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民族政策与丝路兴衰
来源:中国民族报 □ 杨蕤 发布日期:2019-01-25浏览()人次 投稿收藏

  自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次提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以来,“丝绸之路”业已成为全世界熟知的词语,也成为古代中国与世界进行交流互动的重要文化符号。梳理丝绸之路曲折起伏的历史发展脉络,发现这一过程既有 “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繁荣盛况,又有“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白草枯”的孤寂落败。丝绸之路之所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与历代民族政策的差异存在着很大关联。

  一、阶段划分与发展状态

  今天人们所说的丝绸之路一般是指通过陆上通道与西方进行交往、交流的交通贸易孔道,后来学术界又延伸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提法。纵览千余年丝绸之路曲折发展的历程,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发展特征。

  张骞出使西域,标志着正式以官方的形式开通了丝绸之路,司马迁称之为“凿空西域”。丝路大通,演绎出汉唐时期的兴盛状态,尤其到盛唐时期,丝绸之路发展到顶峰状态,这一点业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以及中国历史的常识,其意义远远超出了贸易往来的范畴;但到了唐末五代时期,情况就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于回鹘西迁、吐蕃崛起、党项北进等民族迁徙事件的影响,完全改变了盛唐时期的地缘政治格局,进而影响了丝路贸易及商旅,繁华不再,以致五代、两宋时期成为丝路史上的“中衰阶段”。通过仔细研习对比,会发现这一阶段有三点明显变化:一是西夏、吐蕃、回鹘等割据政权的出现导致传统丝路的衰落,尤其是通过河西走廊这一通道的通商量明显减少,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甚至出现了五代以来陆上丝绸之路断绝不通的观点;二是虽然从表象上看,这一时期丝路较盛唐时期大为衰落,但并未到完全断绝的程度,河西走廊传统的丝路孔道仍然发挥着沟通东西的功能,只不过长途贩运的贸易形式锐减,丝绸之路以朝贡贸易、中继贸易等形式继续得以维系;三是这一时期在传统丝路渐趋衰落的情况下,在北国掀起了一股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高潮。近年来,从辽代墓葬中不断出土具有明显西方文化印迹的文物,使得学术界开始重新认识和审视辽朝在沟通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地位。进入元朝时期,陆上丝绸之路出现“回光返照”式的繁盛,似乎重现了汉唐丝路盛况之余绪。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的再次兴盛不仅表现在东西方贸易畅通如流,同时还表现在文化交流的频繁。明代以后,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世界贸易格局从陆上转向海上,加之明朝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和转向,陆上丝绸之路出现了两点明显变化:一是总体上丝路衰落不兴,逐渐转向区域性的贸易;二是通过蒙古地区进入俄罗斯境内的贸易量增大,也有人将此称为“茶叶之路”。通过丝路贸易主体和客体状况的考察梳理,可以把丝绸之路的发展演变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粟特时期(汉唐)、回鹘时期(五代两宋)、蒙古时期(元)。

  从张骞凿空西域到明朝海禁封关政策的实施,在千余年的时段里,丝绸之路的发展演变经历了兴盛、中衰、再兴盛三个阶段,丝路贸易和运行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状态:汉唐时期,基本上是以粟特商人为主宰的贸易时代;两宋时期,丝路贸易与交流的维系主要依靠回鹘商人的力量;元朝时期,得益于驿站政策和统一局面的形成,以回回为主体的诸色商人再次掀起丝路贸易的高潮。不难看出,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丝绸之路与少数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丝路贸易的主体基本上是少数民族,丝路途经的区域基本上是民族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讲,丝绸之路也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路。

  二、千年丝路,兴衰有道

  丝绸之路之所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与历代民族政策的差异存在着很大关联。若从另一个视角看,就是丝绸之路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和三种不同状态对应着三种不同的民族政策和丝路经营模式。

  汉唐王朝奉行的是“信任与合作”的民族政策和丝路经营模式,以唐朝最为典型。当时丝绸之路上既有来自波斯、中亚、大食等地的异域商贾,又有来自边疆的少数民族。汉唐王朝采取和亲联姻、善待胡商、政治交往等手段保障丝路沿线民族的民心归顺和道路畅通。唐朝对这些来自不同地区和民族的胡商、蕃客采取了信任、开放、保护的政策,例如设立蕃坊,方便胡商的居住;降低关税,保护胡商的利益;甚至在首都长安开辟了“西市”,实际上就是专门针对胡商的“外贸市场”。唐代胡商社会地位的提高,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渗透到政治、文化、社会领域。唐朝对来自丝绸之路的边疆民族也采取积极扶持鼓励的政策,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对回鹘的优待政策,造就了丝路史上“回鹘道”的兴起和繁荣。除此之外,汉唐王朝还十分重视对西域的经营,用“胡汉一家,厚德载物,汉胡合治”的理念实现对西域的经营管理,这样的史实不胜枚举。汉唐丝路繁荣盛况的背后有其深刻的社会缘由和时代背景,既有地缘格局等外部因素,也有汉唐王朝包容开放的内因,对域内外少数民族在政策理念上的信任以及具体实践上的合作是造就丝路盛况的重要因素。

  两宋以降,情况就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对峙与疏远”成为中原王朝处理关涉丝绸之路民族政策的主要方略和经营手段。宋朝再不会将公主、宫女远嫁少数民族,代之的则是对周边民族的谨慎防范,甚至出现不少对峙的局面。有宋一代,无数文臣武将被派往边地戍疆,因此便有了范仲淹“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的喟叹和怅然!宋朝虽有恢复前朝版图的志向和雄心,但在现实面前则呈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态,除熙宁年间,王韶收复了河湟谷地的部分地区,出现了统一西北地区的新气象外,其余时间里宋朝势力无法控制陆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区域,以致一些远道而来的西域商贾成为“陌生的外来贸易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5记载了宋神宗与于阗朝贡使臣的一段有趣对话:“于阗贡方物,见于延和殿。上问曰:‘离本国几何时?’曰:‘四年。’‘在道几何时?’曰:‘二年。’‘经涉何国?’曰:‘道由黄头回纥、草头达靼、董毡等国。’又问:‘留董毡几何时?’曰:‘一年。’问:‘达靼有无头领、部落?’曰:‘以乏草、粟,故经由其地皆散居也。’又问:‘道由诸国,有无抄略?’曰:‘唯惧契丹耳。’又问:‘所经由去契丹几何里?’曰:‘千余里。’”细读这段文字,颇有咀嚼之处,虽然宋神宗是一位具有高远理想和远大抱负的帝王,也有恢复汉唐故土的大志,然而在现实面前,宋朝高层统治阶层竟然对西域及丝路沿途的状况十分陌生,这是两宋时期“对峙与疏远”丝路民族政策的生动说明。事实上,宋朝在此种情况下已无力主导丝绸之路的经营,对于宋王朝而言,西域地区“曾经是故土,现在是他乡”。这一时期,处于北国的辽朝反而延续了汉唐丝路民族政策之余绪,并十分注重丝路的畅通与经营,尤其与回鹘民族相处甚为融洽,甚至在辽上京专门设置了专供回鹘民众居住的“回鹘营”,造就了这一时期北国丝路的繁荣。

  元朝一代奉行的丝绸之路民族政策既不同于汉唐的“信任与合作”,也不同于宋代的“对峙与疏远”,而是具有一定实用主义的“利用与共享”。首先从对周边民族的政策看,元代有一个从“羁縻臣服”到“承诺忠诚”的政策转变,元朝在北方大漠以及西北地区采取的是直接管控的方式,这一政策甚至影响到今天西北地区的行政区划;同时,元朝统治者采取了和亲、封官拜爵、寻求代言人等手段,给予畏兀尔、回回、康里、唐兀(党项)等民族较高的地位,其中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与丝绸之路巨大的商业利益密切相关。以往论及元朝民族等级制度往往从政治的视角进行观察,事实上也有经济利益的考量,尤其回回等民族是蒙古贵族发展商业贸易和丝路经济的重要依靠力量,学术界甚至提出蒙古军队西征的直接动因就是为了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元朝所划分的色目人大多是与丝绸之路有关的民族。其次,元朝十分重视和赏识西域客商,一些西域商人深得蒙古贵族的信任而身居权臣之列。例如出生于中亚的回回人阿合马就被忽必烈任命为兼管中书左右部,兼任诸路都转运使,专门处理财政赋税方面的事宜,后来官拜宰相,权倾一时。最后一点就是元朝十分重视对西域乃至中亚地区的经营。在汉唐以及两宋王朝统治者看来,西域地区属于边鄙之地,对其兴兵遣将,驻防把守。而蒙古政权崛起于大漠草原,深知西域在地缘及经济文化上的重要地位,故将西域地区当作“腹里之地”来经营,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效果。伊朗史学家拉施特在《史集》中称赞察合台统治下的西域地区是“文明化的省区”;波斯史学家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则称“察合台的宫阙成为全人类的核心”。藉此足以看出元代西域地区的活力与繁荣。

  三、历史智慧与启示

  第一,“人心通,丝路通”。历代王朝面临着不同的地缘政治和民族分布格局,因此采取了不同的民族政策以应对外围环境和内部局势的变化,同时也对丝绸之路的经营状况产生强烈影响。虽然这些民族政策在内容方面有着亲疏宽严的差异,然其成功与否的关键是对人心的笼络是否到位,对丝绸之路沿线民族是否产生了向心力和凝聚力。

  第二,“西域通,丝路通”。自古以来,中国所处的东亚地区的地理格局尚未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其半封闭的状态尤为明显,因此在古代中国,丝绸之路就成为中原王朝与域外地区进行交往交流主要甚至唯一的陆上通道,而在这一条大动脉、大通道上,西域地区显然是最重要的地理节点,发挥着交通枢纽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不难发现在丝路历史上,凡是能够有效控制和利用西域地区的时段,丝绸之路就呈现出繁盛的状态;凡是不能有效经营和控制西域地区的时段,丝绸之路往往呈现出萎靡衰落的态势。

  第三,“视野通,丝路通”。丝绸之路的顺畅通达,不仅需要融心利民的政策理念,更需要胸怀世界的宽阔视野。不管丝绸之路的兴盛与落败、繁荣与凋敝,都是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进行互动的最直观表现,体现着不同阶段先祖们如何看待世界、认识世界的问题。虽然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人就开始了探索外部世界的实践,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认识外部世界的欲望有强有弱,这一现象也对应了丝绸之路的曲折兴衰,实质上是一个时代视野的问题,也是历史时期丝绸之路的内生动力问题,更成为古代中国强弱盛衰的一个重要观察点。

  【作者系北方民族大学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协同创新中心教授;本文为中国民族政策研究会2018年学术年会成果。】

(编辑:闫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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