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解码
来源:中国民族报 发布日期:2019-06-20浏览()人次 投稿收藏

  【开栏的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为落实这一精神,本刊开设“文物解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栏,从文物的角度入手,讲述凝固在文物上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阐释各民族在长期历史过程中提炼、共享的核心价值观,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进一步增强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木车模型看古代的牛车 

  1000多年前的鞋履

  烟色地狩猎纹印花绢

  唐代舞蹈俑和奏乐俑

  木雕门扇上的人物牵象图和有翼怪兽图

  西域舞狮历千年

  吐鲁番古墓出土的“春牛”

  唐代西域的饺子与馄饨

  唐朝时期中原茶叶输入西域

  最早的剪纸实物

  吐鲁番出土的庸调布

  麴氏墓志背后的故事

  围棋在唐代西域的流传

  彩绘舞蹈女俑

  唐代的通行证

  1200多年前的一场车祸

  文质彬彬的彩绘泥塑文官俑

  开元通宝见证唐代中原与西域的交流

  新疆古代的笔

  唐代新疆的馕、点心和瓜果

  吐鲁番古代的木雕马俑和泥塑鞍马俑

  古代的独角兽:辨善恶,决争讼

  3000多年前,和田玉是如何传入中原的?

  东晋时期的纸画:《墓主人生活图》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

  楼兰汉文木简

  从陶壶看乌孙历史

  汉代和田妇女的妆奁

  新疆古代生产工具——镰刀与犁铧

  新疆古代手杖

  西域的戒指

  汉唐时期的鸡鸣枕

  古代精绝人的衣冠服饰

  尼雅出土文物中的汉代西域歌舞艺术

  丝路上的瓦当

  “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铭文锦

  铜带钩与金带扣

  于阗古国人的耳珰

  汉佉二体钱与汉龟二体钱

  “元和元年”铭文锦囊

  汉代西域铜镜

  司禾府印


从木车模型看古代的牛车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图

  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木牛车

  木车是我国古代居民出行的主要工具。先秦时期,用牛做动力的牛车和用马做动力的马车都已经出现,牛车被称为“大车”,马车被称为“小车”。马车常常用于军事活动,也被称为“戎车”,牛车则多用于载人。魏晋至唐代,士大夫们偏爱牛车,以乘牛车为时尚,牛车成为中原地区主要交通工具之一。这一风尚也影响到了新疆吐鲁番地区,从吐鲁番考古出土的牛车来看,当时乘坐牛车非常盛行。

  新疆考古研究所收藏了一件木牛车模型,出土于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通高53厘米,车体呈箱形,前后有出入口,顶部露天;轮正圆,各有辐条12根。处于双辕中间的牛用一根整木雕成,牛上敷有黑彩,牛头仰起前伸,正在牵引木车前行。

  吐鲁番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木牛车模型,高25厘米、长60厘米,同样出土于阿斯塔那墓。方形车厢上盖有篷顶,车前是一头木牛,车内端坐着一位束高髻、穿低胸长袖红衣的女子,形象生动,充满生活情趣。该车双轮、双辕,车身用彩色绘出窗、帷和装饰图案,卷棚式车顶前后上翘、中间略低,呈马鞍形。牛俑体格强壮,目视前方,正奋力拉车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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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多年前的鞋履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图

  蒲鞋

  1964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29号墓出土了一双蒲鞋。根据同墓葬出土的《武周请车牛运载马草》等文书推断,这双蒲鞋是唐代武则天时期的文化遗存。该墓还出土了蒲席、藤盒、漆碗等珍贵文物,都是当时日常生活用品,有专家推断其来自中原地区。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蒲鞋

  这双蒲鞋长24.5厘米,是利用柔韧的蒲草为原料加工编制的,制作精巧,纹路细密,别致美观。该鞋形制独特,鞋尖稍稍翘起,编织有两个左右分开的圆珠。古人穿袍服和裙子,一般都曳地,高翘的鞋头可以承载服装的下摆,使服装避免粘上尘土,并且便于行走。

  草编是以各种柔韧的草类植物为原料加工编织的技法。从已知的考古资料来看,目前我国最早的草编遗存是河姆渡人制作的,距今已有7000年之久。据《礼记》载,周代已有以莞(蒲草)编制的莞席了,而且当时已有专业的“草工”“作萑苇之器”。到春秋战国时期,已有用萱麻和蒲草编制的斗笠。考古人员在战国时代的墓葬中发现过美观的编织草席。秦汉时期,草编已在民间广泛使用,品种有草鞋、草席、草扇、草帘及僧侣信徒打坐的蒲团等。

  《说文》记载:“蒲,水草也。或以作席。”蒲草属多年生水草,叶细长、肥厚多肉,干后柔性好,宜编织。《孔雀东南飞》中说“蒲苇纫如丝”,蒲草性柔韧,干燥之后不容易破碎。受地理环境限制,新疆少有蒲草,因此蒲鞋应是由中原传入,多为百姓在暑天所穿。在五代画家顾闳中所绘的《韩熙载夜宴图》中,也可以看到当时蒲鞋的具体形象。

  29号墓出土的这双蒲鞋有船形鞋帮,编制方法与中原的草鞋大同小异,唯其在制作质量上比草鞋更紧密结实。草编实物容易朽烂,考古发现寥寥无几。这双蒲鞋能够历经1200多年完整保存下来,实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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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色地狩猎纹印花绢 

□ 阿迪力·阿布力孜 帕丽旦·沙丁 文/图

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烟色地狩猎纹印花绢

  烟色地狩猎纹印花绢,1973年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191号墓,长44厘米、宽29厘米,由4块绢拼接而成,烟色地上显白色图案。图案采用夹板印花技术,是一位男子坐于一匹飞奔向前的鞍马上。男子长相粗犷,大眼睛,头戴圆帽,上着翻领对襟短衣,下着长裤,腰间配挂长剑,正回头拉弓搭箭,射向一头张口獠牙、前足高提、凶狠扑来的狮子。骑士的上方是一只雄鹰,正俯身冲向早已锁定目标的地面猎物。一只凶猛异常的猎狗,正追赶一只拼命逃跑的野兔。一场惊心动魄的狩猎场景,在1000多年前就这样被定格在1米见方的纺织品中,画面非常生动,具有很强的写实性,体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

  仔细观察这件丝织品,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骑士胯下的马匹脖颈上有一个“乐”字,应该是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烙马印,可见这匹马是官马,就是古代官府供给或饲养的马。马身上有烙印的习俗,起源于战国时期。官马身上有烙印,每匹官马的烙印都是独一无二的,借助烙印不仅可以识别马的身份,还可以找到马的归属。官马制度在西汉时期就已经确立,到了唐代,进一步得到完善。640年,唐朝统一高昌建立西州后,在那里施行与中原内地相同的郡县制和租庸调制,这件狩猎纹印花绢说明,唐朝时期的官马制度在吐鲁番地区施行过。

  狩猎,也称“田猎”“射猎”,最初是人类的一种生产活动。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进步,狩猎的目的逐渐由满足人类物质生活需求,开始向休闲娱乐和军事训练转变。

  新疆古代的狩猎活动历史悠久,可追溯到4000多年前。在新疆发现的细石器遗存是研究新疆原始居民经济生活的一批重要资料。细石器中的石矛、箭锥、石刀、刮削器、小雕刻器、石核等,都是狩猎经济条件的产物。在新疆各地的岩画中,也时常可以看到人们搭箭拉弓射向动物的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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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舞蹈俑和奏乐俑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图

  唐朝是西域音乐舞蹈艺术最为繁盛的时期之一,当时的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狮子舞、马舞、乞寒舞等音乐舞蹈艺术,对中原地区文化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1960年,新疆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彩绘泥俑,呈现出1000多年前新疆音乐舞蹈艺术的风貌。

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彩绘泥塑舞蹈男俑

  阿斯塔那336号墓出土的一尊泥质彩绘男俑,反映了唐代西域男子充满动感的舞蹈动作。该俑通高14.8厘米,头戴黑色幞头,身穿绿色圆领长袖袍衣,腰系皮带,脚蹬皮靴,双手高举,呈倒八字状,显然是在跳舞。另一尊彩绘胡人泥俑,塑造的可能是一位民间舞蹈家形象。该俑高13.5厘米,头戴黑色幞头,身着红色圆领袍和黑裤,大眼粗眉,唇上的胡须弯曲上翘,颇有情趣。该俑左手臂稍抬起,右手置于胸前,弯腰,双脚并拢,似在邀请某人跳舞,动作滑稽,充满喜庆色彩。还有一尊彩绘泥俑,头戴幞头,身穿绿色交领右衽袍服,腰束黑带,右手举于胸前,左手伸展,动作幅度较大,跳的可能是当时流行的胡腾舞。

  胡腾舞是典型的西域男性舞蹈,它以急促敏捷、腾踏跳跃的步伐,体现了西域舞蹈雄健豪放的艺术风格。胡腾舞刚传入中原时,舞者都是身穿民族服装的胡人,随着该项舞蹈在中原的普及,也出现了汉族舞者。据史料记载,唐开元年间,西域疏勒(今喀什)舞蹈家裴承恩,以擅长翻筋斗而闻名长安,号称“筋斗裴”,是跳胡腾舞的高手。此外,西域舞蹈家安叱奴因善跳胡腾舞,还被高祖李渊封为“散骑侍郎”的五品官。曾发动“安史之乱”的西域胡人安禄山,也善跳胡腾舞和胡旋舞。

  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西域的龟兹、疏勒、高昌的舞乐队先后多次迁入内地。公元568年,北周武帝娶突厥可汗女阿史那公主为皇后,突厥可汗将龟兹乐、疏勒乐、安国乐、康国乐的乐舞队作为嫁妆送至长安。这次大规模的乐舞输入,对后来隋唐王朝音乐舞蹈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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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雕门扇上的人物牵象图和有翼怪兽图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图

1959年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汉晋时期木雕门扇。

  和田是一个神奇的地域,也是新疆考古工作者的乐园。当一件件与世隔绝数千年的珍贵文物重见天日的时候,考古人员兴奋不已。这些珍品虽经千余年,但是很多依然保存完整,承载着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信息。如和田民丰县尼雅遗址发现的木雕门扇,不仅雕制精细,而且充满了浓郁的异域特色和神秘气息。

  这件木雕板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于1959年在尼雅遗址发掘出土的,经考证,其时代为魏晋时期。木雕板长26厘米、宽17.5厘米、厚1.05厘米,一侧上方存留着嵌入门框的长轴。根据这些特征推断,该木雕板原来应是作为住宅里橱柜或其他家具的拉门,很可能是那种有4条高腿的小拉门。也有人推测这件木雕板是当时尼雅居民在屋顶上使用的天窗门扇。上世纪70年代前,和田民居多采用木骨泥墙,木框架结构,木框架连接上下横梁,房屋平顶,开天窗采光,四壁不开窗只留门。这种木骨泥墙的房屋在魏晋时期尼雅建筑遗址中也可以见到。

  木雕板呈方形,正面上下分别雕刻着一个人牵着象与一个张牙舞爪的怪兽匍匐在地的画面。上面的图人比象略高,由此可知这是一头小象。小象看来比较乖巧,似在调皮地用长鼻触摸人的手臂,使整体画面产生一种动态感。小象背上还披着织有精美花纹的毯子,象身装饰着小的环形纹饰,给看来普通的小象增添了几分色彩。牵引小象的是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圆脸五官端正,腰上系着带子。他站在小象前面,右腿稍抬起,右手戏弄着小象的鼻子。下面的图是一个张牙舞爪匍匐在地的怪兽形象,与上图温馨的牵象图形成鲜明对比。怪兽有着蛇一样的长颈,颈上刻满表示鳞片的三角网格纹饰。怪兽还有龙一样的头颅,前肢细长,后腿较短。只见它头部前屈,兽角弯曲向后,四肢前趴后躬,羽翼向上伸展,尾巴上翘于背上方,咧开嘴巴伸出长舌,一副蓄势待发、随时扑向目标的形态。

  除了这两组主题图案之外,门扇的边框也精心雕刻出多种装饰图纹,如同和田地毯的多层边框纹饰。门扇边饰分别是由长条纹、连续的“8”字纹(或麻花纹)、三角网纹格、麦穗纹组成,每组纹饰之间都用空白边沿加以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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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舞狮历千年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图

  春节期间,社火等民间文艺活动红红火火、热闹非凡。社火中的舞狮表演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就出现在新疆地区,吐鲁番出土的一件唐代彩绘泥塑舞狮俑就是一个重要例证。

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彩绘泥塑舞狮俑

  唐代吐鲁番的曲艺和舞蹈艺术别具特色,有踏谣娘、大面、狮子舞、马舞等多种形式。1960年出土于阿斯塔那墓的唐代彩绘泥塑舞狮俑,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该俑高12厘米、长10厘米,由狮身与狮足两部分构成,其足明显是人形。狮身是用掺有毛绒的细泥塑成的,狮子躯体外表及腿周均用篦状物压划出弯曲的条纹,象征通体披皮,即所谓“缀毛为衣”。狮身中脊饰彩带1条,两侧有下垂的彩带各4条,互相对称,且与中脊彩带相垂直。这件舞狮俑的造型应是模仿民间演出的舞狮形象。

  狮子舞最早出现在西域龟兹地区,后传入中原内地。据《乐府杂录·龟兹部》记载:“狮子舞由龟兹传入长安。”起初,舞狮人都是由龟兹人担当,而且表演的舞蹈音乐具有龟兹特点,所以《乐府杂录》就把狮舞列在龟兹部中。唐代狮舞十分盛行,特别是在宫廷,演出场面很大。皇帝常常组织盛大的狮舞会,并亲自当导演。唐玄宗喜欢狮舞,当时又叫“五方狮子舞”。狮舞的阵式有特别的规定:黄狮子位于舞池的中央,青、红、白、黑4种颜色的狮子围绕着黄狮子。黄狮子代表至高无上的皇权,而其他颜色的狮子分别象征全国的东西南北。

  白居易在《西凉伎》中对狮舞有比较生动的描绘:“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作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贴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诗中的狮子与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出土的舞狮俑比较相似。

  狮舞还广泛用于官府宴饮场面。元稹的《西凉伎》中所写:“哥舒开府设高宴,八珍九酝当前头。前头百戏竞撩乱,丸剑跳踯霜雪浮。狮子摇光毛彩竖,胡腾醉舞筋骨柔”,生动地反映了唐玄宗时任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宴请宾客时,用狮舞等百戏来助兴的生动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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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古墓出土的“春牛”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图

  二十四节气起源于黄河流域,以这一纬度带的温带季风气候特征为基础。新疆的温带大陆性气候是否套用到了二十四节气中,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随着中原与西域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包括二十四节气在内的许多农耕习俗传入西域地区,如民间立春迎土牛、迎农祥的活动等。新疆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木雕牛俑、泥塑牛俑,反映了古代新疆居民春耕时节的迎春习俗。

  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也是中原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中国古代迎春活动历史悠久,从3000多年前的周代开始,立春时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去东郊迎春,祈求丰收。《事物纪原》记载:“周公始制立春土牛,盖出土牛以示农耕早晚。”到了汉代,迎春已成为一种全国性的礼仪制度。

  在迎春活动中,“春牛”是必不可少的。最早的“春牛”是用泥土塑造的。迎春之后要打春,就是鞭打土牛,将其打碎,围观的众百姓将碎土拿回家去。如唐代诗人元稹《生春二十首》所云:“鞭牛县门外,争土盖蚕丛。”历代封建统治者每年都要举行鞭春之礼,意在鼓励农业生产,希望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这种迎春仪式流传到民间,使民间的迎春活动更加丰富多彩。

  牛在古人的观念中是一种神奇的动物。据古籍记载,被华夏先民奉为“神农”的炎帝,就是人首牛身的形象。牛的形象在民间美术作品中被广泛应用,被视为力量、富裕的象征,同时具有驱灾避邪的作用。新疆何时有牛,考证起来比较困难,但至少在两三千年前,牛已经出现在新疆的许多地区。考古人员在新疆的一些岩画中发现了栩栩如生的野牛形象,还在墓葬遗址中发现了不同质地的牛俑,有木牛、泥牛甚至金牛。不难看出,牛在新疆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昭苏县夏特墓葬中还发现一件汉代铁铧犁,证明距今2000年前,新疆的农业生产中已出现了犁耕。

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泥塑牛俑

  吐鲁番市阿斯塔那187号墓出土的一尊黑斑牛俑,是1000多年前的唐代泥塑艺术作品。牛俑高17.5厘米、长22厘米,以木棍作骨架,表面涂泥土掺和的熟泥,上施彩色。泥牛头微昂前伸,粗壮结实的脖颈僵直,肩部暴凸一峰状肉脊,四肢伫立,作停站姿势。泥牛通体施白,然后施黑彩,形成黑色斑纹,黑白分明的眼睛目视前方,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家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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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西域的饺子与馄饨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图

  许多中国人有除夕晚上吃饺子的习俗。饺子历史悠久,传说众多。其一是东汉时期,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从长沙告老还乡,看到许多百姓穷困潦倒、饥寒交迫,耳朵都冻烂了。他目睹此景,非常难过,发明了“祛寒娇耳汤”,就是将羊肉、辣椒和一些祛寒药材包在面皮里,捏成人的耳朵状,放进锅里煮熟,分发给穷困的病人。他非常有爱心,大年三十还在为患者送医送药。病人吃了之后,烂耳朵都治愈了。

  为了纪念张仲景,后来人们在喜迎新年的同时,除夕夜按照“娇耳”的样子制作面食,大年初一早上煮了来吃。人们称这种食物为“饺耳”“饺子”,由此逐渐形成了大年初一吃饺子的习俗。

  饺子的另外一个称呼为“扁食”,据说这个词在宋代就已出现,是饺子传到北方草原后,蒙古族对它的称谓。因蒙古族性情豪放,饺子也被包得馅多皮厚。后来,蒙古族把饺子带到了世界许多地方,当时的俄罗斯人、哈萨克人、朝鲜人都会包饺子。

  明代万历年间,一个叫刘若愚的太监撰写了《酌中志》一书,书中介绍了很多宫廷习俗:“初一日正旦日,五更即起,焚香发炮。饮食椒柏酒,吃水点心(即饺子)。或暗包银钱一二于内,得之者以卜一岁之吉,是日亦互相拜祝,名曰贺新年也。”这一记载表明,在明代就有了在饺子里藏钱的习俗,谁吃了这个藏钱的饺子,就意味着这个人这一年会大吉大利。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饺子

  饺子在新疆的流传历史十分悠久。1959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里发现了饺子。饺子长约5 厘米、宽1.5 厘米,保存得比较完好。这些饺子的形状与现在的饺子相同,只是小了一些。

  至今,新疆吐鲁番、哈密地区的维吾尔族依然称饺子为“扁食”,而生活在新疆喀什、和田等地的维吾尔族称饺子为“居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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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期中原茶叶输入西域 

□ 阿热力·阿布力孜

  茶是生长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一种植物,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我国北方和西部疆域都不种植茶树。从古至今,新疆都是从内地输入茶叶,以满足各民族对茶的饮食需求。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表明,唐朝时期茶就被输入到新疆地区,而且出现了茶马贸易,丰富了西域各族人民的饮食文化,推动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饮茶风俗和文化的普及,加速了西域对中原文化的体验和认同。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屏风画《弈棋仕女图》中一部分《托盏侍女图》,就是唐朝饮茶习俗流传到西域的重要例证。

  吐鲁番是新疆最早使用茶叶的地区

  中国茶文化历史十分悠久,可远溯到史前时代。汉王褒《憧约》所载“烹茶尽具”“武阳买茶”,是中国关于茶叶市场的最早文献记载,说明西汉时期,四川彭山一带已经有了专门的茶叶市场。到了唐朝,中原地区茶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远播西藏、西域等边疆地区,对西部民族地区的饮食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绢画《托盏侍女图》

  茶叶最早传入西域的地区是吐鲁番。1972年出土于吐鲁番市阿斯塔那187号墓的屏风画《弈棋仕女图》,画面以弈棋贵妇为中心人物,围绕弈棋又有侍婢应候、儿童嬉戏等内容,反映了唐代西域女子充满闲情逸致的休闲娱乐生活。其中,《托盏侍女图》是《弈棋仕女图》的一部分,图中的奉茶侍女,头梳丫鬟髻,额间装饰花钿,身着蓝色印花圆领长袍,双手托盏,表现了侍女为弈棋的主人进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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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剪纸实物 

□ 阿热力·阿布力孜 文\图

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北朝团花剪纸

  剪纸是我国历史悠久的美术工艺品。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国最早的剪纸实物出自新疆吐鲁番古墓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历史展厅陈列的团花剪纸,就是北朝时期的剪纸实物。

  该剪纸出土于吐鲁番市阿斯塔那303号墓,不仅保存完好,而且构图对称、画面均匀、线条流畅、美观大方,可以和现代民间剪纸艺术相媲美。剪纸为圆形,呈土黄色,中心图案为八角花形,依次向外为两圈菱形花纹,交叉错落,排列有序;再向外圈为梯形纹组成的三角形边饰。整个剪纸图案层次分明,变化繁复,颇有韵律感。这幅剪纸为折叠后一次剪成,造型简洁,刀法洗练,具有古朴浓郁的民间风格。

  此外,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还出土了对马团花剪纸、对猴团花剪纸、对蝶团花剪纸、菊花纹团花剪纸、人形剪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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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出土的庸调布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图

新疆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庸调麻布

  公元640年,唐朝军队大举进攻位于西域的高昌城,高昌国灭亡。但当地经济、文化并未因此消失,而是得到进一步发展。唐朝在此设置西州,下辖五县,实行与中原内地相同的典章制度和经济政策。新疆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许多写有“庸调”字样的丝绸、麻布和有关经济类纸质文书,就是重要例证。

  阿斯塔那墓出土了很多麻布,有的用于做衣服,有的用于缝制被单,有的用于装粮食。这些麻布上还保存有黑色的题字,写有交布人的姓名、数量,并盖有州、县以及税收仓库管理部门的官印,麻布上的墨书“庸”或“调”字清晰可见。如1968年阿斯塔那108号墓出土的一件唐代麻布,一端从左到右墨书“西浦里,贺加敬,鄮县,光同乡,贺思敬庸布一端,开元九年八月专知主薄苑”“鄮县”上有朱色篆文“鄮县之印”。专家研究认为,庸调布的产地属江南明州(余姚郡),在今浙江省宁波地区。

  庸调布也有丝绸质地。如1973年阿斯塔那192号墓出土的一件绢,残长73厘米、宽59厘米,原为绢制被单;平纹,一端有墨书“河南府长水县归人乡刘元楷”,下有倒写草书“行达”;“长水县”上有朱色篆文“长水县之印”一方。“长水”在今河南省洛宁县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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麴氏墓志背后的故事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图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麴氏墓志。

  墓志起源于魏晋时期,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记载墓主人生平事迹的重要随葬品,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上世纪70年代,新疆考古人员在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发现了数百方墓志铭,其中206号墓出土的“唐伪高昌左卫大将军张君夫人永安太郡麴氏墓志”,是新疆古代墓志中的珍品。

  该墓志用灰黄色砂岩刻成,边长74.5厘米,表面涂成黑色,上面阴刻楷书30行,每行30字。文字端正秀丽,书写一丝不苟,十分工整,反映了唐代吐鲁番书法艺术的较高水平。通读墓志内容可以发现,它名义上是高昌国左卫大将军张雄夫人麴氏的墓志,实际上讲述的是张雄的生平事迹。

  张雄(583—633年),字太欢,出生在高昌王国一个贵族家庭。祖父张务曾任高昌左卫将军、绾曹郎中(总理政务);父亲张端曾任建议将军、绾曹郎中。他的姑母是高昌王麴伯雅的王妃,高昌王麴文泰是张雄的姑表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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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在唐代西域的流传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图

  张雄是高昌王麴文泰时的左卫大将军、绾曹郎中,在麴氏高昌王国中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唐贞观初年,张雄规劝麴文泰,顺应历史潮流,归顺唐朝中央政府,遭到麴文泰的排斥,之后,他“殷忧而死”。

  张雄不仅是一位文武兼备的将才,还非常喜欢下围棋。在他的墓葬里就曾出土一件木质围棋盘。这表明,至少在唐代初期,围棋这种游戏已传入西域的吐鲁番地区。

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木质围棋盘。

  1973年,新疆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张雄夫妻合葬墓出土的木质围棋盘,表面磨制得十分光滑,四周以象牙边条镶嵌,边长18厘米、高7厘米,方形底座,底座每侧有2个弧门。棋盘和现在围棋一样,上面绘制的棋格纵横各19道,方格规整,制作精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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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舞蹈女俑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图

新疆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彩绘舞蹈女俑。

  唐朝盛行厚葬,俑作为唐代墓葬中的主要随葬品亦大量流行。新疆吐鲁番市阿斯塔那206号墓出土的一尊彩绘舞蹈女俑,从服装、化妆、舞蹈动作等各方面来看,都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服饰

  彩绘舞蹈女俑身着的丝绸服饰,反映了唐朝年轻妇女的流行时尚。女俑头梳高发髻,上身穿绿色窄袖短襦,紧身半臂衣穿于襦的外面,下着红黄间色齐腰曳地窄长裙,显示了唐初女子穿窄袖短上衣和长裙曳地的风范。女俑穿着的半臂面料采用了鲜艳夺目的联珠兽纹锦。联珠纹通常被认为是波斯萨珊王朝的一种纹饰,它的组织结构既有经线显花的平纹经锦,又有纬线显花的斜纹纬锦。纹饰也十分丰富,有对鸭、对鸡、对狮、对鹿、对熊、对孔雀等多种纹饰。这件女舞俑所穿的联珠纹瑞兽半臂衣,两个联珠环分布在前胸两侧,突出了纹饰的美观和装饰的主题,同时流露出东西方文化相互交流的痕迹。

  西域女子对红色裙子情有独钟。阿斯塔那230号墓出土的屏风画《仕女图》中,仕女是一位身材窈窕、面目清秀、贤淑端庄的淑女形象。她发髻高耸,上身穿无领袒胸襦和花色半臂,下身穿着色彩浓艳的红色曳地长裙。西域女子还喜欢穿黄、绿、蓝、白、青、绛、粉、棕等颜色的裙子,或两种以上间色面料搭配的长裙。阿斯塔那206号墓出土的这尊女俑,下着红黄间色面料缝制的长裙,腰束一条缂丝带,更显楚楚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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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通行证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图

1959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纸质文书《石染典过所》 。

  在唐朝,为保证正常的商业贸易往来,稽查行旅,防止偷漏国税、逃避赋役、拐卖人口以及防范来自境外的破坏活动,实行严格的过所制度。

  “过所”一词,从字面上讲指“度过(经过)之处所”。在古代,“过所”专指行人度过关津时的凭证,即现在的通行证。

  过所制度始于西汉。汉唐时期,凡到各地进行贸易活动的商人都要持“过所”,否则便是非法通行,要被缉拿。因此,“过所”对国内人员来说,大致相当于身份证加通行证;对外国人来说,则相当于护照。

  唐代的过所制度已十分完备,今新疆吐鲁番一带就出土过大量的过所文书原件。1959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的纸质文书《石染典过所》,就是一件唐朝时期使用的典型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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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多年前的一场车祸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图

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纸本《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

  吐鲁番出土文书是继敦煌文书之后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吐鲁番出土文书包括各级政权处理日常公务所形成的符、帖、牒、状等官府文书,审理案件的对案辩辞,授勋封官的告身,行旅往来的过所和公验,反映民间租佃、买卖、雇佣、借贷活动的各种契约,记载百姓自报户内人口、田亩及赋役承担情况的手实等。

  1973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第509号墓出土的纸本《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记载了公元762年发生在高昌城的一场交通事故,是唐朝法律在西州吐鲁番地区施行情况的一个具体案例。

  《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现收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该文书首卷残缺,结尾完整,中间有缺损,全部文书共3纸58行,每行12至18字,纸缝处各押一个“舒”字。该文书虽不完整,但内容基本详实,为新疆乃至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根据案卷记录,案情是这样的:6月的高昌城,天气十分炎热。百姓史拂的儿子金儿和曹没冒的女儿想子都只有8岁。两个孩童坐在店前路旁一边玩耍。康失芬是一名来自处蜜部落(粟特人)的雇工,30岁,他的雇主名叫靳嗔奴。这一天,康失芬驾牛车把城里的土坯搬到城外。在搬运几个来回之后,可能由于劳累,牛也不听人使唤,于是不幸的事发生了。当康失芬从城外返回至张游鹤的店前时,牛车突然狂奔起来,把两个孩子轧伤了。金儿伤势严重,腰部以下的骨头全部破碎,性命难保;想子也有生命之忧,腰骨损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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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质彬彬的彩绘泥塑文官俑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图

唐代彩绘泥塑文官俑。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历史展厅展出了一尊造型独特的唐代彩绘泥塑。该俑头戴幞头,身着青色窄长袖圆领长袍,腰系带,盘坐于地;他的面部表情被刻画得十分自然,国字脸,大眼,大耳,高鼻,嘴唇紧闭,略带微笑;腰板挺直,略向前倾,右膝竖起,左腿盘坐,右手臂弯曲,臂肘着于右膝上,似乎要将下巴托在右手上沉思。

  雕塑者采用写实的艺术手法,将唐代文官的面部表情、衣纹褶里都刻画得十分细致,同时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塑造,神形兼备。幞头、圆领袍、腰带和皮靴,是唐代文官服装的几大要素,这尊彩绘泥俑再现了唐代男子的风采,说明唐代西州同样实行中原内地的服饰制度。

  唐朝统一西州(吐鲁番)之前,即北朝至唐朝以前,吐鲁番古代居民穿着什么样的服装,这方面考古发现的服装实物不多,而多为服装面料的残片。但古墓泥俑实物资料提供了不少这方面的信息。如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一组北凉泥俑,再现了南北朝时期吐鲁番居民的穿着习俗。从这组泥俑可以看出,当时男女一般上穿短衣,下穿长裤,也就是史书上记载的“裤褶装”。这种服装有别于中原地区的深衣,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如古籍中记载:“丈夫从胡法,妇女略同华夏。”北朝时期,吐鲁番男子穿着胡服,而妇女的服饰与中原居民相似。

  公元640年,侯君集攻下高昌,唐朝在此建立西州都护府。此后,情况有所改变,唐代吐鲁番地区实行和内地一样的典章制度,服饰制度也随唐制,特别是文官的服饰最为明显,这尊彩绘泥塑男坐俑就是一个比较鲜明的例证。与此同时,西州官员虽然穿着中原特色的幞头和圆领袍,但比较尊重当地居民的服饰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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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通宝见证唐代中原与西域的交流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图

伊宁县征集的开元通宝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巅峰时期,在大一统的历史环境下,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特别是经济贸易的交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使大量的中原钱币沿丝绸之路流入西域各地。在这些中原钱币中,最为多见的是开元通宝。开元通宝在新疆各地都有发现,这些钱币不仅反映了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还展现了唐代书法艺术的风采。 

  开元通宝的发行,在我国钱币形制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元通宝简称“开元钱”“通宝钱”。开元即“开国奠基”之意;通宝则是“流通宝货”之意。铜钱名曰通宝,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货币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以钱为宝,则意味着货币即财宝观念的增强和人们对其崇拜程度。

  开元通宝是唐朝统治下主要流通货币,而且影响了中国1000多年钱币的形制、钱文模式和十进位衡法。开元通宝的出现,开元宝、通宝形制方孔圆钱之先河,宣告了自秦以来流通了800多年来的铢两货币的结束。开元通宝的文字、重量、形制对后世铸造钱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五代的周元通宝、宋代的宋元通宝,都模仿了开元通宝的文字、形制。日本、越南、朝鲜钱制也受到开元通宝的影响,而“通宝”的称谓一直延用至近代。

  开元通宝钱币上的铭文也是值得关注的,它包含着唐代书法艺术之美。唐代是书法兴盛的时代,当时的书法家们在魏晋南北朝及隋代的书法基础上,大胆吸取前辈的精华,不断进取创新,而不是机械地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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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古代的笔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图

  笔是表达情感、传递信息的重要工具。人类最早使用的笔可能是一头稍尖的石头,最早的墨水可能来自禽兽的血液。后来,人们又用鹅毛、鸭毛等制成笔,不仅更适宜在柔软的纸上书写,而且大大加快了书写速度。那么,新疆古代的笔是怎么发展进化的呢?

  一、苇笔和木笔

米兰遗址出土的唐代苇杆笔

  新疆古代先民多使用木笔或苇笔书写文字。上世纪50至70年代,考古人员在新疆若羌县米兰遗址、巴楚县托库孜萨来遗址发现了几支苇笔和木笔。其中,米兰遗址出土的一支苇笔,长12厘米,笔尖端、笔管都保存较好。笔管上部用麻绳裹扎,为握笔处;笔舌正中有一条缝隙,蘸墨水书写,为我国较早的硬笔之一。

  在上世纪的探险和考古发掘中,西方探险家和中国考古工作者曾在中国西部发现过10多支由竹管、芦苇管、红柳等材料削制的硬笔。其中最令人称奇的是1906年英国人斯坦因在米兰遗址中发现的芦苇管笔,以及1972年甘肃武威张义堡西夏遗址中发现的竹管笔。从形制上看,这两种笔极为相似,都以木质材料精工削磨,有锋利的笔尖和马耳形笔舌。两种笔的笔舌正中都有一条缝隙,呈双瓣合尖状,与今日钢笔笔舌竟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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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新疆的馕、点心和瓜果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图

  唐代时期,我国社会经济文化高度繁荣,对于外来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枢纽之地古西州(唐代西昌州的新名,今新疆吐鲁番地区)的饮食文化深受中原文化影响,也同时保持着一定的地域特色。吐鲁番是新疆考古发掘的宝地,阿斯塔那墓除了出土大量的丝绸、文书、俑类等珍贵文物之外,还出土了花式点心、饺子、馄饨、干果和保存完好的饮食器具。

  馕是维吾尔族的主食,维吾尔谚语中有“一日不可无馕”的说法,可见馕在维吾尔族家庭饮食中的地位。有人认为馕是由波斯传入西域的,但考古资料表明并非如此,在新疆3000多年前的墓葬中就有比较原始的馕出土。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疆考古人员在3000年多前的哈密五堡、2800年前的且末县扎滚鲁克、2500年前的鄯善县苏贝希以及1800多年前的洛浦县山普拉等地的墓葬中,均发现了各种形态的馕。这些馕不全用小麦面粉作原料,和现在的馕形状也有差异,但足以说明馕在新疆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小馕

  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阿斯塔那唐墓中发现了一个直径19.5厘米的馕,馕呈圆形,出土时碎为12块,土黄色,已经脱水干化。其原料为小麦粉,是在馕坑中烤制而成的。它中心薄、边缘厚,中央戳有花纹,样子与现在维吾尔族家庭日常所吃的馕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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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古代的木雕马俑和泥塑鞍马俑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图

  马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在我国古代拥有很高的地位,运输、作战、旅行等都离不开马。与此同时,无论是绘画、雕塑,还是文学艺术作品,马都是不可或缺的创作素材和讴歌对象。

  马在维吾尔语中被称为“阿题”,以其高大挺拔的身躯、俊朗的外表、机警聪慧的神态,数千年来受到新疆人民喜爱。马的饲养在新疆历史悠久,早在约3000年前,新疆古代先民就已经豢养家马并用于骑乘。1981年至1982年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哈密地区巴里坤县境内的南湾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一些青铜时期的马骨;1985年,考古人员在且末县扎滚鲁克墓葬发现了距今2800多年前的马骨和马鞭;1987年,考古人员还在和静县察吾乎沟墓地,发现了距今2600年左右的马头、马蹄、牙齿、马鞍具和马衔等。新疆各地发现的古代岩画、毛织品、丝绸、金器、铜器、绢画、纸画、钱币、石窟壁画、木雕、泥塑作品中,都出现了各具特色的马的形象,其中最引人注目、最值得关注的还是吐鲁番阿斯塔那晋唐时期墓葬出土的彩绘木雕马俑和彩绘泥塑马俑。

  魏晋时期的吐鲁番雕塑与唐代娴熟的雕塑艺术相比,无论是彩绘人物俑还是动物俑,都显得幼稚简拙。特别是吐鲁番阿斯塔那东晋墓葬出土的几尊彩绘木雕马俑,雕刻虽然认真,但比例失调,散发出童真的气息,如同现代的卡通艺术作品,看上去叫人忍俊不禁。

  1966年,阿斯塔那51号墓发现的彩绘木马充满童趣。马身长,呈椭圆形;马头狭长,马嘴张开,马眼突出,无耳 (或失);四肢上粗下细,后腿稍弯曲,前腿直立。两片黑色木牌插入马背,然后用墨线勾勒出鞍垫,表示马背上的成套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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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独角兽:辨善恶,决争讼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图

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黑彩木雕独角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收藏着一件1500多年前的黑色怪兽木雕,它鹿腿牛身、四肢细长、体型高大,长长的尾巴高高翘起,头部长出尖尖的长角,似乎准备要刺向什么。这件形态十分奇特的文物,其造型取材于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独角兽。

  说起独角兽,世界很多地方的民间传说中都有它。西方神话中的独角兽通常表现为修长的白马,额前有一螺旋角。它是纯洁的象征,是完美骑士的代表,它的独角被赋予压制道德败坏的事情的力量。在中国古代,独角兽被称为“獬豸”(xiè zhì),是执法公正的象征。

  据说远在黄帝时期,有位神人给黄帝送去獬豸,帮助他处理一些疑难案件。到了尧舜时期,有些诉讼案件一时难以判决,当时的“大法官”皋陶就借助獬豸的神力来解决。传说獬豸是神兽,只要嫌疑人有罪,它就用头上的独角去抵触。

  古书对獬豸究竟是什么动物,说法不一。《史记·集解》《后汉书》都认为獬豸是鹿,王充在《论衡·是应》中指出獬豸是“一角之羊”,许慎的《说文解字》以为獬豸“似牛”。孰是孰非,谁也说服不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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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多年前,和田玉是如何传入中原的?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图

青玉花熏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举办的《解忧故里——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展出了117件汉代珍贵文物,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包括金缕玉衣在内的20余件和田玉琢磨的玉器。这些玉器虽然数量不多,但每件都十分精美,代表了中国汉代玉器制作的水平。

  玉石文化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就出土了大量的玉制品,这是我国目前出土的最早的玉制品。古人用玉来象征美德,把高尚纯洁称“冰清玉洁”;把保持气节称“玉碎”;把美丽的容貌称“玉颜”;把追求和平说成“化干戈为玉帛”。

  据考证,最晚于3000多年前的商代,新疆的和田玉就已经传入中原内地。197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进行考古发掘,发现玉器 755件,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杂器 6类。妇好墓玉器的玉色以浅深不等的青玉为主,白玉、黄玉、墨玉极少。经专家鉴别,认为其大部分是新疆玉,说明商王室用玉以新疆和田玉为主,而且非常喜欢和田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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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时期的纸画:《墓主人生活图》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图

  新疆古代绘画艺术在我国绘画发展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吐鲁番考古发现的一幅《墓主人生活图》,是东晋时期的艺术作品,被誉为是我国最早的纸画。虽然画风略显古拙,但其流露的文化内涵异常丰富。从风格和内容上看,这幅图与甘肃省嘉峪关市出土的同时期画像砖很相似。

新疆吐鲁番市阿斯塔那13号墓出土的东晋时期《墓主人生活图》纸画。(新疆博物馆收藏)

  《墓主人生活图》于1964年在吐鲁番市阿斯塔那13号墓出土。整幅图长106厘米、宽46厘米,由6块大小相似的纸拼接而成,纸质厚实,呈土黄色,类似桑皮纸。画面横向展开,四周边线用墨彩绘出长方形。画上方从左至右分别绘有3棵树,前两棵树枝干比较清晰,而且叶子十分独特,分别由两组圆形的北斗七星点缀;中间树上落一凤鸟。画面左、右上角各有一个圆形图样,左边的圆中画有蟾蜍形象。从嫦娥奔月变蟾蜍的古代传说到《淮南子·精神训》“日中有趶夋乌,而月中有蟾蜍”的记载可知,这两个圆分别表示太阳和月亮。

  画下方人物右侧依次绘有曲盖、节、麾、幢。《通鉴》胡注续称:“晋制:诸公任方面者,皆给节、麾、缇幢、曲盖。”由此推断,该墓主人身份不简单。因为其不仅有作为高级仪仗的幢盖,还有象征权力的节和指挥军队的麾。因此,其身份绝非一般地主,很可能是州一级的军政首脑。

  画下方中心端坐于榻上之人应为墓主人,他手持团扇做乘凉状,神态严肃,其体型略显臃肿,头戴黑冠,身穿条纹袍服。男子所穿长衫,宽袖、开襟,是魏晋时期士大夫们的典型服装。墓主人身旁的女子毕恭毕敬地站着,可能是主人的妻子,也可能是侍女。女子身着曳地红裙,发髻是魏晋时期内地流行的撷子髻。

  画左下方是一个身着短衫的马夫,马夫手执马鞭站在一匹装饰华丽的马后,伺候主人出行。黑马头比较大,细腰背上放置着鞍具。整体上看,马的形象有点类似卡通画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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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图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汉晋时期)

  1995年10月,中日两国考古学家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对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进行大规模的科学考察。这是自195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发掘以来,成果最为丰硕的一次,被评为“1995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这次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王侯合婚千秋万岁宜子孙”“延年益寿长保子孙”等汉字铭文锦,色彩斑斓,保存之好实属罕见。精绝国故址——尼雅遗址出土的这些织锦,应是当时中央政府赠送给精绝国王室的礼品,反映出精绝国与中原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联系。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质地厚实、纹样流畅、色彩艳丽,体现了汉晋时期丝绸纺织的最高水平。织锦的汉字铭文内容也表现出浓厚的人文色彩。

  从考古发掘报告中得知,“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发现于尼雅遗址8号墓的矩形箱式棺内。该墓葬有一男一女,男尸为45岁左右的中年男子,身长164厘米,是深目高鼻的当地居民。他身着西域特色的锦缘毛布袍,下着白色毛布裤子,足穿皮鞋。“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出土于男尸的右侧,因其在拉弓射箭时对手臂有保护作用,所以称之为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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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兰汉文木简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图

楼兰木简(魏晋时期) 若羌县出土。

  位于罗布泊西部的楼兰古城,是汉晋时期丝绸之路上重要的遗址,也是楼兰王国前期的重要经济、政治中心。公元4世纪以后,这座古城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维吾尔族向导发现了楼兰古城,随着斯文·赫定的发掘,逐渐掀开了楼兰古国的神秘面纱。

  楼兰古城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中,汉文木简和纸质文书的学术研究价值最高。木简主要涉及汉晋时期军队屯田戍边、公私文函、官吏往来、开垦农田等内容,种类十分丰富。

  竹木简是春秋战国、秦汉两晋时期书写文字的重要载体。单独一片木或竹叫做简,若干个细木条编连而成的叫策。由于材料的不同,有用木条制成,也有用竹片制成的,通称为竹木简。楼兰遗址出土的木简和纸质文书,对深入了解楼兰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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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陶壶看乌孙历史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图

  陶器是新疆古代墓葬中最为多见的器皿之一。新疆青铜时代与早期铁器时代的彩陶,不仅数量多,而且器形多样、纹饰精美,反映了新疆古代陶器发展的水平。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汉墓考古出土的一件红陶壶,就是一件独具民族特色的生活器皿。

昭苏县夏台墓葬出土的皮囊形陶壶

  1976年出土于昭苏县夏特古墓的陶壶,一些学者称之为“茧形壶”。这只壶高20厘米、领高11厘米、口径6.5厘米、腹长18厘米,为土黄色泥质陶,手制。肩部堆塑着形似蚕首、身有轮节的泥条,风格古朴浑厚。仔细观察这件陶器时可发现,它更像近代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使用的皮囊壶。最早的皮囊壶是用牲畜的皮革缝制而成的,是古代匈奴、乌孙等游牧民族日常的生活用具,特别适合在马背上吊挂携带。皮囊壶除了盛水之外,还可以装奶和酒。

  这件陶壶是根据乌孙人的皮囊仿制而成,虽然制作略显粗糙,但器形优美,从造型上表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考古人员还在夏特古墓里发现了彩绘陶壶、陶罐、陶杯、陶灯、镶宝石金戒指、金饰件、铜刀、铁犁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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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和田妇女的妆奁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图

漆奁

  妆奁是指女子梳妆打扮时所用的镜匣,后来又泛指出嫁女子的嫁妆。妆奁历史十分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在中原地区流行,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新疆各地墓葬也发现了汉唐时期的漆奁、滕莲和皮奁等珍贵文物,其中以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墓葬出土的奁具最为著名。

  中国的妆奁文化历史悠久,西周时期,奁多为铜、陶器,且一般器腹较深,底有三足,旁有兽衔耳环,风格粗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漆奁大行其道,且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中国传统造物追求“器以载道”,妆奁的发展代表了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审美情趣与价值取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奁在新疆许多墓葬都有出土,皮质、藤条编织的和髹漆的,保存最为完好的还是民丰县尼雅遗址墓葬出土的漆奁和藤奁。

  1995年,中日尼雅共同考察队在民丰县尼雅遗址发掘出土了一件漆奁。漆奁呈圆筒形,高13.5厘米、直径14厘米、厚0.35厘米;竹胎,内壁红漆,外壁为黑漆;盖上有铜制的钮环,钮环上还有用作抓手的丝带。漆奁出土时,装有龙虎纹铜镜的汉字铭文锦袋、椭圆形毛毡栉袋、小香囊、生丝、木线轴及各种丝绸小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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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古代生产工具——镰刀与犁铧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图

  镰刀与犁铧是新疆古代重要的农业生产工具。新疆各地墓葬遗址内发现的镰刀与犁铧,是揭示新疆古代农业生产起源与发展的重要例证。

木柄铁镰刀。民丰县尼雅夫妻合葬墓出土

  镰刀

  生产工具的发明和使用,是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标志。和人类文明发展轨迹相同,新疆古代生产工具的使用,大体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三个阶段。

  早在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居住在新疆的古代居民就使用了简单实用的打制石器。打制石器的出现,对人类的进化与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自第一把手斧诞生之日起,就在人与动物之间划了一道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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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古代手杖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图

洛浦县山普拉墓出土的东汉时期的手杖。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南疆遗址墓葬里发现了一些古代的手杖,有普通的木手杖,也有西方色彩的权杖,以及具有东方文化特征的鸠杖。

  新疆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手杖,出自于若羌县罗布泊小河墓地。2004年2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小河墓地M24墓发现一件距今3500余年的手杖。手杖把手粘接着用骨雕刻的人面像,高约11厘米,最宽处有1.2厘米。像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下端1/4是人面,上端3/4的部分又高又尖,可能象征着帽冠。整个人面鼻子夸张,鼻梁高突。木杖中段围裹着黄色、黑色鬃毛,鬃毛的外面密密地缠着绳子。

  M24墓主人是一位中年男子。该男子发须金褐色,手腕佩戴7圈珠链,额鼻图画红色线条,腰部摆放着一具牛头,牛头额鼻图画红黑色线条依稀可见。手杖放置在死者的足部,学者们推测是祭祀时使用的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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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的戒指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图

吐鲁番市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出土的虎纹金戒指。

  戒指也称指环,是戴在手指上的装饰品。西方学者认为,戒指最初起源于印章。6000年前,居住在小亚细亚的苏美尔人开始使用印章,后来出现了将印章和戒指合二为一、便于使用的印章戒指。考古人员曾在埃及墓葬里,发现了3000多年前的蜣螂形印章戒指。无论是古埃及、古希腊,还是古罗马,印章戒指都是权力的象征。

  在我国古代,戒指不仅用于装饰,也是宫廷中用以避忌君王“御幸”的一种标志,后逐渐演变为男女之间情感的依托。上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人员在新疆各地发现了许多戒指,质地有金、银、铜、铁、骨、皮等,特别是新疆汉晋南北朝时期墓葬内发现的镶宝石黄金戒指,做工复杂、精细,戒面上镶嵌的宝石至今依然熠熠生辉,堪称中国古代首饰中的珍品。

  先秦时期,西域先民就佩戴戒指。上世纪90年代初,新疆考古人员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合奇县库兰萨日克墓葬中,发掘出土了一批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黄金装饰品。其中一枚金戒指出土于一位男子墓葬中,直径18.5厘米、高2厘米,戒面隆起呈椭圆形,上刻对称的弯月形槽。在塔什库尔干香宝宝墓地,考古工作者也发现了一枚铜指环。

   汉晋时期,戒指在西域有着特殊的用途。据史料记载,戒指是婚配时男方不可缺少的聘礼之一。黄金性能稳定,在自然界中多以游离态存在,获取较易;其外表漂亮,机械加工性能好、延展性强,因此黄金一出现就被定为装饰用品的首选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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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时期的鸡鸣枕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图

  枕头作为常用的睡眠用具,陪伴着人们度过无数个夜晚。考古资料表明,人类在旧石器时代就使用石枕。上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境内发现了许多古代枕具,有石、木、皮、麻、锦、绢、绮等材质,但以丝绸缝制的鸡鸣枕最具特色。

1959年民丰县尼雅夫妻合葬墓出土的鸡鸣枕

  1959年,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夫妻合葬墓出土了一件东汉时期的鸡鸣枕,长46厘米、宽16厘米、高10厘米,以“延年益寿大宜子孙”文句织锦缝缀而成。枕中央呈凹状,两端为鸡首,细致地缝制出了尖嘴、圆眼、细颈、鸡冠等。鸡眼造型用白绢为底、上面叠放了三层圆形红绢片做成。鸡冠则由天青和白绢做成锯齿状的高冠。枕芯是植物茎秆。这件“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鸡鸣枕,现收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据考证,这件鸡鸣枕的主人是东汉时期西域鄯善国的居民,少数民族特征十分明显。尼雅遗址为汉晋时期鄯善国精绝州文化遗存,1959年和1995年两次大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织锦,上有汉字铭文。经考证,这些织锦均来自中原地区。它们的出土表明,在汉晋时期,汉代中原丝绸就为西域居民所青睐,也表现出中原文化对西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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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精绝人的衣冠服饰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图

  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以北100公里处的尼雅遗址,在汉晋时期是西域36国之一的精绝国所在地。从尼雅废墟现有的遗迹来看,这里曾经有村落民居、牛舍羊圈、水塘涝坝络,这都印证了它曾经是繁荣一时的国度。关于精绝人的服饰在史籍中难以见到,尼雅古墓中出土的大量服饰实物,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袍服

“万世如意”锦袍

  1959年,民丰县尼雅夫妻合葬墓出土了东汉时期“万世如意”汉字铭文锦袍。这件保存较为完好的锦袍,出土时色彩十分鲜艳。袍服身长122.5厘米,款式为“胡服”:直领、对襟、窄袖、紧腰、宽踞,其侧加缝一块三角衣料,增加了下摆的宽度。袍的领襟和下摆用绣有“延年益寿大宜子孙”的铭文锦制作。锦袍质地厚实,以绛紫色为底,配有淡兰、油绿、白色的茱萸纹和飘逸的云纹。

  1995年,尼雅1号墓地3号墓出土了一件汉晋时期的黄蓝方格纹锦袍。锦袍身长122厘米,通袖长225厘米,款式为交领、左衽、宽袖,下摆宽大,两侧开衩。这种下摆两侧开衩的衣装特别适合游猎骑马时穿著。锦袍的下摆和衣袖间还有用绛、绿色方格纹组成的条带。锦袍纹饰简单,但十分规整,表现出浓郁的生活情趣。锦袍的领、襟表现出典型的中原风格,而两侧开衩则是西域服装的一个特点,由此可知这件锦袍是西域与中原服饰文化融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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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雅出土文物中的汉代西域歌舞艺术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图

1996年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民丰县尼雅遗址中发现的一组四件木雕舞蹈人像

  新疆有“歌舞之乡”的美誉,天山南北各族歌舞各具特色、精彩纷呈,充满了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风格。新疆歌舞艺术的辉煌绝非一时之功,而是有着数千年的深厚积淀,是由新疆历代先民共同构建的,特别是两汉时期的摩诃兜勒,汉唐时期的于阗乐、龟兹乐、疏勒乐,都曾盛极一时。

  关于汉代的西域歌舞,历史文献中有记载,但考古发现的实物十分少见,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填补了这一空白。1996年,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中,发现了一组4件舞蹈木雕人像。4位舞蹈女子身材高挑,穿着连衣裙,站立作扭胯姿势,看起来动感十足,再现了汉代西域女子翩翩起舞的情景。

  人类早期的乐舞是一种与自然崇拜紧密结合的表演形式。新疆早期居民以游牧狩猎为主,其乐舞充满了原始、神秘、粗犷的气息。新疆古代岩画真实地再现了原始先民在早期社会与自然作斗争的艰苦历史过程,以及他们开展劳动生产、宗教祭祀和文化娱乐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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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上的瓦当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图

奇台县石城子古城遗址出土的汉代云纹瓦当。

  瓦当俗称瓦头,是屋檐最前端的一片瓦(也叫滴水檐),起着保护木制飞檐和美化屋面轮廓的作用。瓦当集绘画、工艺和雕刻等艺术于一身,是实用性与美学相结合的产物,在古建筑上起着锦上添花的作用。

  瓦当起源于中原,后逐渐传播到其他地方。考古人员在丝路沿线遗址中发现的瓦当,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和纹饰丰富多样。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发现的“天降单于”瓦当和甘肃省出土的羽人瓦当,流露出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石城子遗址发现的瓦当,现陈列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历史展厅,是中原建筑艺术传入西域的重要物证。

  由于新疆气候干燥少雨,房屋大多为土制,屋顶无需覆瓦,因而瓦当不是古代新疆传统的建筑材料。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内一座规格很高的寺院内曾出土瓦当。唐代佛教兴盛,交河故城内分布的寺院有多所,但仅这个寺院内发现瓦当,由此说明瓦当的使用在当地并不普遍。这些出土的瓦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时期西域地区的建筑历史,为我们研究西域古代建筑提供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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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铭文锦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图

  新疆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数千年来东西方多种文化交流、荟萃之地。“丝绸之路”以丝绸命名,说明中国丝绸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近年来,考古人员在丝路沿线各地遗址墓葬中发掘出土了大量色彩绚丽、质地精美的丝织品。其中新疆考古发现的汉唐丝绸不仅数量多、品种丰富,而且丝绸上的文字图案清晰可见。1995年10月,中日两国考古工作者在汉晋时期精绝遗址发现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延年益寿长保子孙”等铭文锦,这些都是新疆乃至中国古代文物中的精品。

“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铭文锦裤。

  “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铭文锦出土于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1号墓地3号墓,出土时覆盖在一对夫妻身上。专家们称其为“锦衾”,也就是锦被、单被。铭文锦用两幅织锦合并缝制而成,呈长方形,长168厘米,宽94厘米。这件珍贵文物的纹饰、色彩十分丰富,经线采用了藏蓝、绛、白、黄、绿等色,纹样有舞人、茱萸纹、变体云纹等,“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的字样穿插其中,给织锦增添了神秘色彩。

  尼雅3号墓还出土了一条锦裤,也用“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铭文锦缝制而成,裤长115厘米,腰围120厘米,形制为短腰、大裆,锦面棉布里。用如此豪华、精美质地的面料缝制裤子,表明墓主人不同凡响的社会地位,推测应当是精绝古国上层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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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带钩与金带扣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图

新疆若羌楼兰古城出土的铜带钩 (魏晋)

  2016年10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楼兰古城遗址考查中,发现了10余件铜带钩。这些铜带钩历经1600余年,早已变得锈迹斑斑,但整体保存较好。其中一件长3.2厘米,基本呈“s”形,首端上部有一个柱状凸起,尾端向内侧弯曲,小巧精致。考古人员推测,可能是魏晋时期楼兰当地官员使用过的用具。

  楼兰古国属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与敦煌邻接,公元前后与汉朝关系密切。上世纪初以来,外国探险家和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楼兰古城遗址内发现了大量的木器、石器、铜器、铁器、纺织品、装饰品、文书。其中出土的汉文木简、纸质文书、漆器、丝绸、弩机、五铢钱,还有这批新近发现的铜带钩,是汉晋时期西域长史管理下屯田戍边官兵和当地居民使用的器物。这些具有中原特色的文物,反映了中原文化对西域文化的影响。

  带钩是中原古代贵族束腰用的用具,多用青铜铸造,也有用金、银、铁、玉等材料制作的。带钩由钩头、钩身、钩钮三部分组成,用于连接腰带的两端,尽管和今天的腰带扣造型不同,但功能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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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阗古国人的耳珰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图

  在新疆的考古发现中,首饰是比较常见的文物种类,天山南北古墓葬、古遗址发现的戒指、耳环、手镯、珠饰比比皆是。这些文物是新疆古代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数千年来新疆古代居民对美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祈盼。在这些琳琅满目的古代首饰中,于阗古国墓地出土的两件耳饰颇具中原特色,是汉代西域与中原内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

琉璃耳珰(东汉)

  这两件耳饰1984年出土于新疆和田地区洛浦县山普拉墓地,均为琉璃质地。一件为绿色,中间为圆柱形,两端为喇叭形,腰部穿孔,长1.8厘米、宽0.8厘米、厚0.6厘米;另一件为深蓝色,长1厘米,宽0.9 厘米,“工”字形设计。两件耳饰体积不过方寸,发掘出土后长期收藏于文物库房内,很少为人所知,在当年的考古发掘报告中与其它玻璃珠饰件一起统称为琉璃珠。后来,有研究人员通过查找材料对比,才知道这两件不起眼的东西是汉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内地十分流行的一种首饰——耳珰。

  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表明,耳珰在古代中原内地十分常见。耳珰有琉璃、金、银、玛瑙、象牙、骨、琥珀、水晶等不同材质。最早的耳珰出土于春秋战国时期墓葬中,两汉时期墓葬里最为多见。1981年,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仪冢山汉墓出土的琉璃耳珰,呈腰鼓状,横向中穿,深蓝色,半透明,制作精巧细致;江苏省扬州市出土过一件西汉时期耳珰,用玛瑙制作而成;陕西西安北部陈请墓出土的一件西汉中期耳珰,青玉质,圆柱体,细腰,两端大小不一,中部有穿孔。以上罗列的耳珰只是中国考古发现的很小一部分,上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战国至魏晋南北朝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琉璃耳珰。尤其是汉墓,出土的琉璃耳珰成百上千,出土地点遍及全国各地,仅河南省洛阳市烧沟汉墓出土的琉璃耳珰就有1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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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佉二体钱与汉龟二体钱 

□ 阿迪力·阿布力孜

  近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征集到一批和田马钱,这批钱币保存较好,钱币上的铭文和图案比较清晰。钱币的一面是行走中的骏马图案,另一面铸有汉字铭文和佉卢文,所以又称其为“汉佉二体钱”,反映了汉晋时期丝绸之路的繁荣,是当时西域与中原经济文化交往的重要例证。

汉佉二体钱 汉代(和田马钱)

  经研究,和田马钱是古代于阗国的钱币,公元1至3世纪在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地区流通使用,是新疆地区历史上最早自行铸造的货币。

  和田马钱吸收了中原文化和贵霜帝国等东西方钱币的特点,采用西方圆形内无孔的打压方式,将汉文与佉卢文重叠压制。钱币正面中心为马或骆驼的图像,其中马的形象居多。在马或骆驼的周边一圈为佉卢文字母,是一种颂词,大意是“大王、王中之王,加之国王名”。钱币背面的中央花纹似“月桂树的环”,外边一周铸有“重廿四铢铜钱“或“六铢钱”汉文篆体,表示钱币的重量和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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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元年”铭文锦囊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发现的丝、棉、毛等质地的纺织品,在新疆乃至中国古代纺织品研究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这里发现的丝绸衣着锦衾,不仅数量多,而且保存完好,色泽鲜艳,充满浓郁的东方色彩。其中“元和元年”铭文锦囊,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有明确纪年的织锦,其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十分重大,对于确认丝绸织造的年代、丝绸产地,以及西域丝绸文化内涵的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元和元年”铭文锦囊现藏于新疆和田地区博物馆,是东汉时期的珍贵文物。1998年,考古学家从尼雅遗址一座被盗掘的古墓葬之中发现了这个锦囊。囊袋呈椭圆形,长12厘米,宽5.5厘米,有长42厘米的白绢提带。口部有襻,穿有束口绢系带两条,一条为白色,一条为淡青色。锦囊袋口采用织锦镶边,袋身下半部两面为一片“元和元年”锦片缝缀而成,织锦蓝地,纹样为有翼梅花鹿。鹿纹上部织有白色经线显花的隶体“元和元年”文字,鹿纹下部为左右对称的弧形云纹;囊袋下部为一件瑞鸟云纹织锦,呈三角形拼缝。锦囊的底部用另外一片织锦缝制,部分有磨损。

  锦囊上隶书体文字“元和元年”,即东汉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由此可知,该锦囊是公元84年或此后织造缝制的。在新疆乃至中国出土织锦中,从未出土过这种明确纪年的织锦,这也是这件织锦的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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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西域铜镜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汉代时期,随着西域与中原交往的逐渐频繁,中原汉式铜镜传入西域,受到西域各族居民的喜爱。新疆丝路沿线遗址古墓里发现了很多汉式铜镜和有地方特色的铜镜。如新疆民丰县尼雅、洛浦县山普拉、尉犁县营盘等地都发现了铜镜,充满了浓郁的中原风格。在这些铜镜里,最著名的是龙虎纹铜镜、“君宜高官”铜镜、“长宜子孙”铜镜和立鹿柄铜镜等。

  龙虎纹铜镜

1995年,尼雅古墓出土的龙虎纹铜镜。

  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民丰县尼雅汉晋时期的墓葬里,发现了一枚龙虎纹铜镜。该铜镜出土时置于一锦袋中,镜身为银灰色,直径9.2厘米;镜背纹饰为一龙一虎围绕着钮座嬉戏一圆球,图案生动形象。在内地尚未发现与此纹饰相同的铜镜。镜体保存完好,纹饰清晰,镜面光滑,是一件铸造精巧的铜镜。

  龙、虎是古代中原居民十分喜欢的动物。特别是龙,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最富浪漫主义色彩的兽形集合体,集中了百兽之美,最终成为华夏民族的象征。虎历来被视为勇敢威武的象征,因而古人将龙和虎的形象铸于铜镜之上,更具有威严驱邪的象征意义。这件文物的出土表明,龙这种图案至少在汉代已经由丝绸之路传入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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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禾府印 

□ 阿迪力·阿布力孜

名称:司禾府印

朝代:汉代

出土地点: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

尺寸:通高1.7厘米,边长2厘米

  汉代时,西域的社会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汉书·西域传》记载:“自且末以往,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在今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汉晋时期遗址中,不仅发现有麦粒和麦穗,还有青稞、糜子、谷、蔓菁、桃、杏等遗物。这些农业成就的取得,不仅是西域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果,也得益于汉朝政府积极推行屯田政策。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一枚“司禾府印”,就是汉朝在西域屯田戍边、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例证。

  “司禾府印”于上世纪70年代在新疆民丰县被发现,是一枚炭精制方印,印文为篆文,阴刻,分两行:一行“司禾”,一行“府印”。印钮为桥纽。从字体和钮式可确认,这是汉朝时期管理农业的印章。虽然这枚印章形制比较小,但由于在两汉时期新疆众多文物中,考古发现的官印屈指可数,因而显得十分珍贵。

  在史书中,并没有“司禾府”这种官署的记载。但《汉书·地理志》有“宜禾都尉治昆仑障”的记录;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公元73年,东汉政府曾在伊吾庐(今新疆哈密境内)有“置屯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田诸国皆遣子入侍”。东汉《右扶风丞相李君通阁道记》碑文中,也有右扶风丞相李君曾“迁宜禾都尉”的记载,可见东汉政府为了屯田曾在西域设“宜禾都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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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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