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疆域治理 之四清朝前期经略东北边疆的得与失[ 来源:中国民族报 | 发布日期:2018-01-12 | 浏览()人次 | 投稿 | 收藏 ]
□ 孟繁勇

  东北地区是满族的故乡和清王朝的发祥地,对清朝具有极端重要的战略意义。作为关系历代中原王朝兴衰的战略要地,东北也是多个少数民族的“龙兴之地”。在明末清初满族崛起之前,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都曾勃兴于东北,建立起强大政权,或拥有半壁江山,或一统天下,从而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满族建立的清朝入主中原后,在东北地区实行了特殊的管理体制和特殊的治边政策。历史证明,这些治边方略有许多成功之处,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在清代前期,西北、西南和东南边疆地区战事频发,而东北则成为清朝最稳固的大后方和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从1644年清军入关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的近200年间,除清初一段时期遭受沙俄入侵之外,东北地区大体上保持了长治久安的局面,既无大的外患,内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也都较为缓和。但清朝前期对东北的治理也有许多失误,不仅使东北地区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状态,而且边防政策的失误最终造成了丧失领土的惨痛后果。清朝前期治理东北边疆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和反思。

  一、清朝前期治理东北的成功之处

  清朝前期对东北的治理有很多成功之处,也卓有成效,笔者归纳为四个方面。

其一,丰富“大一统”思想 超越“华夷之辨”

在理论创新及其实践方面,清朝统治者进一步丰富了“大一统”思想的内涵,这与以往历代汉族王朝“华夷之辨”的内涵相比,形成了一种重要的观念突破。

儒家的文化内核中包含着“华夷之辨”的基本主张,在清代以前的历代汉族王朝,“华夷之辨”多数时候都被具象化为族群乃至血统差异,因此,长城以北的少数民族被视为天然的“夷”,汉族王朝往往对少数民族及其生活区域持排斥态度。范晔所著《后汉书》(卷90)认为:秦始皇修筑长城“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视长城为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分界线,以及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分界线,就是这一思想的典型表现。“华夷之辨”的思想对东北地区的治边政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自从战国时期燕国在东北地区设郡之后,历代王朝在东北地区都有行政建置。由于东北只有辽东地区在长城以南,因此,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在东北地区的直辖区域往往只局限在辽东地区,对辽东以北的地区或实行“官其酋长”的羁縻统治,或放任不管。

清入关之后,“华夷之辨”的内涵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因为儒家所主张的“华夷之辨”,最初是指文明水准之差异,“所谓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所以清王朝将“华夷之辨”还原为原初的文明水准差异。由此,清朝统治者所提出并践行的国家“大一统”思想,便形成了远超此前汉族王朝的格局。

“大一统”思想是儒家的政治主张,《礼记》对此给予了最通俗的解释:“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即大一统之义也。”可见,“大一统”思想的本义是打破“华夷之辨”的界限,要求天下统一于一个政权,一个政权统一于一主,即“以一治之也”之意,主张统一,反对分裂割据。

清代“大一统”思想开端于清太宗皇太极。清入关前,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改女真族名为“满洲”。皇太极即位后,着手调整满汉关系,提出“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后来,他又进一步提出“朕于满洲、蒙古、汉人,不分新旧,视之如一”,形成“满蒙汉一体”的思想,为清代的“大一统”实践奠定了制度与思想前提。清朝入主中原后,如何对待汉族百姓,成为统治者面临的大问题。顺治帝继承了“大一统”的观念,多次强调“满汉一家”的思想。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帝下令停止修筑长城,撤长城之防。这一举措打破了历代以长城为界的观念,把长城内外视为一体,都视为清朝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为两千年边防政策之一巨变。他对此解释说:“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友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清圣祖实录》卷151)他废长城而不用,代之以把蒙古族视为保卫北疆的屏障。

雍正与乾隆时期,清朝逐渐发展到鼎盛阶段,统治者对“大一统”思想的认识与阐述也日趋成熟与完善。雍正帝曾详尽地阐明其“大一统”思想:“夫中外者,地所划之境也;上下者,天所定之分也。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内而直隶各省臣民,外而蒙古极边诸部落,以及海陬,梯航纳贡,异域遐方,莫不尊亲,奉以为主。”(《清世宗实录》卷130,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中原和少数民族地区“中外一家”,是其“大一统”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他批驳那种基于族群与血统的“华夷之辨”,指出:“夫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外之分别也”,因此,不应“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清朝在东北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创制上也践行了“大一统”思想。清朝在东北地区先后设立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辖区,将东北置于中央政权的直接管辖之下,这是继元代之后,又一次将东北地区置于中央直辖之下。而元朝在广阔的东北地区仅设置一个辽阳行省,虽其下设有路、府、州、县,但管理范围过于辽阔,管理体制也并不完备。相较而言,清代在东北设立的将军辖区,不仅是军事防区,同时也是行政区划,加强了东北地区的国防,促进了东北地区的开发,表明清代中央政权对东北边疆地区实现了较历代都更为有效的直接管辖,也标志着清代国家“大一统”的程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因俗而治,一地多制

  清朝统治者高度重视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在管理体制上,清朝廷根据各民族、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实行了以八旗驻防制为主体,民户州县制、边民姓长制、盟旗制、陪都体制多种体制并存的管理体制。这种“一地多制”的制度设计,是清朝的独创,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因俗而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族制宜的体制创新精神,它符合东北各民族、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对实现东北地区的长治久安发挥了巨大作用。

1、八旗驻防制。清朝在东北地区实行了与内地行省体制截然不同的将军辖区体制,东北大部分地区实行的是八旗驻防制。东北八旗驻防“以城为纲”,即根据各个城市的重要程度设置不同的职官,“自将军而下,最重要者则设副都统驻扎,次则设城守(尉)驻防,次则协领、骁骑校驻防。盖城守尉隶副都统,协领、佐领隶城守尉,骁骑校等官复隶协领、佐领,而皆隶于将军。其设官之数,皆准设兵多寡,因地异宜,以奋武卫固疆圉”(《清朝文献通考》卷51)。驻防八旗除遇有战事奉调出征外,平时的任务主要是管理旗地,征收地租,缉捕盗贼,维护治安。清朝廷还将东北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编入到八旗组织当中,组成“新满洲”,通过八旗组织管理旗人。八旗制下,人尽皆兵,不仅加强了东北边防,同时也增强了这些少数民族对清朝的向心力。清朝在全国共设立了盛京、吉林、黑龙江、乌里雅苏台、伊犁五个将军辖区,其中东北地区就设置了三个将军辖区,其在军事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东北三将军辖区的设置不仅对抗击沙俄入侵、巩固东北边防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使东北成为清朝最大的八旗驻防区域和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东北八旗兵也成为清朝战斗力最强的军队,并作为战略预备队,关内或其他地区遇有战事即奉调出征,成为维护清朝统治的坚强支柱。

2、民户州县制。清入关之初,迁都北京,百万军民“从龙入关”,东北地区出现了“沃野千里,有土无人”的荒凉景象。因为清朝实行旗民分治的政策,八旗组织不直接管理民人,而是设置州县进行管理。随着关内人口的不断涌入,清朝廷于顺治十年设辽阳府,置辽阳、海城两县,以管理民人,这是清代东北设州县之始。在东北地区专门设立州县管理民人的制度,即称之为民户州县制。顺治十四年(1657年),清朝廷设奉天府之后,盛京地区的州县统由奉天府尹管辖。从清初开始,关内人口即开始向东北地区迁移。随着关内移民不断增加,东北地区设置的州县和八旗制下的理民机构也不断增加,并且随着移民逐渐向北迁移,州县制也逐渐由南向北逐步推广。

3、边民姓长制。在松花江、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下游流域以及滨海和库页岛广阔地区分布着赫哲、鄂伦春等众多少数民族,他们隶属于吉林将军辖下的三姓副都统辖区,清朝廷对这些少数民族“各设姓长、乡长,分户管辖”(《清朝文献通考》卷271),这种制度称之为边民姓长制。这些少数民族被编户入册后,每户每年向清朝廷交纳一张貂皮作为贡赋,而清朝廷则给予回赏,称为“贡貂赏乌绫”。乌绫为满语,意为财帛。清朝廷还实行联姻制度,允许边民携带聘礼,进京迎娶宗室之女,清朝廷还陪送一份丰厚的嫁妆。所谓宗室之女,其实多为民女充替,但这种联姻制度对加强内地与边疆地区的联系,促进边疆地区的开发,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4、盟旗制。清代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其中哲里木盟、卓索图盟与昭乌达盟,毗邻东北,通称东三盟。后来由于汉族移民大量涌入,这一地区也先后设立州县,分别隶属东北三省。东三盟的管理体制比较特殊,既直接隶属于理藩院,同时又受临近的将军或都统节制。盟旗制中的旗和佐领是清朝参照八旗组织形式,并结合蒙古游牧部落的组织结构设置的,也体现了清朝廷对蒙古“分而治之”的统治政策,它既防止了各部落的联合,同时也避免了某一部落势力过于强大。

5、陪都体制。清朝廷还在陪都盛京设立了奉天府、盛京五部、盛京内务府等陪都机构,管理整个东北地区事务,这就是盛京所特有的陪都体制。盛京俨然成为除京师之外的第二政治中心。奉天府尹管理东北地区州县民人,与盛京将军形成旗民分治的格局。盛京五部不论旗民,只以具体事务分工。盛京内务府则只负责管理皇室事务,无涉地方实权,因此在建立之初,就由盛京将军兼任盛京内务府总管大臣。奉天府尹、盛京五部与盛京将军互不统属,事权多有交叉,遇事只能会商解决。清朝廷设置陪都机构,既是为了加强对大后方东北的经营建设,同时也是为了加强对东北三将军的监督和控制。光绪元年(1875年),署盛京将军崇实论及盛京将军与陪都机构的关系时曾说:“溯其(将军)建基之初,原与五部隐相兼摄”。(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魏源对清朝统治者这种驾驭官员的手段也有很精辟的评价:“虽各省提镇、驻防将军,掌兵柄而不擅财赋,与文臣互牵制焉。于封建有其名无其实,于藩镇收其利去其害,损益百王二千年之法,至是而大定。”(魏源,《圣武记》卷2)

因此,东北地区是五种管理体制并存,这种“一地多制”的管理体制体现了清朝“因俗而治”、灵活多变的管理政策。

其三,划界分治,减少民族矛盾

  在民族政策上,清朝廷对东北地区各民族实行了“划界分治”的政策,即划分各民族的生产和生活区域,分别进行管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各民族间的摩擦和矛盾。

例如,在盛京地区实行了旗民分治的政策,如《清朝文献通考》(卷271)所载:“凡满洲、蒙古、汉军八旗事务,仍隶于奉天将军;凡民人事务,则统之于奉天府尹”。并且还划分旗民界限,令旗民各自“在界内分开居住”,以使“互相争告之事可省”。(《清圣祖实录》卷266,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丁未)农村的耕地,也要“旗民地亩,分立界限”,并且“不许旗人民人互相垦种,以滋争端”。(《清圣祖实录》卷143,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己卯)这种旗民分治的政策虽然也造成了一些弊端,却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民族矛盾,这也是借鉴了后金时期的历史教训。

清朝廷还在东北地区设置了柳条边,柳条边的作用主要是“插柳结绳,以界蒙古”(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卷下),即防止蒙古族越边放牧,侵扰汉族农耕区域。同时清朝廷还在柳条边各边门派兵驻守,严禁边内满、汉民族与边外蒙古族任意来往,这是“划界分治”政策的典型体现。学者关亚新认为,柳条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汉、满等民族的农耕区、东北其他少数民族狩猎采集区和蒙古族的游牧区这三个生产区域的分界线。柳条边的设置,不仅维护了不同生产区域内生态环境的稳定,而且对减少各民族因生产活动产生的摩擦和矛盾,维护东北社会稳定,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四,因势制宜,逐步完善东北行政区划

  在具体治边政策上,清朝廷能根据形势需要,不断进行调整,体现了因时、因地制宜的灵活性,对行政区划设置和边防政策的调整就是一个例证。

清入关之初,清朝廷设盛京总管统辖东北。当时,沙俄已经开始侵略我国黑龙江流域。由于清军入关后,忙于关内的统一战争,无暇顾及东北北部防务。沙俄侵略者由此肆虐横行,给黑龙江各族人民造成了巨大危害。顺治九年(1652年),宁古塔章京海色率军进攻沙俄侵略者盘踞的乌扎拉村据点。这是历史上清朝与沙俄两国军队第一次交锋,由于海色指挥失误,清军遭受重大失败。清朝廷接到败报后,迅速作出反应,派梅勒章京沙尔虎达领兵驻守宁古塔,以加强东北边防。由于盛京昂邦章京坐镇盛京,位于东北南部,距离抗俄前线过于遥远,不利于指挥抗击沙俄的战争。因此,在顺治十年(1653年),清朝廷又升沙尔虎达为宁古塔昂邦章京,与盛京昂邦章京平级,东北地区遂划分为盛京、宁古塔两昂邦章京分治。宁古塔昂邦章京的设置,标志着清朝对沙俄的入侵进入了有限反击的阶段。由于当时清朝忙于统一全国的战争,尚无力对沙俄进行全面反击。康熙帝即位后,对东北边防极为重视,他针对沙俄侵略者不断建立堡垒、步步为营、不断向前推进的侵略战术,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永戍黑龙江”战略,即在黑龙江地区建城永戍,改变了以往派兵征讨、打完就撤回的做法。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已经收复,国内较为安定,反击沙俄的时机已经成熟,清朝廷遂把战略重点转移至东北地区。因为当时宁古塔将军的驻地在吉林,距离黑龙江流域也较为遥远,不利于加强黑龙江地区的防务。由此,康熙帝决定设立黑龙江将军辖区,黑龙江将军衙门驻地设在黑龙江北岸的瑷珲旧城,东北地区至此形成了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分辖的格局。黑龙江将军辖区的设立,极大地加强了黑龙江流域的防务,对取得抗俄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东北三将军辖区的设置,是清朝廷为了防御沙俄入侵、不断加强东北边防的过程,同时也是东北行政区划趋于完善的过程。这一过程也体现了清朝廷根据形势变化,对行政区划和边防政策不断进行调整的灵活性。

二、清朝前期治理东北的诸多失误

  当然,清朝对东北的治理也有许多失误之处。

其一,实施封禁,导致发展滞后,东北北部人口稀少

  封禁政策是造成东北地区长期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维护满族在东北的垄断地位和特殊利益,清朝廷于乾隆五年(1740年)开始在东北地区实行封禁政策,禁止从关内移民东北。在封禁令正式颁布之后,东北地方官员对进入东北的流民往往比较宽容,多次恳请朝朝廷对流民免予驱逐。不管其动机如何,这一点还是应该给予肯定。由于封禁政策执行得并不十分严格,因此,关内人口仍源源不断地移民东北。但由于清朝廷对东北基本的大政方针是以封禁为主,从而使东北地区在人口迁移、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受到严重影响。

清朝廷的封禁政策从长远上看,不仅使东北地区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状态,而且对东北边防的消极影响尤为严重,导致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长期处于空旷无人的状态,给沙俄蚕食、侵占中国领土造成了可乘之机,其恶果在清代前期即已彰显,在晚清时期更是暴露无疑。

其二,边防“重南轻北”,致沙俄侵占领土

  在东北地区的边防建设上,清朝廷也存在重大失误。《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东北八旗兵的主要任务便从防俄转向防内,即作为清朝廷的战略预备队,遇到关内和其他地区有战事发生时,即奉调出征。东北地区的兵力分布也呈现出“重南轻北”的格局,主要体现在黑龙江、吉林将军衙门的南移,和兵力分布上的“重盛京、轻吉黑”。

东北北部边防极其空虚,导致库页岛在乾隆末年即被俄国、日本侵占。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俄国就已经在库页岛“南岸母子泊地方置政厅,设监狱,立教堂,驻守备兵,复移殖人民,谋实业之发展。俄人至本岛之西岸测量,横加强暴,又至南格里地方肆行劫掠,居民不堪其扰”。日本对库页岛也有殖民渗透,主要集中在渔业开发方面。与俄国实施的武装占领相比,“日本藩王仅对渔业之管理置有少数小吏,在国防上尚无设施也”。根据石荣暲在《库页岛志略》卷1中的记述,嘉庆十一年(1806年),俄国沙皇竟公然命人到库页岛尼华湾遗留俄文铜版以作为占领该岛之标志。从乾隆末年俄国开始控制该岛时起,直至咸丰十年(1860年)俄国通过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正式吞并库页岛为止,这一段时期,虽然库页岛居民仍然继续向清朝廷缴纳貂皮,“贡貂赏乌绫”制度一直没有停止,但清朝廷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库页岛的控制。除库页岛外,《尼布楚条约》所规定的乌第河待议地区,也由于清朝廷疏于防范和监控,在清代前期也被沙俄侵占。东北边防政策的诸多失误,不仅导致清代前期东北地区丧失了部分领土,而且也是造成晚清时期东北丧失大片领土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事权分散,政令歧出,效率低下

  东北地区由于多种管理体制并存,因此也存在着事权分散、政令歧出、行政效率低下的弊端。以陪都盛京为例,盛京将军、奉天府尹、盛京五部相互独立,互不统属,而职权多有交叉,遇事只能会商解决,极易造成遇事推诿、彼此掣肘,影响政务的顺利进行。清朝廷虽然对此也进行了调整,在乾隆年间,改为由盛京五部侍郎中拣选一员兼管奉天府尹事务,形成盛京将军、盛京五部分权并立的格局,但事权不一的局面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互相制衡的管理体制虽然对防止盛京将军专权、避免出现类似唐朝藩镇割据的局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却是以牺牲行政效率为代价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东北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其四,以武备之职行文治之事,治边乏力

  东北地区由武将治理地方,也有很多弊端。东北设立的将军辖区,是以八旗驻防制为主体,是“兵民合一”、“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在行政区划上的表现形式。满族是一个尚武的民族,东北作为清朝最重要的军事基地的战略定位,必然对东北三将军的军事才能有更高的要求。对东北三将军的选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武轻文的倾向。与关内主要靠科举进仕途的汉族督抚不同,东北三将军群体中,大部分人都是武将出身,文化素质不高,勇武有余,谋略和行政管理能力不足,多数人治理地方因循守旧,缺乏进取和创新精神,政绩平庸。清代学者徐宗亮在《黑龙江述略》(卷3)中评述将军“以武备之职,任文治之事”,从长远看,这不利于对地方的治理。又因为“历任将军止以武事为重,吏治多未讲求”(《吉林将军铭安奏变通吉林官制增设府州县大概章程折》),更不利于地方发展。同时,将军事权过重,尤其是在吉林、黑龙江地区,将军地位独尊,缺乏监督和制约,这极易造成官场腐败。这些弊端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东北地区的发展。

    综上所述,清朝前期对东北的治理有许多成功之处,使东北地区在清代前期近200年中,大体上保持了长治久安的局面,不仅使东北成为清代国家“大一统”版图的一部分,而且使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但清朝前期治理东北也有不少失误之处,影响了东北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使东北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并且在边防政策上也存在诸多失误,不仅导致了清代前期东北地区部分领土被沙俄侵占,而且还为晚清时期东北地区丧失大片国土埋下了重大隐患。

总之,认真总结清朝前期治理东北边疆的经验教训和利弊得失,以史为鉴,可为现阶段的边疆治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作者系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清史、满族史和东北地方史;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大项目《盛京城考古与清代历史文化研究》(项目批准号:14ZDB038)阶段性成果。 】

(编辑:司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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