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贫困地区旅游产业扶贫:实践困境与推进路径——以贵州省少数民族极贫乡镇旅游产业扶贫为讨论对象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盖媛瑾 吴红梅 发布日期:2018-11-08浏览()人次 投稿收藏

  内容提要:旅游扶贫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路径选择。民族贫困地区的特殊性决定了旅游扶贫注重产业发展的经济目标同时兼顾脱贫减贫的社会目标。然而,因旅游产业发展与扶贫项目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加之实践中存在的结构性困境,导致部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旅游扶贫的绩效不明显。有鉴于此,我们以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保基乡“地方政府+平台公司+民营企业+合作社”旅游产业组织结构与“立体化”的旅游扶贫模式为讨论对象,从旅游产业组织结构与扶贫关系内在逻辑关联入手,探讨民族贫困地区旅游扶贫的推进路径与实现机制。


  作者简介:盖媛瑾,吴红梅,贵州师范学院地理与旅游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乡村旅游、民族节庆文化研究; 吴红梅(1986- ),女,内蒙古赤峰人,讲师,主要从事乡村旅游研究。


  一、研究缘起

  民族地区的发展处于相对滞后的地位,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致贫因素复杂,是精准脱贫的主战场,脱贫对象大多是难啃的“硬骨头”[1]。旅游扶贫作为国家扶贫攻坚的崭新生力军,是贫困地区经济转型、脱贫攻坚的有效之举。然而,旅游扶贫作为一种开发式扶贫,其成功与否首先要以经济运作的成功为先决条件,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特殊性决定了旅游开发必须正视扶贫与单纯的经济开发之间的矛盾,把扶贫行动纳入旅游开发的系统运作之中[2]。旅游扶贫的双重功能决定了民族贫困地区的旅游扶贫注重产业发展的经济目标同时兼顾脱贫减贫的社会目标。然而,实践中旅游产业发展作为一种经济行为,扶贫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经济发展追求的效率与社会解决的公平以及贫富差距的问题存在矛盾与张力。面对矛盾与张力,如何以旅游产业扶贫中的实践困境为问题导向,加强对旅游扶贫的产业组织结构与制度安排深入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遗憾的是,已有的有关旅游扶贫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旅游扶贫的价值与功能、旅游扶贫模式、问题与对策等方面的研究,很少触及旅游扶贫中的产业组织及其结构性问题,无法对旅游扶贫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做出合理、有效的回应。

  2017年7月20—21日,课题组成员受贵州省委组织部委托,前往贵州省22个少数民族极贫乡镇之一的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保基乡,对当地乡村旅游与扶贫的相关问题展开调研。与乡镇领导干部座谈中获悉,当地“全域保基、全域景区”的发展理念,“国际山地旅游扶贫试验区”的建设目标,尤其是“地方政府+平台公司+村民合作社+民营企业”的旅游产业组织结构和股份制的利益分配制度引起课题组成员的极大兴趣。但由于两天调研时间较短,调研组成员感到意犹未尽。后与保基乡政府联系,课题组成员一行五人于8月26—27日再次前往该乡调研,对全乡7个行政村进行实地考察,与部分村支两委干部、村民交流,最后与乡人大主任、驻村干部以及帝贝集团负责人座谈。8月28日课题组部分成员与正在贵州省委党校学习的保基乡党委书记、乡长就旅游产业与扶贫之间的张力、合作社的运行机制与现状、国际山地旅游扶贫试验区的支撑条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论文中涉及保基乡的材料均来自课题组成员前往该乡实地考察、深入访谈获取的资料。

  二、区域背景、旅游资源概况与旅游业发展现状

  保基乡地处盘县、水城县和普安县交汇处,位于盘县东北部,距县城红果镇69公里,距镇胜高速英武出口29公里,距普安高铁站21公里。全乡国土面积147平方公里,可供农业开发利用土地为16.3万亩,耕地面积26800亩,林地163529亩,森林覆盖率75%。全乡辖7个行政村、94个村民组,居住着苗族、彝族、白族、布依族、汉族等民族,人口4704户、15195人,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84%。2016年,保基乡共减少贫困人口121户、384人,目前共有贫困人口1761户、4527人,其中一般贫困户578户、1896人,低保贫困户1138户、2582人,五保户贫困户45户、49人,贫困发生率29.46%。保基乡为贵州省20个极贫乡镇之一,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深山区、石山区。

  保基乡属典型的高原喀斯特地貌,最高海拔2375米,最低海拔740米,全乡地势西面高,东北低,呈上、中、下梯形状态。因特殊的地理构造与地貌环境,形塑当地从亚热带到暖温带垂直型气候条件,成为生物多样性的富集地。该乡雨那洼村老马冲7.5平方公里原始森林中有10多万株野生红豆杉,是目前贵州野生红豆杉相对集中、数量最多的地方,素有“红豆杉之乡”美称。已进入国家传统村落名录的陆家寨有60多株千年以上的古榕树、千亩天然红枫叶带、3000多亩河谷梯田。保基乡特殊的地质地貌结构与立体气候条件为当地旅游资源的优化组合提供了环境基础。但因贵州省属典型的山地省份,喀斯特地貌面积几乎占国土面积的70%,山地旅游资源的同质性较强,全省范围内喀斯特溶洞、峰丛、峡谷分布较广。若不能从同质性较强、分布较广的喀斯特旅游资源中寻找差异,很难在日益激烈的区域旅游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尤其是喀斯特洞穴这样的旅游资源,成因虽类型多样,但从旅游者的角度来看,资源构成无非都是共性大、个性小的石钟乳、石柱、石笋、石幔等构成的似人似兽似物的景观,甚至不同溶洞所配的神话导游词都差不多,这使得这类资源出现共性大、独特性小,重游率低的特点[3]。为此,当地政府专门聘请中国与法国联合组成的山地专家团队到当地遴选资源。经过专家团队实地考察与横向对比论证,最终选择世界第一深竖洞(当地人称白雨洞、冲天眼、脚踩洞)、贵州落差最大格所河峡谷、罕见的洞中梯级伏流瀑布作为自然旅游资源进行重点开发。

  保基乡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清康熙十八年(1679),当地彝族土司龙天佑归附清王朝,因征吴三桂有功被封总兵爵位,任普安州州同知,后将营址迁至保基,并于此设土司衙门公堂,死后被朝廷追封为光禄大夫左都督,享正一品衔,葬于保基乡垤腊村天桥(守坟寨)组。龙天佑治理期间,在保基留下了总兵府、龙氏宗庙、总兵墓、专业村寨①、古驿道等遗物遗迹,在历史沉淀中形成了保基特定的“总兵文化”。此外,保基乡有布依族世代相传的民族曲艺“八音坐唱”、铜鼓舞等文化遗产,有三月三、牧童节(四月初八)、六月六、尝新节(即七月十五)等民族节日,有原始精湛的纺纱、织布、蜡染、刺绣等传统工艺,有内容丰富、寓意深刻的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这些都赋予了保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以上述资源条件作为支撑,该乡利用贵州全省县县通高速和六盘水市改善旅游交通路网机遇,坚持外畅内达原则,加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沿线区域合作互动。在不破坏当地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通过特殊交通——架设缆车,打通内外联线;通过景区外部修建停车场并借助电瓶车畅通内环线,将景区内景点有效串联,形成闭环状旅游线路,做到交通游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依全乡围绕217省道两侧和格所河峡谷大大小小分布景点展开游线设计,景点包含世界第一深竖洞、贵州落差最大格所河峡谷、罕见的洞中梯级伏流瀑布、谷中天窗(冲天眼、脚踩洞)竖洞、落水洞一线天、洞中瀑布、清朝正一品总兵故居及总兵墓地,等等。为更好地满足游客需求,在外来酒店管理公司协助下,该乡从当地自然生态环境和特殊的地理条件出发,建成数栋特色民宿,若干间功能齐全、特色鲜明的稻田酒店、洞穴酒店,拟建若干间树屋酒店、悬崖酒店、帐篷酒店、城堡酒店、户外奢侈酒店以及生态酒店,未来保基乡将成为世界上特色酒店群最为集中的区域。

  三、保基乡“地方政府+平台公司+民营企业+合作社”旅游产业组织结构与“立体化”的旅游扶贫模式

  旅游发展其实质是资源向产品转化过程,即景区化过程。作为一项涉及资源识别与转化、基础设施建设、产品与服务供给、经营与管理、市场拓展等结构性要素的系统工程,需要地方政府、村寨社区、外来企业以及专家学者等各行动主体的积极参与,赋予各行动主体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形成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最终实现目标。之前曾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无论是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抑或社区主导型的旅游扶贫模式都因结构性组织功能的缺失或失衡导致资源无法实现优化配置进而影响旅游产业效率。保基乡“地方政府+平台公司+民营企业+合作社”的旅游产业组织结构与制度安排,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上述障碍,使景区开发与旅游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在此产业组织结构中:盘州市政府作为地方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者,主要负责全市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及全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保基乡政府负责协助地方政府所辖的职能部门落实国家旅游扶贫政策,与村委会共同负责征地、迁坟,协调景区化进程中公司与村民可能存在的分歧与矛盾。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旅游资源富集区,因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旅游市场潜力尚未显现,招商引资难度较大,资源优势难于转化为旅游经济优势。大扶贫战略背景下,国家加大了对民族贫困地区资源的投入力度,资本缺失的困难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为落实国家扶贫政策、承接国家项目资源、发挥体制优势放大项目资源使用效率,盘州市通过成立旅游文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台公司)作为投融资平台,负责全乡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景区景点开发,这样,保基乡景区化进程中资本不足和招商引资难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解决,确保旅游项目建设的有序进行和顺利推进。

  旅游项目建成后,作为公共服务供给者的地方政府并不擅长景区运营管理与市场拓展;作为地方政府项目建设与推进代理人的平台公司,政企不分的体制缺陷无法对公司领导与员工产生内在的激励与约束。由此,旅游项目建成后负责运营的专业管理团队的进入也就有其必然性。通过比较、筛选,当地政府最终引入帝贝集团负责已完成项目的运营与管理。该集团由北京大学等国内高校毕业生组建的大学生创业团队构成,具有较强的创新创业意识,长期致力于在国内打造旅行目的地特色酒店集群,将地域文化嵌入旅游项目建设中,利用微信等公共信息平台推介产品和服务,获得市场的高度认可,积累丰富的市场拓展经验和游客资源。帝贝集团的进入,基本解决了地方政府与平台公司在景区化发展中经营与管理水平低、市场拓展能力有限、客源市场不足等问题。

  民族贫困地区旅游项目顺利建设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当地居民积极参与和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然而,作为少数民族极贫乡镇的保基,生态环境脆弱、耕地面积有限,受城市消费主义和农民攀比行为的影响,村民纷纷外出寻求出路,解决家庭生计问题。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村民间互助频率与公共活动逐渐减少,社区凝聚力不断下降,村寨集体行动能力明显不足。从旅游吸引力的维系以及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如果地方政府与外来企业面对的是“原子化”的农民,甚至出现“钉子户”,旅游开发将因为交易成本过高而流产。居于此,在地方政府推动下,保基乡各村均成立合作社作为凝聚村民、沟通外来行动主体与村民间关系的桥梁与平台。合作社的成立使村民参与旅游有了组织依托,避免地方政府与外来企业直接面对当个农户带来的高额交易成本,村民既可利用合作社的平台加入旅游开发中,同时也可利用集体的力量和熟人社会的声誉机制约束“搭便车”的村民,确保了社区有序参与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与单一力量导向的旅游产业组织结构相比,保基乡“地方政府+平台公司+民营企业+合作社”的旅游产业组织结构因参与主体功能的互补而使旅游产业迈向成功的可能性增大。为将价值取向与行动逻辑各异的参与主体捆绑为利益共同体,降低合作成本,形成合力,在地方政府努力下,由县旅文投公司、帝贝集团以及村民合作社合股成立保基旅游产业项目公司,其股权结构与分红比例如图1所示。

  股权结构与分红比例确保了各参与主体的利益。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其代理人平台公司获得的收益“集中力量办大事”,确保全市旅游业的持续投入与均衡发展。帝贝集团作为经营管理团队,除了以管理技术入股外,按照平台公司投资额的10%进行投资入股,即平台公司投资100万、民营企业投资10万。这为激励外来企业,防止企业短期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提供了制度保障。综上,保基乡以旅游产业为平台、以股权为纽带,创新落地各项体制机制改革,开创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的新模式,为旅游扶贫目标的落实提供了产业基础和可能性条件。不容忽视的是,旅游产业发展与扶贫存在的内在张力实践中往往使得扶贫的目标被产业化发展诉求所取代。从贵州部分民族村寨旅游扶贫项目实施过程和结果来看,个别地方虽带有“乡村旅游扶贫示范点”的光环,但因项目实施后缺乏有效的组织保障和制度约束,光环名不符实,贫困村民难于从旅游扶贫项目中获利,项目无法真正撬动贫困地区乡村自我发展能力。保基乡作为贵州省20个极贫乡镇之一,旅游开发肩负扶贫的重任。旅游扶贫实践中,通过参与各方的共同努力,保基乡逐步探索出了省、市、县层面上下联动,相关业务部门与外来经营管理团队协同,社区群众组织化参与,辅之以多元化扶贫手段为内涵特征的“立体化”旅游扶贫模式(见图2)。

  保基乡“立体化”旅游扶贫模式中,为确保扶贫目标的顺利实现,成立了省、市、县、乡四级政府部门组成的脱贫攻坚指挥部,省委常委任指挥长,负责抓“顶层设计、督促检查、考核问责”三件大事,负责为脱贫攻坚谋划思路、统筹资源,每年专门安排时间蹲点调研和具体指挥推动。常务副指挥长由省委常委直接安排人员兼任,副指挥长由六盘水市市长兼任,负责“政策落地、统筹协调、督促检查、提出对策”四项工作。为更好上下联动,推动扶贫工作有序进行,市级层面成立了专门的扶贫办公室,作为扶贫“前线指挥官”负责“日常工作、牵头组织项目实施,下达信息、确保进度质量”。县乡层面,将扶贫任务纳入政绩考核范畴,党政“一把手”亲自“挂帅”,作为扶贫工作第一责任人,确保扶贫任务有序推进。当然,旅游扶贫作为一项制度安排,制度的维系不仅需要清晰界定人们对利益、角色和行为模式的认知,而且需要紧密嵌入于其他制度之中,获得系统性支持[4]。如旅游与农业、文化、加工业的深度融合、旅游产业链的扩展与延伸以及旅游产业“蛋糕”的做大做强离不开文化、宗教、农业等行业部门的支持。当地村民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自由散漫的生活习惯、较低的教育水平与服务意识的缺失显然难于满足企业要求,无法让游客获得满意的体验。为此,通过当地的组织、教育部门的统筹协调与安排,举办数次针对村民开展的服务意识、接待礼仪等方面的培训。通过培训与教育,一方面更好地满足游客的需要,同时较好地解决当地人员的就业问题。

  保基乡“立体化”的旅游扶贫模式中,帝贝集团不仅负责旅游项目的管理与运营、开拓市场,确保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履行与地方政府的约定,积极承担旅游扶贫的社会责任。主要有:(1)通过培训,优先招收当地人员进入公司就业。先期陆家寨建成运营的数栋特色民宿,服务员全部从当地村寨招收。(2)酒店运营后所需的餐饮原料,就地采购,当地无法满足的到市场上采购。(3)与地方政府合作,培育、选拔村寨经济能人,通过培养承担合作社运营管理的重任。(4)支持村民开展公共活动,培养村民自组织能力。“六月六”作为当地布依族一项重要的公共活动,具有凝聚人心、强化认同、增强互动等重要社会功能。2017年陆家寨举办的“六月六”活动,帝贝集团不仅提供资金支持,还与当地村民共同编排节目,使活动得到地方政府与村民高度认可。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在工作方针与基本原则中更明确和具体地提出了创新农村反贫困社会管理的精神与要求,即在政府主导的同时,要充分发挥扶贫对象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他们的主体地位,提升其自我管理的水平和能力,立足于自身实现脱贫发展。然而,农村贫困治理涉及主体、目标、行动依据及策略等多方面的内容,而真正确立贫困农民在反贫困中的主体性地位[5],因客观环境和贫困主体自身方面能力不足等主观原因实践中有相当的难度。为确保保基乡贫困村民早日脱贫致富,地方政府在组织结构与制度安排方面做了诸多创新。具体为:(1)保基乡内实施的旅游项目若需要雇佣劳动力,除了技术要求较高的工种外,必须优先考虑本地村民,这保证了旅游项目的扶贫功能。(2)借助于旅游项目培育村民自组织能力,增加村民获益机会。著名学者贺雪峰指出:“只有当国家向农村转移的资源可以提高农村社会自身的组织能力,即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的资源转移才是有效的。”[6]为培育村民自组织能力,地方政府探索将旅游项目实施的决策、管理与监督权赋予村民。如雨那洼村修筑进入红豆杉林的人行步道时,地方政府将该项目交由该村合作社负责实施。冷风村小城镇项目建设中,由该村合作社组织成立运输队,负责运送材料。以旅游项目为平台,国家在发挥公共产品生产与分配职能的同时,将行政性主导与农民主体性地位有效结合,借助资源输入激发贫困村民积极、有序、自主参与公共活动,培养村民自组织能力,增加村民获益机会,更为重要的是增强了旅游项目的“造血功能”,使旅游扶贫的可持续性得到有效保障。(3)通过制度创新提高村民的资产性收入。以往民族贫困地区的旅游扶贫主要依靠产业带动增加农民就业就会和商品销售机会进而提高当地人的劳务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资产性收入主要来自土地经营权的一次性流转以及房屋出租的费用。贫困地区农民的森林、水体等资源价值往往被忽略,无法转化成贫困农民的资产性收入。保基乡旅游扶贫实践中,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组织载体,通过土地经营权、森林植被、水体资源等入股成立保基旅游产业项目公司(详见图1),按照“保底分红+收益分红”的模式进行收益分配。既有效促进农户增收、贫困户脱贫,又解决了平台公司的发展资金问题,做活了“三变”②,做实了合作社,为脱贫攻坚项目的快速推进提供了社会保障。

  综上,保基乡“立体化”的旅游产业扶贫模式中,通过组织结构与产权制度创新,贫困农民的资产性收入得到体现,主体性地位得以初步显现,自组织能力明显增强,地方性管理知识有机嵌入到政府、市场、社会三者所建构的治理结构中,使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和贫困群体的脱贫致富有了重要保障。

  四、民族贫困地区旅游产业扶贫的推进路径:以保基乡为讨论对象

  保基乡“地方政府+平台公司+民营企业+合作社”的旅游产业组织结构与“立体化”的旅游扶贫模式作为民族贫困地区旅游资源富集区旅游扶贫的典型代表,无疑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与推广价值,但真正实现“全域保基、全域景区”的理念以及“国际山地旅游扶贫试验区”的目标还需对旅游产业的结构性要素和体制机制进行优化创新。

  (一)加强旅游与历史文化、农业、加工业深度融和,争做全域旅游示范区

  从保基乡旅游业发展现状来看,地域特色不鲜明、产业要素不完备、旅游产业链过短是主要问题,离“全域保基、全域景区”的价值理念还有相当的距离,不利于实现旅游扶贫的目标。

  当地已建成的特色酒店群的环境与饰品材料凸显出精品化、现代化、高端化特征,遗憾的是当地历史与民族文化的结构性要素尚未有效嵌入酒店建设中,无疑影响了特色酒店群的地方化效果。另外,当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与节庆活动尚未转化成有价值的旅游产品。未来的旅游产业发展中,挖掘地方历史文化,将地方文化的结构性要素融入旅游产业要素中,将成为保基乡未来旅游业发展凸显特色与差异的重要路径。如在现有交通条件的基础上,通过建构风景廊道,让游客充分体验“一路风景一路行”的特色交通旅游线路,为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奠定基础。

  保基乡特殊的地质构造和地貌条件导致当地土地支离破碎,可耕地少,规模化、产业化种植难度大,使得农旅融合缺少产业依托。对此,当地应瞄准绿色无公害和有机农产品,选择在“小而精、小而特、小而全”上做足旅游与农业深度融合的文章,让旅游业与农业、养殖业深度融合发展,通过产业要素优化组合凸显与毗邻景区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另外,农业与旅游的融合不仅仅着力于结果的融合,还应关注过程和细节,通过农业生产过程展示与细节体验,不仅能增强农业生产过程与产品的诠释功能,让游客获得深度体验,增强游客的旅游商品购买欲望,增加旅游消费额进而提高旅游经济体量,还能实现资源充分利用和优化配置,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提供产业支撑。

  (二)优化组织结构与完善股权结构,创建山地旅游扶贫试验区

  保基乡“地方政府+平台公司+民营企业+合作社”的旅游产业组织结构与“立体化”的旅游扶贫模式对于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与扶贫目标的落实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保基乡作为贵州省20个极贫乡镇之一,旅游开发必须兼顾扶贫的功能,这既是由当前扶贫攻坚的政治任务所决定的,也是旅游业和谐、健康、有序发展的保证。对保基乡而言,实现国际山地旅游扶贫试验区的发展目标,除了对旅游产业要素进行创新,也需要在扶贫的组织结构与制度安排中进行实践探索和实验,先行先试,以便为少数民族贫困乡镇提供经验借鉴和理论指导。然而,“地方政府+平台公司+民营企业+合作社”的旅游产业组织结构仅仅解决了旅游开发与市场有效对接的问题,使扶贫有了经济和组织保障,扶贫工作能否做实,还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行政取向、考评机制与行动逻辑,合作社的组织能力尤其是贫困村民在旅游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外来企业与村寨社区的一体化程度以及制度完善程度。

  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服务供给者,待旅游扶贫的“造血功能”完成后,将逐步退出,将经营与管理权委托给外来资本和当地村民,而专注于改善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制定市场秩序与规则、协调公司与村寨社区之间的矛盾。乡政府加强统筹协调,引导全乡不同村寨之间、村寨内部形成合理化的分工,真正形成“一村一品”的产业格局,为产业链的延伸和产业集群的自然形成以及旅游带动功能的增强提供组织保障,在旅游经济效益综合提升的基础上解决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民族贫困地区景区化进程是一项系统工程,发挥地方政府协调功能和平台公司筹资功能的同时,还应该有旅游、文化、民宗、农业等部门的积极参与,以便推动旅游与农业、文化产业深度融合。

  保基乡旅游产业发展中通过政府推动与村民需求应运而生的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与传统节庆活动相关的组织,在协调村民与政府间关系,监督村寨法定组织和地方政府施政行为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是减少政府社会管理成本,提高政府公共决策效率的重要依托。针对民间组织不断成长的现实,地方政府应通过挖掘公共文化空间中与治理相关的结构性要素,以仪式活动为载体和依托,在尊重传统文化精神和农民需求的基础上借助公共活动的传统文化根脉将隐藏在村寨内部内源性自组织能力有效撬动起来,把日益“原子化”的村民重新组织起来,通过各类项目的实施或以村庄公共性、重大事件为平台,逐步修复、激活、拓展社会经济组织功能,以便更好地满足产业发展的需要和扶贫目标的落实。

  保基乡现有的旅游产业组织结构仍属松散型结构,平台公司、管理公司与合作社之间的一体化程度不够高,发生机会主义风险的可能性较大。管理公司虽有拓展市场的丰富经验以及拥有固定的客源群体,但外来游客进入后,现有的股权结构无法对当地农民的机会主义行为形成约束、产生激励,无论依靠地方政府、村委会的协调还是与农户面对面谈判,均会遭遇较高的交易成本。实际上,对于村寨自组织能力强、资源环境保存较好的村寨,企业可积极探索紧密型的合作模式,一方面有利于降低企业外部成本,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同时有利于真正解决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如陆家寨应村民需要成立的内源性组织,外来企业可将这些组织纳入旅游经营管理体制结构中,将组织成员内化为企业员工,其收益通常按企业内部固定或变动的分成合约来确定。如有些年龄稍大但仍具有劳动能力的农户,年轻时读书较少,文化水平与交往能力有限,长期在家耕种田地,对农田具有较强的生计依赖性和情感投入,这部分群体纳入公司内部可继续从事农业耕种,一方面使当地农业生态景观的完整性得以延续,也可为企业提供安全、有机的绿色食品和原材料。对于学历水平稍高、曾有外出求学和务工经历、善于交往的村民,对农田的生计依赖相对较弱,则考虑进入企业作为服务人员。

  保基旅游产业项目公司股权安排虽确保当地农民拥有资产性收入,但股权结构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可延扩性有待商榷。现有的股权结构安排为农民权利意识觉醒后的利益诉求留足了制度空间,但过低的股权比例显然无法确保旅游扶贫目标的顺利实现。若资产性收入“有名无实”,无法对当地农民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内在约束,必将影响当地旅游吸引力和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在地方政府的监督引导下,对股权结构进行商议,既要确保合作社与村民利益,同时保证管理团队的内在动力。

  注释:

  ①如养马寨、厨子寨等。

  ②“三变”肇始于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娘娘山景区,该景区所属乡镇与保基乡相临。三变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简称“三变”),作为一项探索资产性收益扶贫的制度创新,该项改革得到中央层面的认可,被写入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

  参考文献:

  [1]李忠斌.民族地区精准脱贫的“村寨模式”研究——基于10个特色村寨的调研[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9-16.

  [2]周歆红.关注旅游扶贫的核心问题[J].旅游学刊,2002,(1):17-21.

  [3]保继刚,楚义芳.旅游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12.

  [4]李友梅.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J].中国社会科学,2012,(4):125-139.

  [5]王三秀.农村贫困治理模式创新与贫困农民主体性构造[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8):51-56.

(编辑:闫若之

[字号: ]


网站声明
本网站是国家民委主管的大型公益性网站,所收集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互联网,转载的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并不代表本站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不构成任何其他建议也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果您发现网站上内容不符合事实或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
电话:010-82685629 电子邮箱:zgmzb@sina.com
感谢您对我网的关注!

最新新闻

专题

更多>>
  • 春华秋实 砥砺奋进
  • 从走廊发现中国·河西走廊篇
  •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的民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