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四川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动力机制
来源:中国民族报 □ 张友 发布日期:2019-04-21浏览()人次 投稿收藏

图1 四川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素禀赋依赖框架

图2 四川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集聚动力机制框架

  区域发展的动力机制是指对区域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力量,以及协调、改善这些力量并使之在区域发展中持续、有序发挥作用的各种因素形成的综合系统,包括这个系统的作用机理和系统内部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影响方式。四川民族地区要实现全面小康,必须摸清并依靠其要素禀赋,集聚内生动力和外部推动力,构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格局。要加大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力度,用新型城镇化不断推进农牧民市民化。要实现城镇与产业的集约化发展,让四川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更加美丽,民主法制不断完善,社会和谐进一步提升,文化软实力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区域综合竞争力不断提升。

  一、摸清要素禀赋

  要素禀赋是四川民族地区自我发展的基础,是四川民族地区区域经济活动主体发生选择行为的直接动因。

  区位条件和自然资源是四川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物质要素,两者可以直接影响四川民族地区的内生劳动生产率,也是四川民族地区产业发展的基础,对产业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可产生直接影响。

  四川民族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带,为多条河流的源头地区,是孕育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东方文明的摇篮之一,是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天然绿色生态屏障,具有丰富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从历史人文角度看,四川民族地区是连接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的重要交通孔道,也是历史上汉、藏、彝等民族实现交往交流交融的桥梁与纽带。在行政区划上,四川民族地区处于甘、青、藏、滇四省(自治区)的接合部,是“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重要通道,也是新时期我国与南亚地区开展贸易交流的重要区域。四川民族地区的发展与稳定不仅事关四川全省大局,而且对西部地区乃至全国都有重要影响。

  四川民族地区资源富集。在甘孜藏族自治州,辽阔的森林、草地是长江水源涵养、水质保护的天然屏障,在维系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生态平衡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有色金属和贵金属品种多、储量大;旅游资源门类齐全,综合性、互补性强。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水能资源可开发量占全国的15%、全省的57%,是国家“西电东送”的重要基地和骨干电源点;矿产资源得天独厚;农业资源丰富,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四川省三大林区、三大牧区之一,安宁河平原被誉为“川南粮仓”;民族文化资源极具魅力和开发潜力。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处我国自然地理垂直地带中两大阶梯之间的过渡地带,是成都平原及长江、黄河上游的绿色生态屏障和生物基因宝库。相比较而言,四川民族地区的工业基础较薄弱,工业门类与资源现状不相符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在要素禀赋中,城镇化水平是现阶段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人力资本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也是四川民族地区区域要素禀赋中最重要的要素。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直接影响着四川民族地区产业的形成。此外,影响四川民族地区发展的要素禀赋还包括资本、技术条件、政策制度等。

  特定的要素禀赋组合决定了四川民族地区的区域分工与发展方向;区域内部存在的要素禀赋差异,也使得各种要素与专业化进一步促成了四川民族地区区域间或区域内的产业转移,并反作用于区域内的要素禀赋。

  二、集聚内生动力

  区域是一个空间概念,经济活动的要素与主体在区域空间的聚集,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聚集力是四川民族地区发展的根本动力,研究聚集力的产生及其作用于区域发展过程的原理和机制,是揭示四川民族地区区域发展规律的有效途径。

  在四川民族地区,聚集力包括要素聚集和生产活动主体的聚集。首先,四川民族地区经济活动主体的聚集是第一性的,经济活动主体通过聚集要素,可以获得分工效应、规模效应、外部效应带来的好处。其次,四川民族地区经济活动主体的选择行为对要素聚集具有决定性作用,聚集过程中要素的流入、流出是区域经济活动主体进行区位选择的结果。最后,四川民族地区要素的聚集是聚集的最终表现形式,要素是经济活动的对象。

  当前,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民营经济开发区、甘孜藏族自治州冷机工业集中区、金阿工业区、九寨沟县旅游业主导区等增长极推动了要素集聚。只有要素集聚创新,才能推动四川民族地区加快发展。

  (一)要发挥增长极的带动作用

  根据增长极(Growth Pole)概念及其相关理论,增长并非出现在所有地方。增长极既可以是经济空间上的某些企业,也可以是地理空间上产业集聚的城镇。增长极是城市与区域的增长中心,增长中心可以向周围地区扩散。将增长极理论用于四川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与扶贫开发,可能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从发展现状来看,四川民族地区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依靠推进新型城镇化来发挥中心城镇的极化作用。加快四川民族地区新型中心城镇建设,运用城镇间双向产业结构调整的极化模式,有助于拉动乡村经济发展。从四川3个民族自治州当前的生产要素流动来看,尤其是从资金、技术以及劳动力要素的流向来看,区域的内聚量小于区域的外流量。这是因为生产要素流动的价格机制在起作用——要素总是由价格较低的地区向较高的地区流动。当前,四川民族地区的城镇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要素所获得的报酬也相对较低,中心城镇以下的乡村企业在工资、技术等方面缺乏竞争优势。

  需要注意的是,极化效应在促进四川民族地区中心城镇发展极点形成、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作用。例如,由于企业过度集中而造成交通拥挤、劳动力不足、环境污染、用水用地紧张等现代“城镇病”的产生。这些现代“城镇病”会损害四川民族地区经济极点早期形成的规模经济。因此,有关部门在对四川民族地区经济极化点进行空间统筹布局时,必须要有超前的预见性。

  当前,可以在四川民族地区寻求有增长潜力的地方进行集中投资开发,支持点上的突破,发挥增长极点的极化效应,使增长极(通常为新型城镇或开发区)不断成长壮大,然后再向片区扩散,带动四川民族地区整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例如,笔者所在的课题组提出的“川藏黄金旅游走廊”,就是基于这一思路而提出的。根据川藏南北环线现状,“川藏黄金旅游走廊”可由48个极点和4个增长极环构成。结合这一思路可以发现,四川省3个民族自治州具有不同的经济引擎。

  甘孜藏族自治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推动力关键在于中心城镇。要大力发展旅游业,推动甘孜州新型城镇化发展。发挥中心城镇的内需极化作用,开创“人往城镇走、钱往城镇流、产业往城镇融、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往城镇聚”的新局面。从空间区域的格局看,甘孜州的经济轴线就是境内的川藏线,川藏线上的中心城镇应以川藏线为主轴向两边扩散,创新构建甘孜州新型城镇化体系和“五位一体”可持续协调发展的社会形态。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推动力在于旅游业。以川藏线为主轴布局区域间城镇交通、通信、能源体系,用新型城镇化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城镇新格局,是阿坝州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必经之路。

  凉山彝族自治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动力是三级城镇,即中心县城、中心小城镇、集中居住乡村体系的有机连接。凉山州具有环境优势,旅游业受季节气候变化的影响较小,可以重点发展小城镇度假、自然观光、农业观光与体验等项目,推动凉山州旅游业发展进入两个极化,即度假旅游业和观光旅游业。

  (二)要发挥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

  创新是区域综合竞争力的核心,也是区域发展的动力。创新带来技术的进步,从而促进产业集聚、产业结构调整,并以多种方式影响区域城镇化的发展与演进。管理创新具有整合和优化各种生产要素并提高其效率、降低区域内部交易成本、发挥科技创新力量的功效,促进经济增长;体制创新则为区域的深层次发展注入强大的制度动力。

  从区域发展的横向比较看,四川民族地区经济实力落后于四川其他地区,但从四川民族地区资源环境、人文环境看,其创新体系构建的潜力却优于四川其他地区。一方面,四川民族地区创新体系的建设是提高区域竞争力的需要,更是四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四川民族地区创新体系建设将促成与创新有关的经济、科技和社会等各个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密切合作,产生一种以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为主的科技提升的整体效应。

  三、用好外部推动力

  外部推动力是促进四川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因素。当一个区域的聚集作用强大时,可以吸引大量的外来资金、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促进区域内部的发展。随着现代通信技术与交通建设的发展,四川民族地区与外界信息交流不断增强,区域外部流入的生产要素影响逐渐加大,成为推动四川民族地区区域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外部推动力对四川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经济发展视角看,能促进四川民族地区现代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产业转移和城镇职能的变迁等;从空间角度看,能促进四川民族地区人口流动和聚集,推动点、线、面空间格局的转变;此外,交互作用的各相关因素又引导了区际间利益平衡、协调等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进程。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的优化,新型城镇化与职能演进,人口的流动与集聚,点、线、面空间结构的变化,城镇或区域增长极辐射带动作用的加强,以及区域合作和区域开发模式的创新,这些都会在四川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表现出来。

  对四川民族地区而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外部推动力主要包括三方面:

  一是区域性网络。四川民族地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要重点建设较为完整的交通体系。高速公路和高等级公路建设要具有预见性;空港规划与建设要满足未来20年的发展需要。区域间交通网络的构建是四川民族地区生产要素流动的必要条件,同时也间接促进了四川民族地区产业集聚与产业集群的形成。交通干线对四川民族地区城镇产业带的形成和双向互动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是四川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保护的必要条件。未来的发展中,四川民族地区区域内主要城镇间交通联系将会更加紧密,并成为要素聚集、流通无障碍的互动轴线。

  二是外来资金投入。当前,外来投资对四川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有很大的提高,不仅促进了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为四川民族地区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还改善了四川民族地区的“软”环境,促进四川民族地区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和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外来投资对四川民族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建立和延伸优势产业链条等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是四川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外部推动力。应加大对外招商引资的力度,创新招商引资的模式。

  三是宏观调控政策。改革开放前,四川民族地区的经济基本是在宏观政策的引导下按计划发展的。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更多地强调宏观调控。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强调用均衡发展解决民生矛盾,用新型城镇化缩小城乡差距,用工农业现代化提升就业质量等等。四川民族地区应抓住这一机遇,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指导下进行科学规划,内生动力与外部推动力并举,推进四川民族地区“五位一体”可持续协调发展,早日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教授、副院长)

(编辑:闫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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