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文化边疆”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乔纲 发布日期:2018-12-26浏览()人次 投稿收藏

  【摘要】“边疆”在全球化的流动性中面临着认识论上的转变,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可以看到有关空间想象的创新探索。实体边疆概念在面对人与文化的跨境流动之时受到消解,“边疆”不再是边缘意象,而是作为文化上的“中间地带”被建构出来。“文化边疆”体现的正是不同主体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中间”意象。“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对“文化边疆”的探讨,呈现出文化隐喻同实体空间相互动的新研究路径,为边疆研究提供新的思考方向。

  “一带一路”最早在2013年年底被正式提出,后在2015年发布的《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中的禁用词和慎用词(2016年7月修订)》中明确使用了“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基于“命运共同体”的大前提下,意味着中国与沿线国家是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边疆地区社会生境复杂,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境流动现象在边疆社会成为常态。随着人们的跨境实践,当前的边疆地区成为多元文化共存的“中间地带”。实体边疆中有关“边缘”的意象正在人员的跨境实践中受到消解,研究者们开始提出有关“文化边疆”的思考。

    “民心相通”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被视作社会根基,“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人的流动带来的是不同文化的“遭遇”,这些跨文化的空间常常包含了地缘政治和文化的隐喻,通常也被称作“边疆”。“边疆和边地不仅存在于民族国家的边缘,而且存在于文化相遇的任何地方”。当前,边境地区日益复杂而频繁的跨境实践不断出现,人与文化的流动,使边疆日趋呈现为多元文化并存的“中间地带”。特别是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边疆的定位正在从“边缘”走向“中间”,成为实践多元文化交流的地区,是我国面向周边地区与国家的重要窗口平台。基于上述背景的思考,对于边疆研究需要从认识论层面进行转变。与此同时,对于“文化边疆”的探索更肩负了理论探索与现实实践的双重意义。

  一、“文化边疆”的相关研究

  不同学科的研究视角下,学者们对于“文化边疆”的解读也有所差异。边疆安全学的研究者基于自身的学科视角,将“文化边疆”归类为“软边疆”的一种,“文化边疆”被视作领土边疆概念的一种拓展类型。而在边疆人类学的研究中,黑斯廷斯却将所谓的“文化边疆”视作一种隐喻,是文化习俗上的建构之物。借由比利亚在墨西哥与美国边境的民族志,来力图证明隐喻的影响并不比实体的领土边疆少。在研究路径上可以通过隐喻和实体之间的丰富互动来进行思考。

  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带”与“路”的意象正是一种隐喻和现实互动的研究探索。有学者指出,在探讨“一带一路”时要分清楚“路”和“带”的属性,有人才能有文化,二者不可分割。而所谓的“带”不仅仅是“经济带”,也同样是“文化带”。全球化图景中的经济理性视角下,经常有人单纯的将人员跨境流动视作经济理性驱使下的行动,而对于背后的文化图示不加思考。甚至有人将文化也置于工具理性的附属,认为所谓的“文化边疆”仅仅是领土边疆的“外延”。新时期“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中,对于“文化边疆”的解读也应当从认识论层面对“边疆”进行重新认知与思考。

  (一)关于“边疆”的界说

  对于“边疆”的概念的认知,是过程性的转变,“一部人类史,也是一部boundaries向frontiers 、frontiers向borders过渡的历史。”。“边疆”的概念中,对应着:boundaries、borders与frontiers等不同的英文词汇,却各有不同。所谓的“边疆”从一开始并非“边缘”意象。从学者梳理的文献资料来看,“边疆”一词最早可能出现在《左传》当中。《左传·昭公十四年》:“好于边疆,息民五年,而后用师,礼也。”范可教授提到,“边疆”在历史上最初指的是文野之别,而所谓的主权意象是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后呈现的。王铭铭教授的“三圈说”中提及的“中间圈”,“就是像云南、贵州、四川、甘青地区的‘混杂’区域……中间圈与中央的关系,不是赋税的关系,而兼有朝贡关系,这是礼物的上下流动关系。……在文化上,中间圈终归是‘半生半熟’的,介于文野之间”。总体上看,边疆由“文野之别”逐步演化为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后的领土空间的概念。周平教授指出,中国历史中的边疆观念最早应是在秦汉之际才形成,而后,边疆观与国家王朝的统治相联系。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后,一般所指的“边疆”通常会和国家领土的空间边缘意象联系起来。

  吉登斯提出,“国界(borders)只是在民族——国家产生过程中才开始出现的”。“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说过,现代国家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边疆转变为边界,亦即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谓的将松软的社会边界夯实”。特纳在其“边疆假说”之中使用了“frontiers”一词,他指出:“直到现在为止,一部美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大西部的拓殖史”。“frontiers”呈现出由内而外的扩张意象。然而,在社会研究中,“boundaries”一词有极强的伸缩性。如范热内普提出的“阈限”概念,揭示出“boundaries”在仪式象征中的过渡性。再如道格拉斯提出的有关身体与“boundaries”的相关隐喻以及思考。上述的几个英文词汇虽然都可以翻译为“边疆”,但是其含义却有明显的不同。前两者可以看到的实体的“边疆”,而“boundaries”却同时包括了文化意义上的无形的“边疆”。

  按照吴文藻先生所述,国人所指的“边疆”不出两种用义:一是政治上的边疆,二是文化上的边疆。政治上的边疆原指的是国界,然而东南沿海,以海为界,本应该是边疆,然而国人却把地居腹心的甘青川康视作边疆,而这里的边疆指的是文化上的边疆,也是民族上的边疆。“所谓‘化外’就是蛮荒未开化的区域。文化一词,本含有耕作的意思。中国传统文化,是农业文化,所以凡生产技术,尚未达到农耕阶段者,统称之为边疆”。当前的边疆研究中,对于政治的重视大于对文化的关注,将“文化”视作领土边疆的“附属”。徐益棠先生指出,对于边疆问题的关注,每每都是与“土地”和“主权”相关,对于边地之民众如何认知,却乏人问津。综上可见,对于“边疆”的认知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文化的流动与实体空间的遭遇,使边疆研究也需要重新考虑实体边疆与文化隐喻的结合路径。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过去的领土边疆正在成为文化的“中间地带”,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在此交汇,过去的领土边缘意象正在逐步走向文化隐喻的“中间地带”,关于“文化边疆”的研究应运而生。

  (二)“文化边疆”的相关论述

  对于“文化边疆”的表述,学界尚未有统一的界定标准,不同的学科也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加以论述。边疆安全学的研究中,所谓的“文化边疆”是文化与国家的关系在边疆地区的体现。因此,“在单民族国家中,文化边界与国家边疆重合,但是在多民族国家中,文化边界存在大于、小于或者等于国家边疆三种可能”。上述观点中,“文化边疆”是领土边疆的延伸与扩展,是无形边疆的重要体现。在论述中,依然是强调关于实体边疆的思考,并未将文化的概念有机的融入到其中。还有其他的学者也提出了相关的思考,指出“文化边疆是指一个主权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使其文化的性质能够得以保持、文化的功能能够得以发挥、文化利益能够不受威胁和侵犯的防御界限”。金晓哲等人基于人文地理的研究视角,提出“文化边疆”的主要界定分为两种。广义上说的“文化边疆”涵盖了国家利益;而狭义的“文化边疆”是“指一国家内,那些与该国主体民族或种族存在着明显文化差异的少数民族或种族文化区”。然而,“文化边疆”提出的现实背景是基于全球化的语境之下,上述的观点在遭遇全球化呈现出的流动现象时,在解释力上仍有不足。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对“命运共同体”的探索与思考,强调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共赢,是一种平等的互惠关系。因而,上述关于“文化边疆”的思考与表述在新时期的背景下会造成困境。

  “当前存在的区域研究范式的困难在于,它倾向于把一个具有明显稳定性的特定构造布局误解为空间、领土和文化组织的永久性联合”。阿帕杜莱对于全球化的研究与分析中,看到了全球化的“流动”带来的影响。全球化与现代性力量的“形塑”中,跨境实践正在边疆地区发生,不断冲击着传统地理边疆的概念。有学者提出,“在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早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一个具体的文化,都已经不再纯粹,都包含了许多外来的文化因素或者文化成分”。“文化边疆”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不再是关于“边缘性”的描述,同时,所谓的“边疆”也不仅是地理空间的概念,它还牵涉人们的生活实际,成为一种空间想象的研究实践。同“一带一路”中的空间想象探索一样,“文化边疆”也是文化隐喻和空间实践的结合尝试。没有人存在的边疆也就失去了研究的价值,“意识到他我之别,是边界观产生的前提条件”。进而可以看到,“在文化意义上,边疆是一种隐喻,没有文化的分界,就无所谓边疆的存在”。

  全球化的语境下,“边疆”正成为一个联结“我者”与“他者”的“中间地带”。阿帕杜莱在面对全球化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中,提出以文化研究为基础的民族志描述性实践,可以有效的去捕捉变迁的轨迹。黑斯廷斯指出,“边疆”成为了当代生活中文化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隐喻。“人类学则通过批判经典的人类学文化研究的视角,即将文化视为共享的、一致的和独立的整体,来引入边疆隐喻”。中根千枝教授曾经提到人类学视角中的文化边陲。西藏地区位于汉文化与印度文化之间,通过对比汉族人、印度人在同藏族人交往的模式与不同态度,来思考中印之间关于文化与社会的异同。在她的文化边陲中,边疆不是一个文化的边缘,而是文化上的“中间地带”。

  周建新教授观察到西南边疆地区,跨境民族经常跨境而居,在他的“和平跨居论”中提到,“‘和平跨居’是一种自然长成的文化互动模式,不是一种即时提出的政治要求”。跨境民族具有不同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他们尊重民族历史,认识到彼此之间“同宗同源”。通过对自我身份的了解,保证边疆地区社会的稳定发展。而这一切主要源于当地社会文化对于生活在当地人们的影响。徐黎丽教授在其“文化戍边”的研究中也指出,边疆地区不同职业的定居者或移民,“他们也在长期的居边、守边、固边过程中积累了不同于自己家乡的混合文化或职业文化,并凝聚起边疆生活的价值观、理想和信念,因而成为守边的最主动、最积极的因素”。有学者直接指出“一国的文化吸引力和影响力所及的地域即为文化边疆的范围之内”。与领土边疆不同,“文化边疆”根据文化的影响力而盈缩变化,在不同文化交汇的“中间地带”中,强劲的文化位于核心,其余的文化则受到其影响。王文光教授指出:“文化边疆是某种文化影响力所及的地方,文化边疆的形成一般是通过物质流动、民族之间人员的互访、民族之间官方的交往等方式建构起来的”。所谓的“文化边疆”是由人的流动与文化之间的接触所建构。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边疆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边疆被界定为“文化接触带”(zone of cultural contact)或“族际场景”(intergroup situation)。因而,新时期的“文化边疆”不是领土边缘概念的延伸解读,而是文化相互接触的“中间地带”。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化边疆”的现实意义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陆权帝国,“华夷秩序”作为维护陆权帝国的贡赋制体系的重要支撑,长久以来把边疆视作“华夷秩序”的“边缘”部分。然而,有学者则认为所谓“边疆”不止如此。如柯象峰先生提出,边疆不仅与邻国接壤的区域为限,研究的范围可以推广,南至南洋群岛以及东南沿海的岛屿。边省内地“未尽同化之民众”,以及可能范围内邻近有关的各个民族都是边疆研究的范畴。通过前人的论述来看,所谓的边疆研究不仅局限于民族国家之后的边界线地带,而是从文化差异的视角进行更大范围的探索。全球化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人员的流动带来了文化的交流,在多元文化的交汇之际,呈现出关于“文化边疆”的意象。

  “一带一路”倡议中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所谓的领土边疆不再是作为“华夷秩序”的边缘而存在,在世界体系中,边疆成为了不同文化交汇的“中间地带”。因而,对于“文化边疆”的阐释,不仅要看到边疆研究转向的重要性,也要结合当前的实际境况思考。首先,观念上要摆脱“中心——边缘”结构的束缚与贡赋制生产方式的影响,回到“命运共同体”的思考中,同周边国家地区人们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积极交流合作,共同建构“文化边疆”。其次,从经济理性的桎梏中解放,从“民心相通”的提出,思考文化的主体性而非工具理性。人与文化在交流的过程中,“文化边疆”成为了包含多元文化的阈限空间,能够尊重个体的文化,也保障多元文化的发展,促进边疆地区的稳定发展。

  从地缘定位的变化来看,“一带一路”的倡议中,许多过去的“边疆”正成为了新的“中间地带”。譬如,对云南的定位是要打造成为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云南省与缅甸、老挝、越南三个国家毗邻,是我国面向南亚和东南亚的重要通道。云南省自古以来有众多跨境民族世代沿边境线跨境而居,多元文化并存,被视作西南的边陲。如今却从“边陲”变成了文化的“中心”。从云南的历史上看,马帮文化与侨乡文化都颇有影响。历史上商帮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周边地区开展运输与贸易活动,建立了中国同南亚次大陆之间的联系;和顺与绮罗所体现的腾冲侨乡文化,则充满了宗族和地域色彩。除了经贸交往,当前在边疆地区也存在不同的跨境形式。特别是境内外的跨境民族“一衣带水”、“同宗同源”,有着亲缘和血缘关系,更具有相同的民族语言与文化习惯。当前的跨境实践中,很多外籍人士都支持和鼓励自己的孩子学习中国文化知识,为了在两国之间能够长久发展而打下基础。这些外籍学生在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知识后,也能够更好的融入到边疆社会中,对于边疆社会的稳定发展有所助益。

  不仅是陆疆,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中,对于海疆的重视也不断提高。有学者指出,“神的流动也是人在流动”。闽南人无论移民到哪个地方,都需要寻求妈祖的护佑,因此,福建闽南一带的移民所到之处都会建有天后宫。在其他国家的海岛地区,也有着相似的文化与民间信仰,通过海洋的流动,他们也被联系到了一起,构建了海洋社会的“文化边疆”。葛希芝教授在《中国马达》中提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人口流动,他们建立的海外商业帝国并不受到朝廷的管理。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指出了海洋社会同内陆社会之间的文化差异。在人与物的流动和交往中,沿海地区的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内陆地区的贡赋制生产方式呈现出一体两面,共同推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通过海洋的“文化边疆”建构,不仅能够促进海洋社会之间的联系互动,同时也促进了海陆之间的交往互动,使海洋不再作为一个“孤岛”,而是成为“一带一路”整体的一部分。

  全球化带来的更多的机遇和挑战,也同时带来了更多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面对这样的背景,“一带一路”倡议与“命运共同体”的思考则是立足于实际提出,在同周边国家平等互惠的合作中,促进联系与发展。然而,差异的文化之间的“遭遇”成为了需要面对的实际问题,“文化边疆”的理论思考和探索,成为了差异文化之间的“粘合剂”。前文的讨论中,在“民心互通”与“命运共同体”的探索中,“文化边疆”不仅是作为文化的隐喻存在,它同时与实体空间互动,建构出一个文化上的“中间地带”,进而保障不同文化得以协调和发展,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三、新时期“文化边疆”的探析

  在 “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边疆不再是“borders”所呈现的“边境线”意象,它也不能够被简单的被视为“frontiers”所呈现的延伸与扩展。对于新时期的“文化边疆”的解读,应当回到“boundaries”所呈现的意象与文化隐喻来理解。霍米·巴巴提出了关于文化“罅隙”的思考,指出了有关“第三空间”的探索。“交流发生的位置就在彼此交接的疆界区域,这个疆界不仅是两个异质的文化体相互区隔的界限,更是一个‘间隙’空间”。“文化边疆”正是这样一个具有阈限性、协商性与混杂性的空间,它包容多元文化的差异,同时能够保证文化的发展与边疆社会秩序的稳定。“一带一路”倡议中提出了关于命运共同体的思索,正是基于沿路各个地区国家之间的友好交流与协商的思考。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中“带”和“路”的空间想象,为新时期的“文化边疆”探索提供了重要借鉴。

  人与文化的流动正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跨越”实体边疆的意象,因而当前对于边疆的解读,也需要避免传统思维带来的固化和狭隘。“文化边疆”的建构与出现,如前文一些学者所述,离不开人员交往与文化交流等要素。因此,在人与文化的交流中,“文化边疆”不是单指实体空间概念,而是文化隐喻与空间的互动。“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推进了周边海洋国家和陆地国家有关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建设。尽管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们有着文化上的差异,但是在文化交汇的“间隙”中,可以保障空间中的参与者能够实践自身的策略与诉求。这一构想也反映了霍米·巴巴关于“边疆”的混杂性、协商性等特点的表述与思考:既保障了空间实践的参与者们各取所需;另一方面,“文化边疆”也可以保障不同国家与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与安全。

  “文化边疆”并非实体边疆概念的延展,通过空间想象的实践研究,它可以突破传统边疆研究中的局限,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找到全新的阐释立场。特别是在新时期“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文化边疆”中的“边疆”展现的并非领土、文化与社会要素的永久性联合。人与文化的跨境流动构成了“文化边疆”,所谓的“边疆”概念在新时期“一带一路”的倡议背景下,可以看做一个不断被建构的“过程”,而不再是一个既定的“结果”。

  四、结语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呈现的是关于空间想象的理论探索同社会实际的结合。在此背景下,对于“文化边疆”的解读具有理论与实际的双重意义。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中关于“带”与“路”的空间想象实现了文化隐喻同空间实际的结合。同样,“文化边疆”是关于“边疆”的探索和思考,将文化意义上的“边疆”隐喻同空间实践相结合。通过文化研究与民族志资料结合,捕捉到边疆社会变迁的轨迹。其次,“民心相通”的提出揭示了边疆地区跨境实践与多元文化共存的社会现实,同时也提醒研究者从认识论层面上对“边疆”的理解与思考有所改变。构成边疆的几个要素,正在全球化的流动中发生变化。人与文化的跨境流动,正如“一带一路”倡议中有关“民心相通”的阐释。“文化边疆”则是在人与文化互动中被构建出来,是新时期的“边疆”意象。最后,“命运共同体”的探索中,多元文化之间的互动必不可少。然而,在互利共赢的前提下,要求人们尊重多元文化的差异。“文化边疆”呈现的正是多元文化交汇的“中间”意象,成为了一个具有阈限性、混杂性与协商性等特点的社会性空间,为“一带一路”的建设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也为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提供助力。

  【作者简介:乔纲,人类学博士,淮阴工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于《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编辑:闫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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