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视阈下的中外民族关系文化比较
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青觉 发布日期:2019-02-25浏览()人次 投稿收藏

  摘要:18世纪以来民族关系文化经历了两条路径,一条是中国家国逻辑的民族文化,另一条是国外以西方思想为基础的三种文化,即霍布斯敌人文化、洛克竞争对手文化和康德朋友文化。这两条路径虽在中国晚清时有所交集,但却有不同的发展逻辑。与国外民族关系文化相比,中国民族关系文化在五千年历史底蕴中形成了各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兄弟民族关系文化,在建构和谐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和稳定、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等方面优势凸显。

  民族关系作为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关系内容,影响着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团结、发展和繁荣。民族关系受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国家政策、历史传统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社会文化是较为重要的一环。放眼世界,有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和谐,有的则冲突不断,这与其背后的民族关系文化逻辑有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根基和动力。坚持文化自信有两个前提:一是文化本质是好的,具有优越性,且能经得住时间的洗礼;二是对文化的研究阐释,能够以理服人,使人能够认同文化的优越性。然而,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关系文化在学界并未得到较为科学、系统的研究和阐释。因此,本文力求在比较视野下来阐述中国民族关系文化的特性与优势,以探寻中国文化自信之源。

  一、民族关系文化对民族的影响

  民族关系是不同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联系。民族关系文化是各民族在互动中形成的一套对彼此的认知、情感和态度,受到各民族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政策、历史传统和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和谐的民族关系文化是良好民族关系的基础,影响着民族的发展、团结和稳定,是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民族关系文化影响民族的经济发展。

  首先,民族关系文化影响各民族对经济活动的规则的认知。不同的认知会影响各民族的市场行为,比如传统儒家文化强调用仁、礼来规范人己、群我关系,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部分亚洲民族的市场行为与西方的市场行为相比,更重视礼仪、家族、教育和个人修养的作用。这种认知差异会造成彼此市场理念和行为的不同,影响现代民族的发展。如菲律宾华裔因其勤劳、善于经营、重视教育,占据着全国60%以上的私有经济,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其他民族则不然。其次,民族关系文化影响各民族对民族经济地位的认知。由于历史、资源和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各民族的发展不平衡。对于这种不平衡的认知存在着自由主义、依附论和内部殖民主义等认知,若各民族间能够客观、公正地认知这种不平衡的规律性,发挥各自优势,则能实现其共同发展。相反则会因认知的差异产生观念和行为上的摩擦而制约各自的发展。最后,民族关系文化影响经济利益的分配。民族间经济交往带来一定的利益,而如何实现利益分配则受其民族关系文化的影响,民族关系文化良好,各民族就会关注绝对利益,即每个民族都有所得。反之,各民族会关注相对利益,即我的所得一定要超过你的所得。而后者从长远来看不利于民族间的交往和发展。

  (二)民族关系文化影响民族的政治发展。

  首先,民族关系文化影响政治民主。族际民主是多民族国家政治民主的重要内容,国外现已形成的个人自由民主(Individual liberal democracy)、共和式自由民主(Republican Democracy)、协和式民主(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多元文化民主(Multicultural Democracy ) 和民族民主( Ethnic Democracy)五种族际民主模式均需要以良好的民族关系文化为基础。其次,民族关系文化影响政治制度的运转。多民族国家为获取最广泛的政治合法性,会在程序或实质上设立专门的制度安排,如协和式民主制度中的各民族联盟、多元文化民主中的魁北克自治等,以确保各民族的自治权利。各民族文化是一种亚文化,相互之间融合大于冲突会形成整合型文化,反之,则会形成碎片型文化而不利于政治制度的高效律,正如阿尔蒙德所述,文化深刻地影响着政治系统的运转。再次,民族关系文化影响民族的政治参与。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一书中对文化如何影响公民的政治参与作了详细阐述,民族关系文化同样也是民族群体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民族关系文化融洽,各民族对族际政治制度安排存在共识,各民族参政议政的热情就会提高,反之则会出现政治冷漠或冲突。最后,民族关系文化影响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由于受不同文化的影响,国家认同会被拉向不同的方向,甚至趋向于瓦解。而各民族关系文化融洽,则会阻止以上情况的发生,否则,就如亨廷顿所述,“由于美国国内各种亚文化对盎格鲁—萨克逊主流文化的冲击,造成认同的危机”。

  (三)民族关系文化影响民族社会发展。

  首先,民族关系文化影响民族社会秩序。因为,民族关系文化是民族社会秩序的基础,文化为日常社会生活的实际管理所需要,文化构成日常生活中情感和情绪象征的基础,文化是社会控制的基石,文化提供了个体与集体义务的标准,文化提供了个体与集体义务的标准,文化构成了个体和群体身份的基础。其次,民族关系文化影响着民族社会资本的建立。正如罗伯特·帕特南所讲,“一种互惠、诚实、信任的文化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建立”。

  (四)民族关系文化影响民族团结和稳定。

  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状况和民族关系文化的性质有关。整合型、包容性强的民族关系文化,有利于各个民族的和谐相处,反之则易滋生不和谐甚至民族冲突。原缅甸奈温政府由于采取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导致民族矛盾升级,致使境内少数民族武装运动蜂起,便是典型例证。

  总之,民族关系文化作为一种对彼此的观念、态度和情感,是影响各民族发展、团结和稳定的重要因素,决定着民族关系的形态。从人类社会民族关系的发展历史,可将民族关系文化分为国外(中国疆域以外)的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以及中国的家国文化两大类。

  二、国外民族关系的“三种文化”

  1789年诞生了人类历史上两种思潮——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这对孪生兄弟在相互竞争中影响着人类的历史,其中民族主义带来近代以来的民族概念,民族关系也随之产生。概括地讲,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国外民族关系处于冲突、竞争和合作的三种形态,这与其背后的三种文化密不可分,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

  (一)霍布斯的民族敌对文化。

  民族关系的霍布斯文化是指各民族将对方视为敌人,正如霍布斯所描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丛林法则下的你死我活的争斗,彼此之间是一种敌对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民族之间存在着以下互动的逻辑:第一,民族往往会采取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方式对待敌人,即试图摧毁或征服敌人。第二,民族往往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不考虑未来前景,向最坏处做准备。第三,将相对军事力量视为至关重要的因素。第四,如果真正爆发了战争,民族间就会以敌人的方式来进行战争,这就意味着无限制地使用暴力,因为自我限制只会使自己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在这种行动的逻辑下,民族之间往往会陷入民族安全的困境或民族霸权。

  民族安全困境理论认为,在多民族国家里,民族为了生存和自由追求自我力量的最大化,而自身力量的增强会引发敌对民族的不安,敌对民族也会不断增强自身力量,双方在相互竞争和猜忌中走向安全的困境,乃至冲突。这种安全困境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敌对民族间的害怕和不确定性。害怕是因敌对民族实力的增强一定会给自身带来危害,不确定性是因这种危害何时到来并不确定,也许今天相安无事,但明天便会兵戎相见。在现实社会中,这种由敌对文化造成的民族安全困境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一是国家能力的弱小。在一些能力弱小的国家里,国家不会被视为民族的保护者,各个民族为了生存并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实力以消灭他者,如非洲的刚果、卢旺达等国中发生的事例。二是历史因素的影响。历史上发生过民族冲突的民族之间容易陷入民族安全困境,这种集体记忆容易唤醒民族斗争的意志,如卡塔娜(Katunaric)以历史上是否发生过民族冲突为例将克罗地亚分为不同区域,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历史上发生过冲突的地区会更有可能采取冲突的方式来解决族群矛盾。三是国家巨变的影响。政府的倒台和国家的巨变会造成政府对暴力合法垄断的丧失和秩序的混乱,各民族为了自保会引发冲突,比如苏联解体后的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的冲突。

  以民族安全困境的逻辑,民族霸权是一个民族保持安全的“最佳选择”。民族霸权是指在多民族国家内由一民族以绝对优势控制国家,其他民族处于从属地位的状态。民族霸权者往往以本民族利益出发,制定国家制度,并将本民族的宗教、语言、文字国家化,其他民族只能遵守或被同化。他们有权力同化、奴役乃至杀害其他民族。如土耳其的土耳其人对于库尔德人的统治、卢旺达的胡图族对图西族的屠杀,以及美国历史上对于黑人的奴役和对印第安人的屠杀等等。

  正如霍布斯所述,这种敌对文化往往造成民族间长年不断的战争,且多数民族会被拖入战争的泥潭而不可自拔。这种状况在早期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以及现在一些由于国家能力弱小、民族斗争较为激烈的地区仍然存在,这也是民族屠杀、种族灭绝时有发生的原因。但目前来看,大多数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关系文化已进入了洛克文化阶段。

  (二)洛克的民族竞争文化。

  与霍布斯不同,洛克看到了各民族之间相互承认的现实,即“生命和自由”是各民族的基本权利。各民族间视对方为竞争对手而非敌人。竞争文化对于各民族有着四种意义:第一,无论民族间有什么冲突,他们对待相互的生存权必须持维护现状的态度,即不能进行民族屠杀或种族灭绝。第二,竞争的民族间绝对利益更为重要,即有所得比相对损失更加重要。第三,绝对实力仍然重要,但与敌对文化相比,绝对实力只是确保自身不受攻击或被灭亡,是一种防守力量。第四,如果争端真正导致战争,竞争对手会限制自己的暴力行为。

  这种民族间的竞争性文化,导致民族在相对缓和的环境下进行竞争生存,其中既有民族冲突,也有民族交往交流,其中前者居多。但与霍布斯文化相比,冲突只限于低烈度的状态,民族战争较少,即使发生也会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这时的民族竞争导致的民族冲突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形式。第一是资源竞争带来族群冲突。资源竞争理论认为民族符号是社会竞争的工具之一,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人们会以民族为单位组织起来在社会系统内争夺各种资源,在争夺中滋生冲突。正如边缘少数民族占有丰富资源和主体民族资源分配不均是缅甸民族冲突的重要因素之一,再如围绕着石油等资源的争夺是苏丹、加蓬和伊拉克等国家民族冲突的罪魁祸首。第二是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在一些多民族国家,由于各民族受教育水平、从业技能和经营理念的不平衡、不相同,在市场条件下会造成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使市场沿着民族界线划分,有的民族从事收入高的职业,有的则相反。这种劳动力市场的民族分割往往会造成民族间的冲突。在对64 个国家的数据分析中,克里夫·布朗(Cliff Brown)发现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加剧了民族冲突。第三是生存环境的竞争。现代化带来的人口膨胀和环境变迁,让生活在一定区域内的各民族展开竞争,形成冲突。如在尼日利亚随着国家北部地区干旱、土质沙化严重等生存环境的恶化,致使居住在此的尼日尔人迁移到南部约鲁巴人居住的尼日尔河流域,围绕着生存环境的争夺,民族冲突便在约鲁巴人和尼日尔人之间展开。第四是国家地位的竞争。在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常常会围绕着在国家中的地位展开竞争,若国家能够摆正位置,以中立、包容和差序有别的政策处置,则各民族关系会相对融洽,反之则容易滋生民族冲突,如乌克兰政府将乌克兰族的语言、文化强加于乌东部的俄罗斯族,是其民族冲突的诱因之一。

  然而,民族竞争也并不必然带来民族冲突,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民族竞争也会带来民族冲突的和解和民族间的合作。制度主义强调在一些集体活动中,只依靠单一民族难以实现,这便需要在一定制度的指导下,各个民族进行相互合作。因为这样可以降低抵御威胁的成本,互通信息,减少不确定性,进而取得集体行动的成功。这一点在20 世纪60 年代去殖民化运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各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都能够放下成见,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

  可见,洛克竞争对手的民族关系文化与霍布斯敌人文化相比,去除了一些戾气,充满着对于民族合作的向往。这种向往随着全球化和各民族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似乎变得日益可能,最终趋向于康德文化。

  (三)康德的民族合作文化。

  全球化的冲击使得民族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人类仿佛进入了后民族结构时代。民族之间不再一味地标新立异,而是在相互趋同中共同抵御全球变暖等人类或国家的共同大敌。这也便是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中所阐述的非暴力和团队合作文化,即一种友谊文化。在这种文化影响下,各民族遵循两条规则:一是各民族间不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来解决争端。二是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方威胁,双方将共同作战。这种友谊文化使民族不再担心安全问题,使得民族合作成为常态,其主要原由如下。

  1.民族接触促进民族团结。在霍布斯敌人文化中民族接触的唯一方式便是战争。在洛克竞争对手文化中民族接触虽有增多,但仍要时刻提防对方。而在友谊文化中各民族能放弃芥蒂,以“相逢一笑泯恩仇” 的态度进行多方位接触。随着接触的增多,各民族会通过协商、对话等方式,消除偏见,增进了解,缓解焦虑和产生共情,进而增进民族团结。

  2.民族交往促进民族发展。在霍布斯文化中民族交往考虑的是相对利益,即自身的所得一定要比对方多,只有这样方能确保自身安全。在洛克文化中民族交往注重绝对利益,即只要有所得总比有损失好。而在友谊文化中民族交往更多考虑到的是利益的“雨露均沾”,即以最大限度的实现利益的公平分配,并包含差别性分配,即确保每个少数民族的生存权利和尊严等。

  3.民族互嵌促进民族繁荣。民族繁荣是包含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繁荣,是各个方面嵌入式的繁荣,而这种繁荣不借他山之石是难以独自实现的。在友谊文化中每个民族都彼此真诚合作,在接触、交往中实现各民族的互嵌,在这种互嵌状态中互通有无,共同实现全面繁荣。

  可见,国外民族关系经历了霍布斯敌对、洛克竞争和康德合作的三种文化。这三种文化在国外是相互交织的,共同存在的。西欧等较为发达的现代民族国家大体上属于康德文化,美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大多数国家为洛克文化,一些第三世界的多民族国家为霍布斯文化。国外民族关系文化的分类与西方传统的现代民族国家思想有关,与之相比,中国则有着自身的逻辑。

  三、中国民族关系的家国文化逻辑

  中国现代民族的概念虽来自西方,但其民族关系的思想却古已有之,且自成体系。与国外民族关系的“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的文化不同,中国民族关系文化始终以“兄弟”、“家人”为根本,以“家”及其成员为核心和出发点来构建国家,以“国”为终极目标来统摄各民族,在上下互动中实现各民族“一家亲” 的良性互动。这一点从古至今,一以贯之。

  (一)古代中国:四海之内皆兄弟。

  论及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文化,华夷之辨是难以回避的话题。表面上看封建时期的中国都在强调华裔之别,似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成为定势,孰不知封建时期强调更多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民族兄弟情谊。纵观古代历史,华夷之辨只在少数民族逐鹿中原,华夏文化发生危机时方才提及,而华夷之辨更多的时候是作为一种获取正统的工具,大一统的兄弟情怀才是古代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这种不离不弃的关系文化主要体现在“夷夏之别”的相对性,体现在正统王朝对少数民族的“因俗而治”和少数民族对正统的诉求上。

  1.大一统下的“华夷之别”。“夷夏之辨”作为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族类概念,主张“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夏变夷”和“以夷入夏”。主要包括“夷夏有别”和“夷夏一家”两种理念。“夷夏之别”主要体现在地域分布,生活方式、社会风俗和文化上的差异,重点在文化上的差异,因此才有“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之说。“夷夏一家”是指一种夷夏共生的角度说的,主张夷夏的共同性。第一,夷夏是相同的人性共同体,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第二,夏与夷本为一体。如大禹出于东夷,文王生于西戎。第三,夷夏之人皆为天子臣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封建时期的民族关系文化来看,“夷夏一家”是历史主流,既是正统王朝统治的需要也是少数民族获取正统的文化来源。

  2.因俗而治的传统。因俗而治的名称虽自汉朝时才有,但作为一种整合多民族国家的方式始于夏,后被各朝所沿袭。夏王朝通过松散的诸侯臣服关系将其他部落和部落联盟纳入其范围,后被商所继承,到周时在臣属关系的基础上加入了纳贡关系。秦一统六国后,设“道”来治理北方匈奴、南方百越等少数民族事务。汉承秦制,通过设置边郡因循北方匈奴、西域诸城邦、东北乌桓、沃沮等少数民族的习俗进行“因俗而治”,实行减免赋税,休养生息。两汉以后,中国进入第二次民族大融合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四方民族逐鹿中原,因俗而治政策得到延续。隋唐时期各少数民族建立了阶级社会的政权,如北方的突厥、回纥、吐谷浑,青藏高原的吐蕃等民族,唐在“华夷无别”、“华夷同重”的原则下,以优待、册封、和亲以及因俗而治等方式对少数民族进行治理,在贞观四年到开元元年的百年时间里设置856个羁縻府州,并使其制度化。这一制度被宋所继承,宋亦采取“设置羁糜州、县、洞(峒),推其雄长者为首领,不可尽以中国教法绳治”的政策。而与宋对峙的辽、金、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也推行“胡汉分治”的政策,如辽建立两面官制,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这种二元政治制度被金所沿袭。元以其军事优势结束了宋辽金夏的对峙,再次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虽然他将民族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等,但仍继承了因俗而治的政策,如设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管辖吐蕃地区的西藏事务,设巡检司治理台湾和澎湖,设立羁縻卫所治理西北和北方民族,建立土司制度统辖西南和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和事务。明王朝时涉及民族问题的大政方针由皇帝亲定,具体事务由中央和地方部门负责,设立“羁縻卫所制” 对北方民族事务进行治理,沿袭和完善土司制管理西南民族事务。与明朝不同的是,清在中央设立理藩院以治理蒙、藏、新疆等地区事务,并在地方因俗建立不同的制度来统辖民族事务。例如在蒙古地区建立盟旗制度;在西藏建立“噶夏”地方政府机构,并派驻藏大臣监管行政事务,后实施金瓶掣签制,对达赖、班禅等藏传佛教事务进行管理;采取“以回治回”的政策来治理穆斯林;实行改土归流以辖制相关西南土司。

  3.少数民族政权的正统性诉求。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众多的少数民族政权,为获取统治的正统性,他们纷纷淡化华裔之别,主张夷夏一家,认为夷夏乃为天下各支各脉“皆炎黄之后”。如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匈奴人刘渊即汉王位后,自称为汉高祖刘邦之后;匈奴人赫连勃勃在成为大夏国王后,称自己为大禹之后;后秦的姚苌也自认为是黄帝之后等等。辽王朝统治者认为其为轩辕之后。金虽未沿袭这一做法,但其通过建立“德运之议”,认为金因遵循儒学之礼法,俨然与华夏无异。元时通过树立“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主也”的理念,打破了“内诸夏而外夷狄” 的枷锁,以“道统” 和“君统”的合一来重塑华夷正统的观念。清王朝主张华夷一体,认为“华夷之辨”实乃无稽之谈。

  总之,古代中国是一个复线的中国,既有以中原为中心的汉族文明的中国,也有身处草原、森林和高原等地的少数民族中国。他们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的历史,通过中原与边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互动的历史,实现了以夏变夷,以夷变夏,最后夷夏合流的转变,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兄弟民族关系文化。到了晚清之后,在梁启超、孙中山等志士仁人的奋斗下,中国转型为近代的民族国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建构。

  (二)共和国: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建设。

  国家的起源不仅需要物质财富的积累,更需要合法化的制度来确保。自晚清到新中国的成立,积贫积弱的中国百废待兴,各民族发展状况不一,如何延续大一统以来的民族关系文化是摆在当政者面前的重大任务和考验。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通过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行民族识别、实施相关优惠扶持政策和社会主义改造等措施,将每个民族都纳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实现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局面。

  1.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在制度上保证了各民族一律平等、团结。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主张实行列宁式的民族自决,允许西藏、新疆、青海等地民族自决,独立后再加入中华联邦共和国。后经过长征途中与各少数民族的接触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开始放弃照搬苏联模式,走上了在实践中探索中国民族关系的道路。先后于1932年建立甘肃龙咀子回民苏维埃自治政权 ,1936年建立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1940年建立三边、关中回族乡和城川蒙民自治区等的区、乡自治政权。这些自治政权为以后中国共产党民族自治制度的创立提供了经验。到1945年6月,中国共产党已完全转变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彻底抛弃了联邦制的民族纲领,其标志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所指出的“要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先后于1947 年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并将“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写入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此后这一制度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完善,如“民族区域自治”被写入1954年宪法、1982年宪法(提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国家的正确道路),随后在2001年2月确定民族区域自治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2008年3月又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明确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宪法的形式明确了各民族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并以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相结合的优势,实现了各民族在平等、团结、互助基础上的共同发展,实现了各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局面。

  2.民族身份识别,确保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完整性。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确保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制度秩序,但确定大家庭中的成员到底有多少,具体情况如何,是摆在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面前的难题。如在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中上报的少数民族名称就多达400个。面对这种情况,党和政府在名从主人和科学研究的原则下展开了民族识别工作,最终在1982年实现了对56个民族的识别,完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身份的认定。

  3.政策扶持,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由于历史、资源和自然环境的不同,共和国成立前各民族的发展状况不平衡。据考证,生活在封建地主制度下的有3000万人,生活在奴隶制度和封建农奴制度下的有500万藏族、傣族和大小凉山的彝族民众,生活在原始社会末期的有70余万少数民族。为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国家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民族优惠政策:休养生息的农牧业政策、统收统支的财政政策、重点倾斜的生产力布局政策、赔钱补贴的民族贸易政策等,实践证明这些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地调整民族优惠政策,如双语教育、高考加分制、兴边富民、对口支援和西部大开发等政策,以确保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如2014-2017年,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呈现强劲态势,经济增长速度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全国前列,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新亮点。

  4.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将民族团结一家亲落到灵魂深处。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将各民族团结一家亲提升到各民族灵魂的深处。近几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到重要日程。首先,通过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习近平就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由来、特点、作用以及如何坚持与完善,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强调“取消民族自治制度的这种说法可以休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动摇不得、折腾不起。民族区域自治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源头和根本,许多民族政策都是由此而来、依次而存。这个源头改变了,根本就动摇了,在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关系等问题上就会产生多米诺效应。这些思想认识的厘清,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处理民族关系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其次,提出四个全面的顶层设计,确保各民族的全面发展和共同繁荣。“四个全面”强调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作为一种战略思想的“四个全面”虽没明确指出各民族发展策略,但从中不难看出其题中应有之义: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民族事务治理的现代化;加大民族地区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在全国供给侧改革和精准扶贫政策中,实现各民族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培养具有铁一般意志的民族干部,净化民族地区政治生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和制定新的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等。最后,在“一带一路”战略引导下,进一步推动各民族发展和繁荣,实现跨界民族的良性互动和边疆安全。

  总之,有着五千年民族关系史的中国,从古至今,始终坚持大一统的思想和传统,境内各民族也始终有着对中华民族共有家园的认同,体现了中国民族关系文化的独特逻辑——家人/ 兄弟文化。

  四、结语

  相比之下,国外的三种民族关系文化对于民族合作的影响是一种递增的关系,从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再到康德文化,依次可导致民族冲突、民族竞争和民族合作。目前来看,世界上大多数的多民族国家仍处在洛克竞争文化的阶段,民族冲突与民族合作并存,康德文化下的民族合作目前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表达。中国近代的民族概念虽来自国外,但中国的民族关系文化却是古已有之,与国外最为理想型的康德朋友文化相比,我国的民族关系文化是兄弟文化,是把各民族视为家人的文化,与朋友相比似乎更为亲密、团结。正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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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闫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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