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时远:研究探索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道路[ 来源:中国民族报 | 发布日期:2017-11-13 | 浏览()人次 | 投稿 | 收藏 ]
周竞红
   

  郝时远近照。 资料图片

  他是从大草原青色之城——呼和浩特走出的蒙古族专家、学者,是国家级民族研究机构和行政“双肩挑”型干部;他始终秉承为人民做学问的宗旨和原则,为研究探索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就是我国著名的民族学专家郝时远。

  生于大时代 长于广阔天地

  1952年,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年份。当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政务院发布《关于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实施办法的决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全国各民族地区开始普遍推行。内蒙古自治区首府也在同年6月迁入今天的呼和浩特。郝时远就在这一年,出生于青色之城呼和浩特。

  18岁时,郝时远加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社会洪流,在广阔天地踏实劳作3年半后,他被推荐到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专业学习。

  1976年夏,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作为班级党支部书记,郝时远带领全班同学到唐山钢铁厂,开展“抗震救灾、恢复生产”的毕业设计。在大灾摧毁的唐山,他和同学们一起清理废墟、拆除危房、疏通重油管道,付出了辛勤和汗水,也经历了一次特殊锻炼,完成了一次特殊的毕业设计。这一经历成为他后来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灾害并取得成果的重要动因。

  大学毕业后,郝时远被分配到呼和浩特第二机床厂做质检员。在完成质检工作的同时,他刻苦学习,秉烛夜读,1978年考取了内蒙古大学蒙元史专业研究生。他师从著名蒙元史专家翁独健、亦邻真、周清澍等名师大家,后以“元代监察制度”为选题完成毕业论文,获得了史学硕士学位。

  1982年,郝时远从草原来到北京,入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最初在历史研究室工作,后成为民族关系研究室的一员。他的研究领域从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跨越至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研究,从国内民族研究跨越至世界民族研究。连续的跨越,最终使他突破寻常,成长为著名的民族学专家。

  立足中国 关注世界

  1985年,郝时远走上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领导岗位,担任研究所副所长职务,主要分管民族理论、民族关系、世界民族3个研究室和《民族译丛》编辑部,成为国家级民族研究机构科研和行政“双肩挑”型干部。1996年,他开始任代所长;两年后,升任所长。

  无论是担任领导,还是作为学科带头人,郝时远总是勇于担当、身先士卒、倍加努力。他主持课题亲力亲为,从不做甩手掌柜;主编著作也绝不挂空名,统稿、把关工作做得实实在在;担任研究刊物主编期间,精心审阅每篇稿件,对后辈严格要求,凡是认真工作并积极出成果的研究人员都能得到他的热情引领和支持,他也会毫不客气地批评不专心本职工作、不出成果者。

  郝时远以民族史、蒙元史为学科基础跨入民族研究领域,在立足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的同时,以宏大国际视野综合运用多学科方法研究重大问题。上世纪90年代后,他的研究领域沿着中国民族问题、世界民族问题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3个相互联系又有差别的路径不断扩展且趋向精深,学问之路日益拓宽。他的主要专著性成果有《中国的民族与民族问题——论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民族问题》《类族辨物:“民族”与“族群”概念之中西对话》《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之路》等。

  在中国民族问题研究中,郝时远的台湾民族问题研究也很有成就。他领衔集成的《台湾民族问题:从“番”到“原住民”》等著作,代表了大陆学界研究台湾民族问题的领先水平。

  在世界民族研究方面,除了译著外,郝时远还发布了颇具理论前瞻性的论文,如关于冷战后世界民族主义浪潮、南斯拉夫历史、印尼华人研究、20世纪世界民族问题的消长研究等。1999年,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他奋战3个多月,完成了40余万字的专著《帝国霸权与巴尔干“火药桶”——从南斯拉夫的历史解读科索沃的现实》,对美国主导的“科索沃模式”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

  在经典著作研究中,除研究报告、编写的相关著作和专题性论文外,《重读斯大林民族定义》系列论文(2003年)集中体现了郝时远的研究思想。这些论文从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入手,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本论述的理论来源、时代背景、当代意义,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相关研究启发同道,其系统性和专业性超越前人。

  自步入民族研究领域,郝时远在发布研究成果、科研组织和学术兼职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斐然。截至目前,他共发表200余篇期刊论文,100余篇报纸理论文章,还主持编撰著作60余部,独立完成著作7部。2012年,他成功当选为蒙古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自1986年起,他担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民族学科评议组成员、副组长、召集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民族学学科召集人等。

  中国立场 学者责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也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思想库、智囊团。作为中国社科院的一名学者,郝时远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去认识和分析问题。

  除了著书立说外,郝时远承担了大量的政策解读和宣传任务。1991年,中国第一部人权白皮书发布时,他就撰写政策解读文章。此后,每逢党和国家的重要部署、政策出台,只要与民族事务相关,他都会撰写解读性文章或组织相关专家撰写文章加以宣传。他担任《民族研究》主编期间,刊物一直及时反映党和国家在民族工作方面的重大部署内容。

  郝时远还经常深入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研,并为地方民族宗教工作提供咨询。他曾担任西藏自治区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在拉萨“3·14事件”之后,受西藏自治区政府委托,带领调研组到大昭寺等西藏寺庙进行调查,了解宗教人士的生活、思想以及他们对骚乱事件的原因认识等方面的情况,最终将完成的研究成果提交西藏自治区政府参考。

  当前,民族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主要是“三股势力”问题。在郝时远看来,民族分裂就是分裂中国、分裂中华民族,“台独”“港独”“藏独”“疆独”都属于民族分裂势力,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别。他明确指出,“西藏问题”是达赖喇嘛及其国际支持势力炒作的话题,他们提出的所谓“生态破坏”“文化衰落”“宗教压制”等,实质就是“分裂”和“独立”的问题。他多次带团参加西藏外宣工作,以翔实的调查和研究资料告诉世界真实的西藏面貌,坚持中国立场,传递中国声音。

  在拉萨“3·14事件”和乌鲁木齐“7·5 事件”之后,全社会弥漫着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忧虑,学界出现了质疑、批评中国民族政策的思潮。有人将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贴上了“苏联模式”的标签,指称民族政策的优惠性造成了对公民权利平等的危害。西方学者关于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失败论”也大肆流行。面对新形势新问题,郝时远以每周5000字的篇幅,连续在《中国民族报》发表了15篇论理、驳议的文章,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来正视听、立正言,忠实履行了一位民族学者的社会责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党中央决定召开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郝时远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发表的一份长达3万余字的报告,受到主持筹备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并批转文件起草组参考。

  作为伴随新中国成长起来的蒙古族学者,草原赋予了郝时远开阔的思路和宽广的胸怀。而今,他已年过六旬,不再担任行政职务,但他的学术活动仍然十分活跃,学术研究成果频出。他仍在思考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构建和发展问题。他所发表的《中国民族学学科设置叙史与学科建设的思考——兼谈人类学的学科地位》《文化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等文章,仍然是民族研究领域最前沿的成果,为研究探索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编辑:马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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