今,萨仁其其格利用合作社,带领起了一批人保护和传承鄂温克族传统文化。而这些鄂温克族传承人,也在尽己所能,将手艺传授给更多的人。


       

    永远的鄂温克生生不息

    孙雅莉

      从鄂温克族自治旗政府所在地巴彦托海镇出发,驱车沿省道行驶100多公里后,又在乡间土路上颠簸近一个小时,就来到了吉登嘎查。

      与坎坷不平的进村之路形成反差的是,嘎查内的道路既宽阔又平坦。而这种时时存在的反差或者说是矛盾,一直伴随着记者在吉登的采访,它似乎是在提醒我们,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

      发生在大兴安岭的那场禁猎行动虽已过去20年,但对于当事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曾经有学者对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猎民的相关情况进行过调研,结论是在由猎转牧、转农的过程中,吉登嘎查是最成功的一个。对此,学者认为,其中既有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条件等外在环境的关系,也包括民族交往和文化接触等因素的影响。学者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相对而言,吉登嘎查所享受的优惠政策是最少的。

      著名鄂温克族学者乌热尔图认为,鄂温克人长期生活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因此具有坚忍不拔的品质。而在记者看来,吉登人无疑是其中的典型。

      如今的吉登,虽不算是富裕之地,但是牧民们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和生活保障,正在一步步地前行,尽管一路上的矛盾不可避免。

      当年,猎民手中不仅有持枪证,还有护林员证,在打猎的同时也保护着森林。而当他们放下猎枪之后,同时也放下了制止偷猎盗伐的职责。“春天的母兽不能打,小熊仔和小鹿羔不能打,老白桦的眼睛能看透一千年,老樟子松的根能绊倒做坏事的人。”口口相传的古老文化曾经同鄂温克人一起,长久地护佑着一方山川,却无力改变贫穷落后的事实。而当猎民们生活富裕之后,又愈加怀恋过往岁月。格日勒巴图感慨着狩猎文化的消失,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再走一遭大兴安岭,同时又希望在镇上读初中的孙子能考上大学,最终走出这片大山,不再像祖辈一样固守着这片草原。

      不过,有走出去的,也有回来的。刚刚成为新娘的娜敏决定留在家乡,大学毕业的她一度想当公务员,但看到家乡的变化后,她还是觉得,生养自己的土地更能给自己想要的生活。

      漫长的岁月中,鄂温克人经历了战争、分散和部落大迁徙的历史。现在,生活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鄂温克人,已经和这片草原的绿色交织在一起。相信他们,无论面临怎样的选择,无论生活发生怎样的变化,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生活。

    孙雅莉 王甜

      

      

      达斡尔族主要聚居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一带。达斡尔族有自己的语言,原文字已丢失,现使用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达斡尔族共有131992人。

      细密柳条围栅的院落,木质门楼、茅草房顶、大烟囱,如果不是门上“达斡尔民俗展馆”几个大字,这里与普通农家院并无二致。

      以老物件和真实的场景还原达斡尔族人的过往生活,在全国唯一的达斡尔族自治旗——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乡间,这种略显简陋的民俗展馆不时可见。“留住老屋,才能记住乡愁。”腾克镇达斡尔民俗陈列馆负责人鄂铁柱表示。

      “达斡尔”意为“故乡”,也有“开拓者”的意思。自17世纪渡过黑龙江南迁后,达斡尔族人便在嫩江流域开田垦荒,兴建家园。300多年过去,这片土地收获了“大豆之乡”“曲棍球之乡”“歌舞之乡”等美誉,达斡尔族人也用自己的双手努力创造着美好幸福的生活。

      一根球棍撑起的梦想

    达斡尔族传统曲棍球竞技。 魏肴琳摄

      10岁的沃雪坤已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拿起曲棍球棍的,尽管那只是一根父亲将山上随手捡来的柞木棍稍作处理的球棍,却丝毫不影响他挥动它,和小伙伴们在篱笆墙之间的空地上抢球、过人、奔跑。如今的沃雪坤已是阿尔拉镇中心学校曲棍球队的主力门将,手里握着专业的球棍,奔跑在设施一流的球场上。

      “在达斡尔语中,曲棍球被称为‘贝阔’。千百年来,每逢重大节日或集会,达斡尔族各个‘莫昆’(氏族部落)的男性成员就会聚在一起,从几岁的孩童到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要一显身手。”鄂铁柱的讲解通常这样开头。不过,他也知道,没有人能说清楚达斡尔族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玩曲棍球的。一般认为,《辽史》中记载的契丹人打马球就是达斡尔族传统曲棍球运动的前身。

      正是因为这种痴迷与热爱,一个古老的民族不经意间便与一项外来运动走近、同行。在尼尔基镇的莫旗达斡尔族博物馆中,不同年代的球棍、比赛用球以及老照片,详尽记录着莫旗曲棍球运动的发展历程:1976年,中国第一支男子曲棍球队在莫旗建立;1989年,国家体委授予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曲棍球之乡”称号;2006年,“达斡尔族传统曲棍球竞技”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首次参加奥运会的中国男曲18名队员中,有7名来自莫旗。“达斡尔族人用一根弯曲的木棒,撑起中国曲棍球运动的半壁江山。”有人如此形容。

      “曲棍球运动为达斡尔族人带来无尚的荣光,也为我们打开一扇门。”阿尔拉镇镇长郭英宇感慨道。自2010年起,以国际曲棍球邀请赛为主,兼有民俗旅游、文化展示等内容的“中国莫力达瓦曲棍球节”开始在莫旗举行。达斡尔族人将曲棍球作为自己最亮丽的名片呈献给世界,而背后则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渴望。

      “曲棍球是我们握在手中的希望和在赛场上奔跑着的、看得见的未来。”这是教练用来激励沃雪坤的话。嫩江边的中国达斡尔民族园内,一座现代化的综合训练、比赛场馆已建成并投入使用。13个曲棍球基点校、近400名在校接受曲棍球系统训练的青少年,健全的曲棍球人才培养、选拔机制,足以使莫旗成为全国曲棍球人才基地。

      今天的沃雪坤已不再像前辈那样,用柞木棍加工曲棍球棍,捡干牛粪搭起球门,奔跑在坑洼的土地上,但前辈们吃苦耐劳、机智勇敢、勇于拼搏、乐观向上的精神品质却一代代地传下来。

      “每天清晨5点半出早操,7点半回家吃饭后再去上学。下午放学后,再练习两个小时。”沃雪坤说着自己的训练安排,手中还不停地快速挥动着球杆。“我要争取打进国家队。”沃雪坤的声音不大,却透着坚定。

      一粒豆子承载的希望

    “豆地租”项目户吴金瑞介绍他种植的绿色大豆

      当和风拂过千里沃野,一垄垄的大豆便镀上一身的金黄。丰收在望,莫旗尼尔基镇西博荣村达斡尔族农民吴金瑞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豆子早都被城里人预订了,收入比种普通大豆能多两倍。”

      吴金瑞今年参与了莫旗开展的智慧农业“豆地租”项目试点,地里种的全部是绿色非转基因大豆。“旗里派来的专家教我们怎么种,不能打农药、上化肥,杂草都要用手一棵棵拔掉。”种了一辈子地的吴金瑞从未这样精心侍弄过土地。

      达斡尔族是东北地区最早接触农业文明、实现定居的少数民族,在园田耕作、农产品加工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莫旗的大豆产量居全国第一位(以县为单位),并连续14年荣获“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荣誉称号,但长期的粗放经营也使得当地农业竞争力不强。面向未来,莫旗开始擘画转型发展技术密集型和产业链条型农业,小小的豆子再次承载起达斡尔族人的希望。

      “‘豆地租’项目通过网络将企业、种植户与消费者连接起来,建立起全新的生产、销售模式。”尼尔基镇副镇长吴剑男说。他心中有个美景:西博荣村有着浓厚的达斡尔族风情,出产达斡尔族特色农副产品,如奶皮子、苏子、山丁子等,可以打造一个以“豆地租”项目为引导、以农家乐接待为切入点、以农副产品销售为主要盈利点的全域农旅项目。

      “只有智慧种田、科学种田,我们才能过上富裕的生活。”阿尔拉镇阿尔拉村达斡尔族农民郭苏热深有体会地说。郭苏热种了500多亩小麦、大豆,每年纯收入大概有10多万元。在他家宽敞的院子里,摆满了现代农业机械。“以往播种、收割时需要10多人,现在最忙时也只需雇两三个司机。”能够摆脱传统的劳作方式,郭苏热认为应归功于政府支持建立的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生产示范基地。

      如今的莫力达瓦,已建立起110万亩“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国家认证的“三品一标”农产品达39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至2771家。达斡尔族人源远流长的农耕文化搭上现代科技快车后,正带动着莫旗脱贫攻坚、产业结构调整和全域旅游的发展。

      一棵柳蒿芽守护的家园

      “昆米勒”是达斡尔语,汉意为柳蒿芽。每年的阳历5月中旬,就是达斡尔族的“昆米勒节”,“采柳蒿芽”达语称“昆米勒玛日拜”。节日期间,人们邀友结伴,其中以女性最多,他们穿着节日的盛装,成群结队地来到辽阔的草原上,一边对唱山歌,一边采集柳蒿芽 采柳蒿芽时,达斡尔族男女老少相约结伴,尤以妇女为多,头扎长绸或包毛巾,腰系绣花围裙,装上麻袋、大小柳条筐,三五结伙赶着大轱辘车,走向绿草如茵的草原,走向春意盎然的山野,走向春水欢腾的河岸,一边采柳蒿芽,一边说笑对歌。

      柳蒿芽生长在嫩江两岸,坚忍不拔,成片似海。柳蒿芽养育了达斡尔族人,达斡尔族人也与柳蒿芽结下不解之缘。

      吃着柳蒿芽长大的鄂铁柱从小喜欢唱歌,“我是听着奶奶的歌声长大的,6岁就能登台演唱达斡尔族传统民歌‘扎恩达勒’和‘乌春’。”鄂铁柱颇为自豪地说。

      当得知旗里要在嫩江边复建一处传统的达斡尔族民居时,鄂铁柱便带着老伴儿和自己花费十几万元收藏的达斡尔族传统用品、服饰、工具等来此定居了。他的想法很简单:“老辈儿的传统不能丢。”

      在长期的游牧、渔猎、伐木和农耕过程中,达斡尔族人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达斡尔族传统曲棍球竞技”、舞蹈“鲁日格勒”、传统民歌“乌春”“扎恩达勒”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

      优秀传统文化是达斡尔族人的精神家园,在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后,释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以前,总有人说我们的传统文化是落后的。现在,政府支持力度加大,我们的文化自信也在不断地提升。”达斡尔族民间艺人郭晓波说。他根据达斡尔族传统生产生活、体育项目、历史人物、自然风光创作的皮雕“契丹八部英雄谱”系列、达斡尔木贴画系列、达斡尔围鹿棋系列等工艺品,为莫旗快速发展的旅游业增色不少。

      “我们既保持了工艺传统,还创新运用了雕、刻、粘、烫、镂空、编织等创新手法。”郭晓波对市场前景信心十足。

      1987年,达斡尔族民间开始举办库木勒节(“库木勒”是“柳蒿芽”的达斡尔语音译),通过回忆过去的苦难与艰辛,呼吁青年一代感恩新生活、感恩新社会。30年过去了,这个集联谊、文化、经贸于一体的民族节庆活动,与抹黑节、斡包节等传统节日一起,共同充盈着达斡尔族人的精神世界。

      “在抗击沙俄入侵的战争中,英勇不屈的达斡尔族人以‘库木勒’为食,转战沙场,奋勇杀敌,度过了战乱饥荒的年代。”这是鄂铁柱在介绍库木勒节时,最喜欢讲的一段话。其实,达斡尔族人何尝不像这小小的绿色精灵一样,虽然在千百年的征战迁徙过程中遗失了本民族文字,但文化血脉却赓续传承,更在中华文化的滋养下焕发出勃勃生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着不竭动力。

    孙雅莉 王甜

    民族小学的学生们在学习制作达斡尔族传统玩具哈尼卡。  连振摄

      记者: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这5年来所发生的变化。在确保和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方面,莫旗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举措?

      索曙辉:这5年,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同全国一样,在各领域都取得了突破和进展。5年来,莫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人民生活幸福指数不断提升。2016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06.5亿元,是2012年的1.18倍;地方财政总收入5.66亿元,是2012年的1.4倍;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完成20287元,是2012年的1.24倍;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完成8678元,是2012年的1.09倍。同时,莫旗在现代农业、旅游产业、城乡建设、生态建设以及社会事业等方面,都取得了全面发展。

      决不让一个困难群众在全面小康路上掉队,是我们的目标。莫旗作为国家级贫困旗县,5年来,通过实施连片开发和整村推进等扶贫工程,已累计帮助6.96万人实现脱贫。但我们还有很艰巨的任务要完成。我们将采取更加有力的举措,带领全旗贫困群众共同脱贫致富。

      一是发展特色产业扶贫。我们已经制定了符合莫旗实际的产业扶贫规划,采取政府补贴方式,建档立卡贫困户自愿选择“短、平、快”的种植养殖业,发展脱贫产业,带动贫困村形成“一村一品、一村多业”主导产业。

      二是实施易地搬迁扶贫。计划投资2275万元,搬迁建档立卡贫困户111户350人。

      三是开展教育扶贫。设立贫困生救助基金,计划每年从政府财政拿出500万元用于1453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的救助。

      四是发展健康扶贫。已投资137.5万元,为全旗纳入系统管理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购买了补充医疗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参保家庭实现了贫困人口全覆盖。

      五是推进社会救助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逐步将农村无业可扶、无力脱贫的贫困人口和暂时不能脱贫的人口全部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实现保障对象精准认定、动态管理、应保尽保、应退则退。

      记者:莫旗有“文化大旗”之称,请问在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挖掘达斡尔族文化资源方面,莫旗都做了哪些工作?

      索曙辉:多年来,莫旗始终坚持以创建民族文化大旗为工作目标,坚持打造具有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文化品牌,不断增强达斡尔族文化竞争力。

      为做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我们组织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不断扩大“非遗”传承人队伍。我们还积极利用民族传统节日开展富有特色的节庆文化活动工作,充分挖掘斡包节、抹黑节、滚冰节等民族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并结合时代特色和实际情况,精心策划、传承发扬达斡尔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传承达斡尔族舞蹈“鲁日格勒”,我们在“鲁日格勒”之乡腾克,开设了“鲁日格勒”舞蹈特长班,培养“鲁日格勒”舞蹈人才,我们的“鲁日格勒”表演队先后参加了在广东、贵州等地举办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场演出。我们还举办了内蒙古“三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讨会,并与中国民族博物馆合作举办了达斡尔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展。

      为培育发展文化产业,我们建设了中国达斡尔民族园,开发了具有达斡尔族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并发展休闲文化产业。同时,我们还鼓励民族文化走出去,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打造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使达斡尔族传统歌舞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记者:在您看来,莫旗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在哪里?对于莫旗未来的发展,您有哪些打算和设想?

      索曙辉:莫旗成立近60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也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粗放、工业转型升级压力大、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事关莫旗发展大局,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对此,我们也在不断思考、不断探索、不断解决。

      莫旗富集的农业资源、逐步完善的交通网络以及国家和自治区持续加大的对老少边穷地区的帮扶,都为我们今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现有优势,积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持续推进农牧业现代化,优化农牧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努力建设全国知名的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二是加快工业发展步伐,抢抓国家新一轮东北振兴和加快内蒙古发展的战略机遇,按照培育产业、做强存量、扶持小微、抓好招商、完善基础的思路,推动莫旗工业经济快速发展;三是推进第三产业提档升级,按照发展全域旅游、打造高端产品、发展电商物流的思路,逐步将第三产业培育成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四是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通过采取加强造林绿化、草原治理、库区管理、环境保护、产业培育等举措,持之以恒地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莫力达瓦;五是扎实推进脱贫攻坚进程,通过采取抓好产业扶贫工程、开展教育扶贫工程、实施健康扶贫工程、深化金融扶贫工程、引导电商扶贫工程、发展旅游扶贫工程、推进光伏扶贫工程、做好易地搬迁扶贫工程等一系列举措,打赢脱贫攻坚战;六是积极做好新型城镇化建设,按照建设中心城区、完善交通体系、培育“特色小镇”、推进“旗庆”项目的思路,努力打造内蒙古自治区知名的“滨水生态之城”;七是努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做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工作;八是持续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扎实开展专项活动,努力建设人民群众更加信任、更加满意的政府,全力建设效能、法治、创新、廉洁政府。


     

    达斡尔族人的家国情怀

    孙雅莉

      相信很多人和记者一样,是通过电影《傲蕾·一兰》而知道达斡尔族的。这部上世纪70年代末拍摄的电影,艺术地再现了达斡尔族人反抗沙俄入侵的历史。近40年过去了,影片中的很多情节都已被淡忘,但傲蕾·一兰和她的族人用大刀、长矛、弓箭对抗侵略者的火枪、大炮的场景,却同达斡尔族人的家国情怀一起,令人难以忘却。

      经基因检测,达斡尔族属契丹后裔,明朝末年主要居住在精奇里江流域以及黑龙江北岸河谷地带。因沙俄袭扰,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他们迁移到嫩江流域定居,1732年被编入布特哈八旗,后来一部分又远迁至新疆塔城驻屯。尽管只有10多万人口,但自1643年打响反抗沙俄入侵的第一场战斗后,这个英雄的民族就一直没有远离保家卫国的战场。在近300年的时间里,从西南到西北,从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叛乱到抗击英、俄侵略者,他们都是战场上当仁不让的主力。

      而这样一个看似彪悍勇猛的民族,生活得却又闲适、精致。在广阔的松嫩平原上,达斡尔族人既建造了像齐齐哈尔这样的城市,也建设了上百个村屯,营造出一派浓郁的田园风光。这些村屯大多依山傍水,视野开阔。村落四周种着大麦、燕麦、荞麦等农作物,房前屋后栽满瓜果树木。因为这种不同于周边其他游猎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学者将达斡尔族传统文化称为北疆田园文化。

      也许正是因为对乡土家园的热爱,在面对强行闯入的侵略者时,达斡尔族人才能表现得如此同仇敌忾。

      据说,《傲蕾·一兰》在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和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放映的时候,影院里哭声一片,因为影片唤醒了那些只属于达斡尔族人的记忆。1651年,哈巴罗夫率领的沙俄侵略军再次入侵黑龙江。当到达桂古达尔达斡尔族联防城时,他们威胁居民向沙皇缴纳“毛皮贡赋”。达斡尔族首领桂古达尔义正词严地回答:“我们向中国顺治皇帝进贡,哪有给你们的贡品?要我们交贡,除非我们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在那场守城战中,有661位达斡尔族壮士献出了生命。而后,他们曾经的家园被强盗永远占据且以强盗的名字命名,他们的很多父老乡亲都在南渡黑龙江时或被杀害或溺水而亡。其实,达斡尔族人是回归了故乡的,因为他们的远祖就是从大兴安岭走出来的。

      如今,在距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9公里处,中国达斡尔民族园已经建成。民族园坐拥茫茫群山,面朝烟波浩渺的纳文湖。园内,既有原汁原味的达斡尔族民居,表现达斡尔族历史传说、生产生活、文体活动等场面的文化墙,也有按历史记载复原的雅克萨古城和无名英雄纪念碑。高大肃穆的纪念碑上嵌着钢板雕塑,塑有清初至今数百年来达斡尔族英雄群像,桂古达尔也在其中。

      由乡土走向家国,达斡尔族人的炽热情怀是基于文化传承,也更像是生命自觉。而这种一脉相承的人生追求,亦成为这个民族最引以为傲的精神特质。

      对于83岁的基诺族人白佳林来说,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成为基诺山最早认识汉字的人之一,并和共产党人一起将基诺族人带入了学堂。一个千百年来刀耕火种、结绳记事的民族,由此走上了进步之路。

      基诺族,这个于1979年被国家最后确认的单一民族,在书香中赶超跨越,于2005年在云南省人口较少民族中率先实现整族脱贫,在融入现代文明的路上步履坚定。

      “直过民族”走进现代学堂

    基诺山民族小学的学生在课堂上朗读课文。

      行走在云南省景洪市基诺山基诺族乡,即使是在最偏远的村寨,也很少有老人没进过学堂。自1956年党和国家在基诺山开办第一所学校起,进学堂便成了基诺族人的一个“人生礼仪”。

      白佳林进入学校的时间更早一些。1954年,党和政府派来的民族工作队走进基诺山,头脑聪慧、思想进步的白佳林被吸收进工作队。次年,他被派至昆明读书,学习汉语和民族政策。学成后回到基诺山,他做起了民族工作,后来担任基诺洛克区(基诺山基诺族乡的前身)副区长。白佳林见证了基诺族近几十年来的发展变化。

      “将基诺族人带进学校,并不容易。”白佳林说。

      1956年,在上级部门的安排下,两位老师来到了基诺山,在文化站开办了一所学校。然而,乡亲们的反应让两位老师惊讶。

      “读了书,就会跟着学坏。”“看了汉字,眼睛会瞎掉。”可怕的流言,在基诺山寨里传播着。乡亲们反对进学堂接受教育。

      原来,早在1942年,国民政府在基诺山开办过一所小学,招了两名学生。然而,学校老师不务正业,整天吃喝玩乐,还侵吞粮款。两年过去,学生一无所获,还沾染上了一些恶习。基诺族人与现代教育的第一次相遇,就这样不欢而散。它留给基诺族人民的,是痛苦和怨恨。

      所以,14年之后,当共产党人来开办学校的时候,基诺族人害怕、恐惧。

      流言很快不攻自破:在“白佳林”们的带领下,山外的老师走家串户、火塘夜话,乡亲们感受到,他们是可以信任的朋友;这些戴着眼镜的“文化人”,教乡亲们挖渠灌溉、除草施肥,庄稼果然长势喜人。

      没多久,学校里来了68名学生。学生们在学校认汉字、学算数。一段时间后,孩子们回到家,能写会算,还听懂了广播。家长们看到了孩子上学的好处。

      于是,学校在村村寨寨办了起来。到1959年,基诺山便有了6所学校,在校学生580名,几乎家家户户都能听到读书声。

      乡亲们感谢老师,更感谢来自首都北京的关怀——党中央对云南民族工作高度重视,将云南“直过区”的教育发展作为开展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那个百废待兴、财政极其紧张的年代,国家特设“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补助费”数千万元,在民族地区建校舍、增师资,这才有了基诺山的琅琅书声。

      多跟山外人学习,就能变得聪明;有了文化,种地就能多产粮食。这是基诺族人对山外文化最直接的认识。从那时开始,在基诺山的村村寨寨,如果哪家的孩子到了入学年龄不去上学,就会在寨子里抬不起头。

      白志军,是基诺山民族小学的退休教师。1975年,从师范学校毕业的白志军走上家乡小学的讲台时,这位不满20岁的年轻人受到的礼遇,让他受宠若惊:每天,家长们争着给他送饭;春节后回到学校,他办公室外的墙上挂着一串串猪肉。在那个年代,基诺山的乡亲们还吃不饱饭。

      “基诺族人对现代文明太渴望了。”白志军说,正因为如此,这个历史上从未有过学堂教育、语言中也没有“教师”“先生”之类词汇的民族,会如此尊师重教。

      对教育的重视,汇聚成一股坚定的力量在基诺山传承。如今,有很多家长专门在基诺山民族小学的周边租房陪读。2016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高考的文理科状元皆为基诺族学生。

      科技兴农,走上脱贫路

      基诺族人在书香中积蓄着能量,机会也终于到来。

      记者在基诺山采访时,总会听到一种药材的名字:砂仁。这是一种适宜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山地荫湿之处生长的草本植物。

      1982年,弥漫着书香的基诺山被西双版纳州列为“热带山区科技开发试验示范区”。中科院热带药物研究所等单位的50多名专家组成资源普查队,对基诺山的土地、气候、水源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普查,确定了在这里开展以砂仁为龙头的多种产业试验种植计划。随即,科技人员住进了基诺山,手把手地教基诺族人科学种植的技术。

      基诺山有着种植砂仁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然而砂仁的栽培和管理要求却近乎严苛:要除净杂草,砍除过多的荫蔽树;要挖环山排灌水沟;每年2月至10月施氮磷钾肥3到4次;要防茎枯、防叶斑病、防果腐……

      “如果文化水平不高,想种植砂仁可能还真有些困难。但基诺山的乡亲们都有些文化,对于他们来说,复杂的种植技术也可以学会。”回忆起那段热火朝天的往事,当年还在读书、如今已出任基诺山乡乡长的白兰一脸骄傲。

      几年后,漫山遍野的砂仁挂果了,每公斤最高可以卖到三四十元。在白兰的记忆里,在1985年前后,家里的日子一下子好过起来。很多村民家里买了电视、洗衣机。

      尽管随着市场行情的变化和砂仁老化,“砂仁经济”没能持续发展下去,但作为一次“高峰体验”,基诺族人尝到了懂知识的甜头。

      进入新世纪,基诺山扶贫被列为国家民委、国务院扶贫办“两山”扶贫综合开发项目,进行以产业扶贫为目标的全方位支持。基诺族人再次抓住了机会,基诺山的橡胶、茶叶等产业不断发展,还引进了澳洲坚果、珍贵名木等特色种植产业。乡亲们的收入越来越稳定,2005年3月,国家民委宣布基诺族基本实现整体脱贫。

      办餐饮、发展旅游、做农村电商……乐于接受新事物的基诺族人,总能跟得上时代的脉搏,多产业在基诺山齐头并进。2016年,基诺山乡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0645元。

      文化人为民族守望未来

    小学生们在学校操场上体育课。

      全民素质的提高,让基诺族人过上了好日子。而那些看到了外面世界的知识分子,则为基诺族守望着未来。

      先者和他的两个兄弟,都是白志军的学生。小时候,尽管家里的日子过得很苦,他们却依然被家人送到了学校。在先者的记忆里,父亲说过最多的话是“你们要读书,读了书才能吃饱饭。不然,我们不会用化肥,不会用农药,下不了基诺山,过不了澜沧江”。

      后来,先者三兄弟都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先者回到基诺山乡文化站工作,这是他在报考公务员时填报的唯一志愿。“我们读了书,看得更远更多,总觉得除了自己吃饱饭,还应该为本民族做点什么。”先者说。

      在文化站工作的几年,先者提着一台录音机,走遍了基诺山的村村寨寨,记录下那些基诺族民歌。基诺族没有文字,他就用国际音标标注歌词,再翻译出歌词大意。“这些歌曲记录着基诺族先民在这片山林里的生存智慧,我不想让它们很快就无影无踪了。”他说。

      先者在努力,让基诺族人看得见过去。罗秀英则通过努力,让同胞们看见未来。

      罗秀英是从基诺山下的一个基诺族寨子走出去的,如今是云南民族大学的一位教师。

      几年前,昆曼大道从她家所在的寨子里穿过,征用了村民的橡胶地。拿到了高额补贴的乡亲们一下子有钱了,少的人家拿到了几十万元,最多的人家拿到了三四百万元。

      盖别墅,买豪车,聚众赌博……没有了田地但有了钱的乡亲们沉浸在眼前的欢愉中,顾不得思考未来。

      “钱花完之后怎么办?得干点儿正事。”罗秀英说,道理不难理解,但总需要有一个人站出来点醒、鞭策大家。

      寨子临近旅游区,在罗秀英的推动下,村民们建起了集市,卖土特产、手工艺品,生意十分红火。因为需求量太大,村民们便开车进山收购特产,因此带动了周边群众致富。

      在基诺山区,一位位“先者”和“罗秀英”,通过自己的努力守望着基诺族的未来,提醒基诺族人在现代化的高速列车上不忘初心。

      责任也在传递。今年9月,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90后”基诺族小伙子曾峥,毅然回到了基诺山。

      有人问曾峥:“好不容易考到了北京,为什么还要回来?”曾峥回答:“这不是放弃,而是选择。”

       

      

    基诺大鼓被基诺族人视为本民族的“根谱”。图为白腊先(右)在基诺族博物馆中轻抚基诺大鼓。

      闲下来的时候,白腊先总是会到离家两公里的基诺族博物馆里转一转,一遍又一遍地读着那些他再熟悉不过的介绍文字,拂去展厅内基诺大鼓上的灰尘。今年60岁的白腊先,是基诺山乡土生土长的基诺族人。

      白腊先说,他没有想到,一个只有两万多人口的民族,还能有一个展示本民族文化的博物馆。

      2017年6月6日,在基诺族正式被确认为我国单一民族的第38个纪念日里,投资近千万元的基诺族博物馆在基诺山乡开馆。是日,大鼓声声,歌舞欢腾。

      这个两层的博物馆,建筑面积近1500平方米,历经5年建设完成。在展厅内,不少展品都是基诺族乡亲们自愿捐出的。一件件农具,一套套衣物,展示着基诺族的民族特征、农耕文化和现代发展历程。博物馆的二楼,还有基诺族舞蹈、歌曲、乐器传习室。

      “基诺族文化遇上了好时代。”白腊先说。

      看着博物馆里陈列的基诺大鼓,白腊先想起了旧事。基诺族的创世神话说,基诺族的祖先是从大鼓里走出来的。因此,基诺族人将大鼓视为本民族的“根谱”,并以歌、舞、节庆、祭祀等形式,对大鼓加以崇拜。

      然而,基诺族大鼓舞的传承却并不顺利。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基诺族传统文化发展遭遇低谷,寨子里的大鼓也被付之一炬。将近10年的时间里,基诺族的村村寨寨再也听不到基诺大鼓的声音。

      “文革”结束后,意识到时代变了的基诺族人,渴望重新敲响他们心中神圣的大鼓,但被吓怕了的人们,只敢在家里的脸盆上,敲着大鼓的鼓点。

      1976年,初中毕业的白腊先偶然听到了村民敲击的鼓点。“太好听了!太震撼了!”白腊先说,他回到家里,茶不思、饭不想,只想学会敲基诺大鼓。

      大鼓的选材、制作、敲击和放置等都有一套严格的仪式和禁忌。他用一个月时间,向村里的老人学会了所有敲大鼓的动作,然后在村里的学校操场上挂起一个脸盆,偷偷地练习。

      1981年,根据寨子里老人的描述,白腊先带着3位村民到森林里砍树,花费了35天时间,制作出了“文革”后基诺山乡的第一面基诺大鼓。

      “现在好了,国家重视少数民族文化,我们也可以自信地敲鼓跳舞了。”回想起那段岁月,白腊先感慨万千。

      2006年,基诺族大鼓舞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白腊先也成了基诺族大鼓舞的省级传承人。后来,基诺山乡成立了基诺大鼓传习所,各村寨成立了群众文艺队。据白腊先估算,目前从6岁到60岁的基诺族人中,至少有一半会跳简单的基诺族大鼓舞。在政府的支持下,基诺山乡已经有500余人次带着基诺大鼓走出了基诺山,走向了北京、上海,走到了世界各地,让更多人通过这项艺术认识基诺族。

      “对于没有文字的民族来说,民俗文化记载着历史、传承着智慧。”基诺山乡乡长白兰说,她特别感谢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大力保护,让基诺族人“看得见过去,看得清未来”。

       

    教育的力量

      按照此次“成长·在祖国的怀抱中”主题采访活动的部署,我应该在采访中找到影响一个民族融入现代文明最为深远的因素。一路上,我关注到了住进安居房对佤族同胞精神状态的影响,看到了音乐对拉祜族寨子的改变,感受到了普洱茶市场教会布朗族人成长,但对基诺族来说,这个影响因素到底是什么?

      “当然应该是教育啊,我们基诺族尊师重教。”得知我的疑惑,带我一起采访的西双版纳州民宗局基诺族干部杨邵华立马说。他是土生土长的基诺山人。

      若不是杨邵华的指点,我恐怕不会关注到基诺族的教育:一方面,教育是一个静水流深的“长线”工程,其效果不会在某地某刻得到集中展现,因此不太会引人关注;另一方面,在我的既有认知里,尊师重教之地应该是受中华传统文化长期润泽的地方,而不是一个在70年前还处于刀耕火种时代的“直过区”。

      然而,在基诺山乡采访,在一位位老先生的回忆里,在一位位学子的讲述里,我切实感受到了基诺族人尊师重教的态度:老师们享受着大山里最高的礼遇,读书是每个基诺族人必须经历的神圣的“人生礼仪”。

      那么,基诺族人为何会如此重视教育?这是我想探究的一个问题。

      这肯定离不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的民族政策和共产党人开展的民族工作。赤诚的共产党人走进了山寨,走村入户,让基诺族人放心地把孩子送进了学堂。这些“文化人”手把手地教村民挖渠、除草、施肥,让基诺族人亲身感受到了科学的力量。大抵就是这种见贤思齐的意识,使得读书在基诺山成为一种时尚。

      然则,有些问题始终在我心中,没有解答:共产党人在云南民族地区开展教育工作,尽管在方法上因地制宜,但方针大致一致,为何教育单单在基诺山区有着更为强烈的回应?就此问题我请教了不少学者,想从基诺族的历史文化、社会形态中找到依据,然而尚没有满意的答案。也许,随着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答案会逐渐清晰。我想,只有弄明白了这个问题,才能在书写基诺族融入现代化这段历史时,有一个更加准确的表达。

      无论如何,教育改变了基诺族。如今,行走在基诺山,在基诺族人的言谈举止中,能感受到一种难得的淡定。这是一种被现代文明濡染了60多年后的自信,而不是被动进入现代化后的茫然;这是一种为自身命运努力后的从容,而非等待中的焦躁。

      教育的力量,让基诺族人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培养着适应现代文明的能力、精神与品格,让他们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行稳致远,同时不忘来路。

      (文字、图片均由张国欣采写、拍摄)

      每天清晨,33岁的赵腊退都会早早起床,将自己的农家小院打扫干净,静候客人到来。不大的院子里,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德昂族小木楼格外醒目,它见证了赵腊退家几代人的生活变迁。

      这里是我国唯一的德昂族乡——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三台山德昂族民族乡,现有德昂族人口4358人,约占全国德昂族总人口的22%。近年来,当地政府通过改善村庄基础设施、鼓励村民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业等方式,带领德昂族群众走上脱贫致富之路。2016年,三台山乡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0年前的474.6元增至5602元。

      “这两年,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我们德昂族群众的生活越过越红火。”赵腊退高兴地说。

      国家扶持 实现大发展大跨越  

    三台山乡是我国唯一的德昂族乡。

      合抱之粗的古树,自然石塑造的假山,充满生活气息的小木楼……步入这个大山深处的农家乐,让人感到舒适、惬意和宁静。村民们眼中的普通农家小院,经过赵腊退精心打理,成为一家人生计的主要来源。

      “我们出冬瓜村因盛产冬瓜得名,过去穷得很。”说起过去的生活,赵腊退直言,“出门就是山,水田巴掌宽。因为远离田地和市场,家肥下不了田,丰收还得往山上扛。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家还在吃米糠。那时候能吃饱饭,就是最大的心愿了。”

      其实,为了改变德昂山区少数民族群众落后的生活面貌,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当地党委、政府就专门派出民族工作队,通过互助合作生产帮助德昂族群众从原始社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赵腊退展示德昂族传统技艺包茶。

      赵腊退经常听村里的老人讲民族工作队到寨子工作的情景:队员们帮群众打扫卫生、挑水劈柴、挖地种菜,给群众送盐巴、治病、送药,女同志还帮妇女带娃,教妇女洗脸、洗澡和刷牙。他们还开办工读学校,教群众识字、算账。渐渐地,一些陈规陋习被淘汰,大家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

      经过各族群众和民族工作队的共同努力,包括三台山乡在内的整个德宏“直过区”生产发展、社会稳定、人心安定。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国家的扶持帮助下,德昂族群众迎来了大发展大跨越的“黄金时代”。2006年4月,上海市对口帮扶三台山乡计划正式启动,经过几年的帮扶,德昂族群众住进了宽敞明亮的砖瓦房,平坦的公路修到了家门口,家家户户用上了自来水、沼气灶,还承包了茶园和经济林。

      据三台山乡乡长杨爱明介绍,上海对口帮扶期间,全乡基础设施、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各方面得到空前发展,不仅改善了德昂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还带动了德昂族群众思想观念的转变,增强了自我发展的能力。2006年至2016年,全乡经济总收入从1865.7万元增长至1.23亿元。

      脱贫致富 各项政策叠加效果显著  

      

    段腊苦在政府的帮扶下,住进了现代化的新居。

      干净整洁的院落内,白色的地砖光滑锃亮,院子里停着一辆农用三轮车。铺设木质地板的客厅内,沙发、电视柜、饮水机等一应俱全,这是31岁的村民段腊苦的家。

      虽然名字里有个“苦”字,但段腊苦觉得现在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一点也不苦。在各项政策的帮扶下,一家人的生活越来越甜。

      段腊苦家住三台山乡帮外村委会允欠三小组——一个纯德昂族聚居的自然村。2002年,当地政府针对允欠村群众缺乏生活用水、远离田地等实际困难,决定将允欠村从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上搬迁下来。搬迁后的允欠村毗邻320国道,交通十分便利。段腊苦成为易地搬迁扶贫的受益者之一。

      “别看我现在衣食无忧,谁能想到10多年前,我还是个只有一间旧房的单身汉呢!”段腊苦说,刚下山那几年,在兴边富民行动的支持下,村里原来的土路、弹石路变成了水泥路,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这让他看到了生活向好的希望。

      段腊苦在2014年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政府出资为他和妻子修建了新房,还发放了两头母猪,在夫妻二人的悉心照料下,如今他家已有18头猪。此外,段腊苦还在房前开辟了一块土地种植玉米、蔬菜,并在17亩山地上种了甘蔗。

      段腊苦家的发展变化是允欠村发展的缩影。如今,走在村里,健身器材、凉亭等公共服务设施不时映入眼帘,通往村广场的道路两侧种有菠萝蜜树,散养的土鸡在树下悠闲地觅食……一幅田园牧歌的景象。

      “下一步,我准备扩大养殖规模,目前已投入5万元平整土地、建设猪圈,计划养殖生猪100头。”段腊苦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观念转变 致富之路越走越宽  

    德昂族妇女靠劳动改善自己的生活。

      “你们种的地长草了。”前几年,每当杨爱明到村寨调研驻村工作队帮扶贫困户发展种植业的情况,就有村民对他和队员说这句话。随着这两年的持续帮扶,这样的思想观念转变了。

      “现在,很多贫困户主动找工作队,要求发展种植业和其他产业。”杨爱明的语气里透着自豪。

      观念的转变,得益于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如今,三台山乡政府通往各行政村的道路已全部硬化,电视、手机信号基本上实现全覆盖,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民生保障更加有力,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绝大多数村民小组有了文化活动室。

      要想在脱贫路上行稳走远,关键要有产业发展。在产业扶贫方面,三台山乡提出了“长短结合、以短养长”的发展方式,确保贫困户收入稳步提高。2011年至2013年,全乡每年投入300万元资金发展坚果产业,免费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种苗及复合肥等必要的生产物资。截至目前,全乡已种植3.2万亩坚果。

      “这两年,坚果陆续进入丰产期,按照目前的市场价,仅此一项全乡农业总产值即可过亿元。”杨爱明表示,在养殖业方面,乡政府根据贫困户的实际情况,免费为其提供猪崽、牛犊,并安排兽医全程“保驾护航”。

      为了让村民在农闲时也有收入,三台山乡大力推进就业转移培训,按照“想学什么就协调什么”的原则,确保每个贫困户都学到一门技术。为此,乡政府成立了转移就业服务工作办公室,安排专人负责,仅2016年就培训237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37人。两年来,全乡共实现转移就业674人。此外,三台山乡还积极与当地采矿场、建筑公司联系,帮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实现“一人打工、全家致富”的目标,目前共有107人受益。

      扶贫先扶智,发展教育事业是脱贫致富的关键。杨爱明说,为了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三台山乡政府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协调建设乡中心幼儿园。目前,相关的规划已经制定完成,资金已全部到位,待建设完工后,孩子们在幼儿园就可以接受普通话教育。相比现在乡里的很多孩子直到小学三四年级才会说普通话,这又是一大进步。

         

    杨岩果的生活越过越好,不仅盖了新房,还买了辆小轿车。

      我叫杨岩果,德昂族,今年37岁,家住海拔1100多米的三台山乡邦外村委会上帮村民小组。这是一个纯德昂族村寨,现有村民45户、190人,都是2004年从山上的邦外老寨陆续搬迁过来的。之所以搬迁,主要是因为山上的生存条件恶劣。

      易地搬迁前,是人在山上住、农田在山下,经常要走1个多小时山路才能到地里。为了不耽误下田干活,大家常常是带着午饭下山,中午吃冷饭,晚上八九点才到家。

      2004年我刚结婚不久,便和媳妇商量着搬到山下,因为我不甘心过那样的苦日子。当时,我们所有的家当也不过值千余元。在山下,我们搭起了简易茅草房,开始了新生活。我经常坐在家门口,望着周围的荒山感叹:“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

      没过两年,村里传来了好消息——上海市民宗委对口帮扶三台山乡。为了感谢上海市民宗委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与帮助,大家给新村取名为“上帮村”。在乡政府的统一规划下,依靠上海市民宗委给每户村民发放的7000元补助,我贷款3万元,盖起了现在的新房。

      在我看来,只有懒人,没有懒田。现在,每天早上我走路只要几分钟就可以到地里干活。2013年我被确认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政府给我免费提供坚果种苗,安排技术人员手把手地教我技术、定期回访。

      原来山上缺水,没有办法搞养殖业。搬到山下后,用水很方便,我开始谋划养猪。如今,我种了3亩水田、3亩坚果、10亩甘蔗,还养了11头猪。靠着这些,我在去年年底脱了贫。

      说起这些年村子里的变化,真可谓翻天覆地、一天一个样。更重要的是,村民的思想观念开始转变了,原来的陋习没了,大家每天都想着到地里干活、提高农作物产量。

      如今,村里几乎家家都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有独立的卫生间,摩托车也是标配,条件好一点的家里还有沼气池,再也不用砍柴做饭了。

      我知道,要想让日子过得更好,还要依靠教育。现在,我的大儿子在德宏州师专读美术师范专业,小儿子在城里读小学,花销虽然大,但可以让孩子开阔眼界,我觉得很值得。今年初,为了方便每周接送孩子,我买了辆小汽车。

      我是在党的好政策下脱贫的。目前,村里还有5户村民没有脱贫,我经常思考如何帮他们尽快脱贫。今年“七一”前夕,我到乡里听课,得知现在搞集中养殖很火,我想可以从这方面入手。

      我听说,由三峡集团对口帮扶德昂族,初期计划给每户村民发一头牛。眼下,村里正在建养牛基地,我想成立一个合作社,让村民以牛入股,集中养殖,村民既可以分红,也可以到合作社打工获得工资。只有团结起来,大家才能发展得更好。

      闲下来的时候,我经常站在大门口,望着不远处新修通的高速公路。路上车来车往,旁边是正在修建的铁路,漫山遍野的甘蔗和坚果林郁郁葱葱。入村口的一侧,是正在建设的村文化活动室。真不敢想象,要是当初没有搬下来,要是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如今的我和乡亲们是否还和以前一样?

       

    路通了,致富才有希望

      这是一次难忘的采访经历。

      时值雨季,到达芒市的当晚,大雨一直下个不停。当得知所要采访的村寨大多位于海拔1200米左右的山区时,我开始担心第二天的采访能否如期进行。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在前往村寨的路上,下着雨,路面湿滑,汽车缓慢地行驶在蜿蜒的盘山路上。随行的三台山乡政府民族助理员胡瑞斌说,这些年各村寨的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眼前的这条山路如果还是土路,这样的雨天肯定是不敢开车上来的。

      看到我疑惑的表情,胡瑞斌继续解释道,5年前他刚参加工作时,曾多次陪领导到这里调研,当时的路况用“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来形容最贴切不过了。晴天还好,要是遇到雨天只能选择步行,双脚很容易打滑、陷入泥土里。

      路通了,致富才有希望。短短几年间,德宏州首条高速公路——龙瑞高速芒市至瑞丽段建成通车。在德宏州发改委、民宗局等多个部门的帮扶下,三台山乡共修建了80公里农村道路。特别是地处高海拔的各自然村,进出村寨的道路都由原来的土路、弹石路陆续升级改造为水泥路。

      采访中,当谈到交通条件的改善时,德昂族村民杨岩果说,他所在的上帮村现在是“三路”交汇之地,有高速路、国道和山脚下正在修建的铁路。“等铁路建成后,我就可以经常坐火车了。”

      与村民促膝长谈时,他们脸上的笑容令我动容。这笑容源于生活的殷实、心情的舒畅和观念的改变。

      脱贫攻坚持续推进,使德昂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更重要的是,这些变化让不少贫困户的心路通了,从“要我脱贫”变成“我要脱贫”。

      扶贫必扶志。若要拔穷根,阻断贫穷代际相传,关键是要增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内生动力、“造血”能力。其中,树立改变贫困生活的信念尤为重要。10多年前,一批德昂族群众主动搬下山,他们从一穷二白起家,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勤劳致富,实现了安居乐业。如今,越来越多的德昂族群众的脱贫之志被唤醒,他们渴望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乘着精准扶贫政策的东风,三台山乡各族干部群众顽强拼搏、共同奋斗,必定会与全国一道同步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文字、图片由安宁宁采写、拍摄)

      去过怒江旅游的人,大多知道老姆登。

      老姆登,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匹河怒族乡东部的一个村落,坐落于碧罗雪山半山腰。怒江,从它脚下流过。近年来,它因发展旅游而名声在外。

      在怒族语言里,“老姆登”意为人喜欢来的地方。老姆登村有317户人家、1168人,包含怒族、傈僳族、独龙族3个民族成分,怒族人口占全村总人口80%以上。

      去老姆登,盘山公路一路攀高,车窗外,忽然飘过一片云,瞬间大雾弥漫。转瞬,云开雾散,原来已置身云端。

      从原始社会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贫穷走向富裕,老姆登人有过成功的喜悦,也面临着寻找自己位置的迷茫。

      这是一个村庄、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启示……

      上篇:从原始走向现代

    “两山夹一江”的地理环境,曾导致老姆登几乎与世隔绝,如今它已成为老姆登人发展旅游业的宝贵资源。

      和怒江峡谷中许多村落一样,很长一段时间,老姆登一直很安静。村里的每个家庭几乎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他们在怒江两岸贫瘠零散的土地上,从事着简单的农业生产,从依存的自然环境中获取生活资料,在几乎与世隔绝的封闭环境中生存下来。

      “我们从20世纪初才由刀耕火种过渡到定居农耕。”62岁的村民玖才在老姆登当了23年的村支部书记,2007年才卸任。提起老姆登,说起怒族,玖才有说不完的话。“不说老一辈人了,就我小时候,都是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

      老姆登被唤醒,多亏旅游资源帮了大忙。老姆登地处巍峨的碧罗雪山之腰,对面是苍茫的高黎贡山,脚下是咆哮的怒江。江水与雪峰之间,是若隐若现的梯田房舍,层层而上,风景优美,民族文化独特。

      进入21世纪,大批外地游客为一睹怒江雄奇险秀的峡谷风光、体验浓郁的民族文化风情来到老姆登,市场经济也随之悄然地进入了老姆登。抓住这个机会迅速脱贫致富、成为老姆登旅游业发展领头人的,是村民郁伍林。

      1996年,能歌善舞的怒族青年郁伍林在亲戚的推荐下,到上海中华民族大观园表演怒族“达比亚”(怒族古老的弹拨乐器,多用于独奏或民间歌舞伴奏)“哦得得”(怒族民歌)等文艺节目。在上海,他认识了来自怒江的独龙族姑娘鲁冰花。一年后,郁伍林和鲁冰花离开上海回到老姆登,他们结婚、生子,开始了艰辛而平淡的农耕生活。

      “住的是篱笆房,吃的是包谷饭,经济来源少,一年只能给小孩买一次新衣,县城都很少去。”坐在火塘边,郁伍林回忆起了当时的生活状态。

      2000年以后,郁伍林和鲁冰花的生活中常有一些“背包客”加入。“当时,一些‘背包客’来老姆登旅游,村里没有住的地方,我就让他们住在我家。”郁伍林说。

      怒族人好客,认为家里有客人来是吉祥的象征。虽然家境贫寒,但只要有人来寄宿,郁伍林都会热情地招待他们,并且分文不收。一次,一位游客提议:“你开一个农家乐和客栈吧,给游客一个落脚的地方,自己也增加一点收入。”

      怒族没有经商的传统,直接从事商业经营的现象在传统的怒族社会中从未出现过。郁伍林觉得客人说得有道理,决定试一试。

      2001年,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郁伍林在自家的老房子旁建起了拥有8张床位的石棉瓦房,取名“怒苏哩农家乐”。刚开始,郁伍林没想着挣钱。有客人来了,他就做一些简单的怒族家常菜。有的客人让他免费加一个菜,他二话不说,马上做了端上来;有的客人结账时要求省去几十元的“零头”,郁伍林也爽快地答应了。渐渐地,这位性格开朗、淳朴善良的怒族汉子在游客圈出了名,去他家客栈的人也越来越多。

      游客们不断给郁伍林发展农家乐支招。在村里,村民都叫郁伍林为“150”,这是他名字的谐音。一位游客建议,干脆把“怒苏哩农家乐”更名为“150客栈”,好记又时尚,郁伍林照做了。一位游客到郁伍林家住了几天后,主动为他的客栈建立了微博、微信公众号。

      “我是一步一步被推着往前走的。”郁伍林坦言。

      被游客和势不可挡的市场经济“推着往前走”,郁伍林尝到了甜头。2016年,他家客栈总收入达到40万元。

      在郁伍林的带领和示范下,仅有千人的老姆登在几年间相继建成了20多家客栈,平均入住率达50%,一年总收入约360万元。

      游客来了,火爆的不仅是客栈。卖茶叶、卖蘑菇……怒族这个没有经商传统的民族,通过将山地资源商品化,获得了参与市场的机会。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老姆登人逐渐从原始走向现代,从贫穷走向富裕。2016年,老姆登村人均纯收入达到5900元。村支部书记李建文告诉记者:“这个收入水平在怒江全州的村子里面排前三。”在他看来,参与市场经济,是怒族的第二次跨越。

      如今,老姆登已不再是封闭孤立的化外之地。那里的年轻人喜欢穿着时尚的服装,一闲下来就摆弄手机。即便像玖才这样上了年纪的人,手机里也下载了“今日头条”“酷狗音乐”等手机应用程序。

      现在的怒族人,与“原始”“落后”的旧形象渐行渐远。

      下篇:从今天如何走向未来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老姆登人在郁伍林的带领下建起了20多家客栈。图为郁伍林在自家的客栈前整理辣椒。

      市场经济在促进老姆登发展的同时,也使原本自给自足的老姆登人进入到一个高度市场化的社会体系之中。首先受到影响的,是村里的年轻一代。

      “当外来文化势不可挡地进入老姆登时,还是市场经济新手的怒族人来不及应对,一些年轻人对本民族的文化不知道该继承什么、抛弃什么。”怒江州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调研员罗沙益说。

      在我国西南民族地区,火塘是一些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场。然而,记者在老姆登采访时,却难以找到在火塘旁传承民族文化的年轻人,他们即便聚在火塘旁,也大多是看电视、玩手机。“达比亚”“哦得得”曾是老姆登人的骄傲,如今,在老姆登年轻一代中,却鲜有人会了。

      老姆登有20多家客栈,为何生意最好的是“150客栈”?其实,村民都深知其中的原因。山是这座山,景也是这些景,“150客栈”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有一个懂得并能展示怒族传统文化的主人——郁伍林。

      郁伍林是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怒族民歌“哦得得”的传承人。每晚,他都会弹起“达比亚”,唱着“哦得得”,向客人展示怒族文化。今年3月,郁伍林办了一期民族文化传承班。他挨家挨户动员,让家长们晚上把孩子送到他家的火塘旁,学习弹“达比亚”、唱“哦得得”。“我发现,孩子们还是很喜欢怒族传统文化的。”郁伍林说。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使一些年轻人感到无所适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产生了“读书无用”的思想。今年,老姆登有10多位初中毕业生,而选择继续读高中的,只有两人。

      通过读书走出大山的老姆登人,曾是老姆登的骄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老姆登总共有300多人通过读书,成为了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专业技术人才。怒江州第一任怒族副州长来自老姆登,怒族第一位女博士也来自老姆登……

      “‘读书无用’思想的产生,是年轻人精神迷茫的体现。”罗沙益说。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村民之间的一些矛盾也凸显出来。从旅游业中获利的一部分村民很快富裕起来,而大多数村民则无法分享旅游业发展带来的利益。经济收入的差异,触及了他们世代传承的“有酒大家喝、有肉大家吃”的公平思想。

      记者采访期间,恰好遇到来老姆登旅游的温州大学教师徐卫华,他用“不再平静”来形容今天的老姆登。

      “不再平静”的,除了老姆登人的心,还有村里尘土飞扬的工地。为了吃上旅游这碗饭,大家蜂拥而上,各种钢筋水泥结构的建筑横七竖八地堆砌在碧罗雪山的半山腰上,怒族人传统的“千脚落地房”难寻踪影。

      “他们向往的所谓现代化的生活,恰恰是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人正在反思的。”徐卫华说。

      如何处理好走向现代化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老姆登人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开始做出自己的努力。

      

    桑舒平博士毕业照。  桑舒平供图

      2014年,怒族姑娘桑舒平从武汉大学毕业,成为怒族首位女博士。她放弃了到沿海发达地区工作的机会,选择到云南大学任教,希望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更多预防医学方面的人才。

      一个民族,从结绳记事到走出博士研究生,用了不到70年时间。在这期间,怒族的教育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或许能从桑舒平的身上找到答案。

      又是一年金秋入学时,看到校园里一群群天真烂漫、心怀梦想的大学新生,不禁也让我回忆起我的大学时光。10多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次离开怒江来到武汉向老师和同学们介绍自己时说的话:“我叫桑舒平,格桑花的‘桑’,舒服的‘舒’,平安的‘平’,我是来自云南怒江的怒族。”

      “怒族?你们是不是容易发怒啊?”许多同学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我一遍又一遍地向大家介绍怒族的历史文化,说我们其实是个热情好客、勤劳勇敢的民族,与动怒的“怒”一点都不沾边。

      我出生在老姆登村,从小在怒族的大家庭里长大,家里人说怒语,在生活习惯、待人接物等方面都保持着怒族的习俗。

      从小,无论是家里的长辈还是学校的老师都教育我们,我们的家乡还很落后闭塞,我们要努力上进,走出怒江大峡谷,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去学习先进的知识和技术,长大以后更好地建设家乡。从小学到高中,我一直非常努力地学习。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是家里的长女,要给妹妹做好榜样;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意识到“走出去”的重要性。

      怒江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与缅甸接壤,位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南延部分横断山脉纵谷地带。这里确实风景优美,有数不尽、望不完的奇峰怪石、激流险滩,还有许多奇特珍贵的动植物,但是高山峡谷的地形、闭塞的交通却给怒江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重重困难,致使当地社会发展相当迟缓,经济、医疗、教育水平在云南甚至在全国都比较落后。

      高中毕业时,学习理科的我选择报考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中西医临床专业。接到华中科技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一天,家里人非常高兴,父亲让我穿上红裙子,还送给我一束红玫瑰,说这代表他和母亲对我的爱、对我的期望。

      上大学是我第一次离开云南。医学,本身就是一个兼具感性和理性的学科,同济医学院里浓厚的学习氛围以及同学们追逐梦想、相互鼓励的精神激励着我,我期待自己有一天也可以救死扶伤。

      在大三那年的暑假,学校安排我们临床专业的学生到公共卫生学院进行预防战略实习,我第一次接触到了预防医学,深深地被“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预防思想感染。

      我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偏远落后的农村,从小我就见到了很多父老乡亲因为缺乏健康观念,养成了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最终导致疾病,因贫致病、因病返贫的现象十分常见。在预防战略实习的过程中,我意识到其实许多疾病是可以通过采取预防措施和加强健康教育而避免的,这对于贫困落后地区而言,是一项非常有意义且成本低、效果显著的举措。于是,在实习结束后,我就毅然决定在研究生阶段学习预防医学。

      2009年9月,我在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跟随宇传华教授开始了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并在导师和学院的推荐下成为硕博连读生。学习期间,我在导师的指导下参与了多项国家级、省级课题研究,多次参加相关国际学术会议并作会议报告,发表多篇专业学术论文。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少数民族地区人群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及其影响的研究》,以云南省为例,通过抽样调查,对云南省少数民族人群的健康相关生命质量进行测量,并与汉族人群进行比较,分析少数民族人群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的影响因素,为少数民族人群的健康行为以及政府、卫生部门的相关决策提供科学依据。2014年5月,我顺利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6月正式取得博士学位。毕业之后,我到云南大学任教,力争为家乡的医学和公共卫生事业贡献自己一份小小的力量。


       

    榜样的力量

    在老姆登村的对面,就是怒江大峡谷著名的皇冠山。

      在老姆登采访时,我住在“150客栈”。白天,和村民一起上山采茶;夜晚,和村民一起围坐在火塘旁,聊老姆登的昨天、今天还有未来。

      有些人常被村民提起,李政才、陆金、郁伍林……他们,是老姆登人的榜样。

      李政才1928年出生在老姆登,1950年以翻译员的身份随西南各民族国庆代表团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4年被选为怒江傈僳族自治区副主席(后任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副州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培养起来的第一代怒族领导干部之一。

      “读书能改变命运,走正道能看到光明。”这是李政才留给无数老姆登人的一个信念。正因为如此,一代又一代老姆登人重视教育,奋发图强。几十年来,老姆登有300多人通过读书走出了怒江大峡谷,厅级干部有3人,处级干部就更多了。这对于一个“直过民族”来说,是引以为豪的事。

      陆金,是老姆登第一批把茶叶商品化的村民之一。老姆登人有种植茶树的传统,然而,世代种茶的村民只是为了解自己的渴。

      1999年,陆金成立了老姆登陆金茶厂,创立了“老姆登陆金茶”品牌,把茶叶当成商品卖给来老姆登旅游的人。

      老姆登茶独特的品质,赢得了市场的欢迎。村民们纷纷效仿陆金种茶、卖茶。目前,老姆登80%以上的村民种植茶树,全村茶树种植面积达3600亩,采摘面积达1800亩,年经济总产值达340余万元。

      而郁伍林则带动了客栈如雨后春笋般在老姆登出现。

      ……

      这些榜样,给了老姆登人无穷的力量。

      今天,当外来文化冲击着这个位于大山深处的小村庄时,老姆登人、特别是年轻人选择了新“榜样”:不用读很多书,同样可以外出打工挣到钱;玩手机,比传承民族文化更有趣;染各种颜色的头发,是一种时尚……

      这些“榜样”将会给老姆登带来什么?把怒族带向何处?

      实际上,老姆登不是第一次接触外来文化,怒族传统文化也并非第一次与外来文化正面交锋。早在19世纪基督教传入怒江时,社会形态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传统文化还不具有很强的排异性的怒族群众,就有很多人皈依了基督教。由法国传教士修建的老姆登基督教堂是怒江州最大的教堂,仍在被教徒们使用。曾经,传入老姆登的基督教束缚村民不能进行传统歌舞活动,甚至婚姻也要接受教会的指导。

      随着经济的发展,怒族人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

      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一些人口较少民族的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丧失了一部分。如何使现代与传统更好地交融,今天的老姆登,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好榜样。

      (文字、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李寅采写、整理、拍摄)

     

     

      一排排别墅洋房在布朗山的雾霭中若隐若现,皮卡和越野车穿梭在不算宽敞的村道上。实木装修的客厅里,岩罗儿坐在红木大桌前,摆弄着考究的茶具,给客人沏茶——这是从山外学来的茶艺。几年前,老曼峨人还只用搪瓷缸来泡茶喝,喝凉了再放到火塘上煨一下。

      老曼峨,这个云南省勐海县布朗山乡的一个布朗族寨子,20年前刚刚通电,15年前刚通砂石路。在过去的10年间,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它完成了建寨1300余年未曾有过的蜕变。

      风起云涌的普洱茶市场,给老曼峨带来了财富,也以其独特的方式教会布朗族人成长。

      与茶共生,贫苦千年

    布朗山深处的老曼峨寨曾因其闭塞而无缘繁华,现在它已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不断蜕变成长。

      茶叶改变老曼峨人的生活,是近几年的事。但老曼峨人种茶的历史,却和寨子的历史一样长。

      寨子里的一块石碑上,记载着这个寨子的历史:1300多年前,布朗族先民迁徙到了这里,带来了茶树和种茶的技术。这也是布朗山最古老的寨子。

      如今,寨子周边参天的古茶树,不少是那时栽种的。

      几百年后,一群躲避兵乱和匪患的哈尼族先人来到这里。善良的老曼峨人分给他们山地、林木,教会了他们种茶。这片哈尼人居住的地方,名为“老班章”。老曼峨人没想到,在之后的岁月里,这个寨子会以一种特别的回报,改变了他们千百年的生活。

      一千多年,老寨与茶共生,但茶却并没给这个寨子带来多少财富。

      布朗山下,便是滇藏茶马古道。成批的茶叶从这里,经大理,走进西藏,走向南亚。然而,因为没有下山的路,老曼峨这座大山深处的寨子,无缘繁华。古道上车水马龙,古道旁刀耕火种。

      后来,国家民委、国家扶贫办实施“两山”扶贫综合开发项目,对景洪市基诺山和勐海县布朗山进行整体扶持,老曼峨终于修通了一条通往山下的砂石路。

      今年47岁的岩罗儿,是老曼峨村民小组组长。他岁数不算大,但对过去的日子记得很清楚,毕竟贫困的记忆不算遥远。

      不经修剪的古茶树上长出来的肥大的叶子,不是啥稀罕的东西。很长一段时间,一公斤茶叶的价格也就几毛钱,后来卖到几块钱。

      1998年以前,老曼峨人都还住在茅草屋里,竹子劈成竹板做围墙,顶上覆盖茅草。直到寨子里招来了一位外地女婿,才零星出现了一些砖土房。

      种玉米、栽稻谷是一家人生计的主要来源。高海拔的山地不太适合种粮食,“种一坡,收一筐”。若哪一餐能有盐巴拌辣椒,吃饱一顿白米饭,就可以回味好多天。

      猝不及防,财富降临

    老曼峨寨,布朗族妇女在晾晒茶叶。

      老曼峨人是从2006年前后开始有钱的。致富的故事很简单,几乎是天降财富。

      进入新世纪,港台茶商来到了祖国广袤的内地,来到了勐海县。顺着砂石路,开着越野车,到了布朗山深处。

      老班章这个位于布朗山制高点的寨子,最先引起茶商的兴趣。没有施过农药和化肥,原来不怎么管理的古茶树,被这些茶商视为至宝。

      “吸天地之灵气,与草木共生。”在茶商看来,这些古茶树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茶叶的价格,坐上了直升机。

      每公斤茶叶的价格,从5元到200元、2000元、5000元、10000元……

      老班章的神话,逐渐在布朗山蔓延。几年之后,波及到了老曼峨。

      2006年春,抢茶大战开始在寨子里上演。每天,几百辆车蜂拥而至,香港人、广东人、北京人还有外国人,开着奔驰、宝马,带着整箱整箱的现金上阵。

      茶叶的价格一天一个价,翻了成百上千倍。一个多月时间,赚钱最多的几户村民拿到了上百万元。

      “好多好多钱,老树叶都变成了人民币。”岩罗儿说。

      钱突然变多了,令村民猝不及防。大把的现金拿到手上,对于尚没有存钱意识的村民来说,如何花钱成了问题。

      勐海县城里的楼房挺洋气,村民就照着样子盖。建成几个月后发现,邻居家的样式更漂亮,那就推倒重盖。

      早上起床,开上悍马,跑一个小时的路程,到勐海县城吃一碗米线。

      小孩子不愿意待在课堂上,老师告诫:“读了书才能成大器。”学生反问:“我在家采茶一天能挣一万块,你能吗?”

      ……

      提起这些外面流传的老曼峨曾经的故事,老村长岩温尖不置可否,只是嘿嘿地笑。

      “那时,跟做梦一样。”岩温尖说,这个梦不太对劲。

      可做什么事才是对劲的,他也没太想明白。

      梦终有清醒的时候。2007年底,神话戛然而止。

      疯狂的击鼓传花的资本游戏,没有延续下去。几乎是一夜之间,茶商都撤走了,茶叶市场价格暴跌九成。本来还存在家里等着卖好价钱的茶叶,突然没人要了。

      也几乎是一夜之间,老曼峨人惊醒了。

      “来得快,去得也快。市场不可靠。”岩罗儿说。一夜之间,老曼峨人知道了“市场”这个词。

      热闹过后,学会成长

    老曼峨人几年前还只用搪瓷杯泡茶喝,如今已娴熟地掌握了茶艺。图为岩罗儿在沏茶。

      老曼峨人的恐慌,没有持续太久。

      关乎茶山百姓生计的普洱茶交易出现问题,政府不会袖手旁观。

      在政府部门的动员下,眼光长远的企业进入布朗山,收购积存的茶叶,未来统购统销,承诺保底价。

      老曼峨人松了一口气。“政府是我们的靠山。”岩温尖说。

      一场闹剧不足以让老曼峨人成长,但至少让他们冷静了下来。他们开始思考,在风云变幻的市场里,如何尽量去把控自己的命运。

      “我们把控不了市场,但至少可以踏踏实实做好茶。”岩温尖说。村里定了村规民约,要求守护好先民留下来的财富;对种茶和采茶过程作出了严格的规定,要求不施肥、不修剪、不掺茶,不得使用化肥农药。一旦发现违反上述规定,村里要重罚。

      村民们开始注重“老曼峨”3个字的品牌价值:在入村道路上设置关卡,防止有人掺进外来的茶叶。只要发现有人拉着外面的茶进来,当场烧掉。

      他们意识到了精细加工的重要性。政府在寨子里举办茶叶初加工培训班,村民们很积极,挑出黄片,杀青、揉捻、晾晒……初加工环节决定着茶叶的品质,精细加工的效果很明显。岩罗儿家一些品相不佳的雨水茶,因为经过精细加工,价格从每公斤100元提高到600元。

      就像一个谦逊的学生,老曼峨人慢慢学习如何做一个“市场人”。

      市场给老曼峨人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但普洱茶终归是好东西。经过短暂的洗牌后,普洱茶市场又慢慢回温。去年,岩罗儿家的茶叶均价卖到了每公斤3000元,收入70多万元。

      但老曼峨人不再坐着数钞票。过去靠天吃饭的布朗族人,学会了主动去改变。

      不能浪费得天独厚的海拔、土壤和云雾资源,村民们听政府的话,开荒种植台地茶。台地茶的品相虽然赶不上当地的古树茶,但也是同类茶中的上品。

      “鸡蛋不能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种茶之外,老曼峨人还开始种坚果。

      不少人家把孩子送到县城读书,妈妈陪读。如果有文化,就可以通过网络来卖茶叶。

      当地人算过一笔账:8克茶叶,基本可以泡上一壶茶,够几个朋友小聚一晌。按照每公斤5000元的价格,喝一壶茶也就是40元的茶叶消费。

      “工薪阶层也能承受得起的价格,应该没被炒作。”岩温尖心里打着算盘,感受到好日子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一个梦。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朗弹唱的代表性传承人岩瓦洛老师与妻子  (来源:国际在线)

      结束在曼芽村的采访,天色已晚。主人岩瓦洛执意留我一起吃饭。这是云南省勐海县的一个布朗族寨子。

      “留下吧,给你讲讲我们寨子的故事。”岩瓦洛说。

      盛情难却。

      岩瓦洛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朗弹唱的代表性传承人。他的家,是一座两层的竹楼,有400余平方米。一楼是厨房、车库和大客厅;二楼是一家几口人的卧室,还有一间专门传习布朗弹唱的教室。

      这些年,布朗弹唱在当地传承得热热闹闹,不仅是布朗族,汉族、傣族乡亲也都来学。岩瓦洛教出的学生,已经有700多人。

      “只要愿意学,我就免费教。路途远的学生,免费在我家吃住,我还给他们路费。”岩瓦洛说,“肚子吃饱了,日子过好了,大家都愿意学习唱歌跳舞了。”

      靠着种橡胶、香蕉,曼芽村如今是当地远近有名的富裕寨子。不少人家一年能收入二三十万元,最高可达百万元。“过去的寨子,可完全不是这样。”岩瓦洛说。

      说话间,村里的老支书岩三丙来到了岩瓦洛家。他是寨子发展的见证者,胸前戴着党徽。

      曼芽村是一个搬迁村,1970年搬到了这里。过去的寨子,坐落在距离这里20公里的一个山腰上,海拔1200多米。那里没有路,上下山一趟得花一天时间。

      山上没有水源,只能种一些旱稻,收成少得可怜,全家人每餐吃饭只敢放一杯米,兑着野菜和盐巴做成粥,以确保不断炊。后来,从山下来了干部,调研曼芽村的情况。

      “共产党挂念老百姓啊!”岩三丙说,不久之后,寨子接到了搬迁到山下的通知。

      “下过山的人都知道山下的日子好过。搬迁的前一天夜里,大家跳啊唱啊,一夜都没有睡觉。”岩三丙回忆道。

      在山上繁衍生息了上千年的曼芽村人,来到了如今这片四通八达、土地肥沃的坝子上,家家户户都分到了几十亩耕地。

      刀耕火种、轮歇耕作上千年的布朗族人不会种水稻,县里派来的技术员就手把手地教他们种水稻、教他们管理农田。

      “到了收获的时候,看着那么多粮食,寨子里的老人都不敢相信,高兴得直掉眼泪。”岩三丙说。

      村民们慢慢学会了在平地上耕种的方法,粮食产量越来越高,开始吃饱饭了。再后来,县里的干部开始教村民们种橡胶和香蕉。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使这些经济作物产量很高,乡亲们开始富裕起来。

      到了1990年前后,乡亲们的日子已经好了起来。村子里有了摩托车,有了电视。

      “现在,大家买小轿车都是平常事了。”岩三丙笑着说。

      “我们布朗族人口不多,但党和国家没有忘记我们,还给我们特别的帮助。”岩瓦洛接过话。

      岩瓦洛说的“特别的帮助”,是人口较少民族扶持项目。在项目支持下,曼芽村再次大变样:通了硬化路、自来水,有了有线电视,连通了互联网。

      谈话间,岩瓦洛的女婿岩地把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桌。这个布朗族小伙儿,是岩瓦洛的得意门生。去年,还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星光大道》节目。

      “饭前来一曲吧。”岩瓦洛看着女婿说,一脸骄傲。

      大方的小伙子弹起三弦琴,动情的歌声响起来:“民族政策像太阳,布朗山寨满春光。弹起三弦颂党恩,小康日子幸福长……”


      

    祝福老曼峨

      当富裕起来的国人气定神闲地从一杯茶中品尝出茶叶生长的海拔、年份以及年度雨量的时候,老曼峨的茶叶开始值钱了。

      当花40元钱喝一壶茶是工薪阶层可承受的消费,而不是省下来购买粮油米面养家糊口的时候,老曼峨人的腰包鼓起来有了长期的指望。

      如此说来,是时代造就了老曼峨。

      作为“直过民族”,社会形态的改变容易,但真正融入现代文明则需要契机。对于生活在老曼峨的布朗族人而言,这个契机已经具备了几个条件:祖先种植的茶树;布朗族人千百年传承下来的对自然敬畏呵护的传统;生活条件日益改善的国人,开始追求精致美好的生活。

      当时代红利和资源禀赋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变现,老曼峨人开始有钱了。

      人们不必过于关注老曼峨为何“暴富”,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天时地利人和,总有一些天赋异禀者让他人羡慕。

      然而,财富的增长不等于融入了现代文明。老曼峨人至少还应该学会两点:掌握赚钱的能力、学会花钱。

      对于前者来说,市场是一位老师。被动融入市场的布朗族人,在波动的市场中认识到,要努力地把握自己的命运,他们开始踏踏实实做好茶。尽管这看起来仍是农人的选择,但市场本有分工,社会大分工也正是现代化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用匠人精神做好茶,老曼峨人找到了自己在市场中的定位,并为此行动。而只有如此,也才算真正开始融入现代市场。

      至于后者,似乎是一个有些矫情的问题:很多人仍在探索如何赚钱,老曼峨人却需要学习如何花钱。这关系到如何享受现代生活、共享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成果。这个过程,可能比物质积累的过程更加艰难和漫长。

      千百年的贫困以及缺少“过程”的富裕,制约着老曼峨人对花钱的想象力:盖房、买车以及开着豪车“下馆子”,这可能是老曼峨人曾经对美好生活的最大想象。学会花钱,除了需要外界的引导,还需要时间的磨砺。

      如今,老曼峨人已经开始投资教育,将孩子送到县城读书;他们已经学会去体验美好的未知,一家人去北京、上海旅行。也许,随着眼界的开阔,他们还会注重医疗、重视文化、参与并推动社会的发展,注重实现个人的价值。这个方式并没有固定的答案,老曼峨人尚需在生活中探索。

      无论如何,老曼峨的布朗族人已经在尝试中,一步步地拥抱这个精彩的世界。祝福老曼峨。

      (文字、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张国欣采写、拍摄)

      在电子版的中国地图上,把鼠标拖住,放大,再放大,才能看到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所在的位置——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北部的独龙江峡谷中。

      如果不是亲自到独龙江,很难想象那里环境有多么恶劣——山高入云,沟壑幽深,峡谷陡峻。也就是这个地方,是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独龙族的主要聚居地。独龙族有近7000人,其中4000多人生活在独龙江乡。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进入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从此,独龙族一夜跨千年,从原始社会直接步入社会主义社会。

      没有公路前,从贡山县城去往独龙江乡,最少要走3天。交通闭塞导致独龙族社会发展迟缓,生产力水平低下。

      如今,独龙江乡终于实现了全年通车,独龙族的发展实现了世纪性的跨越。独龙族与外界的距离,其实就是一条路的距离。

      3天路程:独龙江与外界的最短距离

     

    过去的独龙江荒无人烟,如今的独龙江人丁兴旺。(图片来源网络)

      51岁的独龙族人李金明,是云南省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说起独龙江的路,他有太多的感慨。

      1979年,李金明考取了贡山县一中。从此,他开始饱受思念之苦。

      李金明的家在独龙江乡。那时候,从县城到李金明家没有公路,只有一条崎岖难行的小道,还要翻越海拔几千米的高山,路途十分遥远,往返一趟要步行10多天才能到达。

      从那时起,李金明就很少回家。“不是不想回,而是因为路途太远。”他说。

      这遥远的路途,还差点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那是1982年7月,参加完中考后,李金明就回独龙江乡了。他一边等录取通知书一边帮家里干活,但一连过了两个多月,也不见录取通知书。

      直到10月底才有人传来口信:“你考上高中了,快去上学。”

      李金明沿独龙江边步行3天,又在群山里走了4天,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高黎贡山来到贡山县城才知道,自己被中央民族学院附中(现中央民族大学附中)录取了。

      从贡山县城坐两天的汽车到怒江州府,从州府坐4天的汽车到昆明,再坐3天3夜的火车才到北京,他到达学校时,同学们已经上了两个月的课了。

      那张录取通知书在年底大雪封山之前才寄到独龙江。半年后,大雪融化了,路通了,家人把它转寄到北京。第二年9月,他才收到那张迟到的录取通知书。

      在北京的4年,他没有回过家。直到1986年,李金明在北京读完了高中,才第一次从北京回到家乡。

      李金明步履蹒跚地走出来,另外一些人却负重踏进独龙江。为了让生活在独龙江的4000多位独龙族群众,能够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在没有公路之前,云南省经常组织当地干部,用人背马驮的形式,把大米、油、盐等生活物资运进去。

      贡山县民宗局办公室主任和荣军,在上世纪80年代参加了云南省民族工作队进入独龙江。当年这个年仅20岁的青年,背着生活物资,随马帮一起走了3天,才从县城走到当时独龙江乡政府所在地——巴坡村。

      3天路程,是当时独龙江与外界的最短距离了。更多的独龙族群众,一辈子都没有出过独龙江、到过县城。

      行路难的背后,是贫穷的困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独龙族过的是刀耕火种、结绳记事、狩猎为生的原始生活。即便到了2009年,这里仍然是云南省乃至全国最穷的地方,全年人均收入不足1000元。

      3个小时 独龙族不再与世隔绝

      2014年4月10日,云南省独龙江公路高黎贡山隧道成功实施“最后一爆”,实现全线贯通。这让每年有半年大雪封山、当地独龙江乡民众靠人背马驮运送物资的历史得以终结,彻底打通独龙江乡与外界的交通。图为独龙族同胞身着节日盛装自发来到隧道口端,载歌载舞,欢庆隧道顺利贯通。中新社发 李双平 摄

      “修一条进入独龙江乡的公路!”成为了一个民族的呐喊。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任贡山县县长高德荣四处呼吁,这个声音从独龙江传到了北京人民大会堂。

      1993年3月,国家决定修一条从贡山县城通往独龙江乡的乡级公路。为了制定最科学的修路方案,光勘测单位就换了好几家,崇山峻岭,每勘测1公里,工作人员要走20公里。施工条件艰苦,施工队换了一茬又一茬,工程修修停停。

      6年后,投入1亿多元、全长90多公里的独龙江公路终于修通,我国最后一个民族不通公路的历史由此结束。外界将此称为“独龙族第二次解放”。

      独龙江乡巴坡村党支部书记木卫青还记得这样一个场景:公路修通了,村里来了挖掘机,连汽车都没有见过的村民大呼奇怪,他们把挖掘机视为鬼,说只有鬼才有这么大的能量,连山都可以挖开。

      老县长高德荣跟乡亲们开玩笑说:“这个‘鬼’是人制造出来的,你们说是人厉害还是‘鬼’厉害?”今天,每当村民们坐在一起说起这件事,大家都笑得前俯后仰。

      公路修通了,并非万事大吉。

      遗憾的是,独龙江公路并没有解决大雪封山的难题。独龙江公路要翻越高黎贡山,每年11月到次年5月,高黎贡山被大雪封山,无法通行。

      即便是公路修通了,一年间,独龙江仍然有半年时间与外界隔绝。这个时候,公路被数米厚的大雪覆盖,常有人殒命于此。

      修路,还得继续修路,这一次的目标是打通高黎贡山隧道。

      2011年1月,国家启动独龙江公路改建工程,工程包括老路改造,以及在高黎贡山内部打通一条隧道。

      2014年4月,在克服岩爆、涌水、塌方甚至雪崩等诸多考验后,6.68公里长的高黎贡山隧道终于贯通。至此,从贡山县城到独龙江乡政府所在地,只需要3个小时的车程,独龙族不再与世隔绝。

      对于独龙乡孔当村村民普光荣来说,高黎贡山隧道就是一条不折不扣的救命路。隧道贯通当天,普光荣的女儿在家烤火时不幸烧伤,烧伤面积达45%。危急之际,她正是通过隧道及时被送到山外救治的。

      3年后,记者在独龙江乡小学见到普光荣的女儿普艳芳,二年级的她知道:“是高黎贡山隧道救了我的命。”

      3年大变样 独龙江的改变比飞还要快

    巴坡村,貌似木头实为水泥的新安居房。

      一条路支撑起了一个民族的希望,一条路让一个民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独龙江公路像一条传送带,它不仅将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入独龙江,还将各种思想观念送入大峡谷。

      33岁的独龙族青年孟春明,在上海、昆明等地打了5年工,独龙江公路实现全年通车后,他回到了家乡。

      去年,孟春明用5万多元积蓄买了一辆面包车搞运输,从乡政府所在地到贡山县城,一人收50元车费,一天往返一次,纯利润300多元。

      “以前我们穷,是因为没有办法,有想法都实现不了。”孟春明说。

      木卫青反问记者:“住在这样的地方,我们能不穷吗?公路不通的时候,一袋水泥在县城卖100元,我们请人背进来,一天最低的工钱100元,走3天,到家一袋水泥变成了400元。”

      为了不让一个兄弟民族在发展的道路上掉队,2010年1月19日,云南省启动了独龙江乡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工作,计划用3年到5年时间,投入超过10亿元资金,推动独龙江乡和独龙族整乡整族脱贫和跨越式、可持续发展。

      人均投入25万元,这样的力度,在国内外扶贫史上很少见。

      今天,走进巴坡村,一栋栋黄白相间、屋檐弯弯、貌似木头实为水泥的新安居房建造了起来,独龙族人告别了茅草房。

      在独龙江乡,家家户户种草果,这是独龙族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产业。

      2014年,独龙江有了4G信号,一些村民家里安装了无线网络。与祖辈靠结绳记事不同,18岁的孔当村村民普金梅告诉记者,她喜欢用微信,喜欢TFBOYS(少年偶像组合),还喜欢网购。

      “独龙江发展太快了,像飞一样。”木卫青告诉记者,“乡亲们都说,独龙江3年大变样。”

      曾经,有人质疑:“为了4000多人投资10多亿元,值吗?搬出来不就完了嘛。”

      贡山县老县长高德荣为此辩论了多年。他的理由是:“一个祖祖辈辈的民族聚居地,岂能随便舍弃。”

      独龙江乡党委书记和进义说:“独龙江乡面积有1994平方公里,边境线长达91.7公里,若不是独龙族人世代固守,也许早就成了无人之地、无主之地了。”

      今天,走进独龙江,每户人家的屋顶上都飘扬着五星红旗。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宣示着主权,也表达着对党和国家的感恩之心。

    技术人员在教江建华(左)种植重楼。(图片来源网络)

      这是2009年独龙江乡的一组数据:全乡有12个自然村不通公路,31个自然村不通电,31个自然村饮水困难。

      这是2009年独龙族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人均受教育年限仅4.7年,村文盲率最高的达33.07%;人均年生产粮食201公斤,人均年经济纯收入916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尽管国家倾力扶持,社会各界倾情帮扶,独龙族的发展依然滞后。独龙江乡一直是云南省乃至全国极其偏远、封闭、贫困的乡镇之一,独龙江乡、独龙族处于整乡、整族贫困状态。

      年过六旬的江建华,是独龙江乡龙元村党支部书记。在他的记忆里,缺吃少穿伴随了他的整个童年时光。他的母亲生了11个孩子,成活下来的只有5个。

      生产是刀耕火种、住的是茅草房,从村里到乡政府所在地要走2天,村民患上重病等于宣告死亡……

      “不堪回首。”已经当了13年村支书的江建华这样形容往昔的生活。

      江建华和乡亲们的日子,在2010年迎来了转机。

      2010年1月19日,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在昆明召开独龙江乡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专题会,从此拉开了从省级层面对独龙江乡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工作的大幕。《关于独龙江乡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意见》也随即印发。这个《意见》提出,全面组织实施独龙江乡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安居温饱、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社会事业、素质提高和生态环境保护六大工程和后两年巩固提升项目,计划投资超过10亿元。

      大幕拉开,怒江州先后抽调118人次组成州委独龙江帮扶工作队进驻独龙江乡6个村委会、26个自然村,全力以赴开展帮扶工作。

      一项项成果像一朵朵鲜花,在山高谷深的独龙江次第开放:

      高黎贡山隧道正式通车,独龙族聚居区彻底结束了每年有半年大雪封山期、不通程控电话、不通宽带网络、不通移动4G网络的历史。全乡6个村委会、26个自然村(集中聚居点)实现通车、通电、通电话、通广播电视、通安全饮水。独龙族第一次有了纵贯南北、覆盖全乡的电力、通讯网络,第一次有了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网点。

      昔日简陋的茅草房、木板房、篾笆房已被水电入户、卫生整洁、广播电视设施齐全的水泥安居房取代。一座座整齐有序、村容整洁、生产发展的独龙族新村拔地而起。

      草果、重楼、独龙蜂、独龙牛、独龙原鸡等特色种植养殖产业初具规模,第一次让独龙族同胞有了增收致富产业。独龙族群众的市场观念、商品意识不断形成,融入现代文明的步伐不断加快。

      ……

      2013年末,全乡农村经济总收入达1105万元,比2009年增长124%;农民人均纯收入2236元,比2009年增长144%。

      2014年末,独龙族小学生入学率、巩固率和升学率连续5年保持100%,全族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独龙族还出现了第一个女硕士研究生。

      走进龙元村村民龙元明的家,80多平米的安居房沿江而建,极具民族特色。龙元明告诉记者,以前,他家住的是木板房,现在住的是国家修建的新房。“一分钱都没有花,只是投工投劳。”龙元明说。

      在安居房的一旁,还有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厨房。每个村民小组都有一座公厕、一间浴室。

      “从来没有想到会过上今天这样的日子。”龙元明感叹。

      36岁的村民斯晓梅在村民的变化中寻找到了商机,她在村口开了一家小卖部,卖一些生活用品。农闲时,自己编织独龙毯出售。“我现在一个月有2000元左右的收入。”斯晓梅说,以前,村民没有商品意识,靠以物易物。她觉得把东西卖给村民,有点不好意思。不过,村民却很感谢她,终于不用为了一斤盐,跑到乡里去。

      在贡山县老县长高德荣的眼里,独龙族人民获得了3次解放。第一次解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独龙族人民获得了民主政治权利,实现了从“野人”到人的跨越;第二次是独龙江公路修通,使独龙族人民获得了从封闭到开放的发展环境;第三次解放是实施独龙江乡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行动计划。

      “独龙江乡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计划实施5年来,共落实建设资金13.04亿元,这是新时期顺应扶贫开发工作新特点、新需要的一种扶贫模式。”怒江州委独龙江帮扶工作队队长吴国庆说,虽然这项计划目前已经结束了,但国家对独龙江乡、独龙族的帮扶和关心仍会继续,而且力度还在不断加大。


     

    怒江的路

      11年前,我在云南学习锻炼时,一位前辈就告诉我,了解云南、了解中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就应该去怒江走走,去独龙江看看。

      当时,受限于交通条件而没能成行。我后来几次到云南,也都没有去怒江。

      这一次“成长·在祖国的怀抱中”采访活动,我选择了怒江。怒江至今没有机场,乘飞机去怒江,最近的是到保山机场,再坐汽车过去。

      9月5日,我凌晨4点30分起床从北京出发,10点25分到保山机场,经大理,在路边农家小馆随便吃了午饭,到怒江州州府所在地六库镇换了一辆车,随后沿怒江一路北上。此行,我的目的地是位于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独龙江乡。

      在位于滇西北的横断山脉地带,发源于青藏高原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形成三江并流数百里的奇观。其中,怒江由北向南贯穿云南全境,与碧罗雪山、高黎贡山两山夹一江,形成著名的怒江大峡谷。

      300多公里的峡谷,一侧壁立千仞,一侧江水咆哮。

      怒江的路,是从悬崖绝壁上开凿出来的。这条紧贴着悬崖的公路,最窄处仅两米多。一路上,塌方、泥石流时有发生,两车相会时,需要你倒我让好一段时间。

      连续奔波了10多个小时后,9月5日晚上9点,我到达了贡山县城。

      9月6日一大早,又换了一辆车,我们向独龙江乡挺进。这一次,要翻越高黎贡山。高黎贡山隧道没有开通前,就是这座山,让独龙族世世代代与外界隔绝。

      没有公路前,从贡山县城去独龙江乡,要攀天梯、过藤桥、坐溜索,这条路至少要走3天。

      1999年,独龙江公路修通。从贡山县城到独龙江乡政府所在地,这条路只有90多公里长,却有970多道弯。

      从土路到公路,独龙族聚居区道路的历史终于被改写。然而,独龙江公路并没有那么顺畅,山体滑坡频发、岩石风化严重,公路常常被阻断,而且半年封山的历史仍然没有改变。这条路从开通那天起,就没有停止过维修。

      2014年,高黎贡山隧道贯通,独龙江公路终于实现全年通车,但天路惊险依旧。

      怒江的路,被称为世界上最难走的路,也是我目前经过的最惊心动魄的一段路,然而,它却是一个民族的生命之路,是一条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未来和希望的唯一道路。

      路修通了,在独龙江,一个个被公路拥抱、唤醒的村庄,终于步履蹒跚地开始拥抱外面的世界。

      一位叫毕珍兰的妇女成为独龙族历史上第一个卖菜的人。据说,山外来的帮扶干部在当地盖起蔬菜大棚,菜种出来了却找不到人卖,因为独龙族没有经商的传统。后来,干部找到毕珍兰,让她去试着卖菜。

      “她背了一背篓菜到街上,菜不摆开,也不招呼人买,下午把一篓子菜又背回来了。”接受记者采访时,帮扶干部李发朕生动地描述了毕珍兰当时的生涩。

      修路有可控的时间,而人的素质提升,需要的时间更为漫长。

      路修通了,独龙江更需要破解的是,如何彻底实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怒江的路还长……

      (文章、图片除署名均由本报记者李寅采写、拍摄)

      满是老茧的手指潇洒地划过吉他,深情的歌词流淌在充满“拉祜味儿”的旋律中。台下的观众挥舞着手臂,跟着合唱的声浪盖过了音响。

      音乐声落下,舞台上54岁的李石开和其他参加演出的乡亲们给台下的观众送上一个90度的鞠躬:“欢迎来到老达保。”

      老达保,是位于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大山深处的一个拉祜族寨子,八成村民都会弹奏吉他。近年来,村民们经常受邀到海内外参加演出,不少村民每年乘坐飞机积攒下来的飞行里程,能兑换好几张机票。

      人们都说,音乐改变了老达保。确实,就在几年前,寨子里来了陌生人,很多人还会赶紧躲进屋子里。

      一把吉他,打开一个新世界

    吉他的流行,为拉祜人的情感表达提供了更多可能。图为李娜倮边弹吉他边唱心曲。

      老达保人一直是爱唱歌的。

      从李石开记事起,“唱歌就比吃肉还重要”:在田地里干活累了要唱歌,庄稼长得好要唱歌,打到猎物要唱歌,思念暗恋的姑娘也要唱歌……

      在封闭而又漫长的日子里,老达保人将拉祜族文化比较完好地保存下来。篇幅长达2300多行的拉祜族创世史诗《牡帕密帕》,没有文本,靠口传心授,老达保就有两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老达保后来的“发迹”,得从一把吉他说起。这把吉他,是李石开买的。

      198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李石开听到了吉他演奏。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在老师的指点下学了一个月弹吉他。

      回到家,他跟妻子商量,也买一把吉他吧。他卖掉家里的一头猪,得到60元钱,买吉他花了50元。那时候,200元钱够全家人一年的饭钱。

      这个年轻人抱着吉他回到寨子里,吸引了全村人的目光。没多久,寨子里便有了8把吉他。

      白天,大家干农活;晚上,在油灯下,全村人一起学弹吉他。就这样,丈夫教妻子,姐姐教弟弟……在老达保,没过多久,家家户户的男女老少都弹起了吉他。

      一位村民,一次偶然,促成了中西方音乐在拉祜族寨子的融合。

      吉他的流行,给拉祜人的情感表达提供了更多可能。李石开的女儿李娜倮为了留住恋人,弹着吉他唱了一首情歌《真心爱你》。几年后,一位日本女留学生听到了这首歌,泪流满面。她专程来到老达保学习拉祜语,跟李娜倮学唱这首歌。这些年,老达保人创作的歌曲已经有300余首。

      很长一段时间,老达保还只是群山深处一个很少与外界联系的寨子,全村半数人家还没用上电,通往县城的是一条泥泞的山道。当地的交通工具有两种:比牛还慢的拖拉机和双腿。村民们很少走出去,外面的人也很少走进来。

      日子很平静,老达保人抱着吉他唱着歌,在田埂边,在篝火前,唱给朋友,弹给恋人。

      胸前,是跳动着音符的吉他;身后,是困窘的生活。

      干部牵线,山歌飞到北京去

    拉祜族老达保寨的合唱表演  (图片来源:国际在线)

      上世纪90年代,澜沧县启动了文化普查工作。县里的干部来到老达保,看到西洋乐器抱在村民粗糙的手掌里,觉得很震撼:“这是我们的特色啊,得让更多的人知道。”

      于是,只要有机会,县里的干部就不断地把外面的客人往老达保带。

      杨恒梅是澜沧县的文化干部,她见证了老达保的发展。她走在村子里,村民家的狗会围过来朝她摇尾巴。

      “歌很好听,就是寨子太脏。”杨恒梅说。她仍记得自己第一次走进老达保时的情景:寨子里的土路上,污水和着鸡粪鸭粪满地流;屋子里,火塘的炊烟将桌椅板凳熏得油亮;给客人喝水的杯子能搓下灰。

      因此,只要有接待任务,县里的干部们就会带上扫帚、水桶、拖把和抹布,提前到老达保大扫除:扫鸡粪,擦板凳,洗杯子……

      2004年,中央电视台的一位导演到澜沧县采风,也来到了老达保。

      会唱歌的少数民族群众,导演见得不少,但上百位乡亲弹着吉他唱歌,导演第一次见。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传入云南澜沧江流域。受基督教唱诗班的影响,老达保人还能自然地唱出无伴奏的和声。

      这位导演大开眼界,他向村民们发出邀请:“到北京录制节目吧。”

      第二年,邀约成行。李石开和20多位老达保人坐着飞机去了北京,还在电视上亮了相。这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回到寨子里,全村人都围着他们问:“北京是什么样的?”

      老达保人成了明星。寨子附近有店铺开业、有人家结婚生子,都要请老达保人去演出助兴。演出的报酬也从每人一天30元涨到了一天100元。也有外地的邀请。县里的干部们核实了信息,再带着乡亲们走出去。

      “我们老达保人是被县领导搀扶着走出去的。”李石开嘿嘿地笑着说。

      建设特色村寨,用文化开门迎客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老达保人的日子越过越舒心。图为老达保寨的拉祜族老人带着孙子在玩耍。蔺以光摄

      老达保人第一次知道,唱歌还可以挣钱。一个人唱一个月,抵得上全家人种一年苞谷的收入。

      然而,渐渐地,老达保人发现有点儿不对劲:离开了老达保的山山水水,在大街上唱歌,不是那个味儿。

      如果客人能来到老达保看表演,那该多好。可是,回头看看自己的寨子,老达保人有些不好意思。尽管通往县城的路通了,但寨子还是鸡粪鸭粪满地流。“和县城里干净的街道没法比,见不得人。”李石开说。

      2009年,国家民委启动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老达保成为试点之一。

      特色村寨建设资金本身不多,但作为一个高规格的项目,整合了茅草房改造、交通、水利等各方面上千万元资金投入老达保。老达保的房子变漂亮了,村里铺起了石子路,修了垃圾池,盖了公厕。

      寨子像那么回事了,老达保开始开门迎客,来寨子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乡亲们可以在寨子里参加实景演出,舞台就搭在寨子里。村委会的喇叭一声吆喝,乡亲们就牵着牛、拉着狗、抱着孩子,一台演出立即开始。

      随着演出场次的增加,“大锅饭”问题也渐渐凸显:演出所得的收入怎么分?卫生谁来搞?……

      2013年,在县里有关部门的指导下,老达保注册成立了演艺公司。有着平均主义传统的拉祜人,不会让同胞掉队,寨子里100多户人家,家家户户都有公司成员。通过选举,公司有了董事会、监事会。

      农民办公司,不是一件容易事儿,乡亲们在学习中摸索。几年下来,从收入分配到积分考核,从值班制度到出差补贴,公司的规章制度已经有厚厚的一摞。

      如今,外面来了客人,不再需要县里的干部来帮忙端茶倒水了,每天都有几个值班的家庭负责接待;县里的干部们也不用帮忙大扫除了,公司给每家每户都划分了责任区域,寨子里的道路上,一块果皮都看不到。

      发展规划升级,老达保模式被寄予厚望

    (图片来源网络)

      李扎啊是村委会的会计,也是老达保演艺公司的董事长。他的手机一天到晚响个不停,有联系到村里包场看演出的,有联系到外地表演的,业务繁忙。

      有了扎根寨子的演出,老达保人即使到外地演出也不再心慌。“因为无论走多远,根都在。”李扎啊说。

      文化活动也带来了经济上的收益。村民开起了农家乐,卖起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包包、头饰、裙子。做饭、做手工活,这些拉祜族女人看家的本领,都换来了钱。村民们在家纺线、织布、做芦笙、犁烤茶,通过加入合作社攒积分挣钱。

      然而,音乐带给老达保人的,不仅是买了车、盖了房,也不仅是养成了每天刷牙洗脸、定期洗澡的生活习惯。

      老达保所在的地区,曾是中缅边境的毒品重灾区,周边的不少村寨都有几个“瘾君子”。但这些年来,老达保从来没出现过一名吸毒人员和贩毒人员。

      “大家都在忙正事,没空想那些歪念头。”李扎啊说。

      与外界接触越来越多,许多村民开始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谁家孩子上学逃课,会被全村人笑话。村小学还专门聘请教师给学生们上拉祜族文化课,教孩子们跳芦笙舞、唱拉祜歌。

      富了村民,保护了民族文化,在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近八成的澜沧县,老达保的发展模式被寄予厚望:一个以老达保寨子为核心、覆盖9个自然村的“音乐小镇”,正在建设。按照当地规划,这里将成为保护、传承和弘扬拉祜族文化的国际化乡村音乐原生态旅游休闲镇。

      “国家富强了,老百姓富裕了,歌舞也就值钱了。”李石开感慨地说。

      

      在澜沧县民族小学校园里,刚给学生上完课的彭云花老师,和3个姑娘紧紧地抱在一起。她们都眼含泪花,久久没有说话。

      这3个姑娘是她10年未见的学生。记者的采访,促成了一场久别后的重逢。

      16年前,在澜沧县拉祜族聚居山区调研民族教育情况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滕星,震惊于当地女童的受教育状况。为了给拉祜族家庭培养一批有文化的母亲,他筹集资金,在木嘎乡开设了一个拉祜族女童班,招收了45名学员。

      按照计划,女童班资助期限为小学6年,实行寄宿制教育,吃住全包,完全免费。乡干部和老师挨家挨户地跑遍了乡里所有村子,才招满了学生。

      当年20岁、大学刚毕业的彭云花,被选为女童班班主任。而眼前的张三妹、张娜莫、李娜珍3个姑娘,便是当年她班上的3个学生,她们都来自木嘎乡勐糯村。

      “一句汉语都不会说,脸上全是灰。”回想起刚见到45个孩子时的场景,彭云花记忆犹新。

      女童班设在木嘎乡养老院里。早上,女孩们在院子里做早操;入夜,洗脸洗脚后进入梦乡。老师们在昏黄的马灯下批改作业,不时给孩子们盖上被蹬开的被子。

      那6年,3个姑娘在学校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3天洗一次澡,每天都可以吃到肉;老师全心全意地教,毕业测评的时候,全班平均分80多分。

      小学毕业后,因为没有再做统一的安排,学生们有了不同的去向。

      李娜珍继续读初中和高中,于2013年考入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学习护理专业。国家助学贷款解决了她上学期间的学费问题。2016年毕业后,李娜珍回到了木嘎乡,在乡政府工作。如今,她每月的工资除了定期偿还助学贷款外,还能给父母1000元。

      “我现在是爸妈的骄傲,他们当初送我去上学的时候可没想到,女儿还能给他们挣钱。”李娜珍说,她当下的愿望,是攒钱给家里盖一座新房。

      张娜莫在当地读完了初中之后,幸运地被选入云南省妇联组织的“春蕾女子班”,到昆明女子中学读高中,学费生活费全免。2013年,她考入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学费不低,但她靠助学贷款和勤工俭学,没再给家里增加负担。今年7月她刚刚毕业,在云南省一家连锁教辅机构做教务工作。按照合同,单位给她缴纳五险一金,每月工资3000余元。

      张三妹初中毕业后,读了一所农业技校,之后便开始工作。她在当地超市做过收银员,在茶厂做过茶艺师,还去广东的灯饰工厂做过工人。尽管没有读大学,但张三妹说,她对自己现在的生活比较满意。“在我们寨子,和我同龄的姑娘因为不懂汉语,能走出寨子的很少。我现在至少经济独立,还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张三妹笑得很自信,“我还不清楚未来在哪里,但我应该能成为一名有文化的母亲。”

      当年45名女童班的学生,一部分考上大学而后成为公职人员,一部分走出大山当上工人或做起小生意。教育,以不同的方式,改变了她们的命运。

      “现在的条件好了,孩子们上学不用交钱,还能吃到营养餐。”彭云花说,“每次在课堂上,听着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看着他们专注的眼睛,总能感觉到这片土地上有着无限希望。”


     

    盛世中的一个普通寨子

      靠民族文化致富的寨子不少,但发生在老达保这个拉祜族寨子里的故事,却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历史很长,进步很慢,有些害羞和内向。”采访中,当地一名拉祜族教育工作者如此表述他对本民族同胞的认识。

      或许是因为以神话形式口口相传的民族历史中记载的那些迁徙和苦难,或许是因为地理上的封闭,在不是很久的以前,面对寨子以外的人,老达保人的确是害羞和不自信的。

      一个故事总被老达保人拿来“自嘲”:上世纪90年代初,寨子里的一个妇女去乡里的集市上卖土鸡。因为害羞,她把鸡关在笼子里用布蒙上,只露鸡头在外面,而自己则蹲在集市的角落里,头埋在膝盖里。结果可想而知:从早到晚,她一只鸡也没卖出去。

      时过境迁。民族文化让老达保人有了自信。他们走出寨子,走向了北京、上海,走向了国外。在舞台上,在聚光灯下,他们像明星一样,享受着台下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

      对于“直过民族”的同胞来说,社会形态的变革容易,而真正对接现代化,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融合中外的老达保民族文化,让老达保人迈上了现代化之路。他们开始重视教育,重视民族文化传承,一个民族由此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这是文化的力量。

      老达保的故事又是普通的。

      在过往的一些宣传中,老达保的“发迹”总会被加入一种充满偶然的传奇色彩:李石开偶然带回了西洋乐器,央视导演的一次采风,揭开了老达保的神秘面纱。

      需要承认的是,老达保因吉他而兴。民族风遇到西洋风,让老达保的音乐“够味儿”。然而,老达保的发展,却非偶然。

      老达保“走红”,离不开国家对民族文化的重视。正是当地文化工作者踩着泥泞的路进入山沟,才发现了这个寨子的特色; 正是文化工作者不遗余力地推介,才能让包括央视导演在内的更多人知道老达保。

      老达保人的演出受追捧,离不开经济社会的繁荣。正如李石开那句朴素的话:“国家富强了,老百姓富裕了,歌舞也就值钱了。”

      改革开放近40年来,物质需求的满足,释放了人们对精神享受的追求。富起来的国民学会了去欣赏、去接受、去为自己认为的“美”买单,盛世成就了老达保。

      老达保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推动。正是因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等工程的实施,让老达保寨重焕光彩,为传统文化在对接市场的同时又能扎根本土健康发展提供了可能,让民族文化不是街头扩音喇叭里的和声,不是婚宴舞台上的背影,而能更有尊严地发展。

      事实上,近年来,在广阔的民族地区,已经有成千上万的“老达保”和“老达保人”,靠本民族的优秀民族文化,凝聚起脱贫攻坚的内生动力。

      老达保,是一个奇迹,也非奇迹,她只是共和国盛世下的一个普通寨子。

      (文字、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张国欣采写、拍摄。) 

      

      过去,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景颇族一厩牛,财富在高头。”现在,衡量景颇人贫富的标志早已不再是拥有多少牛,而是家里是否有拖拉机、摩托车、电视机和新瓦房。

      景颇族是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德宏州境内的景颇族有14万人,约占我国景颇族总人口的95%。在德宏州陇川县勐约乡,景颇族人口占全乡总人口的85.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景颇族发展步入新的时代。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实施了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等一系列扶持政策,景颇族群众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精准扶贫:三级书记挂钩帮扶

      “生产工具极其简陋,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情况相当普遍;居民居住在破旧的茅草房里,睡在火塘边,靠火取暖,无盖被习惯;吃饭通常只有盐巴和辣椒佐食,很少吃肉和蔬菜;粮食不足,经常不得不靠采集野菜、野果来度日。”一份德宏州民宗局提供的史料,生动地勾勒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当地景颇族群众贫困的生活状况。

      勐约乡地处边远贫困山区,下辖5个村委会、45个村民小组、64个自然村。长期以来,受自然、交通和历史发展等因素制约,群众生活十分困难。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为了帮助景颇族群众过上好日子,当地党委、政府把扶贫开发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从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持续发力。

      有着多年基层工作经验的勐约乡党委书记王学刚认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部分群众主观脱贫意识薄弱,是致贫的重要原因。“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只有找准病因,才能对症下药。”王学刚说。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云南省委书记、德宏州委书记、陇川县委书记先后挂钩帮扶勐约乡,当地进入快速发展期。勐约乡政府抓住这一大好机遇,组织实施了一大批交通、水利、农村电网改造、安居及农村危房改造、村组文化活动室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4年来,全乡基本实现了公路“村村通”“组组通”、村村寨寨通自来水的目标。

      俗话说:“要想脱贫致富,必须有个好支部。”近年来,勐约乡坚持“以党建带扶贫、以扶贫促发展”的工作思路,推行“致富党员+贫困户”结对帮扶模式,让党组织真正站到脱贫攻坚“第一线”。通过召开村民大会、扶贫干部进村入户、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等方式,向群众宣传脱贫政策,引导广大贫困群众解决“意识贫困”和“思想贫困”问题,鼓励大家依靠自身力量勤劳致富奔小康。

      家住帮中村委会帮中村小组的31岁景颇族村民孔丁崩,以前仅靠种植几亩甘蔗地生活,还要养活2个孩子,日子过得很艰难。在村里养蚕大户雷勒约的带领下,孔丁崩从去年开始种桑树、养蚕。“今年一共种了20亩桑树,还搭建了60平方米的蚕棚,现在每个月能有近3000元收入。”孔丁崩高兴地说。

      “过去,景颇人既受官府和傣族封建领主的统治,也受其社会内部相对独立的山官统治,生活极其贫苦。”王学刚表示,“相比过去,现在的景颇族群众真是赶上了好时代。”

      大力发展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勐约乡中心小学十分重视民族文化的传承,开设了相关课程。图为景颇族教师尚勒三在校园文化长廊中展示景颇族长刀舞。

      走进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勐约乡中心小学,只见校舍干净整洁,塑胶跑道、篮球场、乒乓球台等体育教学设施齐全。在学生宿舍楼、校园文化长廊等地,长刀、铓锣、牛角等具有景颇族特色的装饰随处可见。

      据王学刚介绍,为改善乡中心小学办学条件,当地政府近两年累计投资595万元,实施了一系列改造提升项目,包括学生食堂改扩建、校园文化长廊建设、校园绿化美化、运动场建设等,为师生们营造了良好的工作学习环境。

      有着33年教龄的景颇族教师尚勒三,对教学环境的变迁深有感触。“早些年,教室都是草房子,夏天漏雨、冬天透风,像现在这样好的办学条件,在以前真是想象不到。”尚勒三感慨地说。

      “新中国成立前,景颇族除了山官子弟可以进学校接受教育以外,绝大多数孩子尤其是居住在山区的孩子,基本上都没有条件接受教育。景颇族群众主要依靠结绳记事,有文化的人很少。”尚勒三说,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让很多像他一样的景颇族普通群众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

      勐约乡中心小学现有499名学生,其中景颇族学生占一半,绝大多数学生因为自己家所在的村寨离学校太远而选择住校。“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寄宿生每人每年能享受1000元补贴,景颇族等人口较少民族学生每人每年还有250元额外补助。”校长杨恩传对记者说,“学校还专门建设了幼儿园,这几年适龄儿童入园、入学率达100%。”

      学校是教育的主阵地,不仅承担着教书育人的职责,而且肩负着传承传统文化的使命。在勐约乡中心小学,开设了目瑙纵歌、织锦、笛子等景颇族传统文化课程。“多年来,我校始终以传承民族文化、培育民族脊梁为办学宗旨。”杨恩传表示,从去年开始,学校还主动承担起景颇族等“直过民族”村民的普通话培训项目,许多教师深入各村寨,利用周末、晚上等业余时间开展培训,至今已有数百名景颇族群众受益。

      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当地政府以减轻负担、培养人才为目标,将“办好教育,脱贫一批”纳入整体脱贫规划,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入学进行帮扶:初中及以下阶段的学生,每人每年给予营养改善计划补助800元、生活补助1000元至1250元;高中阶段的学生免除学费800元,每人每年补助1500元至2500元;大学阶段的学生每人每年补助5000元。此举使全乡66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受益。

      兴办特色产业:筑牢增收致富基础

    广瓦村养殖合作社采取“公司+合作社+建档立卡贫困户”模式,使93户贫困村民受益。图为村民石勒堵在合作社饲养肉牛。

      35岁的景颇族村民石勒堵,今年尤为高兴:去年底全家成功脱贫,今年初老婆又生了儿子。这两件大喜事,让他更加珍惜在养牛场的工作。

      “政府给我们新盖了住房,除了我在养牛场的工作,我家还种桑、养蚕,加起来每个月能挣3000多元。”石勒堵高兴地说,大女儿读小学不花钱,参加“新农合”后,家人到县级医院看病可报销85%的费用,真是过上了不愁吃、不愁穿,教育、看病、住房有保障的好日子。

      石勒堵的家在勐约乡广瓦村委会温泉村小组,全村有46户、177人,现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9户、39人。这两年,广瓦村委会组建了由村党总支牵头,温泉村小组和广瓦村小组9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的肉牛养殖合作社,采取“公司+合作社+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管理运营模式,大力发展肉牛养殖业,肉牛合作社养殖规模达300头。

      “公司采取月薪聘用制的方式,为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3至10个固定岗位,现已有3人以每月2000元工资被合作社聘用。”广瓦村党总支书记石章红对记者说,通过采取利益分红、参与务工等方式,有效增加了群众财产性和工资性收入,筑牢了贫困群众增收致富奔小康的基础。

      在肉牛养殖合作社仓库的外墙上,张贴着“广瓦村养殖合作社2017年收益分红公示”,里面详细列举了分红主体、入股资产、入股资本、分红金额等。记者看到,每个分红主体都获得了1000元至3000元不等的分红。

      除了扶持产业发展,为充分发挥群众在脱贫攻坚中的主体作用,当地政府还大力开展农业实用技术、职业技术、脱贫技能教育,不断提高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市场竞争力,促进农民增收。

      在各级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勐约乡去年实现农村经济总收入1.29亿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7927元。“下一步,我们将列出时间表、理出路线图,一户一套方案,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让乡亲们早日过上小康日子!”王学刚的话掷地有声。

      从勐约乡政府驻地出发,沿着蜿蜒的山路驱车15分钟左右,眼前豁然开朗——在绿树掩映中,一栋栋景颇族风格的民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继续前行,可以看到一座以西鸟为造型的门牌楼,上面写着“温泉村”3个字。

      温泉村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干净、整洁,曲折的水泥路通向家家户户。记者在村里看到,每家屋顶都插着国旗。“富起来的村民,通过这种方式来感谢国家的好政策。”勐约乡党委书记王学刚解释道,“如果家庭成员中有党员,还会再加一面党旗。”

      温泉村有村民46户、177人,是一个纯景颇族自然村。从2004年开始,一些村民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陆续从海拔1500米的老寨子搬到山下。

      “刚搬下来的时候,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苦,现在完全不一样啦!好政策让我家脱了贫。”村民尚勒用热情地邀请记者到他家看看。

      尚勒用的家是一栋两层的新房,总面积达175平方米。进入宽敞的客厅,映入眼帘的是干净的地板砖、崭新的茶几、超薄液晶电视和舒适的沙发。40岁的尚勒用拿出以前的照片,讲起了过去的生活。在照片里,尚勒用和妻子、儿子站在两间老房子前,一间是茅草房,另一间是空心砖房。“那时,全村都是这样的房子,村民收入也大多来源于种植甘蔗和玉米。”尚勒用说。

      改变出现在2015年。这一年,随着脱贫攻坚工程的启动,由云南省省长挂钩帮扶温泉村,全村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大好机会。尚勒用依然记得省领导第一次到村里调研时的情景。“领导来到我家,对我说,要相信政府,要坚定脱贫致富的信心,好日子一定会来到。”尚勒用说。

      面对勐约乡多种致贫因素,当地党委和政府科学绘制脱贫攻坚蓝图,把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和民生实事作为脱贫攻坚的突破口。随着各项工程不断推进实施,昔日贫穷的乡村发生了喜人的变化。以民房建设为例,政府首先建设了两种户型的样板房,让群众对新民居有个直观了解,随后采取“统规自建”的方式,推动民房建设全面铺开。今年1月,温泉村以钢结构为主体的民房建设全部完工。

      2016年6月,中国三峡集团对口帮扶德宏州景颇族精准脱贫攻坚项目正式启动。在三峡集团的对口帮扶下,温泉村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均可享受“贷款6万补贴6万”的政策,村民只要花很少一笔钱即可入住新居。

      搬入新居前,尚勒用专门贷款到县城买了全套家具,还在新家铺设了光亮的地板砖。勤奋的尚勒用,如今既种甘蔗又养牛,还种桑、养蚕,希望早日把贷款还完。

      “1年多的时间,温泉村全面消灭了危房,解决了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全村面貌焕然一新。”王学刚表示,乡政府积极引进脐橙种植和桑蚕产业,拓宽村民收入来源,目前整村已实现脱贫摘帽。

      今年5月,省领导再次到温泉村调研,并专门来到尚勒用家。“领导特别叮嘱我,要让孩子多读书,要靠勤劳致富过上更为幸福的日子。”尚勒用说。


     

    脱贫攻坚 不落一人

      有些时刻,注定会被历史铭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

      在勐约乡采访的最后一天,我来到了营盘村委会勐约洞村小组24岁的景颇族小伙儿普昆鹏的家。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很难相信,改革开放近40年来,还会有人住在如此简陋的房子里:一间用茅草搭建的伙房昏暗潮湿,屋内除了桌子,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伙房旁是一栋有着30多年历史的土坯房,因年久失修而显得摇摇欲坠,普昆鹏和他的母亲住在这里。

      普昆鹏家因多种原因致贫。他的父亲早年生病去世,妹妹外出打工时遭遇车祸身亡,接连而至的不幸给他的母亲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他只能早早地辍学,一边照顾母亲,一边在家附近打零工。虽然日子过得很艰难,但普昆鹏从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希望。忙完自家农活,他还会热心地帮助其他村民到地里打农药、砍甘蔗。

      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是我国民族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自2014年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以来,普昆鹏家的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普昆鹏从去年开始种桑、养蚕,今年6月,他养的第一批蚕茧已收入4000元。此外,他还领到了政府发放的扶贫牛犊和猪崽,打算养大了卖钱。在离他家老宅不远处,一栋崭新的两层小楼拔地而起,这是普昆鹏家正在建设中的新房子。

      坐农家炕头,听脱贫故事。在勐约乡的几天里,我走访了不少村民,他们有的已经脱贫,有的还奋斗在脱贫的路上,但无一例外,他们的言语间都充满了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我想,这就是扶贫成效最真实的体现。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普昆鹏只是我国千千万万已脱贫或正在脱贫群众的缩影。勐约乡党委书记王学刚表示,从古至今,没有哪个政府能像今天的中国政府这样,拥有独到的扶贫智慧,敢于立下让所有人脱贫致富的誓言。

      事实的确如此。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勐约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民房建设和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扎实推进,产业调整和培植成效突出……

      现在,普昆鹏会经常到新房前看看,清理一下建筑垃圾。他说,自己把家里的18亩甘蔗地全部改种成桑树,等搬到新房后,老房子会用来养蚕,这是他能在家门口挣钱的最好办法。

      普昆鹏家实现脱贫致富的那一天,应该不会太远了。

      (文字、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安宁宁采写、拍摄)

      历史很长,但关键处却是匆匆几步。对于在我国西南边陲生活了千年的佤族同胞来说,过去的这两年,注定将写进历史。从茅草屋到砖瓦房,这一变化,佤族人等待了千年。

      人畜混居的茅草房:夏不避雨,冬不御寒

    夏不避雨、冬不御寒的茅草房已成为历史。

      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勐梭镇王莫村,是阿佤山深处的一个佤族寨子。

      村委会主任岩方今年32岁,他家刚刚建起一座两层高、200平方米的新房,“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过去,岩方一家5口人住在一间不足60平米的茅草房里:木桩扎在山坡上支起框架,四周用木板围起,屋顶盖着茅草。一层地板为界,楼上住人,楼下养牲畜。

      “以前,火塘、床铺都在一个屋里,屋底下牲畜粪便的味道顺着地板缝往上面蹿,墙板缝能塞进手指头,冬天风呼呼地往屋里灌。”岩方说。

      家里没有卫生间,整个寨子只有两个公共厕所,走10分钟的山路才能到达。有的人犯懒,大小便就在屋子外面解决了。

      在王莫村,尚保存着几座这样的茅草房。

      推开一扇破旧的木门,眼睛要适应一会儿昏暗的光线,借着手机光亮,方能看清屋里的情形:一个火塘将屋子分为两个区域,紧靠火塘的一侧,冬天比较暖和,供家里的老人住;另外一侧,是年轻人的“床铺”。长期积累的油烟凝成一条条黑色的毛絮从房顶、木板上垂下来。墙壁、板凳被油烟熏得乌黑发亮。

      “一家人睡在一个大房间里,也算是其乐融融。但如果家里有对小夫妻,那就不方便了。”岩方说。

      火是茅草房的天敌。

      1998年2月,王莫村一个孩子在火塘边做饭时,不小心将火星迸到了屋顶上,瞬间点燃了茅草。天干物燥,小火变成了大火,不一会儿便“火烧连营”。那场大火烧了两天两夜,整个寨子都被烧光了,村民的衣服、被褥、粮食全都烧没了。

      这种居住状态,在佤山已经延续了千年。乡亲们想象不出,还能有其他更好的生活。

      直到2005年,村里有了第一个走出去的年轻人。次年春节,这位年轻人染着头发、穿着牛仔裤回到家乡,讲起了外面的新鲜事:睡觉有单独的房间,不是在火塘边;厕所就在卧室隔壁,还是可以冲水的……

      尽管乡亲们在电视上见过外面的景象,但当身边人讲出来的时候,大家才觉得这种生活离自己那么近。

      安居!安居!对新房子的渴望就像是火塘里不熄的火苗,在乡亲们的心里跳动着。

      建设安居工程:解决特殊问题,需要超常办法

    娜王的新家充满现代感。

      习近平同志到云南考察时明确要求,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对于西盟人来说,2015年5月18日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时任云南省委书记李纪恒在普洱市专题调研脱贫攻坚工作时来到西盟。了解到西盟还有半数群众住在茅草房、杈杈房里,他的心情很沉重。

      “看到西盟、孟连两县,还有两万多户、八万多人住在危旧房里,大家感想如何?是不是寝食难安?”李纪恒问一起调研的干部们。

      事实上,云南省对佤族地区的民房改造一直没有停过,从最初给每家2000元物资补助,到后来给4000元、1万元、1.2万元资金补助……尽管补助金额不断提高,但盖房子不是小事。寨子里最贫困的人即使拿到了补贴,也盖不起房子。

      解决特殊问题,需要超常的办法。

      2015年7月30日,“西盟孟连农村安居工程”在王莫村启动。云南省委书记、省长来了,各地市州的主要负责同志也来了。

      佤族乡亲们的欢呼声、鼓掌声如潮水般响起,一双双古铜色的手拉起来,大家边跳边唱:“村村寨寨哎,打起鼓敲起锣,阿佤唱新歌……”

      一个细节,在记者采访时被大家屡屡提起:安居工程启动前那段时间,西盟当地雨下个不停。就在主持人宣布安居工程启动仪式开始的时候,天突然放晴了,艳阳高照。那一刹那,大家激动得直掉眼泪。

      “党和政府出钱给补助,为我们老百姓盖新房,老天爷看在眼里,还会忍心下雨吗?”岩方和乡亲们用朴素的认知,解释着这一“巧合”。

      每户补助4万元,还可以最高贷款5万元,政府贴息,其余资金由农户自筹。按照部署,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所有乡亲们都能住上安居房。

      干部冲锋在前:完成决战中的临门一脚

      政策有了,资金来了,但万里长征,只开始了第一步。

      一年半的时间,除去当地漫长的雨季,只剩下不到一年。如此短的时间里,能否完成过去上千年都没有完成的事,不少人心里没底。

      “在这场终结千年茅草房历史的决战中,历史选择由我们完成临门一脚,难道不觉得光荣?”西盟县负责同志给全县干部鼓劲。

      干部们都行动起来:县委常委包乡镇,县处级干部包村,部门包组,干部包户。驻村干部们带着雨伞、手电筒、生活费,跋涉于泥泞的山路上,向大山深处进军。

      困难比想象中的还大。

      补助比以往都高,但还是不够;群众可以贷款,但没几个人敢贷。为此,干部们挨家挨户地做工作。白天怕耽误乡亲们干活,就晚上打着手电筒去,在火塘边和他们畅谈住进新房后的好生活;整村建设需要整村规划,有的老人舍不得搬出老宅,村支部书记带头将自家刚装修好的新房拆掉,为村庄规划让路……

      一万多套房子要同时开工,而全县只有两个砖厂,砖石从哪里来?“砂”书记、“砖”县长们全部出动,去周围县市找砖找砂,最远的找到了8小时车程之外的县城。

      雨下个不停,建筑材料运不进寨子,眼看就要耽误工期,怎么办?干部们披着雨衣,拿着铁锨,带领乡亲们连夜修复被雨水冲垮的山路。

      “这场战役,锻炼了我们的队伍。”杨宇说,“打赢了这一仗,以后恐怕没有什么工作能难倒佤山干部。”

      回忆起那段时光,西盟农村安居工程指挥部主任李世昌热泪盈眶:“人这一辈子,能遇到这样的大事,机会不多。多少年后回忆起来,我都会感到自豪。”

      乡村面貌焕然一新:房子变了,人也变了

    佤山旧貌换新颜,村民的脸上满是笑容。

      今天的王莫村,上百座白墙红顶、融合佤族建筑风格的新民居矗立在山腰间,屋顶的琉璃瓦在阳光下泛着光。乡亲们终于告别了茅草房。

      从安居房开始建造的那天起,阿佤人就已经开始改变。

      不知贷款为何物的村民们,拿着几页贷款合同,让驻村干部一句一句地给自己解释。所有条款都明白之后,才用手指蘸着印泥按下鲜红的手印。

      外地的工人来砌墙,乡亲们会蹲在一旁监工:“你给我砌整齐了,不然我不给你钱。”

      有的村民加入了工程队。做搬运材料的小工,一天能挣70元;做砌墙的技术工人,一天可以挣170元。看到了拥有一技之长的好处,村民们纷纷向建筑队的师傅们拜师学艺。

      在云南省农业厅驻西盟县扶贫工作总队队长郑青江看来,这说明佤族乡亲开始有了契约意识、质量意识和技术意识,而现代的生产生活离不开这3种意识。

      有些变化,乡亲们自己都没意识到。

      “不好意思,请您先把鞋脱了。”佤族妇女娜王邀请记者到自家参观时,面带微笑地提醒。

      娜王家的客厅里,摆放着大理石茶几、乳白色的皮质沙发,挂着丝质窗帘。卧室里摆着“席梦思”床,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

      曾有人说,佤族乡亲们穷,是因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对于这样的说法,普洱市扶贫办项目科科长刘文不能接受:“如果感受到了更好的生活,谁还会安于现状?”

      几十年前还以采集野果为生的佤族人,不知道积累为何物,如今却学会攒钱了。现在,王莫村的500多位村民中,有300多人到广东打工,因为大家想尽快把贷款还清,回到家舒舒服服地住新房。

      王莫村村头建起一座从西盟县城引进的肉牛养殖场。村里的贫困户可以靠扶贫资金入股,还可以去养殖场当工人。

      “没想到跟原来听说的不一样,村民们一点儿都不懒散;没想到村民上班比学生上学还准时,干活很积极。”来自昆明的养殖场经理连说了几个“没想到”,来形容自己对王莫村的认识。

      “听党话、跟党走”,圆了安居梦的西盟阿佤人,正在用勤劳的双手,圆着小康梦。


     

    66年,阿佤山的变与不变

      尽管是第一次到西盟,但我却总有一种回访的感觉。我最想知道的是,66年前,剽牛立誓“世世代代跟共产党”的拉勐的后人们,如今过得怎么样?

      1951年元旦,普洱红场人声鼎沸、锣鼓喧天,在北京参加了国庆周年观礼、受到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解了党和国家民族工作方针政策的佤族头人拉勐,和普洱26个兄弟民族的代表共商民族团结大事。

      有人建议,用佤族喝鸡血酒、剽牛的传统仪式来表示大家维护民族团结的决心,得到大家的赞同。饮完鸡血酒,拉勐剽牛。牛倒左方,牛头朝北,牛尾朝南,剽口朝上,是期待中的大吉之象。全场欢呼。

      48位代表用本民族文字签名,立下了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在碑上镌刻了铮铮誓言:“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誓。”

      转眼间,66年过去了。斯人远去。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牢记使命,深入佤山村村寨寨,访贫问苦、治病济贫,带领西盟各族人民发展生产、建设家园。

      在阿佤山中穿行,在老人们的故事中游走,采访越深入,越能感受到当地翻天覆地的变化:佤族同胞告别了漏雨透风的茅草房、杈杈房,住进了人畜分离、厨卫入室的砖瓦房;佤族孩子们在多媒体教室里读书学习,还吃上了免费的营养餐;生病的乡亲们在村里的卫生所就能得到医治,再也不用把希望寄托在咒语和鸡卦上……

      在脱贫攻坚这场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史无前例的伟大战役里,阿佤山也发生着千百年来最深刻的变化。

      在西盟采访将近结束的时候,记者来到了勐卡镇班哲村。这是脍炙人口的歌曲《阿佤人民唱新歌》诞生的地方。

      傍晚时分,天气凉爽,乡亲们大多还在地里干活。我听说村子里有一处墙壁上刻着《阿佤人民唱新歌》歌词,却没能找到,正打算放弃之时,一位佤族大爷背着背篓从路那头走了过来。

      “您好!我想去看看刻着《阿佤人民唱新歌》歌词的那面墙,应该怎么走?”我上前问路。

      或许是因为我的普通话还算标准,佤族大爷立马问:“你是从北京来的?”

      “对,我是从北京来的记者。”听到了肯定的回答,大爷刚刚还因负重而微驼的腰杆,一下子挺直了。

      “北京,北京……”他两眼兴奋地放着光,两只黝黑粗糙的手掌用力地相互搓着,嘴里不断重复着首都的名字。

      他告诉我,他叫岩瓜。他很感谢来自北京的好政策,让他住上了和城里一样的新房子,家里腊肉挂满墙,大米装满缸……

      岩瓜带着我来到了刻着歌词的那面墙前,还没等我邀请,他就手舞足蹈,唱起了那首熟悉的歌:“村村寨寨哎,打起鼓敲起锣,阿佤唱新歌……”

      我们和拍而歌,歌声在山间回响。

      天色渐暮,我们与岩瓜道别。透过倒车镜,我看到他一直站在那里挥动着手臂,久久不肯离去。我知道,这是佤族人民对党的恩情最深情的表达。

      66年前,拉勐剽牛立誓,把“世世代代跟共产党”的誓言刻在了石碑上。66年来,这个誓言早已刻在了阿佤人的心中,融进了阿佤人的血液里。

      (张国欣  采写、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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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俞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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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长·在祖国的怀抱中[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 发布日期:2017-11-23 | 浏览()人次 | 投稿 | 收藏 ]

      

      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有一些成员比较特殊。他们或从原始社会或奴隶社会跨越几种社会形态,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几乎“一夜之间”跨越了其他民族上千年的历程,因此被称为“直过民族”,比如独龙族、怒族等;他们或受历史、自然等因素影响,在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需要克服更多的困难、付出更大的努力,比如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庄严承诺。

      奔小康,这些特殊的成员怎样“不掉队”?迈现代,他们又如何跨越社会制度的变迁?多路记者深入云南、内蒙古、西藏等地采访,探寻这些民族在祖国怀抱中的成长足迹,展现他们在党的民族政策阳光照耀下砥砺奋进的精神风貌。

       

      

    魏新生 安宁宁

      他们从历史深处走来。几十年前还处在刀耕火种的阶段,如今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现代生活。

      他们聚居在祖国西南边陲。过去处于低人一等的地位,现在作为平等一员参与社会治理和国家发展。

      他们是珞巴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珞巴族同胞的近况如何?他们的跨越之路经历了怎样的苦痛和快乐?

      今日南伊:“现在的生活好着哩”

    才召村新建的广场上,国旗飘扬。

      喜马拉雅山北麓东部,雅鲁藏布江中游东岸。林木葱郁,水草丰茂。西藏自治区林芝市米林县南伊珞巴民族乡就坐落在这样的环境中。

      一条笔直的街道贯穿村庄,一栋栋紫红色屋顶的房舍整齐地排列在街道两侧,掩映在浓密的树荫之中。这是南伊珞巴民族乡才召村给记者的第一印象。正值农忙时节,村民们大多忙着各种活计,村子显得闲适静谧。

      走进一户人家,正屋门楣上的珞巴族风情饰品映入眼帘。里边的客厅和套间宽敞明亮。院子另一侧的厨房看起来也足有20平方米。女主人米其拉姆介绍,家中有4口人。除了种植小麦等农作物,家里还养有猪和犏牛,同时也采挖买卖虫草,经营些土特产品,再加上国家的各项补贴,全家一年收入有十五六万元。望着屋里摆放的电视、沙发、冰箱等现代生活用品,记者看到的应该算是一个小康家庭了。

      说话间,女主人的丈夫达波儿回家了,他是这个村的村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也是党的十九大代表。“我们这个村有380多人,其中八成是珞巴族。每家的情况都差不多,房子是前些年政府统一修建的,每家一栋,只是因为人口不同,面积有些差别。”达波儿说。

      才召村的情况是南伊乡的一个缩影。乡长达瓦多吉介绍,全乡现有才召、南伊、琼林3个自然村,共117户526人,珞巴族占到80%,此外还有藏、门巴、汉、回等民族。2016年全乡人均收入11000多元,今年可能达到14000元。“按照有关标准,我们乡已经整体脱贫了。现在的生活好着哩!”达瓦多吉说。

      吃穿住是不愁了,医疗保健呢?记者到乡卫生院去寻求答案。据乡卫生院护士珠吉介绍,如今村民都加入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乡卫生院每年为村民进行免费体检,3个自然村每个村设有两名村医。“平常头疼感冒这些小病在乡里村里就看了。得了大些的病,村子离县医院也就两三公里远,看病十分方便。”珠吉说。

      走出卫生院,来到南伊珞巴民族乡小学,这是记者在南伊乡看到的最漂亮的建筑。校园周边郁郁葱葱,园内整洁有序。一场小雨过后,显得清新宜人。

      “乡里的适龄孩子入学率多年来都达到了100%,而且都能升入中学。”据校长索朗平措介绍,这所学校有170多名学生,珞巴族孩子占到80%。自治区实行“三包”政策,学生上学、吃饭、住宿全部免费。

      在学校的宣传栏里,记者看到了一个光荣榜,上边贴着2016年考上内地西藏班的5名学生的照片。“考上内地西藏班,是许多学生现在的梦想。生活好了,家长都想让孩子们有个好前程。”索朗平措说。

      跨越之路:“真是赶上了好时代”

      生活好了,南伊乡的珞巴族人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来路。

      才召村村委会的二楼,有一个珞巴文化陈列室。陈列室不算大,但记录着珞巴族人的历史变迁。

      弓箭,竹筐,石臼,茅草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件件斑驳的用具,一幅幅陈年的照片,它们反映着珞巴族人过去的生活样貌。

      珞巴,在藏语中的意思为“南方人”。珞巴族主要居住在西藏珞隅地区,这里山高林密,交通闭塞。直到上世纪50年代,珞巴族人仍然过着原始农业生活,辅以原始的渔猎和畜牧业,社会发展缓慢。

      变化发生在新中国成立、西藏民主改革之后。

      以1959年平息达赖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为开端,党和政府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当地珞巴族人和藏族及其他民族同胞一起,迈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大门。

      首先改变的是生产方式。素有“大山民族”之称的珞巴族人搬到山下,学着过起了耕种生活。政府为他们提供了住房、土地和耕牛,但珞巴族人一开始并不适应。“许多人还是要回到山上,党和政府做了很多工作,才说服珞巴族人慢慢适应新的生活。”多年担任南伊村党支部书记的次仁对当年的情景还有所记忆。

      新生活带来民族关系的改善。“下了山的珞巴族人开始跟着藏族人学习耕种,藏族人也乐于帮他们。新社会了,大家都是兄弟。”次仁说,在旧中国,珞巴族人受到藏族领主的控制和盘剥,过着低人一等的生活。

      逐步适应新生产方式的珞巴族人,迈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1965年,珞巴族被国务院宣布为单一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

      1969年,当地的珞巴族人组建南伊人民公社,珞巴族人有了自己的基层政权组织;

      1975年,南伊公社军民小学成立,结束了珞巴族聚居区没有学校的历史;

      1988年,南伊珞巴民族乡成立,这是国家成立的第一个珞巴族民族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扶贫力度的加大,珞巴族人步入脱贫发展的快车道。进入新世纪以后,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兴边富民行动的实施,让珞巴族人有了更实在的获得感。

      住房条件根本改善了。当年从山上搬到山下的珞巴族人,经过几次整村改造,搬入了政府统一建造的安居房。“现在国家和援建省份又在筹划建设新的住房。大家有了新的盼头!”达波儿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收入渠道明显增多了。如今,家家都搞起了畜牧业和养殖业。随着南伊沟风景区的开发,越来越多的珞巴族家庭办起了藏家乐,卖起了特色产品,再加上边境补贴和封山育林补贴等,村民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文化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民族地区的推进,让珞巴族人看上了电视,用上了网络,快速融入现代生活。

      “新中国成立初期,珞巴族人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现在已全面赶上来了。是党的民族政策和国家的大力帮扶,让大家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珞巴族人真是赶上了好时代!”米林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登巴感慨道。

      希望人生:“我还想继续干”

    新中国成立后,珞巴族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图为在南伊珞巴民族乡小学,学生们在宽敞明亮的教室中学习。

      “想不想去内地西藏班上学?”在南伊珞巴民族乡小学,记者曾这样问珞巴族学生雅波。

      “想,这是我们许多同学的梦想。”孩子声音稚嫩但充满自信。

      “下一步还有什么打算?”在才召村,记者曾这样问达波儿。

      “当然有。除了住房翻新,我们准备在发展旅游方面再搞些项目。”中年汉子显得胸有成竹。

      在南伊乡,记者接触到的珞巴族同胞,有村民、有干部,有教师、也有医务人员。他们虽然职业不同、性格各异,但对当下日子的感恩之情、对未来生活的冀盼之心,却有相通之处。

      “我年纪大了,不然,我还想继续干。”说这话的是一位80岁的老人,名叫帕加。他是珞巴族第一个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在林芝市的寓所,老人谈起了自己的经历。

      帕加于1938年出生在一个普通的珞巴族人家。因父母早年病亡,他很小就到伯父家生活。早年的不幸在1957年发生了逆转。这一年,作为珞巴族代表他有幸成为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到内地参观,并且在北京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

      说话间,老人拿出毛泽东接见他们的合影。照片已经泛黄,显得皱皱巴巴,显然不知道翻看多少遍了。但老人当年的青春风采依稀可辨。

      “到内地长了见识,就不愿再过以前的日子了。”老人微笑着说。西藏民主改革时,他成为积极分子,先到工作队帮忙,后来参加了公安队伍。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他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事翻译、情报等工作。此后,长期在政法系统工作。

      斗转星移。上世纪90年代,年过半百的帕加担起了更重的担子。作为珞巴族代表,帕加成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参与国家大事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工作。

      ……

      望着帕加老人沧桑的面容,记者想到了小雅波期待的眼神、达波儿坚毅的表情。这些生动的面孔,不仅透射出一个个珞巴族同胞的进步和梦想,也叠加出整个珞巴民族的成长和希望。

    安宁宁

    仓觉在自家开办的藏家乐院子里翻晒小麦。

      南伊珞巴民族乡南伊村,灿烂的阳光洒向大地。在一个挂有“黄牡丹藏家乐”的农家院内,头戴粉色帽子的仓觉正在翻晒小麦。

      看到记者到来,仓觉连忙放下手中的活儿,邀请记者进入房间。这是一间具有浓郁藏式风格的房间,靠近墙角的桌子上,摆放着中央代表团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时带去的礼品——一幅表现党的几代领导人与西藏人民在一起的画。在大庆期间,中央代表团将这些画送给西藏各单位、寺院和各族干部、群众。

      这幅画是仓觉夫妇非常珍惜的礼物。“它时刻在提醒着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离不开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国家的好政策。”仓觉说。

      今年40岁的仓觉和丈夫平措在2013年投资20万元,开办了村里第一个藏家乐。“当时我在南伊沟风景区卖土特产,经常有游客向我打听附近有没有住宿的地方。”仓觉说,一来二去,她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便动起了开办藏家乐的念头,丈夫也很支持。

      仓觉所说的南伊沟风景区,是当地政府近些年开发的旅游景区,那里拥有原始森林浴体验栈道、吊桥、沙棘岛、阴阳树、天然牧场等景观,在旅游旺季,每天游客能达到数千人次。南伊村距离景区只有2公里,是通往景区的必经之路。

      说干就干,占地250平方米、拥有4个房间的藏家乐很快就建立起来。

      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加上独特的酥油茶、奶茶、藏香猪等藏族美食,让仓觉家的藏家乐生意十分红火。“去年我家的总收入在15万元左右,这样的生活在以前想都不敢想。”仓觉高兴地说。

      在开办藏家乐以前,仓觉夫妇偶尔做点儿贩卖虫草之类的小生意,收入不多也不稳定。自经营藏家乐以来,他们的日子可谓蒸蒸日上。前不久,她家还买了一辆价值20多万元的越野车。

      说起现在的好日子,仓觉一下子便打开了话匣子:“如今孩子上学不用交学费,学校还有免费的营养餐,家里搞养殖也有补贴,收入稳定,真是赶上了好时代。”为了带动村民共同致富,仓觉还邀请3个家庭条件比较困难的珞巴族妇女以劳动形式入股自己开的藏家乐,既领工资又参与分红。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邻近南伊沟风景区的区位优势,不少南伊村民像仓觉一样,吃起了“旅游饭”。

      “为了鼓励村民通过多种途径增加收入,县民宗局还拿出一部分兴边富民行动资金,对开办藏家乐的村民给予补贴。”米林县民宗局局长登巴表示。

      据南伊村党支部书记次仁介绍,目前,村民收入来源以旅游业、特色养殖业、林下资源采集业为主。2016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近1.6万元。

      “下一步,我打算扩大藏家乐规模,争取在景区附近租一块地,盖座旅馆。”仓觉说,她坚信生活会越来越好。


     

    让人羡慕的背后

    魏新生

      采访过程中,记者一直牵挂着一个问题:生活在印控区的珞巴族同胞,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由于历史的原因,珞巴族聚居的珞隅地区目前大部分处于印度控制之下。印控区的珞巴族同胞目前约有60万人。

      采访间隙,记者与米林县旅游发展委员会干部林勇聊起了这个“题外话”。

      林勇是珞巴族干部,对印控区同胞的情况有所了解。虽然双方交往不是很方便,但他与印控区的同宗亲属有微信联系。林勇让记者看了几张他最近收到的照片。从中可以看出,印控区珞巴族人聚居地的房屋显得破旧,住处周围的山头有大片泥土裸露,其情景与南伊乡珞巴族人的居住环境形成明显落差。

      “那边的珞巴亲人很羡慕这边的人。”交谈中,林勇这样说。

      听到此话,记者并不感到诧异。它为记者全面了解珞巴族人的生活提供了横向参照。树有根本,水有源头。南伊乡的珞巴族人能过上让居住在印控区的同胞羡慕的生活,背后映照的是新中国的福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党和人民政府以强烈的使命担当,对少数民族、尤其是地处边远、社会发育程度较低的少数民族,始终给予特殊的关照和扶持。从促进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超常举措,到实行一系列差别化支持政策,再到“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中央几代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党的民族政策的持续发力,促使这些民族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以跨越式发展补齐千年差距,赶上了其他民族的发展步伐,加入了各民族共同迈向小康社会的行列。可以说,正是新中国民族政策之光,照亮了这些民族的跨越式成长之路。珞巴族的变迁,正是时代之光的映射。

      过上越来越美好的生活,是人民的心愿,也是党和政府对各族群众的庄严承诺。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心愿与承诺都将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变为现实,中华民族注定将迎来世人越来越多羡慕的目光。

    孙雅莉 王甜

      “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一呀一匹猎马一呀一杆枪,獐狍野鹿满山遍野打呀打不尽……”这首上世纪50年代从大兴安岭传遍祖国大江南北的《鄂伦春小唱》,是鄂伦春族人曾经生活的真实写照。

      从原始社会末期一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从结束世代游猎生活实现定居到放下猎枪退出森林,鄂伦春族人在短短60多年间实现了社会形态、生产生活方式的3次历史性跨越,书写出时代传奇。

      “我们是最小的民族,但不做最落后的民族”

    鄂伦春族民间艺人在表演“斗熊舞”。 侯玉鹏摄

      没事儿的时候,白色柱依然喜欢骑上马、带着心爱的猎狗进山转转。“空手而归也高兴。”他说。

      从8岁那年第一次被父亲抱上马背,到38岁放下猎枪,在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托扎敏乡希日特奇猎民村,白色柱以自己的机敏、干练捍卫着家族世代相传的好“莫日根”(鄂伦春语“猎手”的意思)荣誉。不过,现在的他更看重2001年荣获的“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他觉得,那是政府对他带头放下猎枪、转型发展种植养殖业的充分肯定。

      人类从游猎到游牧再到农耕,是千百年自然演化的结果。因此,当1996年初鄂伦春自治旗宣告禁猎的时候,猎民们很难理解“种地比打猎先进”这种说法。“可我们不能落后于时代啊!”白色柱忘不掉时任鄂伦春自治旗旗长孟松林在禁猎动员大会上说的那句话,“我们是最小的民族,但不做最落后的民族。”

      对于猎民而言,枪如同他们的生命。“好多老猎民都抱着枪哭。当年,可是毛主席亲自批准发给我们枪和子弹的。”白色柱说。他是全旗第一个上交猎枪的人,包括父亲留给他的那支,身为共产党员的他事事带头。

      从种麦子到种大豆、马铃薯,白色柱和猎民们重新认识了脚下的这片黑土地。“第一年种地,我连本钱都赔进去了,第二年请了汉族技术员就好多了。”走出第一步后,白色柱觉得种地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同样,在距希日特奇村200多公里的大杨树镇多布库尔猎民村,村委会主任吴苏海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难掩激动:“好多猎民都不知道大豆是怎么长的,将政府给的种子一把就撒地里了。”缺资金、缺劳动力、缺技术,也缺乏积极性,部分猎民的生活很快陷入困境。

      为尽可能地帮助和支持猎民转型发展农业生产,鄂伦春自治旗在禁猎当年就出台了猎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一直延续至今。自治旗五大班子成员分片承包猎民村,旗农业技术部门也派出了科技人员进行指导。

      今天的猎民村,菜园青青,牛羊满圈。种着500多亩地的白色柱、吴苏海,都已成为地道的农民。白色柱说,这是他们20年努力的结果。

      2016年,鄂伦春自治旗鄂伦春族猎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2万元,其中生产性收入达到9068元。而在1993年,全旗猎民总收入仅为85.6万元。

      吴苏海说,村里有位叫吴梦生的老猎人,65岁开始学种地,最多时全家种了1000亩地。尽管老人一直搞不清楚每亩地能产多少粮食,能赚多少钱,但逢人便说:“我们鄂伦春人其实挺能干的,不拖国家的后腿。”

      “我们不能浪费共产党给我们的好日子”

    在大杨树镇多布库尔猎民村,村民自己制作的民族工艺品很受游客的欢迎,也为他们带来不错的经济效益。  李虹摄

      阳光透过明亮的窗户洒在宽敞的客厅,75岁的格尔巴杰神采奕奕。从居无定所到安居乐业,作为多布库尔猎民村为数不多有过游猎生活经历的人,老人常将父亲在世时说的一句话挂在嘴边:“我们不能浪费共产党给我们的好日子。”

      为追寻野兽踪迹而四处漂泊的鄂伦春族人,在林地里用桦树枝和桦树皮、狍子皮搭建起简单的“斜仁柱”(鄂伦春族传统民居)就是个家。资料显示,1951年鄂伦春自治旗成立的时候,全旗总人口仅有778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旗,新生的人民政权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繁荣进步感召着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每一员。

      1953年,为贯彻中央关于号召鄂伦春族猎民实行定居的指示精神,鄂伦春自治旗工委制定了“以猎为主,通过定居发展多种经营”的生产建设方针,开始为猎民修建土木结构的房屋。

      自治旗派出的定居工作队队员找到在多布库尔河、甘河等流域游猎的部落,召开定居动员会,带领猎民们参观他们的新家。

      “兴奋,又担心屋顶会掉下来。”第一次见到所谓的房子时,年幼的格尔巴杰同大人一样,心情复杂。“刚下山时,好多老人住不惯,在房子旁边又盖起‘斜仁柱’。”格尔巴杰说,自己起初在房间里也睡不着觉,觉得“不透气,闻不到青草香”。但生病不用找萨满了,格尔巴杰也和同龄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上学了,定居的好处无处不在。

      从1953年到1957年,鄂伦春族人陆续走出山林实现定居。如今,鄂伦春自治旗的总人口已达30万,其中1000多名鄂伦春族猎民分别生活在7个猎民村。

      从斜仁柱到土房、砖房再到集中供暖、上下水俱全的现代化住宅,从居住到医疗、教育、卫生等等条件的改善……托扎敏乡政府一间活动室里展出的老照片,见证着60年多来鄂伦春族人和国家的共同努力,也印证着当年带头下山的老族长的话:“下山之后,我们可能面临许多不适应带来的生活困难,但我们的族人也会因此不断强大起来。”

      绿水青山掩映的多布库尔猎民村,以其传统的鄂伦春族民俗特色荣获“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称号。“全村现有69户155人,村民们有到景区打工的,也有在家制作鄂伦春族传统手工艺品出售的。”村党支部书记孟亚静细说村里的变化,“村民的年人均生产性收入从不到1000元,提高到7000多元。”

      谈及未来,孟亚静表示:“我们要争取建成集休闲度假、民俗风情、生态园等功能于一体的‘鄂伦春民族第一村’。”

      “得让孩子们知道老一辈是怎么生活的”

      时近中午,希日特奇猎民村村委会主任何勇还在阿里河镇文化中心广场上忙碌着。当晚,他率领的村民艺术团要在这里献上一个小时的演出,从雄健有力的斗熊舞、高亢悠扬的赞达仁(鄂伦春族民歌),到服装表演、马队行进表演等。“虽然不打猎了,但是得让孩子们知道老一辈是怎么生活的。”何勇说。

      被称为“北方游猎民族活化石”的鄂伦春族人,创造了以狩猎文化为代表的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但生产生活方式发生的剧烈变革,也为鄂伦春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带来挑战。

      “只有将外在的保护与内在的传承相结合,鄂伦春族文化才不致成为博物馆里陈列的标本。”这是学者的呼吁,也是鄂伦春族人的行动。

      去皮、平整,浸煮、剪裁、固定,刻花、染色,几道工序下来,干硬的桦树皮在希日特奇猎民村村民阿基伦手里,变身为一个精美的桦树皮盒。“以前做了都是自家用,现在主要给城里的工艺品店供货。”阿基伦说。

      阿基伦不仅是桦树皮制作技艺的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开办起手工作坊、带徒传艺,还是村民艺术团的台柱子。“我们也不懂什么艺术,就是演自己的生活。”阿基伦说。

      从舞蹈的编排、表演,到走台步、练表情……舞台表演零基础的猎民们不断刷新着自己的技能。曾经对艺术团前景持怀疑态度的何勇惊喜地发现,村里的年轻人不仅学会了用鄂伦春语唱歌,还改变了以往无所事事的生活状态。“连人心都比以往齐了。”何勇说。

      如今,在鄂伦春自治旗,类似的民间艺术团已有3个。“我们还要争取出国演出。”何勇憧憬着。

      夕阳西下,何勇率领他的马队缓缓行进着。队伍中,有年近七旬的阿基伦,也有刚上学的孩子。他们的身后,是狍皮帽房顶造型的鄂伦春博物馆,里面永久保存着属于鄂伦春族的历史和记忆。

      远处,距此9公里的大山深处,深藏着被认定为拓跋鲜卑人祖地的嘎仙洞。2000多年前,拓跋鲜卑人由嘎仙洞出发,跨万里长城,越九曲黄河,在建立北魏王朝问鼎中原的同时,也将自己的血脉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

      往事越千年,今天的嘎仙洞将再次见证拓跋鲜卑的后裔鄂伦春族人与全国人民一起,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美好的未来。

    孙雅莉 王甜

      记者:在您看来,这五年来鄂伦春自治旗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成就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何胜宝: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内蒙古自治区考察指导工作、提出“把祖国北部边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的奋斗目标以来,我们按照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决策部署,全力推进各项事业发展。

      五年来,鄂伦春自治旗自主发展能力持续增强,转型发展步伐加快,县域经济实力显著提升,贫困发生率由2011年的52%下降到14.6%,各族群众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五年来,鄂伦春自治旗创建国家森林公园3个、国家自然保护区1个、国家湿地公园1个、国家级生态乡镇5个,森林覆盖率达到65.79%。

      我们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启动绿色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园区项目,进一步巩固文化生态旅游产业基础。我们紧跟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旗政府所在地阿里河镇实现集中供热、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和垃圾无害化处理,建成旗里首条一级公路,开通首条航线;同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实施农村猎区危房改造、街巷硬化等工程,农村猎区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这些变化,得益于党和国家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得益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倾情帮扶。

      下一步,鄂伦春自治旗将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突出“绿色发展”主题,不断促进鄂伦春地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

      记者:为确保和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鄂伦春自治旗将采取哪些更有力的措施?

      何胜宝:要坚决守住民生底线,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把有限的财力更多地用在保障基本民生上;要深入贯彻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因地因人落实“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帮扶举措,用心用情用力抓好脱贫攻坚工作;要努力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供给质量,统筹抓好创业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民生工程,继续办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解决好群众关心的住房、饮水、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让群众更多更公平地享受改革发展成果。

      同时,我们还要在生态立旗、依法治旗方面下功夫。要立足“打造全国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示范区”这一目标,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坚守生态底线,加强生态安全屏障建设。要扎实推进依法治旗工作,切实抓好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各项工作,努力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良好氛围。

      记者:文化是民族生存发展之基。在保护和传承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方面,鄂伦春自治旗有哪些具体的考虑?

      何胜宝:鄂伦春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鄂伦春自治旗政府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取得了显著成绩。

      加大文化艺术精品创作力度。创作歌曲《鄂伦春哟,祝福你》、舞蹈《英雄莫日根》等600多个文艺作品,拍摄纪录片《鄂伦春人》、专题片《鄂伦春回忆》、电影《哦,我的鄂伦春》《猎枪》等,组织编排大型歌舞剧《勇敢的鄂伦春》等。

      加强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成立鄂伦春民族语言文化研究所,颁布实施《鄂伦春自治旗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录制了鄂伦春族兽皮制品、桦树皮制品、猎刀、摇篮、剪纸、萨满服等制作全过程的影像资料,开办《学说鄂伦春语》等电视节目。2014年,成立第一支民间艺术团队——莫日根民间艺术团。从2015年开始,设立民族文化传承人专项补助资金,每年对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进行奖励。

      今后,鄂伦春自治旗将以民族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来带动全旗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一是要做好“文化+旅游”文章,促进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办好鄂伦春族篝火节等节庆活动,将其打造成旅游名片。加快文化伊萨仁小镇等项目建设,打造集文化创意开发、民族文化交流、民族手工艺展示、民俗体验于一体的综合体。

      二是科学合理地推进鄂伦春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鄂伦春乌力楞项目建设。打造最具鄂伦春民族特色的民俗村,通过建设斜仁柱社区、鄂伦春民俗展示馆、祭祀区、熊文化展示馆、萨满文化展示馆、生态展示馆、文化展演广场、跑马场、野生动物养殖区等,重建鄂伦春族传统文化的“原生环境”。同时,延伸产业链条,充分挖掘民族餐饮文化,做好传统手工艺品开发营销。

      记者:对于鄂伦春自治旗未来的发展,您还有哪些打算和设想?

      何胜宝:我们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自治区和呼伦贝尔市的要求上来,牢牢把握“稳中求进”总基调,以项目建设为总抓手,补齐民生建设短板,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自治旗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为自治旗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具体来说,要加快推进阿里河至库布春林场段一级公路项目、大杨树镇2×20万千瓦热电联产项目、毕拉河口水利枢纽工程等一批重大项目建设;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将鄂伦春自治旗工业园区升级为自治区级工业园区;壮大绿色农畜产品加工主导产业,带动种植养殖业结构优化。

      立足“全域旅游、四季旅游”理念,依托鄂伦春民俗、拓跋鲜卑历史、森林生态等资源优势,启动以拓跋鲜卑历史文化园和鄂伦春乌力楞(乌力楞是鄂伦春族传统的父系家庭公社组织,后发展为地域公社)为核心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创建工作,打造国家级休闲旅游度假区。

      加快城镇化建设。围绕“双核”发展战略,拓展大杨树镇商贸物流重点镇发展空间,提升阿里河镇旅游魅力城镇品位。

      推进改革创新。扎实开展大杨树镇第三批全国改革发展试点城镇工作,总结成功经验。

      加强生态保护。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守大兴安岭绿色林海,全面实施封山育林工程,把祖国北部边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

      着力改善民生。实施棚户区改造工程,举全旗之力打赢脱贫攻坚战,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进击的鄂伦春

    孙雅莉

      嘎仙洞深藏于大兴安岭北段东端的花岗岩峭壁上。高大幽暗的石洞内,公元443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派大臣祭祖的石刻铭文依稀可见,为后人想象当年那场走出山林、走向世界的壮举提供了无限可能。

      有着“兴安猎神”美誉的鄂伦春族人,在过去的千百年都是这片广阔绿海的主人。他们纵马持枪,笑傲山林之间。不猎杀有孕的动物,只捡拾枯枝落木,丰富的传统智慧使其在长期的狩猎生活中,与大自然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尽管鄂伦春族人以生存为目的进行的狩猎,并不是大兴安岭资源枯竭的主要原因,但他们还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选择退出森林。

      从定居到安居,从放下猎枪到实现多种经营,鄂伦春族人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尽管这历程并不像记者笔下记述得如此简单。

      随意走进一户猎民人家,会很神奇地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原来,这是因为房子统一建好后,家具、家电都是由全村人共同挑选的。鄂伦春族人在下山定居前处于原始社会晚期,私有观念尚在萌芽阶段。那时候,打回的猎物要平均分配给每户人家,老幼妇女要分到最好的部分。因此,今天的他们依然保有原始共产主义观念,无论是政府帮扶资金,还是村集体收入,都要由全村人一起决定如何分配、使用。

      尽管是被动地卷入工业化、现代化大潮,但鄂伦春族人在经历短暂的迷茫、失落之后,还是像祖先一样,选择主动进取与融入。

      在鄂伦春自治旗采访时,记者不仅看到如同城镇中现代社区的猎民村,听到鄂伦春族群众发自肺腑的对新生活的热爱、对党和政府的感恩,更有他们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想法、打算。

      何胜宝旗长在近两个小时的专访中,畅谈的、展望的多半是关于鄂伦春自治旗、鄂伦春族的未来。年轻的托扎敏乡党委书记朝辉带记者参观乡里的民族文化展厅,介绍乡里关于开发特色种植区、发展民族文化游的打算。还有白色柱、何勇、吴苏海、孟亚静等基层干部,格尔巴杰、阿基伦等普通村民,他们也都有自己的愿望与梦想。这些大大小小的愿望与梦想汇聚到一起,展现的是一个民族渴望自立自强、渴望有尊严地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愿景。

      如何既像先祖一样勇敢地汇入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又在这片汪洋中保有自己的基因、特性?鄂伦春族人在思考、实践着自己的生存之道。而乐观、无畏、进取的鄂伦春族人,与碧水青山之间的故事也将一直延续下去。

    孙雅莉 王甜

      伊敏河畔,骤雨初歇。

      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伊敏苏木吉登嘎查3万多亩优质牧草基地,又高又密的杂花苜蓿郁郁葱葱,将铺天盖地的绿色延展到天边。

      “放牧和种草相结合,改变的是经济和生态,受益的是牧民。”吉登嘎查第一书记达茹说。

      吉登嘎查曾是鄂温克族自治旗唯一的猎民嘎查,在由猎转牧20年之后,他们同生活在这片辽阔草原上的人们一起,用新的生活延续鄂温克人的历史,在逐梦前行中唱响属于自己的牧歌。

      走出山林,他们向过去告别

    放下猎枪的格日勒巴图,如今骑上了摩托车。 王甜摄

      蓝天碧草之间,错落有致地散落着蓝瓦白墙的牧民安居房,宽阔整洁的水泥路绸带般连接着村民文化活动室、卫生所和超市等。地处呼伦贝尔草原深处、被大兴安岭西麓群山环绕的吉登嘎查,在远去了骑射狩猎之后弥漫着闲适的生活气息。

      “这个村是1732年由大兴安岭布特哈地区戍边形成的,属于传统的索伦鄂温克部。”达茹驻村不过半年时间,说起村里的情况却如数家珍。

      辽阔壮美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自古便是游牧与狩猎文化的重要承载地,众多民族在此弯弓射月,留下灿烂篇章。尽管鄂温克意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但随着迁徙和时间的推移,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鄂温克人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只有吉登嘎查是个例外。“1997年之前,吉登嘎查的182位村民都是猎民,其中17人有枪。”达茹说。

      “只有最优秀的猎民,才有资格拿枪。”67岁的格日勒巴图自认是最优秀的猎民,“进入猎民队之后要先做喂马、做饭等杂活、粗活,两三年后看表现,由猎民队全体成员决定‘新人’能否成为真正的猎民。”格日勒巴图的语气中满是骄傲。

      茫茫大兴安岭几乎处处都留下格日勒巴图的脚印,夏天打鹿、割鹿茸,冬天打狍子。看似豪迈、风光的生活背后,充满着危险与艰辛。“夏天蚊虫叮咬,冬天狩猎在野外过夜时,就先在雪地里刨个坑,脱光了钻进狍皮袋子里睡觉。”格日勒巴图说,猎民队一出去就是半个多月,回来待上一两天又得走。没有人外出打猎的困难人家,总是最先分享猎物。格日勒巴图经常是未进家门,手里就只剩下野兽骨头架子了。“因为这是祖宗定下的规矩。”

      日益枯竭的资源,在贫困线上挣扎的猎民,改变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已迫在眉睫。从十几岁就开始摸枪的格日勒巴图,坦言自己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确实舍不得,可是国家要保护资源,我们也得发展不是?”

      大兴安岭森林边缘的10万亩草原被划给吉登嘎查,放下猎枪的格日勒巴图,挥起了套马杆。从嘎查最后的猎民到第一代牧民,格日勒巴图和大家一起努力适应着新生活。而政府也从改善基础设施到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不断加大着对猎民的扶持力度。

      “禁猎前后,政府开始帮助我们盖房子、修路。”格日勒巴图的语气轻松了许多。“2000年,旗里给每家分了绒山羊。2006年,嘎查开始出租土地给公司经营,这些收入也会有一部分分给大家。”

      对于国家的帮扶和嘎查这些年的变化,无论是干部还是村民,心中都有一本账。2014年,吉登嘎查至红花尔基镇通村公路项目完工,村民们出行不再困难;2015年,户均70平方米的牧民新房统一规划建设完成,每户交1.5万元即可入住。“这两年大旱,每户最高还能领到3000元的饲草补助。”达茹说。

      如今,格日勒巴图家有上千亩草场,放养着80多头牛,“一年收入10来万元没有问题。”骑惯骏马的格日勒巴图早已骑上摩托车,而和他一起放牛的儿子则以越野车代步。“牧场都有太阳能发电设备,和住在嘎查里没有什么区别。”从狩猎时代靠天吃饭到现在享有全民医保、最低生活保障,格日勒巴图心中满是感激,“出门坐汽车,打草用机器,不是共产党,我们哪能过上这种好生活!”

      走向世界,他们与时代同行

    “吉港守望,青春共扬”青年那达慕将成为吉登发展生态旅游进程中一个重要的节庆。  鄂温克族自治旗民宗局供图

      伊敏河从大兴安岭蘑菇山北麓流出,一路向北汇入额尔古纳河,额尔古纳河又汇入黑龙江走向太平洋。如同最初的那滴泉水,吉登嘎查也一步步走向广阔的世界。

      据说,吉登嘎查最初分配草场时,人均只有70亩。相比其他苏木动辄人均上千亩草场,这个数字显然少得可怜。“草场不够,就没办法多放牧牛羊。”格日勒巴图说,为了发展,他们也曾学着其他地方与粮商合作,垦荒种地,“可是草场沙化得厉害,就终止了合同。”

      格日勒巴图没有过多解释退耕还草过程中的波折,好像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退耕的3万多亩土地已经被建设成优质牧草基地。我们准备通过优化牲畜养殖结构,提高规模化养殖程度,打造一个现代农牧业发展示范工程。”达茹补充道。

      关于未来,吉登人还有着许许多多美好的设想。

      村民萨日娜平时喜欢上网,如今她又有了新目标——看热门旅游地民宿的照片。“都是那些大学生教我们的。”在花瓶里插上刚采回来的野花,看着光可鉴人的木地板、崭新的沙发、软床还有土暖气,萨日娜对自家刚开张的民宿充满信心,“我觉得只要定价合理,游客就会愿意留下来住上几晚。”

      萨日娜所说的大学生是指香港理工大学前来进行田野调查的20多位学生。那是2016年5月,正值春意盎然、草木萌绿的时候,香港理工大学客座教授、中国民族博物馆客座教授赵式庆带领大学生,来到吉登嘎查进行狩猎文化田野调查。

      “对吉登的第一印象,就是原生态。不管是人还是遍地的牛羊,都有一种怡然自得的神态,在享受生活,享受时光。……吉登嘎查牧民的生活状态,是其发展生态旅游的重要吸引点。”一位学生在网络上发表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发展生态旅游,是鄂温克族自治旗近年来为改善民生、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而采取的重要举措。吉登嘎查位于全旗规划中的“三环两带”精品旅游线路上,是当地打造全域旅游大格局的重要一环。而在大学生眼里,吉登嘎查保存完好的鄂温克族狩猎文化,无疑可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和生命力。

      “有烟火的房屋才有人进来,有枝头的树才有鸟儿栖息。”这是鄂温克草原上流传的一句谚语。今天的吉登人依然延续着淳朴的民风,认为家里来客人是吉利的事情。至于文化的吸引力,吉登人更是有着足够的自信。27岁的娜敏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参加旗里那达慕大会时收获的掌声。“真的没想到,观众那么欢迎我们。”穿着村民们筹钱做的新衣,娜敏特别担心露怯,“从来没见过那么多人。”不过,观众们却给予这个来自草原深处的服装表演队最热烈的欢呼,不仅仅是为他们独具猎场风格的服装,也是为他们的勇气。

      当热情好客的牧民、美丽的草原、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与大学生们的青春、激情相遇,一场盛大的青年那达慕大会便成为必然。如今,名为“吉港守望,青春共扬”的青年那达慕已连续举办两届,从文艺演出到赛马、绕桶、抢枢、博克等传统比赛项目,热闹的场景唤起吉登人心中久违的情感,也为他们带来一拨拨远方的客人。

      虽然同全旗2016年全年旅游接待6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亿元相比,吉登的数字微不足道,但达茹相信,“这里清静安逸,会有更多人喜欢的。”他期望,那达慕大会能成为吉登发展生态旅游进程中一个重要的节庆,办出特色,成为品牌。

      对于嘎查未来的发展,大学生们提出三点建议:开发高端旅游、建立户外马文化基地和吉登嘎查数字博物馆。

      格日勒巴图并不能完全理解大学生们的想法,但他愿意相信他们。“不打猎了,不等于不要文化了吧!”格日勒巴图曾经带孙子去巴彦托海镇参观过鄂温克博物馆,并在关于狩猎生活的展品前长久地驻足。他希望吉登能像干部和大学生们描述的那样,实现自己的蓝图——畜牧之乡,生态旅游之地。

    鄂温克族牧民喜欢用奶茶招待客人。鄂温克族自治旗民宗局供图

       

    王甜

      家最初的模样,是57岁的萨仁其其格至今无法忘怀的。以至于在母亲过世后的几十年里,她都不遗余力地做着同一件事情——留住那些记忆。

      生活在大草原上的鄂温克人,有着像蒙古包一样的标志性建筑物,它叫柳条包(欧鬲柱)。在游牧时期,鄂温克人世世代代都居住在柳条包里。萨仁其其格的记忆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萨仁其其格小时候,一家人住的柳条包都是由父亲和母亲一起搭建的。父亲负责立地杆,找柳条做围、拿芦苇做顶,再附上天窗和芦苇帘。母亲则要提前制作马尾线、五畜绳,以便父亲捆绑柳条包。孩子们的任务,就是等父亲搭建好柳条包后,跟随母亲一同布置内部摆设。到了冬季,一家人会齐心合力给柳条包披上一层厚厚的毡子,暖暖地过冬。

      这样的过程,萨仁其其格不记得经历过多少次,但无疑,这成为她对家的定义和执念。

      母亲去世后,当时还在牧区当数学教师的萨仁其其格决定,将母亲生前热衷的手艺活儿传承下去,以此留住母亲的影子。她组织牧区的妇女们成立了一个手工艺品制作班,主要制作一些家家户户都会使用的马尾线、五畜绳。

      告别游牧生活的鄂温克人,从实现定居到搬进城里,住进楼房。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生活的变化,许多鄂温克族传统手工艺濒临失传,柳条包、五畜绳也不例外。而萨仁其其格选择将这个制作班继续开下去。为此,她告别教师生涯,联合5名妇女成立了鄂温克族自治旗达坎手工艺品牧民专业合作社。

    达坎手工艺品牧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牧民共同传承鄂温克族传统手工艺。 萨仁其其格供图

      2013年,鄂温克族柳条包营造技艺被列入内蒙古自治区“非遗”名录。因此,萨仁其其格有了新思路——要申请将鄂温克族传统手工技艺列入“非遗”名录,这样才能真正将记忆留下来。在萨仁其其格的呼吁下,鄂温克族自治旗成功申报了5个“非遗”项目,其中,就有她母亲热衷的五畜绳制作技艺。

      光保护还不够,萨仁其其格又学着开起了店铺。她还与当地的旅行社合作,将店铺打造成一个宣传鄂温克族文化的窗口。达坎手工艺品牧民专业合作社也开始从事手工艺品、旅游纪念品、民族服饰等鄂温克族传统生产生活用品的制作和销售。

      萨仁其其格特地在店铺门口搭起了一座柳条包,内部装饰得古香古色,充满民族气息。“这是我们鄂温克人唯一的家。”萨仁其其格这样形容柳条包。她希望顾客能在此感受到鄂温克人的生活气息。

      随着合作社发展壮大,鄂温克族文化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今年的旅游旺季,达坎手工艺品牧民专业合作社迎来了一批来自贵州、云南等地的学生,他们利用暑假来学习鄂温克族文化。

      如今,萨仁其其格利用合作社,带领起了一批人保护和传承鄂温克族传统文化。而这些鄂温克族传承人,也在尽己所能,将手艺传授给更多的人。


       

    永远的鄂温克生生不息

    孙雅莉

      从鄂温克族自治旗政府所在地巴彦托海镇出发,驱车沿省道行驶100多公里后,又在乡间土路上颠簸近一个小时,就来到了吉登嘎查。

      与坎坷不平的进村之路形成反差的是,嘎查内的道路既宽阔又平坦。而这种时时存在的反差或者说是矛盾,一直伴随着记者在吉登的采访,它似乎是在提醒我们,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

      发生在大兴安岭的那场禁猎行动虽已过去20年,但对于当事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曾经有学者对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猎民的相关情况进行过调研,结论是在由猎转牧、转农的过程中,吉登嘎查是最成功的一个。对此,学者认为,其中既有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条件等外在环境的关系,也包括民族交往和文化接触等因素的影响。学者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相对而言,吉登嘎查所享受的优惠政策是最少的。

      著名鄂温克族学者乌热尔图认为,鄂温克人长期生活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因此具有坚忍不拔的品质。而在记者看来,吉登人无疑是其中的典型。

      如今的吉登,虽不算是富裕之地,但是牧民们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和生活保障,正在一步步地前行,尽管一路上的矛盾不可避免。

      当年,猎民手中不仅有持枪证,还有护林员证,在打猎的同时也保护着森林。而当他们放下猎枪之后,同时也放下了制止偷猎盗伐的职责。“春天的母兽不能打,小熊仔和小鹿羔不能打,老白桦的眼睛能看透一千年,老樟子松的根能绊倒做坏事的人。”口口相传的古老文化曾经同鄂温克人一起,长久地护佑着一方山川,却无力改变贫穷落后的事实。而当猎民们生活富裕之后,又愈加怀恋过往岁月。格日勒巴图感慨着狩猎文化的消失,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再走一遭大兴安岭,同时又希望在镇上读初中的孙子能考上大学,最终走出这片大山,不再像祖辈一样固守着这片草原。

      不过,有走出去的,也有回来的。刚刚成为新娘的娜敏决定留在家乡,大学毕业的她一度想当公务员,但看到家乡的变化后,她还是觉得,生养自己的土地更能给自己想要的生活。

      漫长的岁月中,鄂温克人经历了战争、分散和部落大迁徙的历史。现在,生活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鄂温克人,已经和这片草原的绿色交织在一起。相信他们,无论面临怎样的选择,无论生活发生怎样的变化,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生活。

    孙雅莉 王甜

      

      

      达斡尔族主要聚居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一带。达斡尔族有自己的语言,原文字已丢失,现使用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达斡尔族共有131992人。

      细密柳条围栅的院落,木质门楼、茅草房顶、大烟囱,如果不是门上“达斡尔民俗展馆”几个大字,这里与普通农家院并无二致。

      以老物件和真实的场景还原达斡尔族人的过往生活,在全国唯一的达斡尔族自治旗——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乡间,这种略显简陋的民俗展馆不时可见。“留住老屋,才能记住乡愁。”腾克镇达斡尔民俗陈列馆负责人鄂铁柱表示。

      “达斡尔”意为“故乡”,也有“开拓者”的意思。自17世纪渡过黑龙江南迁后,达斡尔族人便在嫩江流域开田垦荒,兴建家园。300多年过去,这片土地收获了“大豆之乡”“曲棍球之乡”“歌舞之乡”等美誉,达斡尔族人也用自己的双手努力创造着美好幸福的生活。

      一根球棍撑起的梦想

    达斡尔族传统曲棍球竞技。 魏肴琳摄

      10岁的沃雪坤已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拿起曲棍球棍的,尽管那只是一根父亲将山上随手捡来的柞木棍稍作处理的球棍,却丝毫不影响他挥动它,和小伙伴们在篱笆墙之间的空地上抢球、过人、奔跑。如今的沃雪坤已是阿尔拉镇中心学校曲棍球队的主力门将,手里握着专业的球棍,奔跑在设施一流的球场上。

      “在达斡尔语中,曲棍球被称为‘贝阔’。千百年来,每逢重大节日或集会,达斡尔族各个‘莫昆’(氏族部落)的男性成员就会聚在一起,从几岁的孩童到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要一显身手。”鄂铁柱的讲解通常这样开头。不过,他也知道,没有人能说清楚达斡尔族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玩曲棍球的。一般认为,《辽史》中记载的契丹人打马球就是达斡尔族传统曲棍球运动的前身。

      正是因为这种痴迷与热爱,一个古老的民族不经意间便与一项外来运动走近、同行。在尼尔基镇的莫旗达斡尔族博物馆中,不同年代的球棍、比赛用球以及老照片,详尽记录着莫旗曲棍球运动的发展历程:1976年,中国第一支男子曲棍球队在莫旗建立;1989年,国家体委授予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曲棍球之乡”称号;2006年,“达斡尔族传统曲棍球竞技”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首次参加奥运会的中国男曲18名队员中,有7名来自莫旗。“达斡尔族人用一根弯曲的木棒,撑起中国曲棍球运动的半壁江山。”有人如此形容。

      “曲棍球运动为达斡尔族人带来无尚的荣光,也为我们打开一扇门。”阿尔拉镇镇长郭英宇感慨道。自2010年起,以国际曲棍球邀请赛为主,兼有民俗旅游、文化展示等内容的“中国莫力达瓦曲棍球节”开始在莫旗举行。达斡尔族人将曲棍球作为自己最亮丽的名片呈献给世界,而背后则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渴望。

      “曲棍球是我们握在手中的希望和在赛场上奔跑着的、看得见的未来。”这是教练用来激励沃雪坤的话。嫩江边的中国达斡尔民族园内,一座现代化的综合训练、比赛场馆已建成并投入使用。13个曲棍球基点校、近400名在校接受曲棍球系统训练的青少年,健全的曲棍球人才培养、选拔机制,足以使莫旗成为全国曲棍球人才基地。

      今天的沃雪坤已不再像前辈那样,用柞木棍加工曲棍球棍,捡干牛粪搭起球门,奔跑在坑洼的土地上,但前辈们吃苦耐劳、机智勇敢、勇于拼搏、乐观向上的精神品质却一代代地传下来。

      “每天清晨5点半出早操,7点半回家吃饭后再去上学。下午放学后,再练习两个小时。”沃雪坤说着自己的训练安排,手中还不停地快速挥动着球杆。“我要争取打进国家队。”沃雪坤的声音不大,却透着坚定。

      一粒豆子承载的希望

    “豆地租”项目户吴金瑞介绍他种植的绿色大豆

      当和风拂过千里沃野,一垄垄的大豆便镀上一身的金黄。丰收在望,莫旗尼尔基镇西博荣村达斡尔族农民吴金瑞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豆子早都被城里人预订了,收入比种普通大豆能多两倍。”

      吴金瑞今年参与了莫旗开展的智慧农业“豆地租”项目试点,地里种的全部是绿色非转基因大豆。“旗里派来的专家教我们怎么种,不能打农药、上化肥,杂草都要用手一棵棵拔掉。”种了一辈子地的吴金瑞从未这样精心侍弄过土地。

      达斡尔族是东北地区最早接触农业文明、实现定居的少数民族,在园田耕作、农产品加工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莫旗的大豆产量居全国第一位(以县为单位),并连续14年荣获“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荣誉称号,但长期的粗放经营也使得当地农业竞争力不强。面向未来,莫旗开始擘画转型发展技术密集型和产业链条型农业,小小的豆子再次承载起达斡尔族人的希望。

      “‘豆地租’项目通过网络将企业、种植户与消费者连接起来,建立起全新的生产、销售模式。”尼尔基镇副镇长吴剑男说。他心中有个美景:西博荣村有着浓厚的达斡尔族风情,出产达斡尔族特色农副产品,如奶皮子、苏子、山丁子等,可以打造一个以“豆地租”项目为引导、以农家乐接待为切入点、以农副产品销售为主要盈利点的全域农旅项目。

      “只有智慧种田、科学种田,我们才能过上富裕的生活。”阿尔拉镇阿尔拉村达斡尔族农民郭苏热深有体会地说。郭苏热种了500多亩小麦、大豆,每年纯收入大概有10多万元。在他家宽敞的院子里,摆满了现代农业机械。“以往播种、收割时需要10多人,现在最忙时也只需雇两三个司机。”能够摆脱传统的劳作方式,郭苏热认为应归功于政府支持建立的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生产示范基地。

      如今的莫力达瓦,已建立起110万亩“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国家认证的“三品一标”农产品达39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至2771家。达斡尔族人源远流长的农耕文化搭上现代科技快车后,正带动着莫旗脱贫攻坚、产业结构调整和全域旅游的发展。

      一棵柳蒿芽守护的家园

      “昆米勒”是达斡尔语,汉意为柳蒿芽。每年的阳历5月中旬,就是达斡尔族的“昆米勒节”,“采柳蒿芽”达语称“昆米勒玛日拜”。节日期间,人们邀友结伴,其中以女性最多,他们穿着节日的盛装,成群结队地来到辽阔的草原上,一边对唱山歌,一边采集柳蒿芽 采柳蒿芽时,达斡尔族男女老少相约结伴,尤以妇女为多,头扎长绸或包毛巾,腰系绣花围裙,装上麻袋、大小柳条筐,三五结伙赶着大轱辘车,走向绿草如茵的草原,走向春意盎然的山野,走向春水欢腾的河岸,一边采柳蒿芽,一边说笑对歌。

      柳蒿芽生长在嫩江两岸,坚忍不拔,成片似海。柳蒿芽养育了达斡尔族人,达斡尔族人也与柳蒿芽结下不解之缘。

      吃着柳蒿芽长大的鄂铁柱从小喜欢唱歌,“我是听着奶奶的歌声长大的,6岁就能登台演唱达斡尔族传统民歌‘扎恩达勒’和‘乌春’。”鄂铁柱颇为自豪地说。

      当得知旗里要在嫩江边复建一处传统的达斡尔族民居时,鄂铁柱便带着老伴儿和自己花费十几万元收藏的达斡尔族传统用品、服饰、工具等来此定居了。他的想法很简单:“老辈儿的传统不能丢。”

      在长期的游牧、渔猎、伐木和农耕过程中,达斡尔族人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达斡尔族传统曲棍球竞技”、舞蹈“鲁日格勒”、传统民歌“乌春”“扎恩达勒”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

      优秀传统文化是达斡尔族人的精神家园,在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后,释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以前,总有人说我们的传统文化是落后的。现在,政府支持力度加大,我们的文化自信也在不断地提升。”达斡尔族民间艺人郭晓波说。他根据达斡尔族传统生产生活、体育项目、历史人物、自然风光创作的皮雕“契丹八部英雄谱”系列、达斡尔木贴画系列、达斡尔围鹿棋系列等工艺品,为莫旗快速发展的旅游业增色不少。

      “我们既保持了工艺传统,还创新运用了雕、刻、粘、烫、镂空、编织等创新手法。”郭晓波对市场前景信心十足。

      1987年,达斡尔族民间开始举办库木勒节(“库木勒”是“柳蒿芽”的达斡尔语音译),通过回忆过去的苦难与艰辛,呼吁青年一代感恩新生活、感恩新社会。30年过去了,这个集联谊、文化、经贸于一体的民族节庆活动,与抹黑节、斡包节等传统节日一起,共同充盈着达斡尔族人的精神世界。

      “在抗击沙俄入侵的战争中,英勇不屈的达斡尔族人以‘库木勒’为食,转战沙场,奋勇杀敌,度过了战乱饥荒的年代。”这是鄂铁柱在介绍库木勒节时,最喜欢讲的一段话。其实,达斡尔族人何尝不像这小小的绿色精灵一样,虽然在千百年的征战迁徙过程中遗失了本民族文字,但文化血脉却赓续传承,更在中华文化的滋养下焕发出勃勃生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着不竭动力。

    孙雅莉 王甜

    民族小学的学生们在学习制作达斡尔族传统玩具哈尼卡。  连振摄

      记者: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这5年来所发生的变化。在确保和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方面,莫旗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举措?

      索曙辉:这5年,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同全国一样,在各领域都取得了突破和进展。5年来,莫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人民生活幸福指数不断提升。2016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06.5亿元,是2012年的1.18倍;地方财政总收入5.66亿元,是2012年的1.4倍;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完成20287元,是2012年的1.24倍;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完成8678元,是2012年的1.09倍。同时,莫旗在现代农业、旅游产业、城乡建设、生态建设以及社会事业等方面,都取得了全面发展。

      决不让一个困难群众在全面小康路上掉队,是我们的目标。莫旗作为国家级贫困旗县,5年来,通过实施连片开发和整村推进等扶贫工程,已累计帮助6.96万人实现脱贫。但我们还有很艰巨的任务要完成。我们将采取更加有力的举措,带领全旗贫困群众共同脱贫致富。

      一是发展特色产业扶贫。我们已经制定了符合莫旗实际的产业扶贫规划,采取政府补贴方式,建档立卡贫困户自愿选择“短、平、快”的种植养殖业,发展脱贫产业,带动贫困村形成“一村一品、一村多业”主导产业。

      二是实施易地搬迁扶贫。计划投资2275万元,搬迁建档立卡贫困户111户350人。

      三是开展教育扶贫。设立贫困生救助基金,计划每年从政府财政拿出500万元用于1453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的救助。

      四是发展健康扶贫。已投资137.5万元,为全旗纳入系统管理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购买了补充医疗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参保家庭实现了贫困人口全覆盖。

      五是推进社会救助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逐步将农村无业可扶、无力脱贫的贫困人口和暂时不能脱贫的人口全部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实现保障对象精准认定、动态管理、应保尽保、应退则退。

      记者:莫旗有“文化大旗”之称,请问在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挖掘达斡尔族文化资源方面,莫旗都做了哪些工作?

      索曙辉:多年来,莫旗始终坚持以创建民族文化大旗为工作目标,坚持打造具有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文化品牌,不断增强达斡尔族文化竞争力。

      为做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我们组织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不断扩大“非遗”传承人队伍。我们还积极利用民族传统节日开展富有特色的节庆文化活动工作,充分挖掘斡包节、抹黑节、滚冰节等民族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并结合时代特色和实际情况,精心策划、传承发扬达斡尔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传承达斡尔族舞蹈“鲁日格勒”,我们在“鲁日格勒”之乡腾克,开设了“鲁日格勒”舞蹈特长班,培养“鲁日格勒”舞蹈人才,我们的“鲁日格勒”表演队先后参加了在广东、贵州等地举办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场演出。我们还举办了内蒙古“三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讨会,并与中国民族博物馆合作举办了达斡尔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展。

      为培育发展文化产业,我们建设了中国达斡尔民族园,开发了具有达斡尔族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并发展休闲文化产业。同时,我们还鼓励民族文化走出去,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打造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使达斡尔族传统歌舞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记者:在您看来,莫旗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在哪里?对于莫旗未来的发展,您有哪些打算和设想?

      索曙辉:莫旗成立近60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也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粗放、工业转型升级压力大、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事关莫旗发展大局,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对此,我们也在不断思考、不断探索、不断解决。

      莫旗富集的农业资源、逐步完善的交通网络以及国家和自治区持续加大的对老少边穷地区的帮扶,都为我们今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现有优势,积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持续推进农牧业现代化,优化农牧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努力建设全国知名的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二是加快工业发展步伐,抢抓国家新一轮东北振兴和加快内蒙古发展的战略机遇,按照培育产业、做强存量、扶持小微、抓好招商、完善基础的思路,推动莫旗工业经济快速发展;三是推进第三产业提档升级,按照发展全域旅游、打造高端产品、发展电商物流的思路,逐步将第三产业培育成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四是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通过采取加强造林绿化、草原治理、库区管理、环境保护、产业培育等举措,持之以恒地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莫力达瓦;五是扎实推进脱贫攻坚进程,通过采取抓好产业扶贫工程、开展教育扶贫工程、实施健康扶贫工程、深化金融扶贫工程、引导电商扶贫工程、发展旅游扶贫工程、推进光伏扶贫工程、做好易地搬迁扶贫工程等一系列举措,打赢脱贫攻坚战;六是积极做好新型城镇化建设,按照建设中心城区、完善交通体系、培育“特色小镇”、推进“旗庆”项目的思路,努力打造内蒙古自治区知名的“滨水生态之城”;七是努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做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工作;八是持续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扎实开展专项活动,努力建设人民群众更加信任、更加满意的政府,全力建设效能、法治、创新、廉洁政府。


     

    达斡尔族人的家国情怀

    孙雅莉

      相信很多人和记者一样,是通过电影《傲蕾·一兰》而知道达斡尔族的。这部上世纪70年代末拍摄的电影,艺术地再现了达斡尔族人反抗沙俄入侵的历史。近40年过去了,影片中的很多情节都已被淡忘,但傲蕾·一兰和她的族人用大刀、长矛、弓箭对抗侵略者的火枪、大炮的场景,却同达斡尔族人的家国情怀一起,令人难以忘却。

      经基因检测,达斡尔族属契丹后裔,明朝末年主要居住在精奇里江流域以及黑龙江北岸河谷地带。因沙俄袭扰,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他们迁移到嫩江流域定居,1732年被编入布特哈八旗,后来一部分又远迁至新疆塔城驻屯。尽管只有10多万人口,但自1643年打响反抗沙俄入侵的第一场战斗后,这个英雄的民族就一直没有远离保家卫国的战场。在近300年的时间里,从西南到西北,从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叛乱到抗击英、俄侵略者,他们都是战场上当仁不让的主力。

      而这样一个看似彪悍勇猛的民族,生活得却又闲适、精致。在广阔的松嫩平原上,达斡尔族人既建造了像齐齐哈尔这样的城市,也建设了上百个村屯,营造出一派浓郁的田园风光。这些村屯大多依山傍水,视野开阔。村落四周种着大麦、燕麦、荞麦等农作物,房前屋后栽满瓜果树木。因为这种不同于周边其他游猎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学者将达斡尔族传统文化称为北疆田园文化。

      也许正是因为对乡土家园的热爱,在面对强行闯入的侵略者时,达斡尔族人才能表现得如此同仇敌忾。

      据说,《傲蕾·一兰》在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和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放映的时候,影院里哭声一片,因为影片唤醒了那些只属于达斡尔族人的记忆。1651年,哈巴罗夫率领的沙俄侵略军再次入侵黑龙江。当到达桂古达尔达斡尔族联防城时,他们威胁居民向沙皇缴纳“毛皮贡赋”。达斡尔族首领桂古达尔义正词严地回答:“我们向中国顺治皇帝进贡,哪有给你们的贡品?要我们交贡,除非我们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在那场守城战中,有661位达斡尔族壮士献出了生命。而后,他们曾经的家园被强盗永远占据且以强盗的名字命名,他们的很多父老乡亲都在南渡黑龙江时或被杀害或溺水而亡。其实,达斡尔族人是回归了故乡的,因为他们的远祖就是从大兴安岭走出来的。

      如今,在距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9公里处,中国达斡尔民族园已经建成。民族园坐拥茫茫群山,面朝烟波浩渺的纳文湖。园内,既有原汁原味的达斡尔族民居,表现达斡尔族历史传说、生产生活、文体活动等场面的文化墙,也有按历史记载复原的雅克萨古城和无名英雄纪念碑。高大肃穆的纪念碑上嵌着钢板雕塑,塑有清初至今数百年来达斡尔族英雄群像,桂古达尔也在其中。

      由乡土走向家国,达斡尔族人的炽热情怀是基于文化传承,也更像是生命自觉。而这种一脉相承的人生追求,亦成为这个民族最引以为傲的精神特质。

      对于83岁的基诺族人白佳林来说,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成为基诺山最早认识汉字的人之一,并和共产党人一起将基诺族人带入了学堂。一个千百年来刀耕火种、结绳记事的民族,由此走上了进步之路。

      基诺族,这个于1979年被国家最后确认的单一民族,在书香中赶超跨越,于2005年在云南省人口较少民族中率先实现整族脱贫,在融入现代文明的路上步履坚定。

      “直过民族”走进现代学堂

    基诺山民族小学的学生在课堂上朗读课文。

      行走在云南省景洪市基诺山基诺族乡,即使是在最偏远的村寨,也很少有老人没进过学堂。自1956年党和国家在基诺山开办第一所学校起,进学堂便成了基诺族人的一个“人生礼仪”。

      白佳林进入学校的时间更早一些。1954年,党和政府派来的民族工作队走进基诺山,头脑聪慧、思想进步的白佳林被吸收进工作队。次年,他被派至昆明读书,学习汉语和民族政策。学成后回到基诺山,他做起了民族工作,后来担任基诺洛克区(基诺山基诺族乡的前身)副区长。白佳林见证了基诺族近几十年来的发展变化。

      “将基诺族人带进学校,并不容易。”白佳林说。

      1956年,在上级部门的安排下,两位老师来到了基诺山,在文化站开办了一所学校。然而,乡亲们的反应让两位老师惊讶。

      “读了书,就会跟着学坏。”“看了汉字,眼睛会瞎掉。”可怕的流言,在基诺山寨里传播着。乡亲们反对进学堂接受教育。

      原来,早在1942年,国民政府在基诺山开办过一所小学,招了两名学生。然而,学校老师不务正业,整天吃喝玩乐,还侵吞粮款。两年过去,学生一无所获,还沾染上了一些恶习。基诺族人与现代教育的第一次相遇,就这样不欢而散。它留给基诺族人民的,是痛苦和怨恨。

      所以,14年之后,当共产党人来开办学校的时候,基诺族人害怕、恐惧。

      流言很快不攻自破:在“白佳林”们的带领下,山外的老师走家串户、火塘夜话,乡亲们感受到,他们是可以信任的朋友;这些戴着眼镜的“文化人”,教乡亲们挖渠灌溉、除草施肥,庄稼果然长势喜人。

      没多久,学校里来了68名学生。学生们在学校认汉字、学算数。一段时间后,孩子们回到家,能写会算,还听懂了广播。家长们看到了孩子上学的好处。

      于是,学校在村村寨寨办了起来。到1959年,基诺山便有了6所学校,在校学生580名,几乎家家户户都能听到读书声。

      乡亲们感谢老师,更感谢来自首都北京的关怀——党中央对云南民族工作高度重视,将云南“直过区”的教育发展作为开展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那个百废待兴、财政极其紧张的年代,国家特设“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补助费”数千万元,在民族地区建校舍、增师资,这才有了基诺山的琅琅书声。

      多跟山外人学习,就能变得聪明;有了文化,种地就能多产粮食。这是基诺族人对山外文化最直接的认识。从那时开始,在基诺山的村村寨寨,如果哪家的孩子到了入学年龄不去上学,就会在寨子里抬不起头。

      白志军,是基诺山民族小学的退休教师。1975年,从师范学校毕业的白志军走上家乡小学的讲台时,这位不满20岁的年轻人受到的礼遇,让他受宠若惊:每天,家长们争着给他送饭;春节后回到学校,他办公室外的墙上挂着一串串猪肉。在那个年代,基诺山的乡亲们还吃不饱饭。

      “基诺族人对现代文明太渴望了。”白志军说,正因为如此,这个历史上从未有过学堂教育、语言中也没有“教师”“先生”之类词汇的民族,会如此尊师重教。

      对教育的重视,汇聚成一股坚定的力量在基诺山传承。如今,有很多家长专门在基诺山民族小学的周边租房陪读。2016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高考的文理科状元皆为基诺族学生。

      科技兴农,走上脱贫路

      基诺族人在书香中积蓄着能量,机会也终于到来。

      记者在基诺山采访时,总会听到一种药材的名字:砂仁。这是一种适宜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山地荫湿之处生长的草本植物。

      1982年,弥漫着书香的基诺山被西双版纳州列为“热带山区科技开发试验示范区”。中科院热带药物研究所等单位的50多名专家组成资源普查队,对基诺山的土地、气候、水源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普查,确定了在这里开展以砂仁为龙头的多种产业试验种植计划。随即,科技人员住进了基诺山,手把手地教基诺族人科学种植的技术。

      基诺山有着种植砂仁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然而砂仁的栽培和管理要求却近乎严苛:要除净杂草,砍除过多的荫蔽树;要挖环山排灌水沟;每年2月至10月施氮磷钾肥3到4次;要防茎枯、防叶斑病、防果腐……

      “如果文化水平不高,想种植砂仁可能还真有些困难。但基诺山的乡亲们都有些文化,对于他们来说,复杂的种植技术也可以学会。”回忆起那段热火朝天的往事,当年还在读书、如今已出任基诺山乡乡长的白兰一脸骄傲。

      几年后,漫山遍野的砂仁挂果了,每公斤最高可以卖到三四十元。在白兰的记忆里,在1985年前后,家里的日子一下子好过起来。很多村民家里买了电视、洗衣机。

      尽管随着市场行情的变化和砂仁老化,“砂仁经济”没能持续发展下去,但作为一次“高峰体验”,基诺族人尝到了懂知识的甜头。

      进入新世纪,基诺山扶贫被列为国家民委、国务院扶贫办“两山”扶贫综合开发项目,进行以产业扶贫为目标的全方位支持。基诺族人再次抓住了机会,基诺山的橡胶、茶叶等产业不断发展,还引进了澳洲坚果、珍贵名木等特色种植产业。乡亲们的收入越来越稳定,2005年3月,国家民委宣布基诺族基本实现整体脱贫。

      办餐饮、发展旅游、做农村电商……乐于接受新事物的基诺族人,总能跟得上时代的脉搏,多产业在基诺山齐头并进。2016年,基诺山乡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0645元。

      文化人为民族守望未来

    小学生们在学校操场上体育课。

      全民素质的提高,让基诺族人过上了好日子。而那些看到了外面世界的知识分子,则为基诺族守望着未来。

      先者和他的两个兄弟,都是白志军的学生。小时候,尽管家里的日子过得很苦,他们却依然被家人送到了学校。在先者的记忆里,父亲说过最多的话是“你们要读书,读了书才能吃饱饭。不然,我们不会用化肥,不会用农药,下不了基诺山,过不了澜沧江”。

      后来,先者三兄弟都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先者回到基诺山乡文化站工作,这是他在报考公务员时填报的唯一志愿。“我们读了书,看得更远更多,总觉得除了自己吃饱饭,还应该为本民族做点什么。”先者说。

      在文化站工作的几年,先者提着一台录音机,走遍了基诺山的村村寨寨,记录下那些基诺族民歌。基诺族没有文字,他就用国际音标标注歌词,再翻译出歌词大意。“这些歌曲记录着基诺族先民在这片山林里的生存智慧,我不想让它们很快就无影无踪了。”他说。

      先者在努力,让基诺族人看得见过去。罗秀英则通过努力,让同胞们看见未来。

      罗秀英是从基诺山下的一个基诺族寨子走出去的,如今是云南民族大学的一位教师。

      几年前,昆曼大道从她家所在的寨子里穿过,征用了村民的橡胶地。拿到了高额补贴的乡亲们一下子有钱了,少的人家拿到了几十万元,最多的人家拿到了三四百万元。

      盖别墅,买豪车,聚众赌博……没有了田地但有了钱的乡亲们沉浸在眼前的欢愉中,顾不得思考未来。

      “钱花完之后怎么办?得干点儿正事。”罗秀英说,道理不难理解,但总需要有一个人站出来点醒、鞭策大家。

      寨子临近旅游区,在罗秀英的推动下,村民们建起了集市,卖土特产、手工艺品,生意十分红火。因为需求量太大,村民们便开车进山收购特产,因此带动了周边群众致富。

      在基诺山区,一位位“先者”和“罗秀英”,通过自己的努力守望着基诺族的未来,提醒基诺族人在现代化的高速列车上不忘初心。

      责任也在传递。今年9月,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90后”基诺族小伙子曾峥,毅然回到了基诺山。

      有人问曾峥:“好不容易考到了北京,为什么还要回来?”曾峥回答:“这不是放弃,而是选择。”

       

      

    基诺大鼓被基诺族人视为本民族的“根谱”。图为白腊先(右)在基诺族博物馆中轻抚基诺大鼓。

      闲下来的时候,白腊先总是会到离家两公里的基诺族博物馆里转一转,一遍又一遍地读着那些他再熟悉不过的介绍文字,拂去展厅内基诺大鼓上的灰尘。今年60岁的白腊先,是基诺山乡土生土长的基诺族人。

      白腊先说,他没有想到,一个只有两万多人口的民族,还能有一个展示本民族文化的博物馆。

      2017年6月6日,在基诺族正式被确认为我国单一民族的第38个纪念日里,投资近千万元的基诺族博物馆在基诺山乡开馆。是日,大鼓声声,歌舞欢腾。

      这个两层的博物馆,建筑面积近1500平方米,历经5年建设完成。在展厅内,不少展品都是基诺族乡亲们自愿捐出的。一件件农具,一套套衣物,展示着基诺族的民族特征、农耕文化和现代发展历程。博物馆的二楼,还有基诺族舞蹈、歌曲、乐器传习室。

      “基诺族文化遇上了好时代。”白腊先说。

      看着博物馆里陈列的基诺大鼓,白腊先想起了旧事。基诺族的创世神话说,基诺族的祖先是从大鼓里走出来的。因此,基诺族人将大鼓视为本民族的“根谱”,并以歌、舞、节庆、祭祀等形式,对大鼓加以崇拜。

      然而,基诺族大鼓舞的传承却并不顺利。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基诺族传统文化发展遭遇低谷,寨子里的大鼓也被付之一炬。将近10年的时间里,基诺族的村村寨寨再也听不到基诺大鼓的声音。

      “文革”结束后,意识到时代变了的基诺族人,渴望重新敲响他们心中神圣的大鼓,但被吓怕了的人们,只敢在家里的脸盆上,敲着大鼓的鼓点。

      1976年,初中毕业的白腊先偶然听到了村民敲击的鼓点。“太好听了!太震撼了!”白腊先说,他回到家里,茶不思、饭不想,只想学会敲基诺大鼓。

      大鼓的选材、制作、敲击和放置等都有一套严格的仪式和禁忌。他用一个月时间,向村里的老人学会了所有敲大鼓的动作,然后在村里的学校操场上挂起一个脸盆,偷偷地练习。

      1981年,根据寨子里老人的描述,白腊先带着3位村民到森林里砍树,花费了35天时间,制作出了“文革”后基诺山乡的第一面基诺大鼓。

      “现在好了,国家重视少数民族文化,我们也可以自信地敲鼓跳舞了。”回想起那段岁月,白腊先感慨万千。

      2006年,基诺族大鼓舞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白腊先也成了基诺族大鼓舞的省级传承人。后来,基诺山乡成立了基诺大鼓传习所,各村寨成立了群众文艺队。据白腊先估算,目前从6岁到60岁的基诺族人中,至少有一半会跳简单的基诺族大鼓舞。在政府的支持下,基诺山乡已经有500余人次带着基诺大鼓走出了基诺山,走向了北京、上海,走到了世界各地,让更多人通过这项艺术认识基诺族。

      “对于没有文字的民族来说,民俗文化记载着历史、传承着智慧。”基诺山乡乡长白兰说,她特别感谢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大力保护,让基诺族人“看得见过去,看得清未来”。

       

    教育的力量

      按照此次“成长·在祖国的怀抱中”主题采访活动的部署,我应该在采访中找到影响一个民族融入现代文明最为深远的因素。一路上,我关注到了住进安居房对佤族同胞精神状态的影响,看到了音乐对拉祜族寨子的改变,感受到了普洱茶市场教会布朗族人成长,但对基诺族来说,这个影响因素到底是什么?

      “当然应该是教育啊,我们基诺族尊师重教。”得知我的疑惑,带我一起采访的西双版纳州民宗局基诺族干部杨邵华立马说。他是土生土长的基诺山人。

      若不是杨邵华的指点,我恐怕不会关注到基诺族的教育:一方面,教育是一个静水流深的“长线”工程,其效果不会在某地某刻得到集中展现,因此不太会引人关注;另一方面,在我的既有认知里,尊师重教之地应该是受中华传统文化长期润泽的地方,而不是一个在70年前还处于刀耕火种时代的“直过区”。

      然而,在基诺山乡采访,在一位位老先生的回忆里,在一位位学子的讲述里,我切实感受到了基诺族人尊师重教的态度:老师们享受着大山里最高的礼遇,读书是每个基诺族人必须经历的神圣的“人生礼仪”。

      那么,基诺族人为何会如此重视教育?这是我想探究的一个问题。

      这肯定离不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的民族政策和共产党人开展的民族工作。赤诚的共产党人走进了山寨,走村入户,让基诺族人放心地把孩子送进了学堂。这些“文化人”手把手地教村民挖渠、除草、施肥,让基诺族人亲身感受到了科学的力量。大抵就是这种见贤思齐的意识,使得读书在基诺山成为一种时尚。

      然则,有些问题始终在我心中,没有解答:共产党人在云南民族地区开展教育工作,尽管在方法上因地制宜,但方针大致一致,为何教育单单在基诺山区有着更为强烈的回应?就此问题我请教了不少学者,想从基诺族的历史文化、社会形态中找到依据,然而尚没有满意的答案。也许,随着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答案会逐渐清晰。我想,只有弄明白了这个问题,才能在书写基诺族融入现代化这段历史时,有一个更加准确的表达。

      无论如何,教育改变了基诺族。如今,行走在基诺山,在基诺族人的言谈举止中,能感受到一种难得的淡定。这是一种被现代文明濡染了60多年后的自信,而不是被动进入现代化后的茫然;这是一种为自身命运努力后的从容,而非等待中的焦躁。

      教育的力量,让基诺族人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培养着适应现代文明的能力、精神与品格,让他们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行稳致远,同时不忘来路。

      (文字、图片均由张国欣采写、拍摄)

      每天清晨,33岁的赵腊退都会早早起床,将自己的农家小院打扫干净,静候客人到来。不大的院子里,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德昂族小木楼格外醒目,它见证了赵腊退家几代人的生活变迁。

      这里是我国唯一的德昂族乡——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三台山德昂族民族乡,现有德昂族人口4358人,约占全国德昂族总人口的22%。近年来,当地政府通过改善村庄基础设施、鼓励村民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业等方式,带领德昂族群众走上脱贫致富之路。2016年,三台山乡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0年前的474.6元增至5602元。

      “这两年,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我们德昂族群众的生活越过越红火。”赵腊退高兴地说。

      国家扶持 实现大发展大跨越  

    三台山乡是我国唯一的德昂族乡。

      合抱之粗的古树,自然石塑造的假山,充满生活气息的小木楼……步入这个大山深处的农家乐,让人感到舒适、惬意和宁静。村民们眼中的普通农家小院,经过赵腊退精心打理,成为一家人生计的主要来源。

      “我们出冬瓜村因盛产冬瓜得名,过去穷得很。”说起过去的生活,赵腊退直言,“出门就是山,水田巴掌宽。因为远离田地和市场,家肥下不了田,丰收还得往山上扛。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家还在吃米糠。那时候能吃饱饭,就是最大的心愿了。”

      其实,为了改变德昂山区少数民族群众落后的生活面貌,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当地党委、政府就专门派出民族工作队,通过互助合作生产帮助德昂族群众从原始社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赵腊退展示德昂族传统技艺包茶。

      赵腊退经常听村里的老人讲民族工作队到寨子工作的情景:队员们帮群众打扫卫生、挑水劈柴、挖地种菜,给群众送盐巴、治病、送药,女同志还帮妇女带娃,教妇女洗脸、洗澡和刷牙。他们还开办工读学校,教群众识字、算账。渐渐地,一些陈规陋习被淘汰,大家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

      经过各族群众和民族工作队的共同努力,包括三台山乡在内的整个德宏“直过区”生产发展、社会稳定、人心安定。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国家的扶持帮助下,德昂族群众迎来了大发展大跨越的“黄金时代”。2006年4月,上海市对口帮扶三台山乡计划正式启动,经过几年的帮扶,德昂族群众住进了宽敞明亮的砖瓦房,平坦的公路修到了家门口,家家户户用上了自来水、沼气灶,还承包了茶园和经济林。

      据三台山乡乡长杨爱明介绍,上海对口帮扶期间,全乡基础设施、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各方面得到空前发展,不仅改善了德昂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还带动了德昂族群众思想观念的转变,增强了自我发展的能力。2006年至2016年,全乡经济总收入从1865.7万元增长至1.23亿元。

      脱贫致富 各项政策叠加效果显著  

      

    段腊苦在政府的帮扶下,住进了现代化的新居。

      干净整洁的院落内,白色的地砖光滑锃亮,院子里停着一辆农用三轮车。铺设木质地板的客厅内,沙发、电视柜、饮水机等一应俱全,这是31岁的村民段腊苦的家。

      虽然名字里有个“苦”字,但段腊苦觉得现在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一点也不苦。在各项政策的帮扶下,一家人的生活越来越甜。

      段腊苦家住三台山乡帮外村委会允欠三小组——一个纯德昂族聚居的自然村。2002年,当地政府针对允欠村群众缺乏生活用水、远离田地等实际困难,决定将允欠村从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上搬迁下来。搬迁后的允欠村毗邻320国道,交通十分便利。段腊苦成为易地搬迁扶贫的受益者之一。

      “别看我现在衣食无忧,谁能想到10多年前,我还是个只有一间旧房的单身汉呢!”段腊苦说,刚下山那几年,在兴边富民行动的支持下,村里原来的土路、弹石路变成了水泥路,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这让他看到了生活向好的希望。

      段腊苦在2014年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政府出资为他和妻子修建了新房,还发放了两头母猪,在夫妻二人的悉心照料下,如今他家已有18头猪。此外,段腊苦还在房前开辟了一块土地种植玉米、蔬菜,并在17亩山地上种了甘蔗。

      段腊苦家的发展变化是允欠村发展的缩影。如今,走在村里,健身器材、凉亭等公共服务设施不时映入眼帘,通往村广场的道路两侧种有菠萝蜜树,散养的土鸡在树下悠闲地觅食……一幅田园牧歌的景象。

      “下一步,我准备扩大养殖规模,目前已投入5万元平整土地、建设猪圈,计划养殖生猪100头。”段腊苦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观念转变 致富之路越走越宽  

    德昂族妇女靠劳动改善自己的生活。

      “你们种的地长草了。”前几年,每当杨爱明到村寨调研驻村工作队帮扶贫困户发展种植业的情况,就有村民对他和队员说这句话。随着这两年的持续帮扶,这样的思想观念转变了。

      “现在,很多贫困户主动找工作队,要求发展种植业和其他产业。”杨爱明的语气里透着自豪。

      观念的转变,得益于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如今,三台山乡政府通往各行政村的道路已全部硬化,电视、手机信号基本上实现全覆盖,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民生保障更加有力,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绝大多数村民小组有了文化活动室。

      要想在脱贫路上行稳走远,关键要有产业发展。在产业扶贫方面,三台山乡提出了“长短结合、以短养长”的发展方式,确保贫困户收入稳步提高。2011年至2013年,全乡每年投入300万元资金发展坚果产业,免费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种苗及复合肥等必要的生产物资。截至目前,全乡已种植3.2万亩坚果。

      “这两年,坚果陆续进入丰产期,按照目前的市场价,仅此一项全乡农业总产值即可过亿元。”杨爱明表示,在养殖业方面,乡政府根据贫困户的实际情况,免费为其提供猪崽、牛犊,并安排兽医全程“保驾护航”。

      为了让村民在农闲时也有收入,三台山乡大力推进就业转移培训,按照“想学什么就协调什么”的原则,确保每个贫困户都学到一门技术。为此,乡政府成立了转移就业服务工作办公室,安排专人负责,仅2016年就培训237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37人。两年来,全乡共实现转移就业674人。此外,三台山乡还积极与当地采矿场、建筑公司联系,帮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实现“一人打工、全家致富”的目标,目前共有107人受益。

      扶贫先扶智,发展教育事业是脱贫致富的关键。杨爱明说,为了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三台山乡政府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协调建设乡中心幼儿园。目前,相关的规划已经制定完成,资金已全部到位,待建设完工后,孩子们在幼儿园就可以接受普通话教育。相比现在乡里的很多孩子直到小学三四年级才会说普通话,这又是一大进步。

         

    杨岩果的生活越过越好,不仅盖了新房,还买了辆小轿车。

      我叫杨岩果,德昂族,今年37岁,家住海拔1100多米的三台山乡邦外村委会上帮村民小组。这是一个纯德昂族村寨,现有村民45户、190人,都是2004年从山上的邦外老寨陆续搬迁过来的。之所以搬迁,主要是因为山上的生存条件恶劣。

      易地搬迁前,是人在山上住、农田在山下,经常要走1个多小时山路才能到地里。为了不耽误下田干活,大家常常是带着午饭下山,中午吃冷饭,晚上八九点才到家。

      2004年我刚结婚不久,便和媳妇商量着搬到山下,因为我不甘心过那样的苦日子。当时,我们所有的家当也不过值千余元。在山下,我们搭起了简易茅草房,开始了新生活。我经常坐在家门口,望着周围的荒山感叹:“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

      没过两年,村里传来了好消息——上海市民宗委对口帮扶三台山乡。为了感谢上海市民宗委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与帮助,大家给新村取名为“上帮村”。在乡政府的统一规划下,依靠上海市民宗委给每户村民发放的7000元补助,我贷款3万元,盖起了现在的新房。

      在我看来,只有懒人,没有懒田。现在,每天早上我走路只要几分钟就可以到地里干活。2013年我被确认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政府给我免费提供坚果种苗,安排技术人员手把手地教我技术、定期回访。

      原来山上缺水,没有办法搞养殖业。搬到山下后,用水很方便,我开始谋划养猪。如今,我种了3亩水田、3亩坚果、10亩甘蔗,还养了11头猪。靠着这些,我在去年年底脱了贫。

      说起这些年村子里的变化,真可谓翻天覆地、一天一个样。更重要的是,村民的思想观念开始转变了,原来的陋习没了,大家每天都想着到地里干活、提高农作物产量。

      如今,村里几乎家家都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有独立的卫生间,摩托车也是标配,条件好一点的家里还有沼气池,再也不用砍柴做饭了。

      我知道,要想让日子过得更好,还要依靠教育。现在,我的大儿子在德宏州师专读美术师范专业,小儿子在城里读小学,花销虽然大,但可以让孩子开阔眼界,我觉得很值得。今年初,为了方便每周接送孩子,我买了辆小汽车。

      我是在党的好政策下脱贫的。目前,村里还有5户村民没有脱贫,我经常思考如何帮他们尽快脱贫。今年“七一”前夕,我到乡里听课,得知现在搞集中养殖很火,我想可以从这方面入手。

      我听说,由三峡集团对口帮扶德昂族,初期计划给每户村民发一头牛。眼下,村里正在建养牛基地,我想成立一个合作社,让村民以牛入股,集中养殖,村民既可以分红,也可以到合作社打工获得工资。只有团结起来,大家才能发展得更好。

      闲下来的时候,我经常站在大门口,望着不远处新修通的高速公路。路上车来车往,旁边是正在修建的铁路,漫山遍野的甘蔗和坚果林郁郁葱葱。入村口的一侧,是正在建设的村文化活动室。真不敢想象,要是当初没有搬下来,要是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如今的我和乡亲们是否还和以前一样?

       

    路通了,致富才有希望

      这是一次难忘的采访经历。

      时值雨季,到达芒市的当晚,大雨一直下个不停。当得知所要采访的村寨大多位于海拔1200米左右的山区时,我开始担心第二天的采访能否如期进行。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在前往村寨的路上,下着雨,路面湿滑,汽车缓慢地行驶在蜿蜒的盘山路上。随行的三台山乡政府民族助理员胡瑞斌说,这些年各村寨的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眼前的这条山路如果还是土路,这样的雨天肯定是不敢开车上来的。

      看到我疑惑的表情,胡瑞斌继续解释道,5年前他刚参加工作时,曾多次陪领导到这里调研,当时的路况用“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来形容最贴切不过了。晴天还好,要是遇到雨天只能选择步行,双脚很容易打滑、陷入泥土里。

      路通了,致富才有希望。短短几年间,德宏州首条高速公路——龙瑞高速芒市至瑞丽段建成通车。在德宏州发改委、民宗局等多个部门的帮扶下,三台山乡共修建了80公里农村道路。特别是地处高海拔的各自然村,进出村寨的道路都由原来的土路、弹石路陆续升级改造为水泥路。

      采访中,当谈到交通条件的改善时,德昂族村民杨岩果说,他所在的上帮村现在是“三路”交汇之地,有高速路、国道和山脚下正在修建的铁路。“等铁路建成后,我就可以经常坐火车了。”

      与村民促膝长谈时,他们脸上的笑容令我动容。这笑容源于生活的殷实、心情的舒畅和观念的改变。

      脱贫攻坚持续推进,使德昂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更重要的是,这些变化让不少贫困户的心路通了,从“要我脱贫”变成“我要脱贫”。

      扶贫必扶志。若要拔穷根,阻断贫穷代际相传,关键是要增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内生动力、“造血”能力。其中,树立改变贫困生活的信念尤为重要。10多年前,一批德昂族群众主动搬下山,他们从一穷二白起家,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勤劳致富,实现了安居乐业。如今,越来越多的德昂族群众的脱贫之志被唤醒,他们渴望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乘着精准扶贫政策的东风,三台山乡各族干部群众顽强拼搏、共同奋斗,必定会与全国一道同步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文字、图片由安宁宁采写、拍摄)

      去过怒江旅游的人,大多知道老姆登。

      老姆登,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匹河怒族乡东部的一个村落,坐落于碧罗雪山半山腰。怒江,从它脚下流过。近年来,它因发展旅游而名声在外。

      在怒族语言里,“老姆登”意为人喜欢来的地方。老姆登村有317户人家、1168人,包含怒族、傈僳族、独龙族3个民族成分,怒族人口占全村总人口80%以上。

      去老姆登,盘山公路一路攀高,车窗外,忽然飘过一片云,瞬间大雾弥漫。转瞬,云开雾散,原来已置身云端。

      从原始社会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贫穷走向富裕,老姆登人有过成功的喜悦,也面临着寻找自己位置的迷茫。

      这是一个村庄、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启示……

      上篇:从原始走向现代

    “两山夹一江”的地理环境,曾导致老姆登几乎与世隔绝,如今它已成为老姆登人发展旅游业的宝贵资源。

      和怒江峡谷中许多村落一样,很长一段时间,老姆登一直很安静。村里的每个家庭几乎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他们在怒江两岸贫瘠零散的土地上,从事着简单的农业生产,从依存的自然环境中获取生活资料,在几乎与世隔绝的封闭环境中生存下来。

      “我们从20世纪初才由刀耕火种过渡到定居农耕。”62岁的村民玖才在老姆登当了23年的村支部书记,2007年才卸任。提起老姆登,说起怒族,玖才有说不完的话。“不说老一辈人了,就我小时候,都是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

      老姆登被唤醒,多亏旅游资源帮了大忙。老姆登地处巍峨的碧罗雪山之腰,对面是苍茫的高黎贡山,脚下是咆哮的怒江。江水与雪峰之间,是若隐若现的梯田房舍,层层而上,风景优美,民族文化独特。

      进入21世纪,大批外地游客为一睹怒江雄奇险秀的峡谷风光、体验浓郁的民族文化风情来到老姆登,市场经济也随之悄然地进入了老姆登。抓住这个机会迅速脱贫致富、成为老姆登旅游业发展领头人的,是村民郁伍林。

      1996年,能歌善舞的怒族青年郁伍林在亲戚的推荐下,到上海中华民族大观园表演怒族“达比亚”(怒族古老的弹拨乐器,多用于独奏或民间歌舞伴奏)“哦得得”(怒族民歌)等文艺节目。在上海,他认识了来自怒江的独龙族姑娘鲁冰花。一年后,郁伍林和鲁冰花离开上海回到老姆登,他们结婚、生子,开始了艰辛而平淡的农耕生活。

      “住的是篱笆房,吃的是包谷饭,经济来源少,一年只能给小孩买一次新衣,县城都很少去。”坐在火塘边,郁伍林回忆起了当时的生活状态。

      2000年以后,郁伍林和鲁冰花的生活中常有一些“背包客”加入。“当时,一些‘背包客’来老姆登旅游,村里没有住的地方,我就让他们住在我家。”郁伍林说。

      怒族人好客,认为家里有客人来是吉祥的象征。虽然家境贫寒,但只要有人来寄宿,郁伍林都会热情地招待他们,并且分文不收。一次,一位游客提议:“你开一个农家乐和客栈吧,给游客一个落脚的地方,自己也增加一点收入。”

      怒族没有经商的传统,直接从事商业经营的现象在传统的怒族社会中从未出现过。郁伍林觉得客人说得有道理,决定试一试。

      2001年,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郁伍林在自家的老房子旁建起了拥有8张床位的石棉瓦房,取名“怒苏哩农家乐”。刚开始,郁伍林没想着挣钱。有客人来了,他就做一些简单的怒族家常菜。有的客人让他免费加一个菜,他二话不说,马上做了端上来;有的客人结账时要求省去几十元的“零头”,郁伍林也爽快地答应了。渐渐地,这位性格开朗、淳朴善良的怒族汉子在游客圈出了名,去他家客栈的人也越来越多。

      游客们不断给郁伍林发展农家乐支招。在村里,村民都叫郁伍林为“150”,这是他名字的谐音。一位游客建议,干脆把“怒苏哩农家乐”更名为“150客栈”,好记又时尚,郁伍林照做了。一位游客到郁伍林家住了几天后,主动为他的客栈建立了微博、微信公众号。

      “我是一步一步被推着往前走的。”郁伍林坦言。

      被游客和势不可挡的市场经济“推着往前走”,郁伍林尝到了甜头。2016年,他家客栈总收入达到40万元。

      在郁伍林的带领和示范下,仅有千人的老姆登在几年间相继建成了20多家客栈,平均入住率达50%,一年总收入约360万元。

      游客来了,火爆的不仅是客栈。卖茶叶、卖蘑菇……怒族这个没有经商传统的民族,通过将山地资源商品化,获得了参与市场的机会。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老姆登人逐渐从原始走向现代,从贫穷走向富裕。2016年,老姆登村人均纯收入达到5900元。村支部书记李建文告诉记者:“这个收入水平在怒江全州的村子里面排前三。”在他看来,参与市场经济,是怒族的第二次跨越。

      如今,老姆登已不再是封闭孤立的化外之地。那里的年轻人喜欢穿着时尚的服装,一闲下来就摆弄手机。即便像玖才这样上了年纪的人,手机里也下载了“今日头条”“酷狗音乐”等手机应用程序。

      现在的怒族人,与“原始”“落后”的旧形象渐行渐远。

      下篇:从今天如何走向未来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老姆登人在郁伍林的带领下建起了20多家客栈。图为郁伍林在自家的客栈前整理辣椒。

      市场经济在促进老姆登发展的同时,也使原本自给自足的老姆登人进入到一个高度市场化的社会体系之中。首先受到影响的,是村里的年轻一代。

      “当外来文化势不可挡地进入老姆登时,还是市场经济新手的怒族人来不及应对,一些年轻人对本民族的文化不知道该继承什么、抛弃什么。”怒江州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调研员罗沙益说。

      在我国西南民族地区,火塘是一些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场。然而,记者在老姆登采访时,却难以找到在火塘旁传承民族文化的年轻人,他们即便聚在火塘旁,也大多是看电视、玩手机。“达比亚”“哦得得”曾是老姆登人的骄傲,如今,在老姆登年轻一代中,却鲜有人会了。

      老姆登有20多家客栈,为何生意最好的是“150客栈”?其实,村民都深知其中的原因。山是这座山,景也是这些景,“150客栈”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有一个懂得并能展示怒族传统文化的主人——郁伍林。

      郁伍林是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怒族民歌“哦得得”的传承人。每晚,他都会弹起“达比亚”,唱着“哦得得”,向客人展示怒族文化。今年3月,郁伍林办了一期民族文化传承班。他挨家挨户动员,让家长们晚上把孩子送到他家的火塘旁,学习弹“达比亚”、唱“哦得得”。“我发现,孩子们还是很喜欢怒族传统文化的。”郁伍林说。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使一些年轻人感到无所适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产生了“读书无用”的思想。今年,老姆登有10多位初中毕业生,而选择继续读高中的,只有两人。

      通过读书走出大山的老姆登人,曾是老姆登的骄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老姆登总共有300多人通过读书,成为了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专业技术人才。怒江州第一任怒族副州长来自老姆登,怒族第一位女博士也来自老姆登……

      “‘读书无用’思想的产生,是年轻人精神迷茫的体现。”罗沙益说。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村民之间的一些矛盾也凸显出来。从旅游业中获利的一部分村民很快富裕起来,而大多数村民则无法分享旅游业发展带来的利益。经济收入的差异,触及了他们世代传承的“有酒大家喝、有肉大家吃”的公平思想。

      记者采访期间,恰好遇到来老姆登旅游的温州大学教师徐卫华,他用“不再平静”来形容今天的老姆登。

      “不再平静”的,除了老姆登人的心,还有村里尘土飞扬的工地。为了吃上旅游这碗饭,大家蜂拥而上,各种钢筋水泥结构的建筑横七竖八地堆砌在碧罗雪山的半山腰上,怒族人传统的“千脚落地房”难寻踪影。

      “他们向往的所谓现代化的生活,恰恰是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人正在反思的。”徐卫华说。

      如何处理好走向现代化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老姆登人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开始做出自己的努力。

      

    桑舒平博士毕业照。  桑舒平供图

      2014年,怒族姑娘桑舒平从武汉大学毕业,成为怒族首位女博士。她放弃了到沿海发达地区工作的机会,选择到云南大学任教,希望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更多预防医学方面的人才。

      一个民族,从结绳记事到走出博士研究生,用了不到70年时间。在这期间,怒族的教育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或许能从桑舒平的身上找到答案。

      又是一年金秋入学时,看到校园里一群群天真烂漫、心怀梦想的大学新生,不禁也让我回忆起我的大学时光。10多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次离开怒江来到武汉向老师和同学们介绍自己时说的话:“我叫桑舒平,格桑花的‘桑’,舒服的‘舒’,平安的‘平’,我是来自云南怒江的怒族。”

      “怒族?你们是不是容易发怒啊?”许多同学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我一遍又一遍地向大家介绍怒族的历史文化,说我们其实是个热情好客、勤劳勇敢的民族,与动怒的“怒”一点都不沾边。

      我出生在老姆登村,从小在怒族的大家庭里长大,家里人说怒语,在生活习惯、待人接物等方面都保持着怒族的习俗。

      从小,无论是家里的长辈还是学校的老师都教育我们,我们的家乡还很落后闭塞,我们要努力上进,走出怒江大峡谷,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去学习先进的知识和技术,长大以后更好地建设家乡。从小学到高中,我一直非常努力地学习。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是家里的长女,要给妹妹做好榜样;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意识到“走出去”的重要性。

      怒江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与缅甸接壤,位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南延部分横断山脉纵谷地带。这里确实风景优美,有数不尽、望不完的奇峰怪石、激流险滩,还有许多奇特珍贵的动植物,但是高山峡谷的地形、闭塞的交通却给怒江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重重困难,致使当地社会发展相当迟缓,经济、医疗、教育水平在云南甚至在全国都比较落后。

      高中毕业时,学习理科的我选择报考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中西医临床专业。接到华中科技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一天,家里人非常高兴,父亲让我穿上红裙子,还送给我一束红玫瑰,说这代表他和母亲对我的爱、对我的期望。

      上大学是我第一次离开云南。医学,本身就是一个兼具感性和理性的学科,同济医学院里浓厚的学习氛围以及同学们追逐梦想、相互鼓励的精神激励着我,我期待自己有一天也可以救死扶伤。

      在大三那年的暑假,学校安排我们临床专业的学生到公共卫生学院进行预防战略实习,我第一次接触到了预防医学,深深地被“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预防思想感染。

      我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偏远落后的农村,从小我就见到了很多父老乡亲因为缺乏健康观念,养成了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最终导致疾病,因贫致病、因病返贫的现象十分常见。在预防战略实习的过程中,我意识到其实许多疾病是可以通过采取预防措施和加强健康教育而避免的,这对于贫困落后地区而言,是一项非常有意义且成本低、效果显著的举措。于是,在实习结束后,我就毅然决定在研究生阶段学习预防医学。

      2009年9月,我在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跟随宇传华教授开始了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并在导师和学院的推荐下成为硕博连读生。学习期间,我在导师的指导下参与了多项国家级、省级课题研究,多次参加相关国际学术会议并作会议报告,发表多篇专业学术论文。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少数民族地区人群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及其影响的研究》,以云南省为例,通过抽样调查,对云南省少数民族人群的健康相关生命质量进行测量,并与汉族人群进行比较,分析少数民族人群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的影响因素,为少数民族人群的健康行为以及政府、卫生部门的相关决策提供科学依据。2014年5月,我顺利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6月正式取得博士学位。毕业之后,我到云南大学任教,力争为家乡的医学和公共卫生事业贡献自己一份小小的力量。


       

    榜样的力量

    在老姆登村的对面,就是怒江大峡谷著名的皇冠山。

      在老姆登采访时,我住在“150客栈”。白天,和村民一起上山采茶;夜晚,和村民一起围坐在火塘旁,聊老姆登的昨天、今天还有未来。

      有些人常被村民提起,李政才、陆金、郁伍林……他们,是老姆登人的榜样。

      李政才1928年出生在老姆登,1950年以翻译员的身份随西南各民族国庆代表团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4年被选为怒江傈僳族自治区副主席(后任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副州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培养起来的第一代怒族领导干部之一。

      “读书能改变命运,走正道能看到光明。”这是李政才留给无数老姆登人的一个信念。正因为如此,一代又一代老姆登人重视教育,奋发图强。几十年来,老姆登有300多人通过读书走出了怒江大峡谷,厅级干部有3人,处级干部就更多了。这对于一个“直过民族”来说,是引以为豪的事。

      陆金,是老姆登第一批把茶叶商品化的村民之一。老姆登人有种植茶树的传统,然而,世代种茶的村民只是为了解自己的渴。

      1999年,陆金成立了老姆登陆金茶厂,创立了“老姆登陆金茶”品牌,把茶叶当成商品卖给来老姆登旅游的人。

      老姆登茶独特的品质,赢得了市场的欢迎。村民们纷纷效仿陆金种茶、卖茶。目前,老姆登80%以上的村民种植茶树,全村茶树种植面积达3600亩,采摘面积达1800亩,年经济总产值达340余万元。

      而郁伍林则带动了客栈如雨后春笋般在老姆登出现。

      ……

      这些榜样,给了老姆登人无穷的力量。

      今天,当外来文化冲击着这个位于大山深处的小村庄时,老姆登人、特别是年轻人选择了新“榜样”:不用读很多书,同样可以外出打工挣到钱;玩手机,比传承民族文化更有趣;染各种颜色的头发,是一种时尚……

      这些“榜样”将会给老姆登带来什么?把怒族带向何处?

      实际上,老姆登不是第一次接触外来文化,怒族传统文化也并非第一次与外来文化正面交锋。早在19世纪基督教传入怒江时,社会形态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传统文化还不具有很强的排异性的怒族群众,就有很多人皈依了基督教。由法国传教士修建的老姆登基督教堂是怒江州最大的教堂,仍在被教徒们使用。曾经,传入老姆登的基督教束缚村民不能进行传统歌舞活动,甚至婚姻也要接受教会的指导。

      随着经济的发展,怒族人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

      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一些人口较少民族的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丧失了一部分。如何使现代与传统更好地交融,今天的老姆登,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好榜样。

      (文字、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李寅采写、整理、拍摄)

     

     

      一排排别墅洋房在布朗山的雾霭中若隐若现,皮卡和越野车穿梭在不算宽敞的村道上。实木装修的客厅里,岩罗儿坐在红木大桌前,摆弄着考究的茶具,给客人沏茶——这是从山外学来的茶艺。几年前,老曼峨人还只用搪瓷缸来泡茶喝,喝凉了再放到火塘上煨一下。

      老曼峨,这个云南省勐海县布朗山乡的一个布朗族寨子,20年前刚刚通电,15年前刚通砂石路。在过去的10年间,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它完成了建寨1300余年未曾有过的蜕变。

      风起云涌的普洱茶市场,给老曼峨带来了财富,也以其独特的方式教会布朗族人成长。

      与茶共生,贫苦千年

    布朗山深处的老曼峨寨曾因其闭塞而无缘繁华,现在它已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不断蜕变成长。

      茶叶改变老曼峨人的生活,是近几年的事。但老曼峨人种茶的历史,却和寨子的历史一样长。

      寨子里的一块石碑上,记载着这个寨子的历史:1300多年前,布朗族先民迁徙到了这里,带来了茶树和种茶的技术。这也是布朗山最古老的寨子。

      如今,寨子周边参天的古茶树,不少是那时栽种的。

      几百年后,一群躲避兵乱和匪患的哈尼族先人来到这里。善良的老曼峨人分给他们山地、林木,教会了他们种茶。这片哈尼人居住的地方,名为“老班章”。老曼峨人没想到,在之后的岁月里,这个寨子会以一种特别的回报,改变了他们千百年的生活。

      一千多年,老寨与茶共生,但茶却并没给这个寨子带来多少财富。

      布朗山下,便是滇藏茶马古道。成批的茶叶从这里,经大理,走进西藏,走向南亚。然而,因为没有下山的路,老曼峨这座大山深处的寨子,无缘繁华。古道上车水马龙,古道旁刀耕火种。

      后来,国家民委、国家扶贫办实施“两山”扶贫综合开发项目,对景洪市基诺山和勐海县布朗山进行整体扶持,老曼峨终于修通了一条通往山下的砂石路。

      今年47岁的岩罗儿,是老曼峨村民小组组长。他岁数不算大,但对过去的日子记得很清楚,毕竟贫困的记忆不算遥远。

      不经修剪的古茶树上长出来的肥大的叶子,不是啥稀罕的东西。很长一段时间,一公斤茶叶的价格也就几毛钱,后来卖到几块钱。

      1998年以前,老曼峨人都还住在茅草屋里,竹子劈成竹板做围墙,顶上覆盖茅草。直到寨子里招来了一位外地女婿,才零星出现了一些砖土房。

      种玉米、栽稻谷是一家人生计的主要来源。高海拔的山地不太适合种粮食,“种一坡,收一筐”。若哪一餐能有盐巴拌辣椒,吃饱一顿白米饭,就可以回味好多天。

      猝不及防,财富降临

    老曼峨寨,布朗族妇女在晾晒茶叶。

      老曼峨人是从2006年前后开始有钱的。致富的故事很简单,几乎是天降财富。

      进入新世纪,港台茶商来到了祖国广袤的内地,来到了勐海县。顺着砂石路,开着越野车,到了布朗山深处。

      老班章这个位于布朗山制高点的寨子,最先引起茶商的兴趣。没有施过农药和化肥,原来不怎么管理的古茶树,被这些茶商视为至宝。

      “吸天地之灵气,与草木共生。”在茶商看来,这些古茶树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茶叶的价格,坐上了直升机。

      每公斤茶叶的价格,从5元到200元、2000元、5000元、10000元……

      老班章的神话,逐渐在布朗山蔓延。几年之后,波及到了老曼峨。

      2006年春,抢茶大战开始在寨子里上演。每天,几百辆车蜂拥而至,香港人、广东人、北京人还有外国人,开着奔驰、宝马,带着整箱整箱的现金上阵。

      茶叶的价格一天一个价,翻了成百上千倍。一个多月时间,赚钱最多的几户村民拿到了上百万元。

      “好多好多钱,老树叶都变成了人民币。”岩罗儿说。

      钱突然变多了,令村民猝不及防。大把的现金拿到手上,对于尚没有存钱意识的村民来说,如何花钱成了问题。

      勐海县城里的楼房挺洋气,村民就照着样子盖。建成几个月后发现,邻居家的样式更漂亮,那就推倒重盖。

      早上起床,开上悍马,跑一个小时的路程,到勐海县城吃一碗米线。

      小孩子不愿意待在课堂上,老师告诫:“读了书才能成大器。”学生反问:“我在家采茶一天能挣一万块,你能吗?”

      ……

      提起这些外面流传的老曼峨曾经的故事,老村长岩温尖不置可否,只是嘿嘿地笑。

      “那时,跟做梦一样。”岩温尖说,这个梦不太对劲。

      可做什么事才是对劲的,他也没太想明白。

      梦终有清醒的时候。2007年底,神话戛然而止。

      疯狂的击鼓传花的资本游戏,没有延续下去。几乎是一夜之间,茶商都撤走了,茶叶市场价格暴跌九成。本来还存在家里等着卖好价钱的茶叶,突然没人要了。

      也几乎是一夜之间,老曼峨人惊醒了。

      “来得快,去得也快。市场不可靠。”岩罗儿说。一夜之间,老曼峨人知道了“市场”这个词。

      热闹过后,学会成长

    老曼峨人几年前还只用搪瓷杯泡茶喝,如今已娴熟地掌握了茶艺。图为岩罗儿在沏茶。

      老曼峨人的恐慌,没有持续太久。

      关乎茶山百姓生计的普洱茶交易出现问题,政府不会袖手旁观。

      在政府部门的动员下,眼光长远的企业进入布朗山,收购积存的茶叶,未来统购统销,承诺保底价。

      老曼峨人松了一口气。“政府是我们的靠山。”岩温尖说。

      一场闹剧不足以让老曼峨人成长,但至少让他们冷静了下来。他们开始思考,在风云变幻的市场里,如何尽量去把控自己的命运。

      “我们把控不了市场,但至少可以踏踏实实做好茶。”岩温尖说。村里定了村规民约,要求守护好先民留下来的财富;对种茶和采茶过程作出了严格的规定,要求不施肥、不修剪、不掺茶,不得使用化肥农药。一旦发现违反上述规定,村里要重罚。

      村民们开始注重“老曼峨”3个字的品牌价值:在入村道路上设置关卡,防止有人掺进外来的茶叶。只要发现有人拉着外面的茶进来,当场烧掉。

      他们意识到了精细加工的重要性。政府在寨子里举办茶叶初加工培训班,村民们很积极,挑出黄片,杀青、揉捻、晾晒……初加工环节决定着茶叶的品质,精细加工的效果很明显。岩罗儿家一些品相不佳的雨水茶,因为经过精细加工,价格从每公斤100元提高到600元。

      就像一个谦逊的学生,老曼峨人慢慢学习如何做一个“市场人”。

      市场给老曼峨人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但普洱茶终归是好东西。经过短暂的洗牌后,普洱茶市场又慢慢回温。去年,岩罗儿家的茶叶均价卖到了每公斤3000元,收入70多万元。

      但老曼峨人不再坐着数钞票。过去靠天吃饭的布朗族人,学会了主动去改变。

      不能浪费得天独厚的海拔、土壤和云雾资源,村民们听政府的话,开荒种植台地茶。台地茶的品相虽然赶不上当地的古树茶,但也是同类茶中的上品。

      “鸡蛋不能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种茶之外,老曼峨人还开始种坚果。

      不少人家把孩子送到县城读书,妈妈陪读。如果有文化,就可以通过网络来卖茶叶。

      当地人算过一笔账:8克茶叶,基本可以泡上一壶茶,够几个朋友小聚一晌。按照每公斤5000元的价格,喝一壶茶也就是40元的茶叶消费。

      “工薪阶层也能承受得起的价格,应该没被炒作。”岩温尖心里打着算盘,感受到好日子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一个梦。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朗弹唱的代表性传承人岩瓦洛老师与妻子  (来源:国际在线)

      结束在曼芽村的采访,天色已晚。主人岩瓦洛执意留我一起吃饭。这是云南省勐海县的一个布朗族寨子。

      “留下吧,给你讲讲我们寨子的故事。”岩瓦洛说。

      盛情难却。

      岩瓦洛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朗弹唱的代表性传承人。他的家,是一座两层的竹楼,有400余平方米。一楼是厨房、车库和大客厅;二楼是一家几口人的卧室,还有一间专门传习布朗弹唱的教室。

      这些年,布朗弹唱在当地传承得热热闹闹,不仅是布朗族,汉族、傣族乡亲也都来学。岩瓦洛教出的学生,已经有700多人。

      “只要愿意学,我就免费教。路途远的学生,免费在我家吃住,我还给他们路费。”岩瓦洛说,“肚子吃饱了,日子过好了,大家都愿意学习唱歌跳舞了。”

      靠着种橡胶、香蕉,曼芽村如今是当地远近有名的富裕寨子。不少人家一年能收入二三十万元,最高可达百万元。“过去的寨子,可完全不是这样。”岩瓦洛说。

      说话间,村里的老支书岩三丙来到了岩瓦洛家。他是寨子发展的见证者,胸前戴着党徽。

      曼芽村是一个搬迁村,1970年搬到了这里。过去的寨子,坐落在距离这里20公里的一个山腰上,海拔1200多米。那里没有路,上下山一趟得花一天时间。

      山上没有水源,只能种一些旱稻,收成少得可怜,全家人每餐吃饭只敢放一杯米,兑着野菜和盐巴做成粥,以确保不断炊。后来,从山下来了干部,调研曼芽村的情况。

      “共产党挂念老百姓啊!”岩三丙说,不久之后,寨子接到了搬迁到山下的通知。

      “下过山的人都知道山下的日子好过。搬迁的前一天夜里,大家跳啊唱啊,一夜都没有睡觉。”岩三丙回忆道。

      在山上繁衍生息了上千年的曼芽村人,来到了如今这片四通八达、土地肥沃的坝子上,家家户户都分到了几十亩耕地。

      刀耕火种、轮歇耕作上千年的布朗族人不会种水稻,县里派来的技术员就手把手地教他们种水稻、教他们管理农田。

      “到了收获的时候,看着那么多粮食,寨子里的老人都不敢相信,高兴得直掉眼泪。”岩三丙说。

      村民们慢慢学会了在平地上耕种的方法,粮食产量越来越高,开始吃饱饭了。再后来,县里的干部开始教村民们种橡胶和香蕉。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使这些经济作物产量很高,乡亲们开始富裕起来。

      到了1990年前后,乡亲们的日子已经好了起来。村子里有了摩托车,有了电视。

      “现在,大家买小轿车都是平常事了。”岩三丙笑着说。

      “我们布朗族人口不多,但党和国家没有忘记我们,还给我们特别的帮助。”岩瓦洛接过话。

      岩瓦洛说的“特别的帮助”,是人口较少民族扶持项目。在项目支持下,曼芽村再次大变样:通了硬化路、自来水,有了有线电视,连通了互联网。

      谈话间,岩瓦洛的女婿岩地把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桌。这个布朗族小伙儿,是岩瓦洛的得意门生。去年,还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星光大道》节目。

      “饭前来一曲吧。”岩瓦洛看着女婿说,一脸骄傲。

      大方的小伙子弹起三弦琴,动情的歌声响起来:“民族政策像太阳,布朗山寨满春光。弹起三弦颂党恩,小康日子幸福长……”


      

    祝福老曼峨

      当富裕起来的国人气定神闲地从一杯茶中品尝出茶叶生长的海拔、年份以及年度雨量的时候,老曼峨的茶叶开始值钱了。

      当花40元钱喝一壶茶是工薪阶层可承受的消费,而不是省下来购买粮油米面养家糊口的时候,老曼峨人的腰包鼓起来有了长期的指望。

      如此说来,是时代造就了老曼峨。

      作为“直过民族”,社会形态的改变容易,但真正融入现代文明则需要契机。对于生活在老曼峨的布朗族人而言,这个契机已经具备了几个条件:祖先种植的茶树;布朗族人千百年传承下来的对自然敬畏呵护的传统;生活条件日益改善的国人,开始追求精致美好的生活。

      当时代红利和资源禀赋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变现,老曼峨人开始有钱了。

      人们不必过于关注老曼峨为何“暴富”,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天时地利人和,总有一些天赋异禀者让他人羡慕。

      然而,财富的增长不等于融入了现代文明。老曼峨人至少还应该学会两点:掌握赚钱的能力、学会花钱。

      对于前者来说,市场是一位老师。被动融入市场的布朗族人,在波动的市场中认识到,要努力地把握自己的命运,他们开始踏踏实实做好茶。尽管这看起来仍是农人的选择,但市场本有分工,社会大分工也正是现代化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用匠人精神做好茶,老曼峨人找到了自己在市场中的定位,并为此行动。而只有如此,也才算真正开始融入现代市场。

      至于后者,似乎是一个有些矫情的问题:很多人仍在探索如何赚钱,老曼峨人却需要学习如何花钱。这关系到如何享受现代生活、共享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成果。这个过程,可能比物质积累的过程更加艰难和漫长。

      千百年的贫困以及缺少“过程”的富裕,制约着老曼峨人对花钱的想象力:盖房、买车以及开着豪车“下馆子”,这可能是老曼峨人曾经对美好生活的最大想象。学会花钱,除了需要外界的引导,还需要时间的磨砺。

      如今,老曼峨人已经开始投资教育,将孩子送到县城读书;他们已经学会去体验美好的未知,一家人去北京、上海旅行。也许,随着眼界的开阔,他们还会注重医疗、重视文化、参与并推动社会的发展,注重实现个人的价值。这个方式并没有固定的答案,老曼峨人尚需在生活中探索。

      无论如何,老曼峨的布朗族人已经在尝试中,一步步地拥抱这个精彩的世界。祝福老曼峨。

      (文字、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张国欣采写、拍摄)

      在电子版的中国地图上,把鼠标拖住,放大,再放大,才能看到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所在的位置——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北部的独龙江峡谷中。

      如果不是亲自到独龙江,很难想象那里环境有多么恶劣——山高入云,沟壑幽深,峡谷陡峻。也就是这个地方,是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独龙族的主要聚居地。独龙族有近7000人,其中4000多人生活在独龙江乡。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进入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从此,独龙族一夜跨千年,从原始社会直接步入社会主义社会。

      没有公路前,从贡山县城去往独龙江乡,最少要走3天。交通闭塞导致独龙族社会发展迟缓,生产力水平低下。

      如今,独龙江乡终于实现了全年通车,独龙族的发展实现了世纪性的跨越。独龙族与外界的距离,其实就是一条路的距离。

      3天路程:独龙江与外界的最短距离

     

    过去的独龙江荒无人烟,如今的独龙江人丁兴旺。(图片来源网络)

      51岁的独龙族人李金明,是云南省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说起独龙江的路,他有太多的感慨。

      1979年,李金明考取了贡山县一中。从此,他开始饱受思念之苦。

      李金明的家在独龙江乡。那时候,从县城到李金明家没有公路,只有一条崎岖难行的小道,还要翻越海拔几千米的高山,路途十分遥远,往返一趟要步行10多天才能到达。

      从那时起,李金明就很少回家。“不是不想回,而是因为路途太远。”他说。

      这遥远的路途,还差点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那是1982年7月,参加完中考后,李金明就回独龙江乡了。他一边等录取通知书一边帮家里干活,但一连过了两个多月,也不见录取通知书。

      直到10月底才有人传来口信:“你考上高中了,快去上学。”

      李金明沿独龙江边步行3天,又在群山里走了4天,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高黎贡山来到贡山县城才知道,自己被中央民族学院附中(现中央民族大学附中)录取了。

      从贡山县城坐两天的汽车到怒江州府,从州府坐4天的汽车到昆明,再坐3天3夜的火车才到北京,他到达学校时,同学们已经上了两个月的课了。

      那张录取通知书在年底大雪封山之前才寄到独龙江。半年后,大雪融化了,路通了,家人把它转寄到北京。第二年9月,他才收到那张迟到的录取通知书。

      在北京的4年,他没有回过家。直到1986年,李金明在北京读完了高中,才第一次从北京回到家乡。

      李金明步履蹒跚地走出来,另外一些人却负重踏进独龙江。为了让生活在独龙江的4000多位独龙族群众,能够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在没有公路之前,云南省经常组织当地干部,用人背马驮的形式,把大米、油、盐等生活物资运进去。

      贡山县民宗局办公室主任和荣军,在上世纪80年代参加了云南省民族工作队进入独龙江。当年这个年仅20岁的青年,背着生活物资,随马帮一起走了3天,才从县城走到当时独龙江乡政府所在地——巴坡村。

      3天路程,是当时独龙江与外界的最短距离了。更多的独龙族群众,一辈子都没有出过独龙江、到过县城。

      行路难的背后,是贫穷的困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独龙族过的是刀耕火种、结绳记事、狩猎为生的原始生活。即便到了2009年,这里仍然是云南省乃至全国最穷的地方,全年人均收入不足1000元。

      3个小时 独龙族不再与世隔绝

      2014年4月10日,云南省独龙江公路高黎贡山隧道成功实施“最后一爆”,实现全线贯通。这让每年有半年大雪封山、当地独龙江乡民众靠人背马驮运送物资的历史得以终结,彻底打通独龙江乡与外界的交通。图为独龙族同胞身着节日盛装自发来到隧道口端,载歌载舞,欢庆隧道顺利贯通。中新社发 李双平 摄

      “修一条进入独龙江乡的公路!”成为了一个民族的呐喊。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任贡山县县长高德荣四处呼吁,这个声音从独龙江传到了北京人民大会堂。

      1993年3月,国家决定修一条从贡山县城通往独龙江乡的乡级公路。为了制定最科学的修路方案,光勘测单位就换了好几家,崇山峻岭,每勘测1公里,工作人员要走20公里。施工条件艰苦,施工队换了一茬又一茬,工程修修停停。

      6年后,投入1亿多元、全长90多公里的独龙江公路终于修通,我国最后一个民族不通公路的历史由此结束。外界将此称为“独龙族第二次解放”。

      独龙江乡巴坡村党支部书记木卫青还记得这样一个场景:公路修通了,村里来了挖掘机,连汽车都没有见过的村民大呼奇怪,他们把挖掘机视为鬼,说只有鬼才有这么大的能量,连山都可以挖开。

      老县长高德荣跟乡亲们开玩笑说:“这个‘鬼’是人制造出来的,你们说是人厉害还是‘鬼’厉害?”今天,每当村民们坐在一起说起这件事,大家都笑得前俯后仰。

      公路修通了,并非万事大吉。

      遗憾的是,独龙江公路并没有解决大雪封山的难题。独龙江公路要翻越高黎贡山,每年11月到次年5月,高黎贡山被大雪封山,无法通行。

      即便是公路修通了,一年间,独龙江仍然有半年时间与外界隔绝。这个时候,公路被数米厚的大雪覆盖,常有人殒命于此。

      修路,还得继续修路,这一次的目标是打通高黎贡山隧道。

      2011年1月,国家启动独龙江公路改建工程,工程包括老路改造,以及在高黎贡山内部打通一条隧道。

      2014年4月,在克服岩爆、涌水、塌方甚至雪崩等诸多考验后,6.68公里长的高黎贡山隧道终于贯通。至此,从贡山县城到独龙江乡政府所在地,只需要3个小时的车程,独龙族不再与世隔绝。

      对于独龙乡孔当村村民普光荣来说,高黎贡山隧道就是一条不折不扣的救命路。隧道贯通当天,普光荣的女儿在家烤火时不幸烧伤,烧伤面积达45%。危急之际,她正是通过隧道及时被送到山外救治的。

      3年后,记者在独龙江乡小学见到普光荣的女儿普艳芳,二年级的她知道:“是高黎贡山隧道救了我的命。”

      3年大变样 独龙江的改变比飞还要快

    巴坡村,貌似木头实为水泥的新安居房。

      一条路支撑起了一个民族的希望,一条路让一个民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独龙江公路像一条传送带,它不仅将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入独龙江,还将各种思想观念送入大峡谷。

      33岁的独龙族青年孟春明,在上海、昆明等地打了5年工,独龙江公路实现全年通车后,他回到了家乡。

      去年,孟春明用5万多元积蓄买了一辆面包车搞运输,从乡政府所在地到贡山县城,一人收50元车费,一天往返一次,纯利润300多元。

      “以前我们穷,是因为没有办法,有想法都实现不了。”孟春明说。

      木卫青反问记者:“住在这样的地方,我们能不穷吗?公路不通的时候,一袋水泥在县城卖100元,我们请人背进来,一天最低的工钱100元,走3天,到家一袋水泥变成了400元。”

      为了不让一个兄弟民族在发展的道路上掉队,2010年1月19日,云南省启动了独龙江乡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工作,计划用3年到5年时间,投入超过10亿元资金,推动独龙江乡和独龙族整乡整族脱贫和跨越式、可持续发展。

      人均投入25万元,这样的力度,在国内外扶贫史上很少见。

      今天,走进巴坡村,一栋栋黄白相间、屋檐弯弯、貌似木头实为水泥的新安居房建造了起来,独龙族人告别了茅草房。

      在独龙江乡,家家户户种草果,这是独龙族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产业。

      2014年,独龙江有了4G信号,一些村民家里安装了无线网络。与祖辈靠结绳记事不同,18岁的孔当村村民普金梅告诉记者,她喜欢用微信,喜欢TFBOYS(少年偶像组合),还喜欢网购。

      “独龙江发展太快了,像飞一样。”木卫青告诉记者,“乡亲们都说,独龙江3年大变样。”

      曾经,有人质疑:“为了4000多人投资10多亿元,值吗?搬出来不就完了嘛。”

      贡山县老县长高德荣为此辩论了多年。他的理由是:“一个祖祖辈辈的民族聚居地,岂能随便舍弃。”

      独龙江乡党委书记和进义说:“独龙江乡面积有1994平方公里,边境线长达91.7公里,若不是独龙族人世代固守,也许早就成了无人之地、无主之地了。”

      今天,走进独龙江,每户人家的屋顶上都飘扬着五星红旗。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宣示着主权,也表达着对党和国家的感恩之心。

    技术人员在教江建华(左)种植重楼。(图片来源网络)

      这是2009年独龙江乡的一组数据:全乡有12个自然村不通公路,31个自然村不通电,31个自然村饮水困难。

      这是2009年独龙族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人均受教育年限仅4.7年,村文盲率最高的达33.07%;人均年生产粮食201公斤,人均年经济纯收入916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尽管国家倾力扶持,社会各界倾情帮扶,独龙族的发展依然滞后。独龙江乡一直是云南省乃至全国极其偏远、封闭、贫困的乡镇之一,独龙江乡、独龙族处于整乡、整族贫困状态。

      年过六旬的江建华,是独龙江乡龙元村党支部书记。在他的记忆里,缺吃少穿伴随了他的整个童年时光。他的母亲生了11个孩子,成活下来的只有5个。

      生产是刀耕火种、住的是茅草房,从村里到乡政府所在地要走2天,村民患上重病等于宣告死亡……

      “不堪回首。”已经当了13年村支书的江建华这样形容往昔的生活。

      江建华和乡亲们的日子,在2010年迎来了转机。

      2010年1月19日,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在昆明召开独龙江乡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专题会,从此拉开了从省级层面对独龙江乡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工作的大幕。《关于独龙江乡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意见》也随即印发。这个《意见》提出,全面组织实施独龙江乡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安居温饱、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社会事业、素质提高和生态环境保护六大工程和后两年巩固提升项目,计划投资超过10亿元。

      大幕拉开,怒江州先后抽调118人次组成州委独龙江帮扶工作队进驻独龙江乡6个村委会、26个自然村,全力以赴开展帮扶工作。

      一项项成果像一朵朵鲜花,在山高谷深的独龙江次第开放:

      高黎贡山隧道正式通车,独龙族聚居区彻底结束了每年有半年大雪封山期、不通程控电话、不通宽带网络、不通移动4G网络的历史。全乡6个村委会、26个自然村(集中聚居点)实现通车、通电、通电话、通广播电视、通安全饮水。独龙族第一次有了纵贯南北、覆盖全乡的电力、通讯网络,第一次有了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网点。

      昔日简陋的茅草房、木板房、篾笆房已被水电入户、卫生整洁、广播电视设施齐全的水泥安居房取代。一座座整齐有序、村容整洁、生产发展的独龙族新村拔地而起。

      草果、重楼、独龙蜂、独龙牛、独龙原鸡等特色种植养殖产业初具规模,第一次让独龙族同胞有了增收致富产业。独龙族群众的市场观念、商品意识不断形成,融入现代文明的步伐不断加快。

      ……

      2013年末,全乡农村经济总收入达1105万元,比2009年增长124%;农民人均纯收入2236元,比2009年增长144%。

      2014年末,独龙族小学生入学率、巩固率和升学率连续5年保持100%,全族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独龙族还出现了第一个女硕士研究生。

      走进龙元村村民龙元明的家,80多平米的安居房沿江而建,极具民族特色。龙元明告诉记者,以前,他家住的是木板房,现在住的是国家修建的新房。“一分钱都没有花,只是投工投劳。”龙元明说。

      在安居房的一旁,还有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厨房。每个村民小组都有一座公厕、一间浴室。

      “从来没有想到会过上今天这样的日子。”龙元明感叹。

      36岁的村民斯晓梅在村民的变化中寻找到了商机,她在村口开了一家小卖部,卖一些生活用品。农闲时,自己编织独龙毯出售。“我现在一个月有2000元左右的收入。”斯晓梅说,以前,村民没有商品意识,靠以物易物。她觉得把东西卖给村民,有点不好意思。不过,村民却很感谢她,终于不用为了一斤盐,跑到乡里去。

      在贡山县老县长高德荣的眼里,独龙族人民获得了3次解放。第一次解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独龙族人民获得了民主政治权利,实现了从“野人”到人的跨越;第二次是独龙江公路修通,使独龙族人民获得了从封闭到开放的发展环境;第三次解放是实施独龙江乡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行动计划。

      “独龙江乡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计划实施5年来,共落实建设资金13.04亿元,这是新时期顺应扶贫开发工作新特点、新需要的一种扶贫模式。”怒江州委独龙江帮扶工作队队长吴国庆说,虽然这项计划目前已经结束了,但国家对独龙江乡、独龙族的帮扶和关心仍会继续,而且力度还在不断加大。


     

    怒江的路

      11年前,我在云南学习锻炼时,一位前辈就告诉我,了解云南、了解中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就应该去怒江走走,去独龙江看看。

      当时,受限于交通条件而没能成行。我后来几次到云南,也都没有去怒江。

      这一次“成长·在祖国的怀抱中”采访活动,我选择了怒江。怒江至今没有机场,乘飞机去怒江,最近的是到保山机场,再坐汽车过去。

      9月5日,我凌晨4点30分起床从北京出发,10点25分到保山机场,经大理,在路边农家小馆随便吃了午饭,到怒江州州府所在地六库镇换了一辆车,随后沿怒江一路北上。此行,我的目的地是位于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独龙江乡。

      在位于滇西北的横断山脉地带,发源于青藏高原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形成三江并流数百里的奇观。其中,怒江由北向南贯穿云南全境,与碧罗雪山、高黎贡山两山夹一江,形成著名的怒江大峡谷。

      300多公里的峡谷,一侧壁立千仞,一侧江水咆哮。

      怒江的路,是从悬崖绝壁上开凿出来的。这条紧贴着悬崖的公路,最窄处仅两米多。一路上,塌方、泥石流时有发生,两车相会时,需要你倒我让好一段时间。

      连续奔波了10多个小时后,9月5日晚上9点,我到达了贡山县城。

      9月6日一大早,又换了一辆车,我们向独龙江乡挺进。这一次,要翻越高黎贡山。高黎贡山隧道没有开通前,就是这座山,让独龙族世世代代与外界隔绝。

      没有公路前,从贡山县城去独龙江乡,要攀天梯、过藤桥、坐溜索,这条路至少要走3天。

      1999年,独龙江公路修通。从贡山县城到独龙江乡政府所在地,这条路只有90多公里长,却有970多道弯。

      从土路到公路,独龙族聚居区道路的历史终于被改写。然而,独龙江公路并没有那么顺畅,山体滑坡频发、岩石风化严重,公路常常被阻断,而且半年封山的历史仍然没有改变。这条路从开通那天起,就没有停止过维修。

      2014年,高黎贡山隧道贯通,独龙江公路终于实现全年通车,但天路惊险依旧。

      怒江的路,被称为世界上最难走的路,也是我目前经过的最惊心动魄的一段路,然而,它却是一个民族的生命之路,是一条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未来和希望的唯一道路。

      路修通了,在独龙江,一个个被公路拥抱、唤醒的村庄,终于步履蹒跚地开始拥抱外面的世界。

      一位叫毕珍兰的妇女成为独龙族历史上第一个卖菜的人。据说,山外来的帮扶干部在当地盖起蔬菜大棚,菜种出来了却找不到人卖,因为独龙族没有经商的传统。后来,干部找到毕珍兰,让她去试着卖菜。

      “她背了一背篓菜到街上,菜不摆开,也不招呼人买,下午把一篓子菜又背回来了。”接受记者采访时,帮扶干部李发朕生动地描述了毕珍兰当时的生涩。

      修路有可控的时间,而人的素质提升,需要的时间更为漫长。

      路修通了,独龙江更需要破解的是,如何彻底实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怒江的路还长……

      (文章、图片除署名均由本报记者李寅采写、拍摄)

      满是老茧的手指潇洒地划过吉他,深情的歌词流淌在充满“拉祜味儿”的旋律中。台下的观众挥舞着手臂,跟着合唱的声浪盖过了音响。

      音乐声落下,舞台上54岁的李石开和其他参加演出的乡亲们给台下的观众送上一个90度的鞠躬:“欢迎来到老达保。”

      老达保,是位于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大山深处的一个拉祜族寨子,八成村民都会弹奏吉他。近年来,村民们经常受邀到海内外参加演出,不少村民每年乘坐飞机积攒下来的飞行里程,能兑换好几张机票。

      人们都说,音乐改变了老达保。确实,就在几年前,寨子里来了陌生人,很多人还会赶紧躲进屋子里。

      一把吉他,打开一个新世界

    吉他的流行,为拉祜人的情感表达提供了更多可能。图为李娜倮边弹吉他边唱心曲。

      老达保人一直是爱唱歌的。

      从李石开记事起,“唱歌就比吃肉还重要”:在田地里干活累了要唱歌,庄稼长得好要唱歌,打到猎物要唱歌,思念暗恋的姑娘也要唱歌……

      在封闭而又漫长的日子里,老达保人将拉祜族文化比较完好地保存下来。篇幅长达2300多行的拉祜族创世史诗《牡帕密帕》,没有文本,靠口传心授,老达保就有两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老达保后来的“发迹”,得从一把吉他说起。这把吉他,是李石开买的。

      198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李石开听到了吉他演奏。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在老师的指点下学了一个月弹吉他。

      回到家,他跟妻子商量,也买一把吉他吧。他卖掉家里的一头猪,得到60元钱,买吉他花了50元。那时候,200元钱够全家人一年的饭钱。

      这个年轻人抱着吉他回到寨子里,吸引了全村人的目光。没多久,寨子里便有了8把吉他。

      白天,大家干农活;晚上,在油灯下,全村人一起学弹吉他。就这样,丈夫教妻子,姐姐教弟弟……在老达保,没过多久,家家户户的男女老少都弹起了吉他。

      一位村民,一次偶然,促成了中西方音乐在拉祜族寨子的融合。

      吉他的流行,给拉祜人的情感表达提供了更多可能。李石开的女儿李娜倮为了留住恋人,弹着吉他唱了一首情歌《真心爱你》。几年后,一位日本女留学生听到了这首歌,泪流满面。她专程来到老达保学习拉祜语,跟李娜倮学唱这首歌。这些年,老达保人创作的歌曲已经有300余首。

      很长一段时间,老达保还只是群山深处一个很少与外界联系的寨子,全村半数人家还没用上电,通往县城的是一条泥泞的山道。当地的交通工具有两种:比牛还慢的拖拉机和双腿。村民们很少走出去,外面的人也很少走进来。

      日子很平静,老达保人抱着吉他唱着歌,在田埂边,在篝火前,唱给朋友,弹给恋人。

      胸前,是跳动着音符的吉他;身后,是困窘的生活。

      干部牵线,山歌飞到北京去

    拉祜族老达保寨的合唱表演  (图片来源:国际在线)

      上世纪90年代,澜沧县启动了文化普查工作。县里的干部来到老达保,看到西洋乐器抱在村民粗糙的手掌里,觉得很震撼:“这是我们的特色啊,得让更多的人知道。”

      于是,只要有机会,县里的干部就不断地把外面的客人往老达保带。

      杨恒梅是澜沧县的文化干部,她见证了老达保的发展。她走在村子里,村民家的狗会围过来朝她摇尾巴。

      “歌很好听,就是寨子太脏。”杨恒梅说。她仍记得自己第一次走进老达保时的情景:寨子里的土路上,污水和着鸡粪鸭粪满地流;屋子里,火塘的炊烟将桌椅板凳熏得油亮;给客人喝水的杯子能搓下灰。

      因此,只要有接待任务,县里的干部们就会带上扫帚、水桶、拖把和抹布,提前到老达保大扫除:扫鸡粪,擦板凳,洗杯子……

      2004年,中央电视台的一位导演到澜沧县采风,也来到了老达保。

      会唱歌的少数民族群众,导演见得不少,但上百位乡亲弹着吉他唱歌,导演第一次见。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传入云南澜沧江流域。受基督教唱诗班的影响,老达保人还能自然地唱出无伴奏的和声。

      这位导演大开眼界,他向村民们发出邀请:“到北京录制节目吧。”

      第二年,邀约成行。李石开和20多位老达保人坐着飞机去了北京,还在电视上亮了相。这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回到寨子里,全村人都围着他们问:“北京是什么样的?”

      老达保人成了明星。寨子附近有店铺开业、有人家结婚生子,都要请老达保人去演出助兴。演出的报酬也从每人一天30元涨到了一天100元。也有外地的邀请。县里的干部们核实了信息,再带着乡亲们走出去。

      “我们老达保人是被县领导搀扶着走出去的。”李石开嘿嘿地笑着说。

      建设特色村寨,用文化开门迎客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老达保人的日子越过越舒心。图为老达保寨的拉祜族老人带着孙子在玩耍。蔺以光摄

      老达保人第一次知道,唱歌还可以挣钱。一个人唱一个月,抵得上全家人种一年苞谷的收入。

      然而,渐渐地,老达保人发现有点儿不对劲:离开了老达保的山山水水,在大街上唱歌,不是那个味儿。

      如果客人能来到老达保看表演,那该多好。可是,回头看看自己的寨子,老达保人有些不好意思。尽管通往县城的路通了,但寨子还是鸡粪鸭粪满地流。“和县城里干净的街道没法比,见不得人。”李石开说。

      2009年,国家民委启动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老达保成为试点之一。

      特色村寨建设资金本身不多,但作为一个高规格的项目,整合了茅草房改造、交通、水利等各方面上千万元资金投入老达保。老达保的房子变漂亮了,村里铺起了石子路,修了垃圾池,盖了公厕。

      寨子像那么回事了,老达保开始开门迎客,来寨子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乡亲们可以在寨子里参加实景演出,舞台就搭在寨子里。村委会的喇叭一声吆喝,乡亲们就牵着牛、拉着狗、抱着孩子,一台演出立即开始。

      随着演出场次的增加,“大锅饭”问题也渐渐凸显:演出所得的收入怎么分?卫生谁来搞?……

      2013年,在县里有关部门的指导下,老达保注册成立了演艺公司。有着平均主义传统的拉祜人,不会让同胞掉队,寨子里100多户人家,家家户户都有公司成员。通过选举,公司有了董事会、监事会。

      农民办公司,不是一件容易事儿,乡亲们在学习中摸索。几年下来,从收入分配到积分考核,从值班制度到出差补贴,公司的规章制度已经有厚厚的一摞。

      如今,外面来了客人,不再需要县里的干部来帮忙端茶倒水了,每天都有几个值班的家庭负责接待;县里的干部们也不用帮忙大扫除了,公司给每家每户都划分了责任区域,寨子里的道路上,一块果皮都看不到。

      发展规划升级,老达保模式被寄予厚望

    (图片来源网络)

      李扎啊是村委会的会计,也是老达保演艺公司的董事长。他的手机一天到晚响个不停,有联系到村里包场看演出的,有联系到外地表演的,业务繁忙。

      有了扎根寨子的演出,老达保人即使到外地演出也不再心慌。“因为无论走多远,根都在。”李扎啊说。

      文化活动也带来了经济上的收益。村民开起了农家乐,卖起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包包、头饰、裙子。做饭、做手工活,这些拉祜族女人看家的本领,都换来了钱。村民们在家纺线、织布、做芦笙、犁烤茶,通过加入合作社攒积分挣钱。

      然而,音乐带给老达保人的,不仅是买了车、盖了房,也不仅是养成了每天刷牙洗脸、定期洗澡的生活习惯。

      老达保所在的地区,曾是中缅边境的毒品重灾区,周边的不少村寨都有几个“瘾君子”。但这些年来,老达保从来没出现过一名吸毒人员和贩毒人员。

      “大家都在忙正事,没空想那些歪念头。”李扎啊说。

      与外界接触越来越多,许多村民开始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谁家孩子上学逃课,会被全村人笑话。村小学还专门聘请教师给学生们上拉祜族文化课,教孩子们跳芦笙舞、唱拉祜歌。

      富了村民,保护了民族文化,在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近八成的澜沧县,老达保的发展模式被寄予厚望:一个以老达保寨子为核心、覆盖9个自然村的“音乐小镇”,正在建设。按照当地规划,这里将成为保护、传承和弘扬拉祜族文化的国际化乡村音乐原生态旅游休闲镇。

      “国家富强了,老百姓富裕了,歌舞也就值钱了。”李石开感慨地说。

      

      在澜沧县民族小学校园里,刚给学生上完课的彭云花老师,和3个姑娘紧紧地抱在一起。她们都眼含泪花,久久没有说话。

      这3个姑娘是她10年未见的学生。记者的采访,促成了一场久别后的重逢。

      16年前,在澜沧县拉祜族聚居山区调研民族教育情况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滕星,震惊于当地女童的受教育状况。为了给拉祜族家庭培养一批有文化的母亲,他筹集资金,在木嘎乡开设了一个拉祜族女童班,招收了45名学员。

      按照计划,女童班资助期限为小学6年,实行寄宿制教育,吃住全包,完全免费。乡干部和老师挨家挨户地跑遍了乡里所有村子,才招满了学生。

      当年20岁、大学刚毕业的彭云花,被选为女童班班主任。而眼前的张三妹、张娜莫、李娜珍3个姑娘,便是当年她班上的3个学生,她们都来自木嘎乡勐糯村。

      “一句汉语都不会说,脸上全是灰。”回想起刚见到45个孩子时的场景,彭云花记忆犹新。

      女童班设在木嘎乡养老院里。早上,女孩们在院子里做早操;入夜,洗脸洗脚后进入梦乡。老师们在昏黄的马灯下批改作业,不时给孩子们盖上被蹬开的被子。

      那6年,3个姑娘在学校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3天洗一次澡,每天都可以吃到肉;老师全心全意地教,毕业测评的时候,全班平均分80多分。

      小学毕业后,因为没有再做统一的安排,学生们有了不同的去向。

      李娜珍继续读初中和高中,于2013年考入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学习护理专业。国家助学贷款解决了她上学期间的学费问题。2016年毕业后,李娜珍回到了木嘎乡,在乡政府工作。如今,她每月的工资除了定期偿还助学贷款外,还能给父母1000元。

      “我现在是爸妈的骄傲,他们当初送我去上学的时候可没想到,女儿还能给他们挣钱。”李娜珍说,她当下的愿望,是攒钱给家里盖一座新房。

      张娜莫在当地读完了初中之后,幸运地被选入云南省妇联组织的“春蕾女子班”,到昆明女子中学读高中,学费生活费全免。2013年,她考入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学费不低,但她靠助学贷款和勤工俭学,没再给家里增加负担。今年7月她刚刚毕业,在云南省一家连锁教辅机构做教务工作。按照合同,单位给她缴纳五险一金,每月工资3000余元。

      张三妹初中毕业后,读了一所农业技校,之后便开始工作。她在当地超市做过收银员,在茶厂做过茶艺师,还去广东的灯饰工厂做过工人。尽管没有读大学,但张三妹说,她对自己现在的生活比较满意。“在我们寨子,和我同龄的姑娘因为不懂汉语,能走出寨子的很少。我现在至少经济独立,还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张三妹笑得很自信,“我还不清楚未来在哪里,但我应该能成为一名有文化的母亲。”

      当年45名女童班的学生,一部分考上大学而后成为公职人员,一部分走出大山当上工人或做起小生意。教育,以不同的方式,改变了她们的命运。

      “现在的条件好了,孩子们上学不用交钱,还能吃到营养餐。”彭云花说,“每次在课堂上,听着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看着他们专注的眼睛,总能感觉到这片土地上有着无限希望。”


     

    盛世中的一个普通寨子

      靠民族文化致富的寨子不少,但发生在老达保这个拉祜族寨子里的故事,却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历史很长,进步很慢,有些害羞和内向。”采访中,当地一名拉祜族教育工作者如此表述他对本民族同胞的认识。

      或许是因为以神话形式口口相传的民族历史中记载的那些迁徙和苦难,或许是因为地理上的封闭,在不是很久的以前,面对寨子以外的人,老达保人的确是害羞和不自信的。

      一个故事总被老达保人拿来“自嘲”:上世纪90年代初,寨子里的一个妇女去乡里的集市上卖土鸡。因为害羞,她把鸡关在笼子里用布蒙上,只露鸡头在外面,而自己则蹲在集市的角落里,头埋在膝盖里。结果可想而知:从早到晚,她一只鸡也没卖出去。

      时过境迁。民族文化让老达保人有了自信。他们走出寨子,走向了北京、上海,走向了国外。在舞台上,在聚光灯下,他们像明星一样,享受着台下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

      对于“直过民族”的同胞来说,社会形态的变革容易,而真正对接现代化,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融合中外的老达保民族文化,让老达保人迈上了现代化之路。他们开始重视教育,重视民族文化传承,一个民族由此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这是文化的力量。

      老达保的故事又是普通的。

      在过往的一些宣传中,老达保的“发迹”总会被加入一种充满偶然的传奇色彩:李石开偶然带回了西洋乐器,央视导演的一次采风,揭开了老达保的神秘面纱。

      需要承认的是,老达保因吉他而兴。民族风遇到西洋风,让老达保的音乐“够味儿”。然而,老达保的发展,却非偶然。

      老达保“走红”,离不开国家对民族文化的重视。正是当地文化工作者踩着泥泞的路进入山沟,才发现了这个寨子的特色; 正是文化工作者不遗余力地推介,才能让包括央视导演在内的更多人知道老达保。

      老达保人的演出受追捧,离不开经济社会的繁荣。正如李石开那句朴素的话:“国家富强了,老百姓富裕了,歌舞也就值钱了。”

      改革开放近40年来,物质需求的满足,释放了人们对精神享受的追求。富起来的国民学会了去欣赏、去接受、去为自己认为的“美”买单,盛世成就了老达保。

      老达保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推动。正是因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等工程的实施,让老达保寨重焕光彩,为传统文化在对接市场的同时又能扎根本土健康发展提供了可能,让民族文化不是街头扩音喇叭里的和声,不是婚宴舞台上的背影,而能更有尊严地发展。

      事实上,近年来,在广阔的民族地区,已经有成千上万的“老达保”和“老达保人”,靠本民族的优秀民族文化,凝聚起脱贫攻坚的内生动力。

      老达保,是一个奇迹,也非奇迹,她只是共和国盛世下的一个普通寨子。

      (文字、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张国欣采写、拍摄。) 

      

      过去,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景颇族一厩牛,财富在高头。”现在,衡量景颇人贫富的标志早已不再是拥有多少牛,而是家里是否有拖拉机、摩托车、电视机和新瓦房。

      景颇族是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德宏州境内的景颇族有14万人,约占我国景颇族总人口的95%。在德宏州陇川县勐约乡,景颇族人口占全乡总人口的85.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景颇族发展步入新的时代。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实施了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等一系列扶持政策,景颇族群众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精准扶贫:三级书记挂钩帮扶

      “生产工具极其简陋,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情况相当普遍;居民居住在破旧的茅草房里,睡在火塘边,靠火取暖,无盖被习惯;吃饭通常只有盐巴和辣椒佐食,很少吃肉和蔬菜;粮食不足,经常不得不靠采集野菜、野果来度日。”一份德宏州民宗局提供的史料,生动地勾勒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当地景颇族群众贫困的生活状况。

      勐约乡地处边远贫困山区,下辖5个村委会、45个村民小组、64个自然村。长期以来,受自然、交通和历史发展等因素制约,群众生活十分困难。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为了帮助景颇族群众过上好日子,当地党委、政府把扶贫开发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从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持续发力。

      有着多年基层工作经验的勐约乡党委书记王学刚认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部分群众主观脱贫意识薄弱,是致贫的重要原因。“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只有找准病因,才能对症下药。”王学刚说。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云南省委书记、德宏州委书记、陇川县委书记先后挂钩帮扶勐约乡,当地进入快速发展期。勐约乡政府抓住这一大好机遇,组织实施了一大批交通、水利、农村电网改造、安居及农村危房改造、村组文化活动室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4年来,全乡基本实现了公路“村村通”“组组通”、村村寨寨通自来水的目标。

      俗话说:“要想脱贫致富,必须有个好支部。”近年来,勐约乡坚持“以党建带扶贫、以扶贫促发展”的工作思路,推行“致富党员+贫困户”结对帮扶模式,让党组织真正站到脱贫攻坚“第一线”。通过召开村民大会、扶贫干部进村入户、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等方式,向群众宣传脱贫政策,引导广大贫困群众解决“意识贫困”和“思想贫困”问题,鼓励大家依靠自身力量勤劳致富奔小康。

      家住帮中村委会帮中村小组的31岁景颇族村民孔丁崩,以前仅靠种植几亩甘蔗地生活,还要养活2个孩子,日子过得很艰难。在村里养蚕大户雷勒约的带领下,孔丁崩从去年开始种桑树、养蚕。“今年一共种了20亩桑树,还搭建了60平方米的蚕棚,现在每个月能有近3000元收入。”孔丁崩高兴地说。

      “过去,景颇人既受官府和傣族封建领主的统治,也受其社会内部相对独立的山官统治,生活极其贫苦。”王学刚表示,“相比过去,现在的景颇族群众真是赶上了好时代。”

      大力发展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勐约乡中心小学十分重视民族文化的传承,开设了相关课程。图为景颇族教师尚勒三在校园文化长廊中展示景颇族长刀舞。

      走进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勐约乡中心小学,只见校舍干净整洁,塑胶跑道、篮球场、乒乓球台等体育教学设施齐全。在学生宿舍楼、校园文化长廊等地,长刀、铓锣、牛角等具有景颇族特色的装饰随处可见。

      据王学刚介绍,为改善乡中心小学办学条件,当地政府近两年累计投资595万元,实施了一系列改造提升项目,包括学生食堂改扩建、校园文化长廊建设、校园绿化美化、运动场建设等,为师生们营造了良好的工作学习环境。

      有着33年教龄的景颇族教师尚勒三,对教学环境的变迁深有感触。“早些年,教室都是草房子,夏天漏雨、冬天透风,像现在这样好的办学条件,在以前真是想象不到。”尚勒三感慨地说。

      “新中国成立前,景颇族除了山官子弟可以进学校接受教育以外,绝大多数孩子尤其是居住在山区的孩子,基本上都没有条件接受教育。景颇族群众主要依靠结绳记事,有文化的人很少。”尚勒三说,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让很多像他一样的景颇族普通群众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

      勐约乡中心小学现有499名学生,其中景颇族学生占一半,绝大多数学生因为自己家所在的村寨离学校太远而选择住校。“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寄宿生每人每年能享受1000元补贴,景颇族等人口较少民族学生每人每年还有250元额外补助。”校长杨恩传对记者说,“学校还专门建设了幼儿园,这几年适龄儿童入园、入学率达100%。”

      学校是教育的主阵地,不仅承担着教书育人的职责,而且肩负着传承传统文化的使命。在勐约乡中心小学,开设了目瑙纵歌、织锦、笛子等景颇族传统文化课程。“多年来,我校始终以传承民族文化、培育民族脊梁为办学宗旨。”杨恩传表示,从去年开始,学校还主动承担起景颇族等“直过民族”村民的普通话培训项目,许多教师深入各村寨,利用周末、晚上等业余时间开展培训,至今已有数百名景颇族群众受益。

      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当地政府以减轻负担、培养人才为目标,将“办好教育,脱贫一批”纳入整体脱贫规划,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入学进行帮扶:初中及以下阶段的学生,每人每年给予营养改善计划补助800元、生活补助1000元至1250元;高中阶段的学生免除学费800元,每人每年补助1500元至2500元;大学阶段的学生每人每年补助5000元。此举使全乡66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受益。

      兴办特色产业:筑牢增收致富基础

    广瓦村养殖合作社采取“公司+合作社+建档立卡贫困户”模式,使93户贫困村民受益。图为村民石勒堵在合作社饲养肉牛。

      35岁的景颇族村民石勒堵,今年尤为高兴:去年底全家成功脱贫,今年初老婆又生了儿子。这两件大喜事,让他更加珍惜在养牛场的工作。

      “政府给我们新盖了住房,除了我在养牛场的工作,我家还种桑、养蚕,加起来每个月能挣3000多元。”石勒堵高兴地说,大女儿读小学不花钱,参加“新农合”后,家人到县级医院看病可报销85%的费用,真是过上了不愁吃、不愁穿,教育、看病、住房有保障的好日子。

      石勒堵的家在勐约乡广瓦村委会温泉村小组,全村有46户、177人,现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9户、39人。这两年,广瓦村委会组建了由村党总支牵头,温泉村小组和广瓦村小组9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的肉牛养殖合作社,采取“公司+合作社+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管理运营模式,大力发展肉牛养殖业,肉牛合作社养殖规模达300头。

      “公司采取月薪聘用制的方式,为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3至10个固定岗位,现已有3人以每月2000元工资被合作社聘用。”广瓦村党总支书记石章红对记者说,通过采取利益分红、参与务工等方式,有效增加了群众财产性和工资性收入,筑牢了贫困群众增收致富奔小康的基础。

      在肉牛养殖合作社仓库的外墙上,张贴着“广瓦村养殖合作社2017年收益分红公示”,里面详细列举了分红主体、入股资产、入股资本、分红金额等。记者看到,每个分红主体都获得了1000元至3000元不等的分红。

      除了扶持产业发展,为充分发挥群众在脱贫攻坚中的主体作用,当地政府还大力开展农业实用技术、职业技术、脱贫技能教育,不断提高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市场竞争力,促进农民增收。

      在各级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勐约乡去年实现农村经济总收入1.29亿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7927元。“下一步,我们将列出时间表、理出路线图,一户一套方案,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让乡亲们早日过上小康日子!”王学刚的话掷地有声。

      从勐约乡政府驻地出发,沿着蜿蜒的山路驱车15分钟左右,眼前豁然开朗——在绿树掩映中,一栋栋景颇族风格的民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继续前行,可以看到一座以西鸟为造型的门牌楼,上面写着“温泉村”3个字。

      温泉村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干净、整洁,曲折的水泥路通向家家户户。记者在村里看到,每家屋顶都插着国旗。“富起来的村民,通过这种方式来感谢国家的好政策。”勐约乡党委书记王学刚解释道,“如果家庭成员中有党员,还会再加一面党旗。”

      温泉村有村民46户、177人,是一个纯景颇族自然村。从2004年开始,一些村民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陆续从海拔1500米的老寨子搬到山下。

      “刚搬下来的时候,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苦,现在完全不一样啦!好政策让我家脱了贫。”村民尚勒用热情地邀请记者到他家看看。

      尚勒用的家是一栋两层的新房,总面积达175平方米。进入宽敞的客厅,映入眼帘的是干净的地板砖、崭新的茶几、超薄液晶电视和舒适的沙发。40岁的尚勒用拿出以前的照片,讲起了过去的生活。在照片里,尚勒用和妻子、儿子站在两间老房子前,一间是茅草房,另一间是空心砖房。“那时,全村都是这样的房子,村民收入也大多来源于种植甘蔗和玉米。”尚勒用说。

      改变出现在2015年。这一年,随着脱贫攻坚工程的启动,由云南省省长挂钩帮扶温泉村,全村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大好机会。尚勒用依然记得省领导第一次到村里调研时的情景。“领导来到我家,对我说,要相信政府,要坚定脱贫致富的信心,好日子一定会来到。”尚勒用说。

      面对勐约乡多种致贫因素,当地党委和政府科学绘制脱贫攻坚蓝图,把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和民生实事作为脱贫攻坚的突破口。随着各项工程不断推进实施,昔日贫穷的乡村发生了喜人的变化。以民房建设为例,政府首先建设了两种户型的样板房,让群众对新民居有个直观了解,随后采取“统规自建”的方式,推动民房建设全面铺开。今年1月,温泉村以钢结构为主体的民房建设全部完工。

      2016年6月,中国三峡集团对口帮扶德宏州景颇族精准脱贫攻坚项目正式启动。在三峡集团的对口帮扶下,温泉村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均可享受“贷款6万补贴6万”的政策,村民只要花很少一笔钱即可入住新居。

      搬入新居前,尚勒用专门贷款到县城买了全套家具,还在新家铺设了光亮的地板砖。勤奋的尚勒用,如今既种甘蔗又养牛,还种桑、养蚕,希望早日把贷款还完。

      “1年多的时间,温泉村全面消灭了危房,解决了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全村面貌焕然一新。”王学刚表示,乡政府积极引进脐橙种植和桑蚕产业,拓宽村民收入来源,目前整村已实现脱贫摘帽。

      今年5月,省领导再次到温泉村调研,并专门来到尚勒用家。“领导特别叮嘱我,要让孩子多读书,要靠勤劳致富过上更为幸福的日子。”尚勒用说。


     

    脱贫攻坚 不落一人

      有些时刻,注定会被历史铭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

      在勐约乡采访的最后一天,我来到了营盘村委会勐约洞村小组24岁的景颇族小伙儿普昆鹏的家。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很难相信,改革开放近40年来,还会有人住在如此简陋的房子里:一间用茅草搭建的伙房昏暗潮湿,屋内除了桌子,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伙房旁是一栋有着30多年历史的土坯房,因年久失修而显得摇摇欲坠,普昆鹏和他的母亲住在这里。

      普昆鹏家因多种原因致贫。他的父亲早年生病去世,妹妹外出打工时遭遇车祸身亡,接连而至的不幸给他的母亲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他只能早早地辍学,一边照顾母亲,一边在家附近打零工。虽然日子过得很艰难,但普昆鹏从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希望。忙完自家农活,他还会热心地帮助其他村民到地里打农药、砍甘蔗。

      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是我国民族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自2014年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以来,普昆鹏家的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普昆鹏从去年开始种桑、养蚕,今年6月,他养的第一批蚕茧已收入4000元。此外,他还领到了政府发放的扶贫牛犊和猪崽,打算养大了卖钱。在离他家老宅不远处,一栋崭新的两层小楼拔地而起,这是普昆鹏家正在建设中的新房子。

      坐农家炕头,听脱贫故事。在勐约乡的几天里,我走访了不少村民,他们有的已经脱贫,有的还奋斗在脱贫的路上,但无一例外,他们的言语间都充满了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我想,这就是扶贫成效最真实的体现。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普昆鹏只是我国千千万万已脱贫或正在脱贫群众的缩影。勐约乡党委书记王学刚表示,从古至今,没有哪个政府能像今天的中国政府这样,拥有独到的扶贫智慧,敢于立下让所有人脱贫致富的誓言。

      事实的确如此。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勐约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民房建设和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扎实推进,产业调整和培植成效突出……

      现在,普昆鹏会经常到新房前看看,清理一下建筑垃圾。他说,自己把家里的18亩甘蔗地全部改种成桑树,等搬到新房后,老房子会用来养蚕,这是他能在家门口挣钱的最好办法。

      普昆鹏家实现脱贫致富的那一天,应该不会太远了。

      (文字、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安宁宁采写、拍摄)

      历史很长,但关键处却是匆匆几步。对于在我国西南边陲生活了千年的佤族同胞来说,过去的这两年,注定将写进历史。从茅草屋到砖瓦房,这一变化,佤族人等待了千年。

      人畜混居的茅草房:夏不避雨,冬不御寒

    夏不避雨、冬不御寒的茅草房已成为历史。

      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勐梭镇王莫村,是阿佤山深处的一个佤族寨子。

      村委会主任岩方今年32岁,他家刚刚建起一座两层高、200平方米的新房,“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过去,岩方一家5口人住在一间不足60平米的茅草房里:木桩扎在山坡上支起框架,四周用木板围起,屋顶盖着茅草。一层地板为界,楼上住人,楼下养牲畜。

      “以前,火塘、床铺都在一个屋里,屋底下牲畜粪便的味道顺着地板缝往上面蹿,墙板缝能塞进手指头,冬天风呼呼地往屋里灌。”岩方说。

      家里没有卫生间,整个寨子只有两个公共厕所,走10分钟的山路才能到达。有的人犯懒,大小便就在屋子外面解决了。

      在王莫村,尚保存着几座这样的茅草房。

      推开一扇破旧的木门,眼睛要适应一会儿昏暗的光线,借着手机光亮,方能看清屋里的情形:一个火塘将屋子分为两个区域,紧靠火塘的一侧,冬天比较暖和,供家里的老人住;另外一侧,是年轻人的“床铺”。长期积累的油烟凝成一条条黑色的毛絮从房顶、木板上垂下来。墙壁、板凳被油烟熏得乌黑发亮。

      “一家人睡在一个大房间里,也算是其乐融融。但如果家里有对小夫妻,那就不方便了。”岩方说。

      火是茅草房的天敌。

      1998年2月,王莫村一个孩子在火塘边做饭时,不小心将火星迸到了屋顶上,瞬间点燃了茅草。天干物燥,小火变成了大火,不一会儿便“火烧连营”。那场大火烧了两天两夜,整个寨子都被烧光了,村民的衣服、被褥、粮食全都烧没了。

      这种居住状态,在佤山已经延续了千年。乡亲们想象不出,还能有其他更好的生活。

      直到2005年,村里有了第一个走出去的年轻人。次年春节,这位年轻人染着头发、穿着牛仔裤回到家乡,讲起了外面的新鲜事:睡觉有单独的房间,不是在火塘边;厕所就在卧室隔壁,还是可以冲水的……

      尽管乡亲们在电视上见过外面的景象,但当身边人讲出来的时候,大家才觉得这种生活离自己那么近。

      安居!安居!对新房子的渴望就像是火塘里不熄的火苗,在乡亲们的心里跳动着。

      建设安居工程:解决特殊问题,需要超常办法

    娜王的新家充满现代感。

      习近平同志到云南考察时明确要求,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对于西盟人来说,2015年5月18日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时任云南省委书记李纪恒在普洱市专题调研脱贫攻坚工作时来到西盟。了解到西盟还有半数群众住在茅草房、杈杈房里,他的心情很沉重。

      “看到西盟、孟连两县,还有两万多户、八万多人住在危旧房里,大家感想如何?是不是寝食难安?”李纪恒问一起调研的干部们。

      事实上,云南省对佤族地区的民房改造一直没有停过,从最初给每家2000元物资补助,到后来给4000元、1万元、1.2万元资金补助……尽管补助金额不断提高,但盖房子不是小事。寨子里最贫困的人即使拿到了补贴,也盖不起房子。

      解决特殊问题,需要超常的办法。

      2015年7月30日,“西盟孟连农村安居工程”在王莫村启动。云南省委书记、省长来了,各地市州的主要负责同志也来了。

      佤族乡亲们的欢呼声、鼓掌声如潮水般响起,一双双古铜色的手拉起来,大家边跳边唱:“村村寨寨哎,打起鼓敲起锣,阿佤唱新歌……”

      一个细节,在记者采访时被大家屡屡提起:安居工程启动前那段时间,西盟当地雨下个不停。就在主持人宣布安居工程启动仪式开始的时候,天突然放晴了,艳阳高照。那一刹那,大家激动得直掉眼泪。

      “党和政府出钱给补助,为我们老百姓盖新房,老天爷看在眼里,还会忍心下雨吗?”岩方和乡亲们用朴素的认知,解释着这一“巧合”。

      每户补助4万元,还可以最高贷款5万元,政府贴息,其余资金由农户自筹。按照部署,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所有乡亲们都能住上安居房。

      干部冲锋在前:完成决战中的临门一脚

      政策有了,资金来了,但万里长征,只开始了第一步。

      一年半的时间,除去当地漫长的雨季,只剩下不到一年。如此短的时间里,能否完成过去上千年都没有完成的事,不少人心里没底。

      “在这场终结千年茅草房历史的决战中,历史选择由我们完成临门一脚,难道不觉得光荣?”西盟县负责同志给全县干部鼓劲。

      干部们都行动起来:县委常委包乡镇,县处级干部包村,部门包组,干部包户。驻村干部们带着雨伞、手电筒、生活费,跋涉于泥泞的山路上,向大山深处进军。

      困难比想象中的还大。

      补助比以往都高,但还是不够;群众可以贷款,但没几个人敢贷。为此,干部们挨家挨户地做工作。白天怕耽误乡亲们干活,就晚上打着手电筒去,在火塘边和他们畅谈住进新房后的好生活;整村建设需要整村规划,有的老人舍不得搬出老宅,村支部书记带头将自家刚装修好的新房拆掉,为村庄规划让路……

      一万多套房子要同时开工,而全县只有两个砖厂,砖石从哪里来?“砂”书记、“砖”县长们全部出动,去周围县市找砖找砂,最远的找到了8小时车程之外的县城。

      雨下个不停,建筑材料运不进寨子,眼看就要耽误工期,怎么办?干部们披着雨衣,拿着铁锨,带领乡亲们连夜修复被雨水冲垮的山路。

      “这场战役,锻炼了我们的队伍。”杨宇说,“打赢了这一仗,以后恐怕没有什么工作能难倒佤山干部。”

      回忆起那段时光,西盟农村安居工程指挥部主任李世昌热泪盈眶:“人这一辈子,能遇到这样的大事,机会不多。多少年后回忆起来,我都会感到自豪。”

      乡村面貌焕然一新:房子变了,人也变了

    佤山旧貌换新颜,村民的脸上满是笑容。

      今天的王莫村,上百座白墙红顶、融合佤族建筑风格的新民居矗立在山腰间,屋顶的琉璃瓦在阳光下泛着光。乡亲们终于告别了茅草房。

      从安居房开始建造的那天起,阿佤人就已经开始改变。

      不知贷款为何物的村民们,拿着几页贷款合同,让驻村干部一句一句地给自己解释。所有条款都明白之后,才用手指蘸着印泥按下鲜红的手印。

      外地的工人来砌墙,乡亲们会蹲在一旁监工:“你给我砌整齐了,不然我不给你钱。”

      有的村民加入了工程队。做搬运材料的小工,一天能挣70元;做砌墙的技术工人,一天可以挣170元。看到了拥有一技之长的好处,村民们纷纷向建筑队的师傅们拜师学艺。

      在云南省农业厅驻西盟县扶贫工作总队队长郑青江看来,这说明佤族乡亲开始有了契约意识、质量意识和技术意识,而现代的生产生活离不开这3种意识。

      有些变化,乡亲们自己都没意识到。

      “不好意思,请您先把鞋脱了。”佤族妇女娜王邀请记者到自家参观时,面带微笑地提醒。

      娜王家的客厅里,摆放着大理石茶几、乳白色的皮质沙发,挂着丝质窗帘。卧室里摆着“席梦思”床,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

      曾有人说,佤族乡亲们穷,是因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对于这样的说法,普洱市扶贫办项目科科长刘文不能接受:“如果感受到了更好的生活,谁还会安于现状?”

      几十年前还以采集野果为生的佤族人,不知道积累为何物,如今却学会攒钱了。现在,王莫村的500多位村民中,有300多人到广东打工,因为大家想尽快把贷款还清,回到家舒舒服服地住新房。

      王莫村村头建起一座从西盟县城引进的肉牛养殖场。村里的贫困户可以靠扶贫资金入股,还可以去养殖场当工人。

      “没想到跟原来听说的不一样,村民们一点儿都不懒散;没想到村民上班比学生上学还准时,干活很积极。”来自昆明的养殖场经理连说了几个“没想到”,来形容自己对王莫村的认识。

      “听党话、跟党走”,圆了安居梦的西盟阿佤人,正在用勤劳的双手,圆着小康梦。


     

    66年,阿佤山的变与不变

      尽管是第一次到西盟,但我却总有一种回访的感觉。我最想知道的是,66年前,剽牛立誓“世世代代跟共产党”的拉勐的后人们,如今过得怎么样?

      1951年元旦,普洱红场人声鼎沸、锣鼓喧天,在北京参加了国庆周年观礼、受到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解了党和国家民族工作方针政策的佤族头人拉勐,和普洱26个兄弟民族的代表共商民族团结大事。

      有人建议,用佤族喝鸡血酒、剽牛的传统仪式来表示大家维护民族团结的决心,得到大家的赞同。饮完鸡血酒,拉勐剽牛。牛倒左方,牛头朝北,牛尾朝南,剽口朝上,是期待中的大吉之象。全场欢呼。

      48位代表用本民族文字签名,立下了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在碑上镌刻了铮铮誓言:“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誓。”

      转眼间,66年过去了。斯人远去。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牢记使命,深入佤山村村寨寨,访贫问苦、治病济贫,带领西盟各族人民发展生产、建设家园。

      在阿佤山中穿行,在老人们的故事中游走,采访越深入,越能感受到当地翻天覆地的变化:佤族同胞告别了漏雨透风的茅草房、杈杈房,住进了人畜分离、厨卫入室的砖瓦房;佤族孩子们在多媒体教室里读书学习,还吃上了免费的营养餐;生病的乡亲们在村里的卫生所就能得到医治,再也不用把希望寄托在咒语和鸡卦上……

      在脱贫攻坚这场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史无前例的伟大战役里,阿佤山也发生着千百年来最深刻的变化。

      在西盟采访将近结束的时候,记者来到了勐卡镇班哲村。这是脍炙人口的歌曲《阿佤人民唱新歌》诞生的地方。

      傍晚时分,天气凉爽,乡亲们大多还在地里干活。我听说村子里有一处墙壁上刻着《阿佤人民唱新歌》歌词,却没能找到,正打算放弃之时,一位佤族大爷背着背篓从路那头走了过来。

      “您好!我想去看看刻着《阿佤人民唱新歌》歌词的那面墙,应该怎么走?”我上前问路。

      或许是因为我的普通话还算标准,佤族大爷立马问:“你是从北京来的?”

      “对,我是从北京来的记者。”听到了肯定的回答,大爷刚刚还因负重而微驼的腰杆,一下子挺直了。

      “北京,北京……”他两眼兴奋地放着光,两只黝黑粗糙的手掌用力地相互搓着,嘴里不断重复着首都的名字。

      他告诉我,他叫岩瓜。他很感谢来自北京的好政策,让他住上了和城里一样的新房子,家里腊肉挂满墙,大米装满缸……

      岩瓜带着我来到了刻着歌词的那面墙前,还没等我邀请,他就手舞足蹈,唱起了那首熟悉的歌:“村村寨寨哎,打起鼓敲起锣,阿佤唱新歌……”

      我们和拍而歌,歌声在山间回响。

      天色渐暮,我们与岩瓜道别。透过倒车镜,我看到他一直站在那里挥动着手臂,久久不肯离去。我知道,这是佤族人民对党的恩情最深情的表达。

      66年前,拉勐剽牛立誓,把“世世代代跟共产党”的誓言刻在了石碑上。66年来,这个誓言早已刻在了阿佤人的心中,融进了阿佤人的血液里。

      (张国欣  采写、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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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俞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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