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多元文化政策下澳大利亚民族认同建构的困境
来源:《世界民族》 赵昌 张秋生 发布日期:2018-08-25浏览()人次 投稿收藏

  内容提要: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发育不健全,始终遭受着种族主义的影响。主流群体错误的文化心理是种族主义存在的重要基础,地缘、经济、政治因素深化了文化心理的影响。多元文化政策追求平等共存,但忽视族际融合,没能平复主流群体与少数族裔之间的文化裂隙,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建构陷入困境。华人在传承族裔文化传统的同时,应精确把握各种文化关系,深度参与澳洲民族主义的建构进程。

  民族国家是近代国际关系的基础,核心民族价值观念的形成是国家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稳定的重要保障。然而澳大利亚在民族主义建构中始终遭受着种族主义的影响,不仅历史上曾推行排斥有色人种的“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①实行多元文化政策后,虽从官方层面终结了种族主义,但是仍多次爆发种族歧视事件,这说明种族主义并没有消亡,而是以新的更隐蔽的形态存在下来。澳大利亚的族际关系长期紧张,民族融合并不充分,核心民族价值观念淡薄。本文拟从文化心理角度探析多元文化政策下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建构困境。文章认为,澳大利亚没有真正实现文化转型,种族主义长期存在,主流群体文化心理单一,阻碍了民族融合,导致民族意识发展不健全。基于此论点,文章同时对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政策和在澳华人的文化融入进行双向反思,指出多元文化政策的制度缺陷,即:强调族际平等而忽视民族融合,没有为澳大利亚多民族融合提供可行路径;并就华人文化融入问题提出参考性意见。

  一、澳大利亚民族认同建构中的种族主义问题

  种族主义是一种以自我种族为中心的心理态度,信仰种族优劣论,歧视其他种族,甚至以暴力迫害对待其他种族。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种族主义历史悠久,它伴随着近代文明的发展而产生,也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畸变。二战是种族主义发展的重要节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以种族优越、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和种族灭绝为基本表现的“旧种族主义”走向消亡,但同时也迎来了种族主义的新形态和发展的新阶段。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麦康纳海(John B.McConahay)和霍夫(Joseph C.Hough Jr.)正式提出“新种族主义”的概念。②所谓“新种族主义”,不再明目张胆地宣扬种族差异,而是转向文化方面,以文化差异问题为歧视寻找存在借口和发展空间。

  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也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变的过程。我们把实行多元文化政策之前的种族主义称为旧种族主义,它以种族优越论为理论基础,认为澳大利亚白人是优等人种,歧视有色人种,对有色人种采取隔离、驱逐、迫害等政策。澳大利亚以白种文明的海外延伸自居,在大英帝国鼎盛时期,澳大利亚也倍感骄傲,编织了属于自己的“天定命运”,认为澳大利亚是白人文明的前沿阵地,是无上光荣之事,文化坚守是澳大利亚的价值所在,有色人种是低级种族,应被排斥,甚至消失。澳大利亚早期历史上很快掀起的“黄祸”论和排华风潮以及对土著人的迫害无不是这种文化心理在作祟。种族主义者把早期澳大利亚的民族认同严格限定在白人范围之内,而母国文化心理又阻碍了移民的文化融合,甚至爱尔兰移民和下层凯尔特人都被蔑视,无法同盎格鲁移民享有平等地位,因此澳大利亚没能像美国那样形成独特的“美利坚”民族。在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的同时颁布的“白澳政策”,成为这种文化固守心理的顶峰。

  “新种族主义”是“白澳”政策废除后澳大利亚种族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是现代澳大利亚最主要的民族问题。“新种族主义”的主要表现是:1.外集团说(out-groups)。“新种族主义”者通过文化扭曲,宣扬狭隘的澳大利亚国家认同,坚持认为特定地域和文化背景的群体难以同化,没有融入所谓“澳大利亚价值观”,而且宣扬这些群体的不良行为如依赖福利过活、酗酒等。中东人,亚洲人,土著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伊斯兰教”、“亚洲”、“土著”等词汇引起他们的痛恨。2.文化差异和民族认同问题。追求并不清晰的“澳大利亚认同”概念,对多元文化政策颇有微词,认为移民群体不该保持自身文化。3.特权论。认为英国文化背景的澳大利亚人应该享有特权,白人文化理应是澳大利亚文化的主流。③

  澳大利亚学者拉克思瑞·贾亚苏里亚(laksiri Jayasuriya)通过对澳大利亚的“新种族主义”现象的研究认为“新种族主义”没有根本改变种族主义的性质,“不同点是不再按照人种上的、生理上的因素确定群体差异,而是强调文化上的和种族上的差异。”④“新种族主义”者正是主流群体文化优越论者。2001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和麦考瑞大学的四名学者通过电话采访5056名在昆士兰和新南威尔士州的居住者,从实证的角度支持了贾亚苏里亚的论断。凯文·邓恩(Kevin M.Dunn)等人的调查显示,澳大利亚种族主义情绪最强的人是65岁以上的高龄人士。这些人出生在“白澳政策”盛行时期,以自己是“盎格鲁-凯尔特”人自豪,带有旧种族主义的显著特征。调查还显示,在当代澳大利亚,人们观念中的“种族”与“种族主义”联系非常微弱,但新旧种族主义之间联系却非常紧密,也就是说人们大都不把自己标榜为种族主义者,但是潜意识里却有深厚的种族主义观念。

  经过“白澳政策”之后,种族主义在澳大利亚人民心中早已是一个彻底的贬义词,没有人会公开支持种族主义言论,但是人们对种族主义的仇视并不完全源于对种族主义的清醒认识,或者说在人们心中并没有对种族主义进行清算,他们可能只是不怎么爱用“种族主义”这个词而已。当他们认为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时,会不自觉地放弃对种族主义的警觉,成为种族主义者的支持者。而且,“新种族主义”者看起来更让人尊敬,更容易被人接受,因为他们努力宣扬的是主流群体的价值观,用“社会团结”、“民族认同”等词代替了原先刺耳的种族优劣和排外言论,更为隐蔽。但是问题在于,由于民族融合不充分,他们宣扬的所谓“澳大利亚文化价值观”其实缺乏澳大利亚特色,只是英国传统文化和普适文化的一种大杂烩,无法成为多元民族的共同认同基础,因而有学者建议,澳大利亚应完善对有关种族问题的教育,“反种族主义教育的最终目标必须超越狭隘的‘人种’概念,而要包含其他形式的归属和认同。”⑤

  二、白人文化心理与脆弱的民族认同

  近代国家产生的重要前提是民族认同的形成,民族认同包括文化认同,地域认同,种族认同,历史认同等多个方面。在民族认同基础上,民族国家得以产生,近代国际关系得以展开。澳大利亚由英国移民主导,形成了“主流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二元等级体系,从而造成种族文化的对立,阻碍了深度的民族融合和广泛的民族认同的形成。19世纪中期澳大利亚各殖民州推行种族歧视政策,排斥有色人种,形成了所谓的“白人文化认同”,为澳大利亚联邦的成立提供了文化基础。“白澳政策”的推行即是这种认同的“历史成果”,但这种认同是基于肤色、血统,形成的是母国文化认同,是追溯性的认同而不是民族融合的产物。

  那么澳大利亚白人的这种文化心理是如何形成的呢?地缘是无法回避的客观因素。澳大利亚的地缘困境不仅是地理上的断裂,更是文化上的孤立。作为欧美文化体系中最接近亚洲的大国,澳大利亚被岛国环绕,文化上的破碎状态很难形成抱团之势。相反,近在咫尺的亚洲,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地区文化上成熟稳定、交流频繁,对外具有强大的同化力量。澳大利亚奉英国文化为母文化,自诩为西方文化的前沿阵地,但与英国远隔重洋,文明自信与文化孤儿之间存在有微妙的心理落差。澳大利亚白人必须面对这种文化挑战,但却很难支撑这种文化使命,在由“远东”向“近北”的地缘认识转换中,白人文化优越论和人口上的劣势使得这种转换最终演变成一场地缘悲剧。历史上,先进文化被落后文化的同化并不鲜见。澳大利亚白人面临着所谓的“先进文化”被“落后文化”同化的危机,导致文化心理畸形,他们发出了“黄祸”、被亚洲人口“淹没”的声音,最终发展成为单一文化偏好并开启了文化排斥的白澳时代。

  战后澳大利亚失败的文化重构过程造成了新的文化歧视。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拙劣表现给信心满满的澳洲人当头棒喝,战后大英帝国势力的衰败使得文化优劣论越来越失去生存土壤,澳大利亚白人文化上的优越心理被扫荡一空。更重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轰炸澳大利亚北部城市达尔文的事实表明,澳大利亚的安全系于亚洲,“近北”观念深入人心。不幸的是,两极对峙格局的形成和共产主义若“洪水猛兽”的政治宣讲又造就了新的“红祸”论,这种“红祸”论不再局限于种族肤色,它与政治制度糅相结合,制度斗争成为种族主义生存的新土壤。两极对峙、制度对抗又使得澳洲人找到了新的文化优越感,在充当美国“锚”的角色中,澳大利亚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适价值推崇备至,这些普适观念是澳大利亚人容易接受的,也是亚洲国家的人,特别是信奉其他宗教的人和不信宗教的人、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所缺失的,它给澳大利亚的种族歧视加入了政治制度因素和普适价值观念因素。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这些因素并没有消亡,反而由于世界上先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放大了澳大利亚白人固有的文化忧虑。2001年的9·11事件、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欧洲的种族动荡和中东的民族冲突等等都促使精神敏感的澳大利亚人开始排斥多元文化政策,回归种族主义的文化心理。⑥

  经济转型进程不畅为这种文化心理拓展了“群众基础”。战后亚洲国家的普遍繁荣给澳大利亚带来了巨大压力,一方面澳大利亚政治家疾呼“融入亚洲”,唯恐错失发展机遇,另一方面,普通澳大利亚人在这一痛苦的转型中倍感生存艰难,一些不法分子把这种艰难归咎于亚洲移民的经济压迫。宝林·汉森(Pauline Hanson)组建的“单一民族”党(One Nation Party)就宣扬排斥亚洲移民,使澳大利亚回归“纯净”。汉森依然强调文化、国家和民族,而这几条没有一条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缕清了的,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在新时代的体现。汉森把矛头对准特定的亚洲移民,正中澳洲人的下怀,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她在澳洲政坛上多次死而复生就是“新种族主义”生存基础的最好证明,所以也有人指出:“她的政党的出名反映了(人们)更深层的态度,对自由市场产生了破坏。”⑦而政治上,澳大利亚政府对“新种族主义”缺乏警觉,甚至默许种族主义存在和发展,助长了它的泛滥。在1996年和2007年,“一族党”两次兴起之时,霍华德政府均对其采取放纵态度,以“没有建设性意义”为由拒绝对“一族党”运动进行谴责。2014年,汉森成功入选澳大利亚参议院,这反映了多元文化主义在澳洲的式微和澳大利亚国家认同的脆弱,更突显了澳大利亚在民族融合问题上的先天缺陷,澳大利亚白人没有与其他族裔充分融合,没有形成共同的民族价值观。

  三、制度缺陷与民族建构的困境

  1972年“白澳”政策废除后,种族优越论失去了法律依据,澳大利亚各民族的关系开始了重构过程。在多元文化主义思想指引下,澳大利亚政府从法律上确立了族裔平等原则,特别强调文化多样性,每个民族都有保持和传承自身族裔文化的权利。

  1973年的《格拉斯比报告》(Grassby Report)直接推动了澳大利亚实行多元文化政策。在阐述其观点时,格拉斯比认为,随着更多的国际移民的到来以及澳大利亚年轻人比例的增加,一种新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觉醒预示着这个国家正走向成熟,“这些事务的逐渐兴起,反过来促进了一种‘新民族主义’的成长……同样,迄今为止在吸引不同背景的人们方面我们已经建构起一种国民意识,让我们有信心通过移民不断地加强和丰富我们社会面貌。”⑧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安娜-玛丽·乔登斯(Ann-Mari Jordens)认为这实际“把移民安置和公民归化融入结合了起来。”⑨但是显然在再造公民共同价值观方面,多元文化政策并不积极主动,而是希望通过为移民安置提供便利和服务、维护文化多元性和社会平等公正等间接手段自然而然地培育国民意识。实际上,政策的规划与实现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结手段,多元文化政策的理想主义很难落地生根,这是多元文化政策的重要缺陷,也是多元文化政策不能有效抗衡种族主义思潮的原因所在。

  在多元社会,如何处理少数民族群体与主流群体之间的关系,这其实是战后移民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长期以来,加拿大的魁北克法语区与英语区之间就因此而争斗不休。加拿大是最早推行多元文化政策的国家,但是在多元社会的发展演变中同样面临着族群间“虚假联合”的问题,这种现象遭到了部分学者的批评。⑩美国的情况虽然稍有不同但大致相似,“美利坚”民族虽是一个新的民族,但受它融合的主体部分依然是欧洲族群。美国社会虽有强大的“熔炉效应”,但是非裔、亚裔等少数族群并不能完全融入,在很多方面依然受到排斥和歧视。

  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政策由政府主导,自该政策颁布之后,澳大利亚政府付出极大努力,试图在多元文化主义基础之上塑造澳大利亚公民的共同价值观。同时,成立多元文化委员会和国家多元文化咨询委员会,不断摸索完善适合澳大利亚国情的多元文化政策。1996年“一族党”运动兴起后,多元文化政策出现危机,针对这种情况,在1999年的报告中,澳大利亚国家多元文化咨询委员会提交研究报告,主张在保障公民民主和平等权利、原住民和解,各族裔相互尊重,增强移民融入,扩大社会文化和经济多样性,明确多元主义的概念和权利义务、培养多元主义政治领袖等方面采取更多的实际行动。(11)但正是从这份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的弊病。该委员会依然没有把多元文化主义与白人文化中心思想区分开,并特别强调澳大利亚要继承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文化遗产,在澳大利亚文化中给予其特殊的地位。该委员会的观点实际代表了一大批澳大利亚人的认识,他们认为白人是澳大利亚主体人群,澳大利亚文化理应是以白人文化为基础的文化,如果白人文化失去了主导地位,那么澳大利亚将面临文化危机。主体文化群的主导性与少数族裔要求的多样性之间出现的文化裂隙,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建构陷入两难困境,这也使得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政策效用受到限制。

  在实行多元文化政策的40余年里,种族歧视问题的持续存在其实反映的正是这种民族认同建构的困境与斗争。所以种族问题专家贾亚苏里亚(Jacqueline K.Nelson)认为:“在对种族主义批判的同时,有必要同时对多元文化主义、文明多样性和多元主义进行反思。”(12)有学者对多元文化政策的效用深深忧虑。“像种族和解和多元文化政策这样的措施仅仅是向澳大利亚深厚的种族主义历史清算的开始,欲清算它的深层影响还需更多努力。……从20世纪90年代到2012年,反种族主义议案大部分局限于种族和谐议程,这种架构对宽容有用,但基本没有动摇种族主义的根基,对当代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活动也影响甚微。”(13)

  从实践角度来看,多元文化政策无法有效调和族群(ethnic)和民族(nation)的关系,“当作为公共政策时,多元文化主义代表着促进移民的融入,它同时激发了把人们划分为有明显差异的族群的思想。”(14)这是多元化必然带来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了管理和政治上的便利,制度上的多元文化主义常常视种族集团为平行的而不是多层次的,并且当实施基于文化的根本差异的权利时,很多管理者和少数族裔领袖倾向于固化这种分类。……国家权力机构和主流群体把这种凝聚力和同质化的责任归咎于甚为不和的族裔,阻止少数族裔和阶层分裂和新群体产生。”(15)因此,多元文化政策的推行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推动各族裔的尊重和融合,反而形成了极端的两派:一派认为多元文化政策鼓励文化多样性,特别强调保护本族裔的传统文化;另一派则对多元文化政策持批判态度,认为它鼓励文化分歧,实际否认澳大利亚存在民族认同的可能性。(16)

  有学者早就指出:真正的民族融合需要经历一个文化熔炼过程,“由于它(指多元文化社会)包含了多种文化,共同的文化只能通过相互交往、相互尊重、管控分歧来形成,使他们通过共同的生活方式团结起来。……经过一段时间,他们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复合文化,这种文化建立在他们各自的贡献、深邃见解之上,而且经过一个对自身的混沌的但可辨识的认同过程。这个过程既不是他们最低程度的共同特征也不是武断地几种理念和惯例的简单集合,而是一种或多或少的带有独特性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他们被重新定义,形成一种新的关系,组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17)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政策显然没有达成民族融合和文化再造的功能,只停留在民族尊重和文化共存的阶段,因而没有促成独立的澳大利亚民族文化,作为民族国家澳大利亚尚缺乏文化基础。

  同时,在多元文化问题上,普通澳大利亚人也存在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支持多元文化的基本原则,允许多样性文化的存在,并为此感到骄傲。另一方面又希望广大族裔能深度融合,主张文化趋同,形成具有澳大利亚本国特色的民族和民族主义。在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建构中日益形成了两股不同步发展的力量,第一个是官方的先导作用。多元文化政策由政府主导推行,它基于自由主义的文化平等观念,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和强烈的官方说辞。另一个是文化背景迥异的民众的接受程度。澳大利亚的文化长期局限于白人文化话语权,白人总希望这种文化认同在白人的控制之内。有人用空间管理者(spatial managers)和空间被管理者(spatially managed)来形容澳大利亚白人和其他族裔之间的这种二元对立关系,空间管理者认为自己有权定义澳洲的民族属性,有权判定谁符合要求,谁被允许进入这个国家,空间被管理者则对自己应该身处何位,该做什么或者该回到哪里有自己的主张。(18)

  白人的文化霸权给民族融合造成障碍,其他族裔深感压迫,对白人主张的“澳大利亚文化价值观”心怀疑虑,唯恐因此丧失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和权利,所以有人评论道:“关于民族、澳大利亚和澳大利亚人的表述仍然太过狭隘,不能带来足够广泛的归属意识。”(19)这是官方不能解决的问题。澳大利亚的这种文化分歧阻碍了“民族意识”的发生,而种族主义思想的屡次死灰复燃又造成了各族裔在文化上的进一步差异和对立,致使“澳大利亚民族”始终没有产生。多元文化政策在这个问题上束手无策,澳大利亚的民族形象始终是‘盎格鲁-凯尔特’(Anglo-Celtic)式的。

  由于不能实现民族融合,澳大利亚在种族平等问题上也开始出现危机。在推行多元文化政策的同时,澳大利亚也为种族平等提供了法制保障,1975年即通过了《反种族歧视法》(Racial Discrimination Act,1975年),该法律是对联邦宪法的重要补充,规定了在就业、置产、服务、广告等领域严禁种族歧视行为。在此法案和其他反歧视法案基础上成立了人权和平等机会委员会。1995年,更严谨的《反种族仇恨法》(Racial Hatred Act,1995年)通过实施,该法案旨在判定基于种族、肤色、国籍、族群或相关因素的仇视行为为非法。作为《反种族歧视法》的补充条款,该法案增加了18C条款,强调基于种族因素的冒犯、辱骂、羞辱、恐吓为非法行为,可以说从法律角度杜绝了种族主义,但是该法案同时排除了一些“善意”的和基于公共利益的批评行为,形成了18D的修正条款。这在法理上并无不妥之处,但是即使如此,该法案自通过后不断遭到种族主义者的破坏,特别是自2014年以来,包括自由党参议员雷安杰尔姆(David Leyonhjelm)在内的一些人叫嚣废除18C条款,这给澳洲种族关系带来巨大动荡,而总理谭保(Malcolm Turnbull)的暧昧态度更加剧了人们的担忧。(20)以“言论自由”为借口向《反种族歧视法》的挑战无疑也是澳大利亚种族主义僵而不死的现实写照。

  四、澳洲华人的文化融入

  在移民社会,外来族裔与本土居民天然地处在一个不平等的地位,族际关系紧张成为普遍现象。如何处理少数族裔与主流群体的关系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反思,希望通过一套理论体系解释移民社会中少数族裔的文化际遇。在诸多学术观点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同化”论,如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罗伯特·派克(Robert E.Park),他引入达尔文进化论观点,以“竞争-冲突-适应-同化”的范式解释外来移民在美国的文化遭遇,认为外来移民的最终归宿是被主流群体同化。(21)“同化论”得到诸多学者响应,社会学家弥尔顿·戈登(Milton M.Gordon)则在此基础上具体描述了外来移民在美国被同化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盎格鲁一统化(Anglo-conformity);第二阶段称为“熔炉”阶段(the melting pot);第三阶段是多元主义化(cultural pluralism)。(22)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外来移民文化中形成了强大的美国价值内核,族裔文化只是繁荣的枝条,“美利坚”才是粗壮的树干。戈登的理论为后来的多元文化理论的兴起奠定了分析基础。

加拿大国王大学的贝里教授(John W.Berry)提出了一个分析移民与主流文化关系的二维模式,他把少数民族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态度细分为四种(见图1):同化(assimilation)、孤立(separation)、融合(integration)和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并分析了各种态度可能造成的结果。(23)与“同化论”相比,贝里的理论虽然仍以主流群体的文化优势为分析前提,但是已经不再把少数族裔的被同化和文化消亡作为移民社会族裔融合的唯一结果,而是出现了“融合”这个新选项,贝里的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成果的支持。

  就海外华人而言,学者们日益倾向于用更开放的态度和新的思维方式审视海外华人的文化生活。王赓武教授解释道:“‘同化’并不是西方化,而是接受共同的、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些现代的、先进的、进步的思想、进步的价值观。”(24)有学者开始用“混杂性”(hybridity)而不是“同化”来描述海外华人的文化体验,并且坚信:“在融合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复杂的种族文化多样性的综合体,带来两种或更多的族群文化的联合,但这不一定导致文化同质化。这个文化冲突的过程导致新的认同和归属的可能。”(25)马来西亚籍华人人类学家陈志明教授(Tan Chee-Beng)则主张用涵化(acculturation)来形容这一进程。(26)理论上的不断完善为我们分析澳大利亚华人的文化选择提供了指导,而在澳华人的文化实践更有助于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的文化融合之路。

  长期以来,由于“白澳政策”的影响,澳大利亚华人备受歧视,谈不上文化融入问题,直到多元文化政策实施之后,如何处理与主流文化的关系才日益成为华人面临的主要文化挑战。总结澳洲华人多年的文化实践,笔者认为当代华人在文化融入过程中需要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

  第一,处理好文化传承和文化忠诚的关系。海外华人普遍存在一种文化警觉,这是由族裔文化经历造成的。澳大利亚华人经历过被孤立、被排斥、被迫害,也曾经面临着被同化的危机,甚至多元文化政策实行后,对华人的歧视也时时发生,种族偏见对华人的威胁始终挥之不去。这种族裔经历促使华人认为:在海外生存,族裔团结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族性的传承和发扬至关重要。虽然当代华人的生存环境不断改善,很多人“落地生根”,但华人的文化心理是警觉的,其表现是一遍遍地强调族裔认同,强调“华人性”(Chineseness)。王赓武教授还提出:“海外华人对华人性的强调也是随着国内政治氛围的变化和华人海外影响的增大而逐渐加强的,并把华人性作为海外华人的一种凝聚方式和安全保障。”(27)随着近年来澳洲华人实力增强,有关“华人性”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但华人在提出族裔文化传承时往往忽视文化忠诚问题,这使得一些人对华人的文化忠诚产生疑惑,把它看成一种具有孤立甚至分离倾向的群体主义(groupism),这反而使得“华人性”成为横亘在华人与其他族裔,特别是澳大利亚主流社会之间的一种文化藩篱,给华人融入带来诸多现实困难。

  著名文化学者洪美恩(Ien Ang)女士以2011年澳大利亚华人社区议会(Chinese Community Council of Australia)的开会情景为例评价了这种族裔观念,认为:“由于这种(华人性)推理的广泛流传,会议组织者没有就他们面临的问题给出中肯的答案。……我认为前进的决定步骤应是对这种群体主义的批判,它使得‘中国人’作为一个‘族群’被固定下来。”(28)她甚至认为“坚持以‘中国人’称呼自己的‘华人’把他们与‘澳大利亚人’(基本可以说就是白人)对立起来,把他们自己排除在澳大利亚国民形象之外。”(29)更有学者指出这种群体主义“把保持鲜明特性、对内团结一致和对外界限分明的群体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要素、社会冲突的首要因子和社会分析的基本单位。”(30)陈志明教授也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华人在意识和无意识层面都已远离大中华的种族认同。他们可能仍旧是华人,但只是作为国家社会中的一个族群,而不是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的一部分。”(31)如果忽视了对文化忠诚的表述,华人族群文化的自我强化对民族融合并不有利,这与白人强化自身文化的主导作用不利于民族平等和民族融合是一个道理。

  第二,处理好反种族主义与融入主流社会的关系。社会调查表明,澳大利亚社会依然存在着顽固的种族歧视观念,1996年和2007年两次“一族党”运动搅起了澳大利亚种族主义的沉渣,2014年以来,围绕《反种族歧视法》第18C条款的争议再次牵动包括华人在内的少数族裔的政治神经。在反种族歧视方面华人向来态度坚定,但我们发现其路径选择也需不断改进,方能保证持续的战斗力。如1997年,华人领袖黄肇强集合了印度人、马来西亚人、印尼人、希腊人等族裔,组成团结党,应对“一族党”的挑战。团结党并非单一族裔政党,而是为应对单一文化运动而组成的少数族裔联合政党。华人把种族主义与主流社会区别开来,既反对了种族主义又展现了维护多元文化主义等主流价值观念的决心,其效果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多元文化政策存在制度缺陷,华人捍卫的是文化共存和平等权,华人与主流群体间的文化裂痕依然存在,团结党的活动是一种“挑战-应战”模式,是对固有原则的坚守和维护。虽然团结党实现了部分族裔的团结,但是这种团结是在自身利益受到威胁之下的短暂团结,在危机消除之后,团结的动力消失,各族裔依然是独立性甚强的群体单元,没有出现进一步的文化融合。而2014年以来在《反种族歧视法》第18C条款的修订问题上,华人不仅再次与土著及其他少数族裔联合起来,而且积极参与此政治议程的讨论,并与主流群体中的大量支持者达成共识,前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主席黄向墨先生甚至以“澳大利亚社会的基石”定位第18C条款,当代华人不仅没有因反对种族主义而与主流群体关系激化,而且展现了进一步完善澳大利亚主流价值观的意愿和能力,这是近年华人文化成功的有益趋势。

  第三,处理好少数族裔身份和国家/民族认同的关系。如果说“白澳”时期华人可以通过抱团方式维护华人的族性传承的话,那么在当今澳洲,随着传统同化危机的消除,各族裔平等共存,作为少数族裔的华人如何真正融入澳洲主流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则考验着华人的文化融合的水准与深度。2007年和2010年在华人社区本尼朗(Bennelong)的竞选经历充分说明了这点。(32)2007年该社区华人义无反顾地支持“中国通”、工党候选人陆克文,但2010年却转投给了联盟党。原因是在2007年大选时,陆克文的中国文化背景和“知华”表现着实笼络了大批华人选民的心,大家愿意投票给他,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与中华文化的亲密关系,这是族裔文化心理的外在表现。但是陆克文的施政实践给这种虚幻的文化心理上了生动一课,华人利益并没有因为拥戴一位“知华”领导人而得到维护,反而成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2010年本尼朗华人选民意识到问题所在,开始走出族裔藩篱,以澳大利亚的政治标准理性地看待政治候选人,行使自己的投票权。本尼朗华人政治思维的飞跃也给陆克文以教训,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竞选活动。2013年,陆克文派出了华人李逸仙(Jason Yat-sen Li)在该区竞选以图争取华人支持。《澳大利亚人》评论道:“任何政治观察家都只需要看看本尼朗候选人的最终结果……本尼朗已经成为工党的政治象征。”(33)李逸仙是华人富商,并曾于1998年代表团结党参选,作为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华人,在回忆了自己的成长遭遇后,李逸仙说:“我的理念是我们需要一个有包容性的澳大利亚认同,是否是澳大利亚人与你从哪里来无关,与你的肤色无关,而是与你对澳大利亚的贡献和承诺密切相关。”(34)如此经历的竞选者正与华人政治思维的变化相契合。作为外来移民,华人从维护本族裔的传统和权益,到超越族裔藩篱,追求深层融入,再到参与建构包含所有澳大利亚人的民族认同,这种主动性代表着澳大利亚华人认同观念的未来方向。

  种族主义的长期存在阻碍了澳大利亚各族裔间的文化融合,实际存在着主流群体文化与各少数族裔的边缘文化的等级差别。白人的文化霸权心理是种族主义的生存基础,并在地缘、经济、政治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演变为“新种族主义”,成为澳大利亚民族认同建构的主要威胁。

  澳大利亚是多族裔国家,多元文化政策为各族裔的平等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是族裔壁垒却是多元文化政策难以突破的结构性问题,它广泛存在于各族裔中,不仅白人族裔存在,其他族裔也存在。民族自觉是民族融合的关键,关系到民族认同的再建构问题,只有建立在民族自觉基础上的澳大利亚才能摆脱种族主义困扰,澳大利亚的民族认同需要各族裔超越群体主义。

  华人在维护自身族群利益的同时,应精确把握各种文化关系,更多地参与到国家共同民族观念的建设中。华人团体在促进本族团结的同时,在社群职能上需要更大突破,超越群体主义,与其他族裔深度融合,从“华人性”向现代意义的“民族性/国家性”转型。这是华人文化融入的重要方面,也是澳大利亚建构民族认同的发展方向。

  本文所指的“民族认同”并非指传统的单一民族认同,而是指在充分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基于澳大利亚各族共同价值观念的认同,并认为这种认同是澳大利亚国家稳定和种族和睦的基石,它仍然处在建构过程中。关于“华人”,按照学术界通常定义,华人指获得外国国籍的祖籍中国的所在国公民,华侨指常居海外但未加入外籍的中国人,然而由于跨国移民群体的复杂性,老一辈华侨、华侨后裔以及人数不容小觑的持永久居留证、跨国流动居住的“候鸟式”移民都构成了华人群体难以区分的组成部分。因此,本文所指华人是从文化而非法律角度考虑的,是对常居海外具有中华文化背景的群体的统称。

  ①1901年澳大利亚建国,当年颁布《移民限制条例》,要求入澳移民必须通过任何一种欧洲语言的测试,并被确立为基本国策,以图拒斥有色人种,建立欧洲白人的单一民族国家,史称“白澳政策”。1972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废除了该政策,后实行多元文化政策。

  ②Norma Romm,New Racism:Revisiting Researcher Accountabilities,Springer,2010,p.34.

  ③Kevin M.Dunn,et al.,"Constructing Racism in Australia",Australia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vol.39,no.4,2004.

  ④Laksiri Jayasuriya,"Old Racism,New Racism",Australian Quarterly,vol.70,no.5,1998.

  ⑤Robert Hattam and Stephen Atkinson,"Reconciliation as a Frame for Rethinking Racism in Australia",Social Identities,vol.12,no.6,2006.

  ⑥The Parliament of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Inquiry into 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ism in Australia:Joint Standing Committee on Migration,2013,p.23.

  ⑦Tom Switzer,"Economic Nationalism:It's Back to the Future",Institute of Public Affairs Review,vol.53,issue 2,2001.

  ⑧A.J.Grassby,Making Multicultural Australia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for the Future,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Service,1973,p.2.

  ⑨Ann-Mari.Jordens,Redefining Australians:Immigration 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Ale & Iremonger,1995,p.163.

  ⑩请参阅Smith Donald and Francis R.Douglas,Destinies:Canadian History since Confederation,Nelson Education Ltd.,2008; Shibao Guo and Lloyd Wong(eds.),Revisiting Multiculturalism in Canada:Theories,Policies and Debates,Sense Publishers,2015.常士訚:《走出“虚假联合”: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现实困境及21世纪变革方向》,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9期。

  (11)National Multicultural Advisory Council,Australian Multiculturalism for a New Century:Towards Inclusiveness,1999,p.17.

  (12)Laksiri Jayasuriya,"Old Racism,New Racism",Australian Quarterly,vol.70,no.5,1998.

  (13)Jacqueline K.Nelson,"'Speaking' Racism and Anti-racism:Perspectives of Local Anti-racism Actors",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38,no.2,2015.

  (14)Ien Ang,"Beyond Chinese Groupism:Chinese Australians between Assimilation,Multiculturalism and Diaspora",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37,no.7,2014.

  (15)Gregor Benton and Edmund Terence Gomez,"Belonging to the Nation:Generational Change,Identity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37,no.7,2014.

  (16)Tim Soutphommasane,Reclaiming Patriotism:Nation-building for Australian Progressiv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78.

  (17)Bhikhu Parekh,Rethinking Multiculturalism:Cultural Diversity and Political Theo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219-221.

  (18)G.Hage,White Nation:Fantasies of White Supremacy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Pluto Press,1998,pp.27-47.

  (19)Kevin M.Dunn,et al.,"Constructing Racism in Australia",Australia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vol.39,no.4,2004.

  (20)《谢诺峰反对修改〈反歧视法〉》,《澳洲新快报网》,2016年8月11日,载http://www.xkb.com.au/html/news/shehui/2016/0808/175169.html。

  (21)Robert E.Park,"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33,no.6,1928.另参阅Robert E.Park,Race and Culture,Free Press,1950,p.150.

  (22)Milton M.Gordon,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The Role of Race,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p.85-86.

  (23)Joln.W.Berry,"Immigration,Acculturation,and Adaptation",Applied Psychology:An International Review,vol.46,no.1,1997.

  (24)王赓武:《华人与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41页。

  (25)Lucille Lok-Sun Ngan and Chan Kwok-bun,The Chinese Face in Australia:Multi-generational Ethnicity among Australian-born Chinese,Springer,2012,p.1.

  (26)陈志明著,段颖、巫达译:《迁徙、家乡与认同》,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65页。

  (27)Wang Gengwu,The Chinese Overseas:From Earthbound China to the Quest for Autonom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64; Wang Gengwu,"South China Perspectives on Overseas Chinese",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vol.13,1985.

  (28)(29)len Ang,"Beyond Chinese Groupism:Chinese Australians between Assimilation,Multiculturalism and Diaspora",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37,no.7,2014.

  (30)Bhikhu Parekh,Rethinking Multiculturalism:Cultural Diversity and Political Theo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64.

  (31)陈志明著,段颖、巫达译:《迁徙、家乡与认同》,第147页。

  (32)参阅高佳:《澳洲华人的中产阶级地位及其参政诉求:2007年大选以来的变化》,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3年第3期。

  (33)Mark .Coultan,"Rudd's Pick Ready for Bennelong Battle",The Australian,July 20,2013.

  (34)Jason.Yat-Sen Li,"Being Australian Is not about the Colour of Your Skin",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Comment,August 30,2013,http://www.smh.com.au/comment/jason-yatsen-li-being-australian-is-not-about-the-colour-of-your-skin-20130830-2sv06.html.assessedOctober16,2015.

(编辑:闫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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