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三区三州” 攻克坚中之坚——全国政协“解决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问题”调研组赴云南、广西调研综述
来源:人民政协网 王泳 发布日期:2018-07-10浏览()人次 投稿收藏

调研组一行到云南大关县寿山镇中坪村希望小学食堂了解学生营养餐

  

    调研组到广西田东县大板村卫生室调研

  调研组到广西田东县大板村卫生室调研

  屋外,小雨绵绵,重峦叠嶂。

  屋内,欢声笑语,温暖而惬意。

  “政府给我们办了低保,又给我找了个护林工作,每个月都有钱拿,这下啥也不愁了!”村民尼尖光和老伴许介者乐呵呵地坐在马扎上,和前来调研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卢展工拉起家常。

  5月8日上午,全国政协“解决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问题”调研组来到怒江州泸水市洛本卓白族乡金满村实地调研。谁能想到,两年前,尼尖光还在为老伴治病四处借钱。

  怒江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也是被列为全国“三区三州”的深度贫困地区,是云南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主战场。

  到2020年底,能否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出列?解决深度贫困地区区域性整体贫困,这场硬仗该怎么打?

  5月7日至11日、5月14日至18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卢展工、汪永清分别率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解决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问题”专题调研组,先后赴云南、广西两省区多地调研,共谋脱贫攻坚之策。

  ■幸福馨居的“新”生活

  5月的怒江正值雨季。

  调研组经保山辗转近5个小时的车程才抵达金满村。半山腰上,老旧的傈僳族千脚房在风雨中诉说着沧桑。

  今年61岁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介下记,由于家里缺土地和劳动力,目前家庭经济收入主要依靠国家政策性补助和儿子外出务工收入补贴。2017年家庭人均纯收入3281元,仅够家里人日常开支。

  不过,让他感到欣慰的是,泸水市去年启动建设了巴尼旅游小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介下记作为第一批搬迁户迁入新居。“我自己有一亩地,又租了外出务工村民四亩地种草果,等明年草果有了收成,日子就会好起来。”介下记说。

  驻村扶贫工作队副队长李彬告诉调研组,金满村总人口为346户中,建档立卡户302户。两年前,泸水市政府针对实际情况采取了易地搬迁、建立农村合作社、组织青壮年外出务工、引进新种植项目等措施,帮助部分青壮年农户走出困境。

  但贫困群众就业不充分、外出务工人员普遍缺乏技能,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稳固脱贫的长效性。再加上怒江贫困地区人多地少,乡村实体经济难以形成规模产业。

  其实,调研组在广西调研时也发现同样的问题。

  广西德保县有建档立卡7万人,因缺劳动技术、劳动技能致贫的占50.01%。“能力不足”限制了贫困人口外出务工的工种、收入,影响了他们走出大山、脱贫致富的自信和自尊。走访其他县城发现,每个县都建有技能培训学校开展免费培训,却都招不满人,群众参训意愿不强。

  “政府也认识到需要加强培训,提高贫困群众生产技能,但对培训成功范例的树立还不够,培训师资力量和水平还不够,整体实际效果还不明显。”一位乡镇干部向调研组坦言。

  全国政协常委、审计署副审计长秦博勇用三个第一次概括了调研的感受:“第一次到深度贫困地区,第一次感受到路难行,第一次通过翻译才能和老百姓对话。”调研组认为,可持续的脱贫靠国家的政策和资金不能完全解决,应重视社会企业的参与,以此加大就业和产业扶贫,确保扶贫攻坚工作能持续稳得住。

  ■对人才的渴盼

  “广西壮族自治区2012年至2017年全区累积减少贫困人口704万人,年均减贫超过117万人,实现了1999个贫困村、10个贫困县摘帽。”5月14日,在调研组到达南宁第一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委书记鹿心社就介绍了这个令人瞩目的扶贫成就。

  但情况依然不容乐观。

  截至2017年,全区还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67万人,是全国7个贫困人口超过200万的省份之一,排全国第3位;贫困发生率6.6%,比全国高3.5个百分点;有44个贫困县和3001个贫困村。

  一路上,汪永清边看边听边思考,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如何结合实际、因地制宜,见到实效。

  “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缺人才。下不去、留不住现象突出。”

  在广西,调研组一路走访了3个县市9个村。每到一处,总能听到同样的渴盼和呼吁。

  深度贫困地区不仅接受正规教育的贫困人口比例不高,而且有学历有能力的乡村教师就职于乡村教学点的意愿不高。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口地方病发病率高,但乡村卫生室缺医少药,专业人才匮乏。

  “百色市乡村教师缺编2511人。”百色市教育局负责人向调研组介绍:“德保县去年公开招聘历史、地理学科教师,总共报名的只有3人。”为了留住人才,当地政府也是想方设法,频出惠政。

  “我们降低学历门槛,推出住房等优惠政策,与高校合作定向委培。每年能解决50名到100多名岗位空缺。”该负责人向调研组介绍,尽管如此,各县乡村教学点仍有很多岗位虚位以待。

  5月15日下午,大板村希望小学六年级课间休息时,全国政协常委王林旭走到孩子们中间,在课桌上摆出笔墨,为孩子们送去一个别有情趣的“书画小课堂”。三笔两笔之间,便将学生们带入一片清新、静朗的墨竹画面。

  “乡村师资力量匮乏,尤其是音体类特色教育师资力量更显不足。”王林旭说,作为文艺界委员,他们愿意为乡村孩子的特色教育做点贡献,也希望高校对乡村教师进行帮扶培训,提升他们的书法、书画教学能力。

  “贫困村在发展中往往面临缺人才、缺技术等瓶颈。各种优惠政策推出后,后续关键就是依托人才支撑。”全国政协常委于革胜说。他建议,持续抓好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助力实现“三保障”。地方政府口采取提高补助,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开展远程培训等,实现人才招得来、留得住。

  此外,在少数民族地区、偏远山区等深度贫困地区,推广普通话、扫除文盲半文盲的任务依然艰巨,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力度仍需持续加强。

  调研组认为,人才对发展贫困地区的经济至关重要,应加大培养人才,保证脱贫人才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贫困地区。为确保深度贫困地区人才振兴工程顺利实施,需强化组织保障,建立健全鼓励当地人才干事创业的激励考核机制。

  ■抵御贫困的战斗堡垒

  5月10日下午,调研组来到云南昭通市大关县寿山镇中坪村。在当地口口相传的村支部书记罗昌健带领村民致富的故事,引起了调研组的极大兴趣。

  几年前,在福建打工的年轻小伙罗昌健携妻回乡创业,召集了一些建档立卡贫困户成立专业合作社,改造民居,大面积发展种植、养殖业,产品通过网络销售到外地,村民参与合作社分红,赚钱的渠道一下子多了。靠发展乡村实体经济,中坪村很多贫困户很快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

  “2年内能脱贫吗,还有什么困难?”卢展工问贫困村民王国洲。

  “没有问题。只要让罗昌健留下做支书就行。”王国洲的回答引来大家一片笑声。

  村民,尤其是少数民族村落贫困户的脱贫致富,必然离不开乡村干部的帮扶。其实,在云南不少少数民族自然村落,调研组看到很多鲜活的例子。

  “自己富了不算富,大家都富了才算富。”这是广西德保县东凌镇东凌村黑毛猪养殖致富能人李常行的人生格言。2014年,他带头建立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采取“公司+合作社+贫困户”模式,吸纳10多户贫困户贷资入股合作社,帮带贫困村民走上脱贫致富之路。

  组建合作社是一个范本。调研发现,近几年来,云南、广西两地产业精准扶贫款精准到户,合力帮扶村民加入经济类合作组织,让资金、技术、人才更加优化、更加高效,走出了一条乡村经济产业合作的新路。调动各方积极性形成帮扶合力,是脱贫之道。调研组希望,在继续发挥好专业合作社的基础上,大力引导企业、社会组织等力量参与脱贫攻坚。

  “这几年,云南省政府引导贫困县500家农业龙头企业、近4万个农村专业合作社、3000个家庭农场,通过土地托管、牲畜托养、吸纳群众就业、入股分红等途径,与贫困户建立了稳定的带动关系。”云南省委书记陈豪告诉调研组。

  除了外部的帮扶,激发贫困地区群众的内生动力不可忽视。建设一个强大的基层组织,可以极大地培育村民自我发展能力。调研组认为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注重培养、选拔、发现任用和宣传一批在少数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好干部。让农村带头人、优秀村官等新鲜血液补充到基层党组织中,让一线脱贫攻坚工作队更具有朝气和活力。

  ■边缘群体的痛

  “作为村干部,我拖了大家的后腿。对不起政府!”5月15日,广西田东县作登瑶族乡大板村大勤屯2组村民农新伍面对调研组的慰问,内心深处埋藏的那份愧疚突然压抑不住,掩面而泣。

  原来,农新伍曾经是村里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模范带头人。2年前,他被查出患有甲亢,去年,他的妻子也被查出患丙肝,孙子农良君患脑瘫。接踵而来的打击,让这个七尺汉子内心充满了无助,又不得不咬牙扛起沉重的负荷。

  乡村年度识别认定贫困户期间,农新伍家庭完全可以被认定为贫困户,但是农新伍选择了拒绝。他说,作为组长,生活还过得去,不能给党和政府添麻烦。

  在广西,调研组发现,农新伍并不是个例。诸多的“农新伍”们在面对生活困难时都表现出了坚忍不拔的毅力。他们想要脱贫、努力脱贫,对打好打赢脱贫攻坚充满信心。

  “像这样的干部,这样的贫困边缘户,我们更不能忽视。”一路走来,不少委员都表达了同样观点。调研了解到,贫困村与非贫困村享受政策差异较大,群众意见也较大,甚至引发上访事件增加。田东县全县2/3的公共财政投入在了占1/3的贫困群众身上;贫困户缴纳新农合是42元/人,非贫困户则为150元/人;贫困家庭的学生从幼儿园到高中,能享受非贫困生享受不到的系列教育资助高达2.8万等。

  一位村干部提供的田东县社会保险事业局统计表格显示,一项10353.12元的医疗总费用支出中,自付部分只有1035.31元,而边缘贫困户则需要支出5201.47元。该村干部说,扶贫政策对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显著,造成了很多非贫困户特别是边缘户“争当贫困户”。

  这种“免费参保”的事实引发了郑秉文等人的担忧:“未来如果这些贫困人员脱贫之后继续由其个人缴费,或2020年全面脱贫,政府停止代缴之后,其缴费意愿难以恢复。”

  “这种‘免费参保’有可能致使断保,这将降低贫困地区的参保率,甚至难以实现80%参保率的任务。”于革胜也认为,贫困人员由政府代缴之后,“边缘人员”的缴费积极性受到一定影响,攀比效应有可能导致增加“断保”人员数量。

  调研组建议,政府应施策再精准,防止人为拉大差距,避免“悬崖效应”和新生矛盾。针对贫困人口致贫原因、贫困边缘人口实际状况,再精准区分、精准施策;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壮大村集体收入等方面着力,让扶贫减贫工作成效惠及更多群众,解决好边缘贫困户、不愿脱贫户、已脱贫户的“三个不满意”问题。

(编辑:俞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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