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空间再造与少数民族“非遗扶贫”的路径探析——基于鄂西恩施市的田野考察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桂胜 孙仲勇 李向振 发布日期:2019-01-28浏览()人次 投稿收藏

  [提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当代实践,实质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融合的过程,是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讨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长效机制,必须综合考虑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生态系统和日常生产生活,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实现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转化,以提高持有人或传承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从而激活其内生传承动力。文化空间再造强调从空间意义上整合文化遗产项目,使其在不改变传承与保护初衷的前提下,尽可能挖掘其资源潜力,使之成为助力少数民族地区精准脱贫的长效机制之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及如何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持有人的文化自觉以激活传承的内生动力,成为探索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长效机制的首要议题。前期田野资料①表明,作为深度贫困的武陵山区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资源转化实践中至少存在三个困境:(1)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分布分散,政府输血式保护成本过高,适用生产性保护方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资源转化率较低,难以激发传承人或持有人传承动力;(2)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活方式的变迁,区域内社会生活及原生文化空间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现有保护方式难以实现整体性、原生性和活态性保护;(3)部分商业资本无序介入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过度开发,存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忽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传承和社会效益的问题,违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初衷。其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主要空间的传统村落的式微与衰落,成为以上诸多问题中最为突出的结构性困境,“在现代化时空压缩背景下,大量村落正在遭遇空间清洗和重构,不仅改变了村民日常生活的空间实践,也改变了村落空间本身的内涵与品质”[1]。

  本文即从这些具体问题着手,立足恩施市的实证分析,通过引入“标志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统领式文化空间再造”研究理念,在深度理解和解读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内涵与生活意义的基础上,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与再利用的有效实施路径,实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由“输血式”保护向“造血式”传承转变,并尝试总结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助力区域精准脱贫相结合的“恩施模式”,为其他深度贫困地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再利用提供具有借鉴意义的地方经验。

  一、恩施“非遗”保护传承在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中的现状

  恩施市位于湖北省西南腹地,地处长江之南清江中游,拥有储量较大的硒矿资源,被誉为“世界硒都”。恩施市为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现辖10个乡、3个镇、3个街道办事处,共172个行政村、34个居委会。全市总人口78万人,土家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人数占总人数38%。从地质地貌来看,恩施地处鄂西南武陵山区中部,耕地较少,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是国家级十四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也是“十三五”脱贫攻坚计划的重要帮扶对象之一。②

  恩施市旅游文化资源丰富,现有恩施土司城、恩施大峡谷、恩施女儿城等多处知名景区。恩施地区民族民间文化丰富多样,极富民族地域特色,其中有4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分别是恩施傩戏、恩施灯戏、恩施扬琴和恩施玉露茶叶制作技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2个,分别是土家女儿节、耍耍、社节、板凳龙、恩施傩戏、恩施扬琴、恩施玉露传统制作技艺、石工号子、五句子山歌、太阳河民歌。除此之外,还有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24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62个,同时该市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7人、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7人以及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58人。③

目前,“恩施玉露绿茶制作技艺”是恩施市生产性保护和资源开发较为成功的项目。依托高山产茶之利,凭借蒸青等传统工艺,恩施玉露茶叶以富含“硒元素”而逐渐得到更多人认可。现在恩施市玉露茶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单位共有3家,分别是:润邦、立早和亲硒源。在田野考察中,我们了解到,这三家茶叶公司在帮扶当地民众脱贫方面已经取得不少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公司在茶叶采摘旺季,雇佣大量当地百姓前来采茶,以增加百姓收入,并邀请当地残疾人或特困户百姓到公司学习制茶工艺;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提高当地百姓技能;公司还大量雇请当地民众从事服务业等。另外,润邦公司目前正在筹划建设“罗府小镇”,根据公司董事长张先生的设想,该小镇以“玉露茶叶”生产制作为基础,充分利用恩施当地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如傩面具制作、灯戏等,开展特色旅游,实现以文化促进旅游发展,以旅游带动文化传承的良性互动。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空间来看,成立于2013年的恩施女儿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向文化资源、文化资本转化方面做了重要探索。恩施女儿城是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恩施土家女儿会”为依托,融汇恩施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多种文化元素而新建设的旅游项目。该项目内设民俗博物馆,每天固定时间有各种民俗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展演,所有参演的演员均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从参与形式上看,他们是女儿城民俗博物馆聘请的人员,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是他们的日常工作;还有许多出售当地特色小食品或小艺术品的人,也大都是女儿城聘请来的附近村民。除此之外,女儿城还设有大学生创业长廊,为各种创意产业提供展示窗口。据介绍,目前恩施女儿城每年游客量可达400万,常年聘用附近村民可达万余人。

  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恩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展演中心组织下,虽也取得了较多成果,但总体而言,当前恩施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生产性保护和资源性开发方面尚有较大拓展空间,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尚处于“等待救济”状态,远未达到以此作为脱贫致富手段和文化资源良性转化的阶段。在调研中,我们注意到,尽管当地文化干部已经做出不少努力,但在面对具体问题时,仍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扶贫项目缺乏深刻理解,思维固化较重,面对社会帮扶力量表现冷漠,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资源转化,从长远来看,也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扶贫项目的持续开展。

  二、恩施“非遗”传承在资源转化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困境

  恩施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而且部分项目在传承保护过程中,已经实现相应的经济性开发或生产性保护,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比如“恩施女儿城”项目,现在已成为该地区民俗旅游的重要名片,依托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恩施土家女儿会”,通过建立恩施民俗博物馆,将其他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纳入其中,初步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资源转化的双重效益。同时,恩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部门在近些年的实践中,也积极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创新方式,先后实施了“民族记忆”守护工程、“薪火接力”传承工程、“文化悦民”展演工程等,通过“工程”或“项目”形式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不过,尽管基层政府部门、社会商业资本方等各类主体对恩施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倾注了不少心力,但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多主体参与的社会文化事件,各个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如不能实现良性互动,在保护传承与资源转化实践中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我们在田野考察中发现,恩施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资源转化实践中至少存在如下几方面的结构性困境,这些困境成为建立良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资源转化长效机制的不小阻力。

  (一)“非遗”资源转化中“属地”原则困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属地原则,并非来自相关法律条例规定,而是在具体操作中形成的一种实践性原则,指的是在认定、保护、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时,各县级单位往往以其辖区为边界,对辖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给予政策性和资金性支持,而对于辖区外的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则无能为力。之所以会出现属地原则,主要依据来自于2011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第七条之规定:“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④。一般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属地原则有利于将本来不富裕的县财政资金优先用于本辖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与传承,但由此产生的问题也不容小觑。我们在田野考察中发现,属地原则在实践中至少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对于跨区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造成了实质性割裂,有些项目本来就同属于两个或多个行政区域,受政策和认定的具体标准不同,在保护传承中,出现了认定级别不同、补贴不同以及政策扶持力度不同等问题,造成部分传承人产生心理落差;二是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地域限制,一些外来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本地展演过程中得不到政策支持,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传承人或持有人的积极性。如以宜昌作为主要流传区域的“南曲”剧组在恩施女儿城展演时,由于不属于恩施市项目,受恩施市政策支持的展演场所对“南曲”表演艺人实行了区别对待,比如在节目单和宣传单上,不介绍“南曲”艺人及表演曲目,或将“南曲”表演作为无足轻重的换场时的临时节目等。事实是,无论是利川的“龙船调”,还是宜昌的“南曲”,它们作为土家族优秀传统文化,都属于武陵山深度贫困地区的“非遗”项目,都可以在满足当地群众文娱需要的同时,再通过资源转化或有偿展演来增加经济收入并提升当地群众生活水平。而属地原则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这种区域间资源整合的可能性。可以说,如果县市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因保护的属地原则而不能实现更广泛区域的互动和交流,那么单凭某一县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则很难形成规模效应,也不容易支撑起更大区域的文化产业或文化服务业。因此,我们认为,要想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创新性保护与创造性发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解决基层政府因属地保护原则带来的问题,加强区域间的协同合作。

  (二)“非遗”资源转化中不同主体的立场与“非遗”内在价值的冲突问题

  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议并通过《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之第十项伦理原则,旨在抵制保护实践中层出不穷的与公约精神相抵牾的商业化、消费品化和去语境化等倾向。[2]如周福岩所言:“静态化、博物馆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某种真正意义上的遗产被人们观赏,而丧失其生命力和和活力。这些原则突出了文化持有者,即原住民社区\共同体、群体和个人在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上的权力,承认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保护、延续和再创造方面发挥的首属作用”。[3]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本身是由政府、商业资本、文化精英及文化持有者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在保护实践中,必须明确各个主体的权利和责任边界,同时,也要在各个主体间搭建平台和桥梁,使其能够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共同发挥力量。具体到文化空间再造来说,同样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政府引导、商业资本诱导、知识精英指导、文化持有者主导,多主体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建立具有可延续性的传承保护模式。日本民俗学家菅丰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在于其是一种能够为持有人来带幸福的资源,“在经济的、社会的、精神的等等各个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着有助于人类幸福的可能性”[4]。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其重要的价值在于“有用性”,而这个有用性必须是持有人认定的,否则这种有用性将变成某种话语霸权。对于持有人或共享人来说,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即具有经济价值、精神价值以及社会价值,忽视其中的任何一方面价值,都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可持续发展。一些综合性的民俗活动或民间节日活动虽然不一定能带来直接经济效益,但其间接效益(比如增强地方认同感、提升地方文化水平、娱乐居民身心等等)也不容忽视。这需要重新调整生产性保护的思路,要将保护重心从具体的某个项目中抽身出来,将视野扩展到“非遗”项目所关联的更大的区域社会结构中。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持有人在参与区域社会活动时掌握的生存资源与策略。

  很多时候,被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文化,也是一种生活在贫困山区的人们继续生活的精神动力,成为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下去的重要理由。正如菅丰所言,人们只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找到作为现在的可有效利用的“文化资源”的价值,才有可能内生出传承该项目的动力。“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有效利用的过程中,与保护、保存、有效利用有关的主体形成的有机关联的嵌套式结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4]在生产性保护中,政府、商业资本、文化持有人或传承人都参与其中,但必须强调的是,最终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而获得的利益,理所当然应归属持有这些文化遗产的普通人民。由此可以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以及有效利用,应该是各种类型的主体以平等的立场而进行的协作运行。

  (三)“非遗”资源转化中“创新性”与“本真性”的结构性困境

  在“非遗”保护中过分强调其传承空间的本真性,则有可能与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和市场化进程产生抵牾。事实是,城镇化和市场化本身就具有改造社会原有空间的自含性特征。在田野考察中,我们发现生产性保护的实施效果存在明显差异,造成这些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可适用于生产性开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类别认定不清楚,或在实施生产性保护过程中,未能对传统技艺等进行有侧重的保护。

  有些原本就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非遗项目,如各种手工艺品等,本身并不存在特别明显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因此,对它们的生产性保护应强调核心技艺的保护,而非过分强调市场化生产。而另外一些非遗项目,则要帮助其尽量进入到市场流通中,例如对于土家织锦“西兰卡普”等面临严重传承危机的项目来说,需要强调在生产性保护中,首先想办法创造条件使其重新进入市场,如果进入市场不能成功,那么这种本来就以市场为主要存在载体的项目则难以实现可持续保护。因此,“非遗”保护首先应明确保护对象和保护重点,同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重新分类,尤其是在可适用生产性保护项目内部进行细分,以突出保护重点。在生产性保护中,还必须考虑一个问题,即受市场因素影响,现代化生产方式对传统手工艺的冲击。正如刘德龙所言,“在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后,随着机器大生产时代的到来,社会化、现代化的程序越来越高,人们的生活方式有了巨大的改革,机器生产逐渐取代了人工劳动,传统工艺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逐渐消沉,甚至消亡”[5]。“守”还是“变通”,“一直是学界在讨论某些非遗事象特别是民间手工技术类项目生产性保护问题时争论的焦点”[5]。

  (四)代际传承危机与原材料短缺成为“非遗”资源创造性转化的现实难题

  优秀传承人老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际传承危机的实质是传统与现代的较量。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保持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核心问题之一。现代社会是消费主导型社会,只有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合理地融入消费社会,使其衍化为现代社会中的消费品,才能激发其活力。如前所述,大多数传承至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传统社会里,本来就是以消费市场为导向的,是持有人维持生存的生计手段和方式,比如杂耍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原本就是艺人们谋生的手段。

  如何激发年轻一代的兴趣,使其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去习得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各种技艺,关键在于该技艺能否成为其在社会中维持较好生活状态的手段。如果年轻人能够通过较好的技艺获得生活所需的各种资源,或者说,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成为年轻一代的工作形式,那么他们就能更愿意成为传承人。事实是,现代化机器生产与互联网技术,也是年轻人必须习得的技术,只不过,这些技术能够满足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如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也转变观念,将其从抢救性保护的思维定势中转变过来,承认或意识到它们就是某种谋生技术和谋生手段,那么代际传承将可能不再是问题。另外,由于涉及商业竞争、商业机密等经济利益,有些传承人不愿意将核心技艺轻易地传承给下一代,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三、文化空间再造:少数民族“非遗”资源转化的可能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民族文化自成体系,与汉族和其他民族形成多元一体格局,同时,又因其多生发于山区贫困地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呈现出类型多元、分布分散等特点,加上随着精准脱贫战略逐步推进,这些地区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极大改变,由此带来传统文化原生空间也发生了极大改变。“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内容之一的文化空间,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从某种程度上看甚至影响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的传承与发展”[6]。因此,讨论少数民族地区“非遗”保护长效机制,必须综合考虑区域文化系统转型及“非遗”实践困境的现实,研究视角需从具体项目研究转向区域社会作整体分析,在此基础上,重视文化空间再造。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困境

  在以往的“非遗”保护与传承实践中,生产性保护是最接近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生计范畴考量的保护手段。不过,“生产性保护”概念自提出以来,该保护方式即成为学界理论讨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备受争议的话题。具体而言,主要形成两种较为极端的倾向:一是企业和政府以生产性保护为名,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产业化,片面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经济效益,从而出现过度开发甚至制造伪民俗等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内在文化价值的情形;另一方面是有些学者以“本真性”为由,过分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本来面目和社区价值,使其在保护实践中逐渐脱离民众生产生活,最终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失去活力,而导致被持有者主动放弃。还有一种观点是过分强调保护传承实践过程中文化持有者的主体立场,而忽视其他保护主体,以至于过分批评政府、商业资本,甚至反对学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的参与行动,从而影响了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系统性特征的认知,较难形成一种参与式的保护观念,最终也损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初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在既有的体裁类型学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中,结合其与生产生活的关系及具体载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重新分类。对于以产品和服务为最终表现形式,以文化空间为主要表演或表达载体的项目,需要在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探索该类项目的生产性保护路径。

  如前所述,以鄂西武陵山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探讨“生产性保护”的学术研究屈指可数,更遑论结合该地区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实际情况而构建起“生产性保护”相关理论的思考。特别是对于如何在极具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风情的“非遗”项目上开展生产性保护,思考在具体实践、操作及存在的问题,都必须立足在田野作业基础上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另一方面,从实践层面,以恩施为代表的鄂西武陵山区各项“非遗”项目,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困难,特别是以手工技艺类“非遗”为代表的项目在已经开展的生产性保护实践中,呈现出许多问题。

  从田野资料可见,恩施地区“非遗”保护传承实践中的生产性保护和开发性保护,最大的问题在于商业资本天然的以追逐市场效益为目的,使得在具体传承与保护“非遗”的实践中,过分强调“非遗”的终端产品,对于其生产或展演过程,及持有人或传承人并不甚关心,这样就造成随着开发的深入,“非遗”的传承人最终被机器取代,从而破坏了《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中强调对传承人保护的初衷。机器复制品对手工产品的市场优势,又会进一步挫伤“非遗”持有人或传承人的积极性,迫使其最终放弃核心生产或表演技艺。

  生产性保护中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政府缺乏有效执行措施。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定位不清晰,由于在当前“非遗”保护中,存在着项目制运作机制,不少生产性保护“非遗”项目呈现出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就“非遗”保护来说,能够更好获取政策支持的“非遗”项目并不一定比未能获得支持的项目强多少。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长期存在着观念分歧以及“生产性”这一极具解构性的字眼,使得学术界以及社会上对此争议持续不断。

  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出,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回归生活实践。如朱以青提出,让传统技艺回归民众日常生活,使其在生产实践中创新和发展。[7]值得追问的是,“非遗”保护回归生活实践意味着什么?此问题直接关联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及其实现问题。不少前期的学术研究在面对该问题时,往往只注意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维度,而忽视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受众群体。

  事实是,传承人和受众共同组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持有者,他们共同分享和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内在社区价值。对于传承人而言,许多传承至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本质意义在于其在传统社会中是一种生计方式或谋生手段。对于受众群体而言,许多“非遗”项目意味着生活物品或生活艺术,他们享受其中的是实用性和审美性的统一。对于围绕着“非遗”的生产与使用、展示与观赏而产生的生活场域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价值还表现在其作为生活共同体的文化认同资源及某种民俗情感,甚至成为某种特定艺术交流表达的载体。这些共同构成了“非遗”内在的社区价值。就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动力而言,传承人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价值和意义尤为重要。因此,回归生活的“非遗”保护,就是回归生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换句话说,我们在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时,必须考虑到传承人的生计问题,其中最好的选择是将“非遗”项目转化为可以继续谋生的资源。由于大多数“非遗”项目都是产生于前工业文明时期,其在转化成资源时已经很难成为有竞争力的市场商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商业资本有必要将其视为某种特殊的资源予以扶持,而不是任其在市场上艰难挣扎。后“申遗”时代,如何将“非遗”传承保护置入区域文化系统和日常生产生活,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资源特性,使其成为提升持有人或传承人幸福感、获得感的文化资源,激发传承保护的内生动力和文化自觉,成为讨论建立长效保护机制的关键议题。

  (二)从生产性保护到资源转化:作为路径的“文化空间再造”

  “非遗”项目的资源转化,总的来说有两条路径:一是手工艺类、美术类、传统医药类等以物质载体为最终产品表现形式的“非遗”项目,可以开展生产性保护,在注重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基础上,实现经济效益;二是歌舞类、杂技类、民间曲艺、地方戏曲类等以特定空间和时间为最终产品表现形式的“非遗”项目,可以开展公共文化产品转化性保护,让表演本身变成集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和经济效益为一体的资源形式。另有一类,本身就具备符号象征意义,可以转化为空间资源,从而为前两种提供特定文化空间,以实现其资源转化,主要是民俗类和节日类“非遗”项目。

  因此,本文提出“文化空间再造”模式,意在整合传统的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和抢救性保护三大保护路径,使“非遗”项目能够在再造的文化空间中发挥最大资源效力,最终实现“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与助力精准脱贫双向共赢的基本目标。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扶贫的“空间再造模式”,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传承空间再造,形成标志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统领式集群效应,从而使不同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传承保护基础上,实现其资源转化的发展模式。本文认为,“文化空间再造模式”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一是以标志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统领;二是离土不离乡,最大限度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生存的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语境。

  本文认为,在讨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扶贫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问题时,引入“标志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统领式文化空间再造”概念,对现有的“文化空间”研究既是有益补充,也是理论拓展,具有一定创新性。具体而言,“标志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统领式文化空间再造”包含三方面内涵。第一,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持有人的文化主体地位,以其体认的“标志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标准,改变过去主要依靠政府和社会力量进行认定的做法;第二,强调“离土不离乡”,通过文化空间再造,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传承空间丧失之后,不至于失去生存土壤,在资源转化和利用的同时,最大限度的实现原生态本真性整体性保护;第三,“标志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统领式文化空间再造”强调地域和民族特色,能够最大限度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和再利用过程中出现“千篇一律”、“千城一面”的破坏性开发情形,而实现维系文化多元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初衷。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坚持回归日常生活研究,秉持“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研究理念,从传统的“非遗”事项研究转向通过“非遗”研究持有人的日常生活意义。这种转变有利于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核心要义即激发其传承活力落到实处,从持有人日常生活出发,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看作是持有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文化创造,将之纳入持有人生产生活实践,使其内在社区价值得以彰显。

  就恩施地区而言,“非遗扶贫”的“空间再造”落实到具体项目,大体可以形成如下三种模式:第一种以“玉露茶叶制作技艺”生产性开发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模式。该模式主要是在政府政策和市场资本合力运作下,成立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恩施玉露制作技艺”为依托的文化创意园区,并以此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尤其要带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业者脱贫致富的发展模式。第二种以“女儿城空间再造”促进“非遗”项目集中打包开发模式。该模式主要是市场资本主体依托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恩施土家女儿会”,在恩施市近郊山区通过再造文化传承空间,开展民俗特色旅游,并将恩施市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集中打包,进行包装设计,使其按照市场要求完成经济资本转化,最终带动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从业者凭借自己所传承的技艺实现脱贫致富。第三种是龙马风情小镇“非遗-旅游”互动提升模式,该模式主要是借助国家政策,引入国有资本,依托原有村落合力打造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的民俗文化风情小镇,发展民族特色旅游,提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升旅游层次,以旅游带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发展,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双赢的发展愿景,最终实现带动当地民众脱贫致富的发展目标。

  小结

  “非遗扶贫”是一种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理念,是在现有医疗、科技、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精准脱贫方式之外,从文化领域开发脱贫路径的尝试。非物质文化遗产扶贫本质上是为实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强调实践者和社区(共同体)的初衷。只有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持有人或传承人体认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本身的文化价值和社区价值,才能真正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内在精神。对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持有人或传承人而言,其所掌握的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漫长的传承岁月中,本身就是生计方式之一,是其赖以谋生的技艺,从这个意义上说,“非遗扶贫”绝非凭空而造,而是一种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视为生活资源将其还原到生活现场进行保护与传承的思路。另一方面,现代市场经济对传承生计方式的冲击不可小觑,过去能够借以谋生的手艺或某种技能可能已经失去了现代市场价值,单纯依靠其传统形式谋生已经遭遇巨大的结构性困境,因此,“非遗扶贫”也是一种新的探索,即如何在既有的生产性保护和开发性保护中,融合进整体性保护理念,在强调和重视以最终产品为导向的生产性保护和开发性保护实践中,探索新的实现路径,有机地进行文化空间再造。

  概言之,“非遗扶贫”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础上最大限度发挥其经济、社会、文化效益,激发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活力,促进当地民众生活水平提升,同时也促进民众的文化品位和文化观念提升的过程。“非遗扶贫”效益的最大化是既要发挥“非遗”资源的经济效益,又要发挥其健身、励志等多方面的社会效益。“非遗扶贫”的实质是借由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资源化带动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使其重新成为民众的生计方式并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事实也是,人们追求的美好生活,绝不仅仅是经济上富裕起来,还包括生存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与自然环境变得更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恰恰可以在这些方面发挥优势,一方面不少项目本身即蕴含着经济效益,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源;另一方面,就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本身的内在价值而言,它能够提升当地民众文化上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并由此进一步提升其获得感和幸福感,促进社区或共同体的和谐发展。

注释:

①项目组成员先后于2017年8月6日~15日、2018年4月1日~20日、2018年5月2日~30日三个时段到恩施市对恩施女儿城、龙马小镇和恩施玉露茶叶制作技艺传承生产基地进行田野调查,并对恩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谭骁主任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访谈。本文所依据的田野资料,全部来自于以上调查和访谈获得的资料。

②数据来自于恩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提供的资料。

③数据来自于恩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提供的资料。

④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2011年6月1日起施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www.ihchina.cn/3/10377.html,2011-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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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朱以青.传统技艺的生产保护与生活传承[J].民俗研究,2015(1).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社会学系】

(编辑:闫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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