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视角下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的路径探索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张琦 张涛 贺胜年 发布日期:2019-02-12浏览()人次 投稿收藏

  [提要]从供给侧视角来说,民族地区依然面临贫困面较广、贫困程度较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约束因素。本文从资本、技术、劳动力、制度、土地、民族特色资源等六大经济增长要素和贫困户、农村经济组织、企业、政府等四大参与主体出发,分析了构建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路径的理论,探索了供给侧改革视角下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路径,即贫困户、农村经济组织、企业和政府四位一体的有机组合,四个主体承担了六大要素的高质量供给。

  自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决策层第一次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时至今日,学界内外广泛热议,[1]随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2016年1月中央研究制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供给侧改革即将进入具体实施阶段。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2018年作为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将供给侧改革落实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尤其是贫困治理领域的供给侧改革重点工作之一就是要推动精准扶贫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提升脱贫质量。

  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供给侧角度审视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际价值。从产业发展供给侧,即基于土地、资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要素入手,构建政府、企业、农村合作社、农户、贫困户等多主体参与机制,提出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

  一、供给侧改革视角下探索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路径的意义

  改革开放40年的扶贫实践证明:产业作为开发式扶贫的重要模式之一,是最有效的扶贫方式。在供给侧改革视角下,探索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路径对于民族地区的脱贫具有重要推动作用。[2]首先,有利于补齐民族地区的扶贫产业发展短板,由于民族地区多分布在我国西北、西南等地区,产业基础和发育条件相对薄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要素对扶贫产业发展的支撑力度不足,产业精准扶贫能够带动民族地区资源要素的有效供给,从而补齐产业发展基础短板。其次,有利于提升民族地区的产业扶贫质量,民族地区受技术、人才等要素限制,产业较为低端,产业要素生产率不高,比如民族特色旅游资源挖掘不足,无法发挥产业扶贫的最大效用,产业精准扶贫能够将民族地区的各类资源和参与主体融合起来,构建各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再次,有利于增强民族地区的产业竞争力,民族地区产业的供给结构对市场需求变化缺少足够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抵御风险能力较差,产业精准扶贫就是在一定意义上将民族地区的“供给”与整个社会的“需求”有效结合,提高本身的精准优势。最后,能够培育民族地区的产业优势和发展潜力,促进民族地区长效增收,产业培育和生长是补足民族贫困地区未来发展的重要内容,亦是提升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内生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对于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就业、拉动经济增长、带动贫困农户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二、供给侧改革视角下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面临的主要约束条件

  产业发展是多因素集聚和多力量参与作用的结果,既有自然条件和相应资源禀赋作支撑,亦有人为力量和文化内涵为产业发展护航,更有公共服务和产业政策为产业扶贫可持续推进提供保障。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具有市场属性、地域性、民族文化以及生态与可持续的特性,[3]民族地区产业扶贫除了存在贫困的现实情况以外,其土地利用及农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都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向对产业精准扶贫产生影响。

  (一)民族地区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扶贫脱贫难度大

  经过三十多年的扶贫开发进程,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取得巨大成果,但与全国相比,贫困程度和贫困面依然较大,增大了未来阶段的脱贫难度。据2017年国家统计局对民族八省区农村居民家庭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按年人均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国家农村贫困标准计算,2017年农村贫困人口为1032万人,民族八省区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为33.9%,比2016年的32.5%高1.4个百分点(图1所示)。民族八省区减贫率为26.9%,低于全国同期29.7%的减贫率。从贫困发生率来看,民族八省区的贫困发生率始终高于全国水平,并且贫困发生率的下降呈现放缓的趋势(图2所示)。以上数据反映出在脱贫攻坚进入冲刺阶段的背景下,受民族地区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的影响,民族地区的减贫进程放慢和脱贫难度加大。

图1民族八省区贫困人口及占全国贫困人口比重

图2民族八省区与全国贫困发生率

  (二)民族地区土地资源制约现代农业发展:扶贫脱贫的资源要素约束性强

  土地是经济活动的载体,也是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得以开展的基础,正如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人均耕地不足是民族地区贫困原因之一,[4](P.50)土地资源相对不足也成为制约现代农业和扶贫产业发展的最大阻碍。

表1民族八省区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比重(%)注:全国合计数未包含香港、澳门和台湾省数据。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7》

  区域面积大、耕地资源少、土地质量不高使民族省区在发展农业产业扶贫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如表1所示,以2016年为例,民族八省区耕地资源占全国的比重为23.67%,由于这些耕地多位于高原、丘陵山区,耕作难度较大、土地生产力较低。有学者提出从改善农产品供应链的视角促进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的载体作用,[5]也有学者提出以生态视角发展绿色产业和医药健康产业,达到资源的优化利用,[6]但无论何种途径,提升土地要素和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增强民族地区产业扶贫成效的重要条件。

  (三)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差异较大:扶贫脱贫需更加精准

  基础设施是产业发展的硬件配置,是实现产业落地和精准扶贫必备条件。此处着重分析了2016年民族八省区公路里程、互联网普及率和社区服务机构覆盖率等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对比。

图3民族八省区公路里程(km)

图4民族八省区互联网普及率和社区服务机构覆盖率

  注:根据《2017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2017年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年鉴2017》相关数据绘制。其中公路里程全国水平是2016年全国公路总里程469.63万公里与31个省份的算术平均数。

  “要致富先修路”,公路是产业发展的基础。图3显示,就公路里程而言,民族八省区中有一半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仅云南、新疆、贵州和内蒙古四省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交通条件也是影响贫困地区脱贫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的产业扶贫模式多采用“互联网+”的形式,图4显示,民族八省区尚有六个省区的互联网普及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扶贫产业链的延伸和发展;同时,社区服务机构还存在不均衡的现象,产业发展的保障水平存在不足。

  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疗等多方面的内容,在产业发展中直接影响或制约贫困群体自身能力提升和是否能够参与到产业发展进程,没有贫困主体参与的产业扶贫势必与精准要求不符,无益于贫困群体福利提升和脱贫致富。民族地区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努力与产业精准选择和落地,进而促进贫困地区和贫困主体可持续发展相辅相成。本文选用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等指标予以分析。

表2民族八省区农村教育供给情况。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7》。

  表2显示,除了广西、新疆、内蒙古三个自治区文盲人口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外,贵州、青海和西藏三省区文盲率都在两位数,教育现状令人担心,民族八省区地区贫困人口自身基本教育能力的缺失导致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为其参与并融入相关扶贫产业平添阻碍,也导致了产业发展缺少创新要素,中低端产业扎堆发展,产业发展缺少人才支撑。而且,农村卫生服务能力(以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量为衡量指标)多数低于全国水平,作为基础公共服务的软件基础,医疗卫生服务在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多是老弱病残等深度贫困群体,医疗供给水平直接关系到农村贫困人口的健康水平,会导致扶贫产业发展缺乏相应的人力资源支撑。公共服务不足、供给质量不高是我国当前经济管理中政府职能的一个短板,[7]也是民族地区在治理贫困过程中的最大困难。

  在扶贫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等初级生产要素的利用与扶贫开发效果具有较大关联,[8]能较大程度上扩大贫困群体参与度并共享发展成果。但民族地区扶贫产业受到教育观念、资源要素、地理位置等多方面的影响,民族地区产业发展还需要在劳动力素质、土地资源、公共服务保障方面提高供给质量,完善扶贫产业长效发展的基础保障。

  三、供给侧改革视角下构建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路径的思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要在改革和发展中实现,需要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相互配合。产业发展最终要面向市场,完成由生产到消费的转化,劳动力要素的有效配给和共享生产消费系统的营造都影响产业发展进程,[9]中国特色的改革方式和道路具有鲜明的“供给侧改革”性质。就参与方而言,推动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是政府、企业、农村经济组织、贫困户等多方参与的过程。市场是牵动结构调整的主要力量,但不能离开政府对结构调整的引领作用、规划作用和调节作用,在市场和产业尚未成熟之前,政府可以短时间内代替市场主体发挥作用。[10]农村经济组织直接联系贫困户,在实际扶贫开发和产业成长过程中,产业有理由瞄准正好是农民的穷人。已有经济理论将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创新等五个要素作为支持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源。[11]本文纳入民族地区的特色文化和资源,构成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六要素。

  (一)六个要素是构建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路径的基础:能够补短板、增优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就是调整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结构,使各类资源要素实现最优化的配置和最合理的利用,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而在供给侧视角下,民族地区的劳动力、土地、资本、制度、创新等五大要素供给能力不足,民族地区的特色文化和资源充足,但是挖掘潜力不够,农业现代化特色优势发挥不明显。这些要素是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路径的基础,对实现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提升扶贫产业的供给质量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这些要素能够直接决定民族地区扶贫产业的结构水平,五大要素供给不足、资源利用不充分影响扶贫产业的高端化发展,比如劳动力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产业选择的层次;另一方面,这些要素能够直接影响扶贫产业的长效发展,产业扶贫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足够的要素资源支持其发展,比如创新要素和活力是否充足直接关系产业的竞争力和未来的发展前景。因此,作为民族地区产业扶贫的基础,我们需要补齐劳动力资源不强,土地、资本、制度、创新要素不足的基础短板;还要增加特色优势文化资源的潜力和优势。使产业供给侧的要素资源充分发挥其作用,筑牢扶贫产业的发展基础,提升扶贫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12]

  (二)四大参与主体是构建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路径的关键:能够形成供给合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参与主体是经济经营个体、企业和政府,它们既是经济机构调整的参与者,也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供给侧视角下,民族地区的扶贫产业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演化为农户、农村经济组织、企业和政府,它们承担着扶贫产业的要素供给,是构建民族地区扶贫产业发展路径的关键。[13]例如政府通过出台扶贫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直接可以带动制度和土地两个要素的供给,又通过土地资源因素与农户、农业经济合作组织、企业建立了利益相关机制,再配套以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能够提升扶贫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四大参与主体同时还是民族地区产业发展的受益者,政府有扶贫脱贫的责任、企业有长远发展的需求、农村经济组织有合作经营的考虑、农户有增收致富的愿望,不同的利益诉求使得四个参与主体在民族地区扶贫产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它们的共同目标是突破发展的困境,将民族地区的扶贫产业做大做强。因此作为要素的供给主体,它们会主动提高相对高质量的资源,形成产业发展的供给合力。

  (三)构建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路径的理论机制

  基于六大要素和四大参与主体构建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路径的理论机制,核心在贫困群体参与,重点在要素的充分利用,保障在于政府的制度、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和企业的资本、技术和创新供给。[14]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的要素与参与主体的整体发展机制可以拆分为三个主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即“政府-企业-贫困户”、“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贫困户”、“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贫困户”。如图5所示。

  政府在制度和土地供给的同时,需同时提高产业扶贫目标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土地包括耕地和林地,作为贫困户主要的资产载体和入股要素,是获得股份收益和生态补偿收益的重要抓手,也是贫困户开展农业生产、发展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的基础条件。资源主要是指民族地区的文化资源和山水资源,融合民族歌舞、工艺品、历史文化和山水自然等多种因素,是民族地区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特有要素,为旅游产业和特色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劳动力与土地一样是贫困户仅有的资产,通过参与农村经济组织和直接就业获得收益。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企业的经营管理、技术创新和资本支持,是打造产业产品品牌、提升竞争力的实践者,与农村合作组织一道承担着产业选择和落地的使命。

图5供给侧视角下,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的理论机制示意图

  “政府-企业-贫困户”部分以政府提供产业政策的制度供给和土地要素供给为拉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保障,达到吸引企业和社会资本进入贫困地区选择产业类型和开展经营管理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土地和制度都可以有形和无形的资本形式计入企业资本要素中,通过政府企业之间的合作(如PPP模式)推动产业落地。诚然,企业的逐利性与产业扶贫的益贫性需要由政策设定一定的制度加以平衡和协调,比如规定产业覆盖的贫困户比例、产业选择与贫困地区的契合度、产业发展与市场匹配度以及产业精准扶贫效果的评估等。

  “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贫困户”部分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核心,确保农村经济组织进行产业扶贫探索,在企业进入之前探索产业选择和运营。基础设施的保障包括交通、互联网络等,着重解决产品运输和营销问题,打造品牌和提升竞争力。公共服务从农村经济组织和贫困户两个层面分别发挥作用,一方面通过减少农村经济组织注册成本、提供资金信贷支持间接作用于减贫目标,另一方面从提升贫困人口教育能力和卫生条件使得贫困主体具备参与产业发展的必备能力和条件。

  “企业-农村经济组织-贫困户”部分以贫困户资产收益为核心,以入股或就业的形式分享产业扶贫效益。对贫困户来说,土地是可以入股农村经济组织的主要资产,农村经济组织作为代理方将农户土地再次入股于企业,在协商合作的基础上,由企业给农村经济组织发放产业发展效益,再由农村经济组织与农户商定分红和留存比例。贫困户与企业通过就业的形式直接发生联系,贫困主体以其自身能力参与到企业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和岗位,比如民族地区擅长歌舞表演和工艺品制作的贫困人口便可以参与到相关产业的不同环节,或参与到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过程中,以获得工资收入的形式直接分享产业发展红利,这也是产业精准扶贫的重要体现。

  四、供给侧改革视角下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

  从民族地区现有条件和构建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路径的机制理论入手,以供给侧改革为分析视角,注重四个参与主体自身资源供给范围及质量,是产业精准扶贫路径的核心思想。同时,依托民族地区资源禀赋选择产业,推动产业落地和可持续发展,最大化贫困覆盖,实现产业发展与益贫减贫相兼容。

  (一)贫困主体:更加重视提升劳动供给质量是关键

  贫困主体侧重于提高自身劳动力供给质量,投身产业扶贫进程。产业扶贫作为一种“造血式”扶贫,旨在提升民族地区贫困主体内生发展能力,与扶贫产业精准对接,完成由贫困到脱贫再到致富的转变。能力提升途径有多种,一是通过接受学校教育,获得文化知识与基本技能,但这种方式通常周期较长;二是通过职业教育的方式,学习专门技术能力,这种方式通常周期较短;三是通过学徒形式,一对一进行技术传授和实习,达到较短时间内基本掌握某项专门技能的目的;四是由农村经济组织面向贫困人口设立农业及相关产业技能培训课程;五是企业通过设立一定数量的带薪实习岗位,帮助贫困人口在实践中掌握产业相关环节的技能。德国在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方面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双轨制,企业和学校通过市场机制共同培养专业人才。贫困主体通过自身能力的培养达到劳动力质量提升的目的,从而切实参与到产业发展环节和劳务输出。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升资源利用和组织管理能力供给是组织保障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侧重提升组织管理能力,提高资源整合与利用水平,以及民族特色文化和资源产业的挖掘和推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联结农户、企业和政府的重要角色,承载着资源整合与利用的任务,一定程度上扮演着贫困群体“代言人”的角色。其一,提高政策解读与运用能力,与政府沟通和谈判,帮助贫困地区选择合适的产业扶贫项目,完善基础设施条件;其二,与企业协商谈判,确保农户和贫困户利益得到保障,同时监督企业生产和发展,防止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掠夺性发展;其三,充分了解民族地区文化底蕴、民族特色资源以及贫困户自身素质,找到符合民族地区特性和适于发展的产业类型,帮助贫困户找到适合就业的产业和岗位,同时对农户和贫困户入股的资产负责,确保资产收益及时返还。

  (三)企业:提升资本、技术和创新供给是动力创新之源

  企业侧重于加强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发挥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引领作用和确保产业可持续。企业承担资本投入、创新和劳动力吸纳等核心任务,在产业发展和精准扶贫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产业选择是企业需要把控的第一道关,是在资本供给基础上发挥产业扶贫效能的前提,与市场需求相匹配则是产业发展成败的关键,因此,对民族贫困地区资源和文化条件的充分分析和论证,以及对于产业市场前景进行先期预测显得十分必要。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品牌和核心竞争力的打造是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的可持续举措,无论发展现代农业抑或发展旅游业,品牌建设都是企业创新实践的重要内容。

  (四)政府:加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制度供给是根本性保障

  政府侧重于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升制度和产业政策供给。制度供给涉及财政、税收、产业等多个方面,针对不同的主体会有不同的制度设计。对贫困户而言,针对不同的致贫因素需要有不同的政策相匹配,土地生产条件较差、农业经营受阻的贫困户可安排相应的土地整治项目加以改善,提升土地供给质量,[15]对于缺少创业资金的贫困户,应考虑从资金角度提升供给,等等。对参与民族地区产业扶贫的企业而言,政策上预留一定绿色通道,减少审批办证手续,提高产业落地和发展效率,或者采用PPP阳光机制改善投融资供给,[16]拉动民间资本、社会资金合作供给,[17]同时,政府在平衡企业益贫性和逐利性方面应发挥主导作用,以制度形式确定一定的贫困户参与比例。此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既是贫困地区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也是产业扶贫得以落地和发挥减贫成效的前提条件,交通的便捷性、卫生医疗条件和教育资源的易获得性、互联网设施的普及程度等是吸引产业落户民族贫困地区的重要影响因素。

  供给侧视角下,农户最重要的资源是要提升自身的劳动力素质,同时作为土地、资本等要素资源的拥有者,首先通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资源整合,达到抱团取暖以抵御市场风险的目的,其次通过特色优势产品融入到具有创新活力和技术优势的企业中,打造扶贫产业品牌效应,最后在政府提供的良好软硬件环境下实现民族地区扶贫产业发展的路径模式。这种路径模式对于提升民族地区的扶贫产业具有重要作用,从供给的要素质量方面提升整个扶贫产业的发展效率,从参与的主体方面加深了各主体之间的联系,构成了产业的利益联结机制,最终能带动各类主体和地区经济产业的发展,从而实现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任务,实现全面小康。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供给侧改革视角探讨了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的现有条件和发展障碍,并以民族八省区省情实际为例证作了分析,通过梳理产业发展的理论框架,总结出了民族地区的产业精准扶贫路径。这为我们实现深度贫困地区的产业脱贫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路。

  (一)结论

  供给侧视角下,民族地区的贫困面依然较广、贫困程度依然较深,民族地区土地资源制约了农业现代化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依然滞后,这些因素都为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设置了障碍。[18](P.125-130)

  为了尝试破解这种限制性条件,本文从要素供给和参与主体出发,分析构建了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路径的理论机制,由“政府-企业-贫困户”、“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贫困户”、“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贫困户”等三个有机部分构成,“政府-企业-贫困户”部分以政府提供产业政策的制度供给为拉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保障,达到吸引企业和社会资本进入贫困地区发展产业的目标;“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贫困户”部分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核心,确保农村经济组织进行产业扶贫探索;“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贫困户”部分以贫困户资产收益为核心,以入股或就业形式分享产业扶贫效益。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过程中可能存在产业选择脱离民族地区资源匹配实际风险、产业发展的资源供给排斥风险以及产业扶贫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风险。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路径是贫困户、农村经济组织、企业和政府四位一体的有机组合,四个主体承担了六大要素的高质量供给,即贫困户主要对应劳动力供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要对应土地和民族地区特色资源供给,企业主要对应资本和创新供给,政府主要对应产业政策和土地供给。然而,仅仅从供给侧角度考量还远远不够,还应从以市场为导向的需求侧加以思考,完成产业精准扶贫的价值转化。诚然,产业精准扶贫依赖于各项要素的有效和高质量供给,是在各要素和各参与主体提高供给质量之后的水到渠成。本文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对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做了初步探讨,但实际上每个参与主体的供给质量提升和每个供给要素的作用机制都可以继续开展研究,同时风险的发现和预防也是很有意义的研究内容,这些都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二)启示

  基于供给侧视角下贫困地区产业精准扶贫路径对于现阶段深度贫困地区②的贫困治理也同样适用,深度贫困地区除了具有民族地区的所有典型特征外,还具有自身特有的“两高、一低、一差、三重”特征,即贫困人口占比高、贫困发生率高、人均可支配收入低、基础设施和住房差、低保五保贫困人口脱贫任务重、因病致贫返贫人口脱贫任务重、贫困老人脱贫任务重。随着投入力度的增大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基于供给侧角度下,深度贫困地区在发展绿色产业,实现可持续脱贫方面将大有可为。例如,深度贫困地区在农业资源方面具有天然绿色优势,农产品属于绿色或有机产品。随着我国消费需求的转型升级,对纯天然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多,使深度贫困地区的农业资源具有了相对优势,为实现绿色减贫创造了条件;在人文自然景观具有优势。其特殊的地形地貌、风土人情吸引了众多游客,为旅游产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沿着本文探索的路径,深度贫困地区重点将产业选择与农民利益结合起来,将农民的发展积极性激活,尤其提升贫困户的产业扶贫参与度,利用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扶贫机制选择扶贫产业。通过农村经济组织形成劳动力资源和发展合力,在企业的市场化机制作用下,选择“互联网+”等具有长效增收模式的产业,通过劳动力、资本、技术和土地等供给要素量化入股的方式,构建与基层经济组织和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发展“农户+”的产业扶贫模式。在政府政策的引导和基础设施投入的支持下,通过挖掘和发挥本地的优势资源,提供优质品牌的产品和服务,能够依靠自身的发展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注释:

①民族八省区指的是少数民族人口相对集中的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5个自治区和贵州、云南、青海3个省份。

②深度贫困地区指的是“三区三州”,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省藏区以及甘肃省临夏州、四川省凉山州和云南省怒江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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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分别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中国扶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博士研究生】

(编辑:闫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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