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及其建构——基于系统论、控制论的视角[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 发布日期:2018-02-12 | 浏览()人次 | 投稿 | 收藏 ]
柏贵喜

  [摘要]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支撑,需要在“体系”内涵和建设路径上进行进一步的理论思考。从系统论、控制论的视角看,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传统文化,其传承不是单一元素功能的发挥,而是一个由传者、承者、传承内容、传承方式、场域、保障体系等多种元素以文化输入、输出并借助回馈机制而实现的功能集结的复杂体系。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实现路径是在认识“连续代际传承”和“离散代际传承”两种基本历史模式的基础上,超越传统的“生活化”强制机制和“生存化” 强制机制,建构一个适应当下,以回馈机制和对话机制为核心的传者与承者的协同进化的生态关系。

  在全球化、现代化、都市化的冲击和影响下,民族传统文化正面临着濒危、失传、破坏、误读、误传、滥用以及文化标准化、一体化等诸多困境,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成为了政府部门、学术界和民间社会等持续关注和讨论的话题。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然而,什么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如何建构这一传承体系? 这不仅是一个值得研究而尚未解决的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需要持续探索的实践问题。

  由于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由多民族文化组成的复杂系统,各民族文化的结构,其生成的外在环境条件和传承的历史谱系都不相同,因此,必须借助系统论、控制论的相关理论,系统地、整体地考察各种因素及其关系结构,才能建构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科学体系。

  一、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系统观”

  学术界最早使用文化传承概念的是日本学者柳田国男。其在20 世纪30 年代出版的«民间传承论»一书,正式使用“民间传承”一词,意指“一个社会集团的生活知识”[1](P.11) ,以与“传统”一词相区别。后来,日本学术界普遍用“民间传承”代替“民俗”,“传承性”也渐被确定为民俗的重要特征。其实,文化传承现象不独存在于民间文化,所有的文化都具有传承性。

  所谓文化传承,是指文化在时间上的传衍与承续。文化传承主要是文化代际间的纵向传递与接受,有时,文化的横向传播与接受也可以看作文化传承的特殊形式。文化传承在传统社会中是一个复杂的文化活动,在现代社会更是一个复杂的行为系统。

  文化是一种重要的、复杂的系统。从系统论、控制论的角度看,“文化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并与文化环境发生一定关系的若干文化素所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2] 与此相关,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不是单一元素功能的发挥,而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各种元素功能集聚的体系;其结构元素主要有:主体(传者与承者)、环境(传承场域)、传承内容、传承方式、保障体系等。从系统论、控制论的角度看,民族传统文化传承是一种传者与承者文化输入与输出的关系,从传者输入文化,到系统输出文化被承者接受,这一过程的完成需要传承场系统、传承方式、保障体系等多种元素功能的充分发挥。

  1. 文化输入与输出。传者输入文化,承者通过系统输出而接续文化,这是文化传承的基本过程。传者与承者的文化传承关系方式主要有:(1)一传与一承的关系。许多特殊文化事象均采取一对一的单传方式,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一些生产、生活的技能也多采取一对一的传承方式。一对一的传承多发生在家族场域中或部分师承关系中。索晓霞通过统计近200名贵州民间艺人传承方式发现,无论是声音清脆优美且能即兴编歌的民歌手,还是善于吹拉弹奏民族民间各种乐曲的民间器乐手,亦或是心灵手巧的技艺不凡的编扎、雕塑、银饰、刺绣、蜡染、剪纸艺人,他们中有80%以上是通过一对一的形式,分别由父母或师傅教习后掌握各种技艺的。[3](2)一传与多承的关系。传者与承者一对多的关系也是较为普遍的传承关系。主要表现为一师多徒的师承关系。另外,精神文化如族群观念、宗教观念、道德、规范、价值等的宣讲也属于这种类型。(3)多传与多承的关系。这种传承关系主要适用于群体性特征比较明显的文化事象和现代媒体文化传承体系。在这类文化传承中,传者输入的文化信息与承者接续的文化信息均具多样而开放的特点。(4)多传与一承的关系。这种传承关系并不常见。但历史上在佛学、中国武学等领域博学众家而终成宗师的事例时有发生,民间仪式专家也多是博采兼学而成。

  以上是仅就文化传承的主要形式进行的分类,并不意味着每一种文化的传承只能取一种形式。事实上,在不同的场域中,受到文化传承系统的整体调控,文化传承的形式是可变的,有的文化的传承以某一种形式为主,兼用其他形式。

  2. 连续代际传承与离散代际传承。在文化传承的输入与输出关系中,存在着输入无法寻找到对应的输出,输出无法寻找到对应的输入的状态。前者的发生,常常导致文化传承的中断。后者的发生,常常导致族群文化的借用与涵化。从文化传承的历史模式看,由于文化的输入与输出具有时效性,文化传承存在着连续代际传承关系和离散代际传承关系。所谓连续代际传承关系,是指文化传承在代际间具有持续特征的关系。这种关系在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中均大量存在。所谓离散代际传承关系,是指文化传承在代际间具有非连续性的、抽样特征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一种文化传承暂时中断,隔代或数代后重新接续,之后传承关系再次中断,隔代或数代后再次接续,如此循环。离散代际传承多发生于书写文化出现之后,大部分的活态文化不具有这种特征。

  3. 子系统及其与输入、输出的关系。如果说文化传承体系是一个大系统,那么,传承内容与传承方式便组成了文化传承体系的内系统或子系统。在这个子系统中,传承内容与传承方式是一种内和谐或匹配关系,系统功能的发挥,即文化有效得以传承,依靠传承内容与传承方式结构关系的和谐。传承内容影响着传承方式的选择,传承方式亦影响着传承内容的取舍。特定的传承内容需要特定的传承方式与之匹配,反之亦然。当然,一种文化内容可以选择多种传承方式,一种传承方式也可以传承多种文化。传承内容采取何种传承方式,传承方式适合于何种传承内容,这需视两者的匹配度。比如竹编技艺只适合于民间活态传承方式,竹编器物则适合于选择博物馆传承方式。

  当然,文化传承内容与传承方式在子系统中是一种静态的关系,当其处于输入与输出的时间链条上,就由静态关系转变为动态关系。这时,反馈机制①发挥着重要作用。传者对系统的输入实际就是对传承内容与传承方式的选择,传者的输入是一种选择性输入,一个竹编技艺大师的文化输入只能是他所掌握的竹编技艺,而不是文字或其他,其选择的传承方式主要是民间的师徒相传;相类,承者接续文化即系统输出也是一种选择性输出。承者对系统输出的文化内容与传承方式的选择,或接受,或部分接受,或拒绝。无论哪种选择,都会回馈给传者。接受是正回馈,部分接受或拒绝是负反馈。当传者得到负反馈,必须进行调整。如竹编技艺大师用师传的方式传授其技艺,当出现负反馈时,他或者重新选择徒弟,或者调整传承方式,以使技艺得以传承,否则,其技艺面临着失传危险。

  4. 环境系统及其与输入、输出的关系。传承场和保障体系是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环境系统。如果说,文化的输入、输出与传承内容、传承方式是一种时间关系,那么传承场与传承内容、传承方式则是一种空间关系,时间与空间的交互,才导致文化传承的实现。文化传承系统功能的实现虽然表现为文化由输入转化为输出,但也表现为其与传承场的适应。不同的传承内容在不同的传承场得以展现与传递,如民间技艺只适合于在一种师徒组成的社会关系场中传承,而壮族歌墟文化只适合于在一种集市与小区交易网络中进行展现与传承。文化得以传承的资本、权力与惯习等只能在传承场,特别是社会场中得以呈现。

  保障体系作为文化传承体系的环境系统,是保障文化传承良性运行的制度、政策、机制等外在动力和重要机制的总和。保障体系既是文化传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其相对独立的外系统,两者之间保持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这种相互影响通过回馈机制得以实现。实际上,文化传承中,传者与承者的输入、输出关系及其回馈,必须通过其环境系统,特别是保障体系得以实现。一方面,保障体系为文化传承体系的良性运行提供重要动力,保障体系推动文化从传者到承者的传递,实现系统的正回馈;另一方面,文化从传者到承者的传递受阻,保障体系通过监控、评估,实现自适应、完善与革新并将信息(负)回馈给传者,说明系统实现文化传承。因此,科学、完备的保障体系以及传者的恰当选择是实现系统正回馈的关键。

  二、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构

  文化传承体系的理论框架仅仅是一种理想框架,要将其变成现实,必须解决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诸多实践问题。

  (一)积极发展传者与承者协同进化的生态关系

  民族传统文化的代际传承是文化从前代到后代的历时性传递,传者与承者的关系模式是文化能否有效传承的关键。

  从文化传承的历史看,传者与承者的角色关系有两种基本的模式:一是传者与承者的混沌关系;二是传者与承者的二元关系。

  传者与承者的混沌关系多发生在集体意识特别盛行的“机械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分工不明显,传者与承者在文化传承中的角色地位比较模糊。在相同的年龄组中,每个人习得的文化结构是相似的,因此,所有的长者都是共有文化的传者,所有的幼者都是共有文化的承者。同时,传者与承者对于文化传承的内容与方式不具有选择性,因为,拥有存在合理性的每种文化都是社会成员得以生存的必备条件。这种文化传承的关系模式体现了这种社会的“生活化”本质,即文化传承活动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表现,这体现了文化传承的“生活化”强制机制。

  传者与承者二元关系的建立是与社会大分工密切相关的。社会大分工的出现导致了许多专门的文化领域,进入特定的文化领域必须通过学师才能实现。师与徒组成了二元(或对立或统一)关系。师者拥有对某类文化的操弄权力,包括文化的解释权,弟子及师授内容、方式等的选择权,师承规范的决定权等。师者依赖权力塑造着权威,依靠师道而享受着尊严,许多师者还被尊为行业神圣。相反,徒弟处于失权、被动和卑微的地位,处处听命于师。只有当其出师而自立门户后,才使身份得到改变。在这样的社会中,师徒的角色清晰,分界明显。这种文化传承的关系模式体现了人类的“生存化”本质,即文化传承活动是一部分人获得谋生手段的方式,其内存在着“生存化”强制机制。

  然而,大量事实表明,在当代社会,文化传承的“生活化”强制机制和“生存化”强制机制都在弱化。比如,海南黎族妇女如果过去不学会织绣技术,不仅自己出嫁会受到很大影响,而且难以维持子女对衣装穿着的需求。这就迫使每一位妇女在出嫁前要学会织绣技术,在成婚生育后,其织绣满足着全家人的衣装需要。这就是“生活化”强制机制。但近代以来,一个妇女若不会织绣技术,可在市场上购买到衣料甚至成品衣,并不必然影响全家人的生活。这种“生活化”的强制机制大大弱化了。再如过去土家族“南剧”的常年演出可以解决几十人的生存问题,能进入“南剧”班底,意味着衣食无忧,若能得到师傅真传,成为名旦名角,就会过上富足的生活。因此,在生活普遍贫困的社会,一个穷家子弟,若有机会学习南剧,意味着命运的改变,许多人不惜托亲戚,走朋友,想方设法进入南剧班底。学习、掌握一门技艺以解决生存问题,这种“生存化”强制机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普遍存在,才使得中国传统的技艺得以代代传承,有的技艺甚至传承几千年而不中断。然而在当代,由于现代文化的冲击,传统技艺的习得不再成为生存的可靠手段,加上年轻一代生存方式的多样化选择,这种“生存化”的强调机制亦在弱化。

  在“生活化”与“生存化”强制机制弱化的当下社会,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文化传承的关系模式。这种关系模式的建立,一是符合系统论、控制论的整体性原则,即文化传承体系的各结构元素是一个整体,其功能的发挥不是单个或部分元素功能的发挥,而是所有元素相互配合,是全部元素功能的发挥;二是动态性原则,系统必须通过反馈机制不断调整各元素之间的关系,才能使系统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因此,传者与承者的关系应是协同进化的生态关系。

  协同进化(Coevolution)是生物学的概念,主要指一个物种的性状作为对另一个物种性状的反应而进化,而后一物种的这一性状本身又是作为对前一物种性状的反应而进化。[4](P.611-612)

  文化传承的协同进化是指传者与承者通过对话,以相互协作的方式完成文化的代际传续。文化传承中传者与承者的协同进化关系建立与维持的机制是“对话”机制。对话有助于传者与承者共同选择文化传承的内容与方式,打开文化传承的多种通路,对话有助于系统回馈机制的正常发挥,使系统对文化输出的信息更快地回馈给传者,进行策略调整。

  协同关系的建立除了对话机制外,还需要其他系统结构元素的综合配合。协同是指元素对元素的相干能力,表现了元素在整体发展运行过程中协调与合作的性质。因此,文化传承除了传者与承者两个核心元素的对话外,各结构元素之间也需协调、协作,以形成拉动效应,推动文化传承的实现。

  (二)不断完善与创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方式

  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受到传承方式的制约。中国历史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传承方式,不同时期的文化进步如文字的出现、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等,都极大地推动着文化传承方式的变革,进而促进了文化的有效传承。当代社会,现代组织与媒介纷繁复杂,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既提出了挑战,又提供了机遇。因此,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要顺应社会发展的态势,依据现实需求,完善与创新各种传承方式。

  1. 深刻把握文化传承的历史规律,坚持和完善传统传承方式。民族传统文化传统传承主要在家庭、家族、小区和学校场域中进行,存在家传和师传两种主要传承系谱。民间文化大多采取言传身教的方式进行传承,而部分文化的传承借助于文字和书写文本。传统传承方式在当下仍然存在一定的效度,应予坚持和不断完善。荷兰学者胥金珈在他的《游戏人间》中曾根据传承作用与效果将传承分为两种:一种是快乐的传承,是游戏的、玩耍的、娱乐的、开心的消费性传承;另一种是痛苦的传承,是说服的、管理的、强制的、规范的、指令的, 甚至是灾难的、工作性和生产性的传承。[5](P.325-326) 这种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工具性价值。中国传统社会,无论是具娱乐特征的“消费性传承”,还是具强制特征的“生产性”传承,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续与发展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代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仍然需要依赖并充分利用“消费性”传承与“生产性”传承的价值。然而,由于“生存化”强制机制的弱化,传统的“生产性”传承,其可利用的工具性价值不断减弱,因而,在利用传统传承方式时,应强化具娱乐特征的“消费性”传承,同时对具强制特征的“生产性”传承进行改造,增强其娱乐的属性。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凡具生产性传承特征的文化传承均出现障碍,而具消费性特征的文化传承均较为顺利。前者更多地表现在织锦、竹编、制陶等民族传统手工技艺等领域,后者更多地表现在歌舞、曲艺等领域。如南曲是流行于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资丘镇的较为古老的弹唱艺术。其表演形式主要是坐唱,多为一人自弹自唱,也可多人自弹自唱或一人弹奏,一人边打简板边唱,根据曲目内容还可对唱。资丘南曲为自娱自乐的艺术形式,每逢节日、婚寿或劳动之余,家人或邻里围坐一处,操起三弦和简板,你弹他唱,拍板邦腔,自唱自乐,自娱娱人。正是因为南曲的娱乐的“消费性”传承特点,在日常演唱中,家人、邻里相互习染,流传数百年而未衰。

  2. 充分发挥现代组织和科技的作用,创新传承方式。现代组织和科技的发展一方面创造了新文化,刺激着全新的文化消费,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使传统文化的传承获得了新的能量与手段。因此,我们应充分发挥现代组织和科技的力量,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其一,充分发挥场馆的文化传承功能。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馆、科技馆等场馆不仅是文化的保护与传播机构,更是文化的传承机构。各类场馆是文化传承的基础性设施,要充分发挥其在民族传统文化传承方面的功能,开辟文化传习功能区,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功能区,在民族传统文化活态传承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其二,促进民族传统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发展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传承的新方式。传承文化是学校的主要功能之一。中国古代各类学校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近代以来,由于受西学东渐的影响,现代学校以学习西方现代知识为主,加上学校教育的实利主义倾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与传承的缺失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因此,要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就必须促进传统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这要求在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校本教材编写,课程与大学专业设置,校园文化传习基地或中心的建设等方面进行改革。其三,推动传统文化产业化发展,通过文化消费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文化产业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是将传统文化作为产业资本要素,通过旅游,电影、电视制作,服饰、食品、生活用品的生产等方式生产文化产品,通过受众的购买、消费、自觉或潜移默化接受,达到文化传承的目的。近年来,由于文化产业的发展,传统文化的产业开发方兴未艾。然而,文化产业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开发利用存在碎片化、过度化乃至误读、误解、误用等误区,因此,必须走出误区,用产业化的新形式体现民族优秀传统的精神内核,才能达到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其四,挖掘数字化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在文化传承上的价值。当今世界已进入数字化技术和互联网时代,数字化技术大大提高了文化的存储能力,而互联网则丰富了文化传播手段并推动了文化的传播速度,特别是在全媒体时代,报纸、电视、广播、杂志等传统媒体以及在新技术支撑下的新媒体如数字杂志、报纸、广播,数字电视、电影,互联网、桌面窗口、触摸媒体,微博、微信等纷纷登场,开辟了文化传播与传承的无限空间。当下最重要的是要充分挖掘数字化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在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上的价值,不仅要通过建立数据库等做好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存工作,更要利用现代媒体,特别是新媒体,在青少年中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教育。

  (三)科学建设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保障体系

  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长期以来主要依赖民间组织与机制,尽管政府组织的类书、丛书编纂和建立的选官、科举制度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没有科学、系统的保障体系,历朝历代文化失传现象大量存在。近代以来,由于频仍战乱的破坏,加之一系列的文化运动、文化革命的冲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影响下,没有科学保障体系的民族传统文化加速失传。

  近年来,为保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国家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并建立了非遗代表作名录、代表性传承人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制度等,对中华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现有政策、法律、制度等主要针对文化保护而制定的,对文化传承的保障作用有限,加之并未形成保障之“体系”,因此,科学建立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保障体系任重而道远。

  科学建立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保障体系在宏观上需着力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制定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专门法律法规,对各传承主体如政府、场馆、学校、企业、媒体等的文化传承职责、义务进行明确规定;二是进行制度、体制、机制的顶层设计,在现有制度如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的基础上,设计不同层面的文化传承制度、体制、机制,以保障文化传承活动良性运行;三是制定传承标准和评估体系,对文化传承行为进行规范、监控、评估、奖惩等。

  三、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构中应正确处理的几种关系

  民族传统文化传承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它与文化传播、创新、保护等既有区别,又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建构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就必须正确处理好文化传承与文化传播、创新和保护等关系。

  1. 正确处理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关系。文化的传承主要指文化在时间上的纵向传递性,由此表现出文化的累积性和内容、形式上的连续性;而文化传播主要指文化在空间上的横向播布性。但事实上,文化的传播包含着传承的内涵,当一种文化从一族一地传到他族他地时,被他族或他地民众接受,传播就实现了向传承的转化。德国文化圈学派研究的文化传播就包含了文化传承的性质。另一方面,文化传承也包含文化传播的内涵,文化传承首先表现为文化的代际传播。尽管文化传承与文化传播有密切的联系,但不能用文化传播代替文化传承,反之亦然。文化传承与传播最大的区别除了纵向与横向的方向选择不同外,还表现在文化传承主要是文化系统的整体传递,并且承者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文化传播主要是文化部分元素的播化,受者对传播的文化进行认知与碎片化接受。因此,在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构上,我们不能割裂文化传承与文化传播的关系,但也不能用文化传播行为代替文化传承。这就告诉我们在利用场馆、媒体、文化产业等进行文化传承时,必须走出用传播代替传承、将传播等同于传承的误区,采取切实措施推动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2. 正确处理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文化传承与创新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传承是对传统文化的承继,这种承继具有历史的积淀性;创新是对新文化的创造,这种创造具有未来的开创性。但传承与创新具有内在的联系性,两者相互依赖。传统文化的传承包含着创新,历史上任何民族文化的积淀都是在传承—创新—再传承—再创新的循环往复中完成的,后一历史时期的文化传统总是在前一历史时期文化继承与文化创新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创新也离不开传承,任何的文化创新都不是凭空创造,其创新的来源是文化传统中的重要元素,或借用他族文化的传统要素。因此对文化传统的传承是创新的基础,而创新又使民族文化具有了存续的生命力。

  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其创新性,但中华文化的创新必须建立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基础之上。在当代社会,中华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创新,而创新更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所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针对我国传统文化,明确提出了“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统一”的方针。

  3. 正确处理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关系。文化保护可分为两种基本的类型,一是对文化的保存、维护以使文化得以记录并不受损坏,这是一种静态保护,如博物馆、图书馆对文化的保护,文化遗产的数据库保护等;二是对文化进行传习进而使文化得以存续,这是一种活态保护。两种保护均可导致文化传承。但对于第一种保护而言,保护并不必然导致传承,有的文化永远成为文化记忆,只有部分文化在若干年后,有人通过文化记录进行学习,从而导致传承,这种传承是一种间接传承。对于第二种保护而言,它是一种直接传承,我们可称之为传承性保护。因此,对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来说,传承与保护同样重要,有的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可进行直接的、持续性的传承,有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某一个时期,其传承的条件不成熟,但可先进行保存、记录,待条件成熟后再进行教育传习,从而成为人们思想、行为的一部分。

  注释:

  ①回馈又称回馈,其控制论中的基本概念,主要指将系统的输出返回到输入端并以某种方式改变输入,进而影响系统功能的进程。

  参考文献:

  [1][日]柳田国男. 民间传承论与乡土生活研究法[M]. 王晓蓉,王京,何彬译.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

  [2]柏贵喜. 文化系统论[J].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2).

  [3]索晓霞. 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方式初探[J]. 贵族社会科学,1998(2).

  [4]Jazen D H. When is it coevolution. Evolution, 1980.

  [5]乌丙安. 民俗学原理[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柏贵喜,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湖北武汉 430074

(编辑:程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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