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识精湛,彪炳史册——记一代学术大师李学勤先生
来源:中国民族报 程薇 发布日期:2019-03-10浏览()人次 投稿收藏

李学勤先生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供图

  2019年2月24日,敬爱的李学勤先生惜别了他终身无法忘怀的学术事业,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些天来,我常常在半夜惊醒,在夜澜人静时披衣静坐,始终无法相信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的现实。

  李学勤先生出生于1933年,一生读书治学,精研古史,孜孜不倦,著作等身。先生生前已经出版了40多部学术著作,发表了1000多篇学术论文,取得了令无数学者望尘莫及的学术成就,另外还有200多本读书笔记和众多讲课内容有待整理。先生又是一位卓越的领导者、著名的公众人物,多年来承担着繁重的行政工作。去世之前,他是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名誉理事长。他曾主持了多项重大科研项目,如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出土简帛与古史再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的整理与研究”等。他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在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精心培养了一大批研究生,在社会上普及学术,传播最新的科研成果。

  李学勤先生一生投身于学术事业,学术研究是他的第二生命。对于他一生的学术成就,先生的治丧办公室在发布的讣告中总结说:

  李学勤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和教育家,被学术界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享有崇高的学术威望。他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在多学科领域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引领和推进了中国古代史、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多学科的发展。在甲骨学研究方面,他建立了殷墟甲骨“两系说”的分期理论,发展了“非王卜辞”的研究,并首先鉴识出西周甲骨文,对甲骨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青铜器研究方面,他从“形制、纹饰、铭文、字体、功能、组合和铸造工艺”等方面开展综合性研究,尤其重视新出青铜器资料的考释和研究工作,推进了商周年代学的建立和商周史研究的发展。在战国文字研究方面,他率先提出战国文字“五系说”,推进了这一古文字分支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在简帛研究方面,他参加了马王堆帛书、定县汉简、张家山汉简的整理,并主持了睡虎地秦简、五一广场东汉简等多种珍贵出土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尤其是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收藏、保护、整理和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李学勤先生具有宽广的国际学术视野和高度的理论创新精神,提出了“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等学术主张,倡导开展比较考古学和比较文明史研究、国际汉学研究和重写学术史,在学术界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这一总结十分精当,把李学勤先生一生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些贡献都列举了出来。不过,在简要的总结中,先生治学研究的一些精彩之处难以得到充分展现。仔细回顾李学勤先生一些研究的发展历程,简直如同看一部影视大片,令人直呼过瘾;又像读一部侦探小说,引人入胜。在此,我们想举出李学勤先生研究甲骨、青铜器和简帛的三个经典例子,以见先生治学之一斑,展现先生学术研究的迷人之处。

 一、甲骨学分期研究中的故事

  李学勤先生走上学术道路,是从研究甲骨开始的。熟悉李先生的人都知道,他从小最爱读书,越难懂的书,他越爱读。还在上中学时,他听人说起,中国的学问虽多,但最难的是甲骨文。于是,先生就对甲骨文非常用心,开始自学。在1950年前后,还是一名中学生的李学勤先生,开始坚持利用周末和节假日时间,到北京图书馆阅读甲骨学方面的论著。他以胡厚宣先生《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一书为线索,按图索骥,把里面提到的中外甲骨学成果全部阅读了一遍。有了这样的基础,他对于甲骨学的研究历史、研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了如指掌。

  当时,在甲骨的分期断代方面,影响最大的是董作宾先生的分期断代理论。董作宾先生根据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等十项标准,把长达200多年的甲骨文划分为五期,一直为学术界所服膺。但李学勤先生却看到董氏分期断代理论中存在明显的不足,特别是把从事占卜活动的“贞人”与不同的商王之间直接对应,存在着很大的疏漏。他指出:“卜辞的分类与断代是两个不同的步骤,我们应先根据字体、字形等特征分卜辞为若干类,然后分别判定各类所属时代。同一王世不见得只有一类卜辞,同一类卜辞也不见得属于一个王世”。先生的这一意见,现已成为甲骨学界的普遍共识,可是在20世纪50年代,却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对于甲骨分期理论的改进有了很大推动。当时的李学勤先生,还不过是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小伙。

  李先生当时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指出了甲骨卜辞中存在着“非王卜辞”。过去大家一般认为甲骨是商王占卜的遗留之物,是“王卜辞”,而李先生根据自己对甲骨卜辞的释读,认为有些卜辞应是其他贵族的占卜遗物,李先生将之称为“非王卜辞”,并提出了区别“王卜辞”与“非王卜辞”的一些标准,这在当时也引起了很大讨论。到了1991年,考古工作者在殷墟花园庄东地发现了一个甲骨坑,出土了1583片甲骨(其中有刻辞的达689片)。这批甲骨最大的特点,是占卜的主体是“子”而不是“王”,其内容大多是占卜“子”以及与“子”有关的事情,“子”同时又是卜辞中的主要贞人。于是,李学勤先生关于甲骨文中有“非王卜辞”的观点,在时隔近40年后得到了完美印证。

  与甲骨分期密切相关的,还有妇好墓的年代问题。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殷墟发现了一座未经盗扰的商王室墓葬,出土了大批精美的器物,轰动了海内外。从出土的随葬青铜器等文物可以知道,墓主人是一位叫“妇好”的女性。“妇好”一名见于甲骨文,有数百条之多,可见其地位十分显赫。如果按照传统的甲骨分期断代理论,这些有关妇好的甲骨卜辞分别属于两个时期:一个是一期的商王武丁时期;另一个是四期的商王武乙、文丁时期。那么,此次发现的妇好墓,究竟是属于一期的那位妇好,还是属于四期的那位妇好呢?学术界为此展开了热烈讨论。一些学者主张,妇好墓的墓主人应该是四期的那位妇好。

  李学勤先生仔细研究了妇好墓的考古发现以及甲骨卜辞中的相关记载,指出,妇好墓的墓主人应该是一期的妇好,是武丁的配偶。他还进一步指出,所谓四期的妇好根本就不存在,那些记载了妇好事迹的所谓四期甲骨,其实都属于一期,它们被认定为四期甲骨,是因为以往学者分期断代出现了失误。由于这类卜辞中常见的一个贞人名叫“历”,李先生把这一类卜辞称为“历组卜辞”,认为应该把它们的时代提前,放到一期的甲骨卜辞中去。这又引起了学术界关于历组卜辞的大讨论。

  这场学术讨论持续了很长时间。最初,李学勤先生的意见遭到了多数学者反对。但是李先生经过仔细研究,认为自己的结论是对的,并找到了更多证据。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证据的不断出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支持李先生的观点。如今,妇好墓的时代问题,以及历组卜辞属于一期的观点早已获得了学术界的公认。

  由历组卜辞的分期断代问题出发,李学勤先生又进一步提出了甲骨分期断代的“两系说”。于是,关于甲骨分期断代的新理论又成为了学术界的焦点,并由此推动了甲骨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在李学勤先生的学术生涯中,他后来虽然没有把科研工作的重点放在甲骨学上,但正是他所提出的这些意见,对于甲骨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李先生自己曾总结说:“我在殷墟甲骨分期研究这个课题上,工作前后有40多年,道路的曲折,前进的复杂,迥非我起初所能想见。”他这整个研究的历程,确实充满了戏剧性的故事。

 二、破解“曾国之谜”

  根据文献记载,先秦时期,在今山东一带有一个鄫国,是夏禹的后代,姒姓。公元前567年,鄫国被莒国所灭。鄫国的事迹,在文献中记载并不多。

  北宋时期,在今湖北安陆县出土过两件“曾侯钟”,编钟上有铭文,提到“唯王五十又六祀”,宋代的学者已经指出这是楚惠王56年(公元前433年)。对这一“曾”国,清代学者阮元认为就是山东的“鄫”国,这一意见影响深远,成为学术界的通行观点。但是“曾侯钟”制作于楚惠王56年,当时距离鄫国亡国已有一百多年,怎么还会有鄫国呢?学者们无法回答这一问题。

  此后,有关曾国的铜器还在不断出土。到了1933年,安徽寿县出土了一对“曾姬壶”。从壶的铭文中可以知道,这位曾姬是楚王的夫人,但她却是姬姓,与以往所知鄫国为姒姓显然是不同的。于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刘节先生提出了一个意见,指出历史上曾国应该不止一个,除了山东的鄫国外,还应该有一个姬姓的曾国。这个曾国的地理位置,刘节先生推测它原先位于河南中南部一带,后来南迁到楚地。这是关于曾国认识的一个重要突破。

  到了1966年,在湖北京山县苏家垅出土了具有9个鼎的属于“曾侯仲子游父”的青铜器,事情变得更为扑朔迷离。有学者认为当时有三个曾国,即山东之鄫、河南之曾,以及湖北之曾。随后几年,在湖北随州(当时叫随县)、枣阳和河南南端的新野,又连续出土了许多曾国的青铜器。从这些考古发现来看,与曾国相关的这些器物,其时代可以从春秋初年一直延续到战国前期。有关曾国的历史迷雾越来越重了。

  1978年,湖北随州又有了一个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在城西的擂鼓墩一带发现了曾侯乙的墓葬,出土了包括九鼎八簋以及编钟、盘尊在内的大量精美青铜器,其陪葬器物等级之高、数量之多、制作之精美,完全颠覆了人们对于曾国的印象。曾侯乙是曾国的国君,也就意味着随州一带应该是曾国的都城所在,这就为曾国历史研究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信息。然而,按照文献记载,随州一带是春秋时期随国的所在地,当时的随国是这一区域实力最强的大国,即所谓“汉东诸国,随为大”。可是现在,在随国的核心地区竟然发现了另外一个从未见于记载的曾国青铜器,这显然与文献记载相矛盾。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1978年10月4日,李学勤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曾国之谜》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完全出乎人们意料的观点。

  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李先生首先肯定刘节的说法,认为曾国是一个姬姓诸侯国。但他指出,曾人的活动范围并不像刘节所推测的位于河南中南部一带,而应该主要是在湖北北部的汉水以东,以河南的新野为其北限。在李先生看来,这个曾国实际上不但在《左传》等先秦典籍中有记载,而且相关的记事还很多,只不过在古书里,这个国家的名字不叫作“曾”,而是叫“随”,“曾”和“随”,实际上是一国二名。他还进一步指出,北宋时发现的曾侯钟,是楚惠王为曾侯所做的祭器,当时楚国称霸一时,绝不会轻易给一个小诸侯国如此高的礼遇,但如果这个曾国就是随国的话,这个问题便不难解释了。因为在公元前506年,吴国大军在孙武、伍子胥的指挥下攻入楚国郢都,楚昭王(楚惠王的父亲)仓皇出逃,生命危在旦夕。正是在这关键时刻,随国保护了楚昭王,拒绝把他交给吴人。最终楚昭王在秦军帮助下,恢复了楚国。李先生推测曾侯钟铭文中的曾侯“就是保护了楚昭王的随君的后裔,楚惠王铸编钟来祭享他,正是报德之意”。

  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讨论,一些学者支持李先生的意见,但是更多的人则坚决反对。曾国的历史面貌如何?它与随国究竟是一还是二?这些问题被学者们形象地称为 “曾国之谜”,对它的讨论一直持续不息。李先生也陆续发表了几篇论文,对自己的观点做了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但争论始终存在。幸运的是,持续的考古发现为“曾国之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材料。从2010年开始,湖北的考古工作者在随州的叶家山一带发现了西周早期的曾国墓葬群,出土了众多带有“曾侯”铭文的青铜器。这一重要发现,使得曾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早期,但不少学者仍然主张这个新发现的西周早期的曾国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曾国之间没有直接联系,认为这个西周早期的曾国也并非是姬姓。“曾国之谜”争论中的分歧和僵局依然存在。

  正在此时,一个新发现终于为“曾国之谜”的解决提供了重要证据。

  2009年,湖北考古工作者在随州文峰塔采集到了一件大型编钟,编钟上面有长篇的重要铭文,但因材料长期没有公布,故一直不为学术界所知。到了2014年,这一珍贵材料终于得以发表。从中可以知道,这件编钟的主人是一位名叫“与”的曾侯。曾侯“与”在铭文中回顾了曾国的建国历史。原来,曾国的始封者是南宫适,在西周初年被分封于此,其目的是帮助周朝控制这一广袤的区域。而从其他出土的青铜器中可以知道,南宫氏正好是姬姓。于是这个新发现的西周早期的曾国便可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曾国有机地衔接在一起。更有意思的是,根据曾侯“与”编钟的记载,我们才知道,作为编钟主人的曾侯“与”,正是在吴师入郢时救了楚昭王性命的那位曾国国君,他也因此获得了楚国的善待和丰厚回报。这一史实与随国救楚昭王的故事完全相符。

  有了这一钟铭,曾国的来历问题、曾国与随国为一国的谜团终于都解开了,并获得了学术界的公认。这时,距离从1978年李学勤先生提出“曾国之谜”,已经过去了30多年。

  就在学术界为解开“曾国之谜”举额相庆时,李学勤先生又高屋建瓴地从有关曾国的这些考古发现出发,分析曾国在周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从周武王伐纣开始,南方的问题对于整个周朝的政治和社会形式都有特别重要的影响。周朝在南国地区的发展是以汉水流域为中心的,而在汉水流域,则是以在大洪山地区的随州一带作为中心点。周朝把文王四友之一的南宫适分封到这里,其性质与召公封燕、周公封鲁差不多,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曾国的建立,实际上是周朝经略南国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掌握了这一点,对于理解后来曾国的兴衰和整个周朝的兴衰之间的关系,就会有更新的认识,许多问题也就串起来了。

  于是,李先生的这一重要见解,又把“曾国之谜”的解决以及曾国研究的意义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三、清华简《算表》“ 釮 ”字的破译

  清华简是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内容以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为主,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十多年来,李学勤先生一直主持对清华简的整理、研究与保护工作,取得了大量重要成果。其中,他对清华简《算表》篇中“ 釮”字的考释,不仅揭开了“ 釮”的确切含义,还对探索中国古代数学史的奥秘产生了重要意义。

  清华简《算表》篇收录于清华简第四辑整理报告之中,于2013年整理公布。对于这篇简文的释读,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算表》的全篇简文由21支简组成,每支简上有用朱砂画出的横线,这些朱砂线与竹简的左右两边合在一起,共同形成了一个个的表格,表格里面填写有不同的数字。竹简的上端钻有圆孔,圆孔内还可见到有丝带残留,并有朽烂的丝带粘附在竹简表面,这就告诉我们,这些简上本来系有一条条的长丝带。另外还有一支单独的竹简,上面布满钻孔,钻孔内同样留有丝带的痕迹。

  由于这篇竹简的形制非常特殊,在入藏之初就受到专家们的重视。杨振宁先生来参观时,对于这篇写满了数字的竹简也非常好奇,一再询问李学勤先生这篇简的内容与功能。但是《算表》简的用途,当时并没有人知道。

  为了揭开《算表》简文中的秘密,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决定尽早将它整理出来。著名的简牍学专家李均明教授主要承担了对这篇简文的整理工作。他根据朽烂并粘附在竹简上的丝带等信息,对这篇竹简做了细致的复原。但是,竹简上面有两个奇怪的字“(字形以‘刖’字为原形,‘月’上加‘立’;后文以‘ban’代替本字)”(该字在简文中又写作“刖”)和“釮”字,又成为整理工作中新的“拦路虎”。

  “ban”字的解决相对简单一些,该字在出土的楚简及战国青铜器中已多次出现,学者们也做过很多讨论。李学勤先生本人曾在2002年发表的《释楚度量衡中的“半”》一文中揭开了该字的含义。他指出,此字由“ 月(肉)”“辛”“刀”三部分构成,以“ 辛刀 ”为声,而“ 辛刀 ”字是“辨”字的省形,“辨”字古音与“半”相通,因此“ban”即读为“半”,也就是1/2的意思。在《算表》简文中,1/2也正好与其它数字及运算吻合,因此这个字比较容易就解决了。

  “釮”字则不然。从《算表》中的运算规律可以看出,该字应表示“半”和“半”即1/2与1/2的乘积,也就是1/4,但它到底应该是什么字呢?李先生根据楚简中曾把“缁”写成“ 纟才 ”的例证,认为“ 釮”这个字就是“锱”。但是按照传统的字书,“锱”字是一个表示重量的单位,对它的解释也是五花八门,无法明确判断它是否有1/4的含义。

  于是,李学勤先生利用古代钱币的实物来分析这个问题。在战国时期,秦国通行的货币是“半两”钱,但在出土的秦国钱币中,也有少数“半两”钱上面写的是“两甾”,也就是“两锱”。既然“半两”相当于两锱,那么一锱也自然就是1/4两了。于是,锱有1/4的含义遂得到证明。

  李先生又进一步引用了2007年湖北荆州黄山墓地出土的环权来论证这一观点。黄山墓地的三件环权上,分别刻有“一两”“ban两”“才两”的铭文,而且经过实际测量,它们的实际重量也正好是以一半的比例递减,“ban两”就是半两,而“才两”中的“才”也就是《算表》中的“釮 ”,“才两”一词的出现,证明“才”(“ 釮”)可以作为普通适用的数字。因此,《算表》中的“釮”,也就可以理解为数字意义的1/4,清华简《算表》也因此能被证明是用于普遍运算的数学工具。

  李先生的整个论证过程,令人信服地解释了“锱”就是表示1/4的专用字。不要小看了这个研究,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完全颠覆了人们在中国古代数学史上的一些固有认知。

李学勤先生与部分清华简团队成员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供图

  在清华简《算表》的相关发现之前,人们从传世古书中已经了解到,先秦时期的人们已经有2/3的概念,当时称为“大半”;也有1/3的概念,当时称为“少半”。但是对于先秦时期的人们有没有1/4的概念,研究者们却是不清楚的。李先生对《算表》“锱”字的考释清楚地说明,先秦时期人们已有1/4的认识,而且把1/4称为“锱”,这就极大地弥补了传世文献的缺憾,改写了中国的数学史。

  另外,李先生通过对“锱”的论证也清楚地表明,清华简《算表》是用于普通运算的数学工具,这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先秦数学史的原有认识。《算表》填补了先秦数学文献的空白,不仅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十进制乘法表,而且其数学与计算功能也超过了前几年发现的里耶秦简九九表和古代其他乘法表,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也是相当先进的。

  2010年7月12日,国内的数学史专家汇聚清华大学,对于清华简《算表》篇进行了鉴定。专家们高度评价了李学勤先生对“ban”和“ 釮”二字的释读,一致认为:“这21支竹简不仅具有数字特质,更具有运算功能,是一份实用的运算表”,并充分肯定了它在世界数学史上的意义。前国际数学史学会主席道本周教授也指出:“这一发现意义非凡,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十进制乘法表实物。”《算表》的研究成果被《自然》网络版、《科学美国人》和中央电视台等国内外权威媒体广泛报道。2017年,清华简《算表》还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世界上最早的十进制表格。

  清华简《算表》的科学价值和历史意义已经获得了国内外数学史界的一致认可,获得了巨大的声誉,而我们在惊叹中国古人的高超成就时,不应该忘记李学勤先生、李均明先生等学者为揭示《算表》的奥秘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我们通过以上3个小案例,展示了李学勤先生的学术特点、治学方法和学术贡献。这3个案例只是李先生众多学术成果中微不足道的一些部分,但我们可以从中深深体味到,李学勤先生在学术研究中最擅长将宏观视野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他的文章尽管可能只是对一个字的考订、一个史实的揭示,或者是对一些文物的断代,但这种研究所解决的往往是根本性的问题,对于学术研究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李学勤先生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和体会时,曾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具体研究一个问题,一件文物,目的似乎是狭小的,但不能没有正确的方向,不能没有广阔的眼界。把理论、材料、眼界三方面的修养结合在一起,我们的学术研究才能有所进步。”这一番肺腑之言,值得我们细细地体会。

  李学勤先生还有很多高屋建瓴的理论主张,比如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重写学术史等等,在学术界都有热烈的讨论,并对各个学科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展开讨论了。

  阅读李学勤先生这些充满了智慧的论作,我们不禁深深为他的学术成就所折服。李学勤先生是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一面旗帜,他的学术研究创造了许多的奇迹;他的许多论著,也早已成为学术研究的经典作品,必将被后人所长期学习和借鉴。而先生所提出的各种富有理论高度的见解,也将继续引领人们探索中国古代文明所蕴涵的种种奥秘。

  李先生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成就、他的精神却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愿先生安息!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编辑:常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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