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与中国民族学的繁荣发展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色音 发布日期:2019-05-16浏览()人次 投稿收藏

  摘要: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从此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征程。1980年10月25日,在贵阳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民族学学术研讨会上中国民族学研究会宣告成立。1984年10月,改为中国民族学学会。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民族学学会在民族学界拨乱反正、学科重建、人才培养、学术体系建构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后来中国民族学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民族学学会的学术活动日益增多,学术年会的主题紧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等时代主题和民族学如何进步等学科建设的前沿议题。2018年是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40周年,40年来,以中国民族学学会为代表的民族研究学术团体和学界同仁为中国民族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和学科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中国民族学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要继往开来,把民族学学科的繁荣发展推进到新时代,发表和出版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以助力中国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创新发展。

  一、改革开放后中国民族学学术团体的建立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从此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讲道:“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与之同步,中国的民族学也迎来了学科的新生与春天”[2]。

  在1979年3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民族学这一学科名称重新提出。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精神,民族学的恢复工作开始列入议事日程。”[3]

  1979年5月,在昆明举行的全国民族研究规划会议上,与会有关人士发起成立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筹备,1980年10月25日在贵阳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民族学学术研讨会上中国民族学研究会宣告成立[4]。1984年10月,改为中国民族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1980.10—1984.10)的会长为秋浦,顾问有吴泽霖、黄现璠、李安宅、杨堃、吴文藻、刘咸、杨成志、方国瑜、江应梁、费孝通、李有义等,副会长有马曜等七人[5]。

  中国民族学学会是中国全国性的民族学群众性学术团体,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挂靠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前任会长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郝时远研究员,现任会长为中央民族大学杨圣敏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延中研究员。

  中国民族学学会主办的不定期学术刊物《民族学研究》,已出版13辑,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民族学研究》主要选编历届民族学学术讨论会论文,成为中国民族学的重要学术园地之一。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在我国学术刊物较少,民族学栏目更少的情况下,出版《民族学研究》意义更为重要。

  《民族学通讯》是民族学学会主办的内部刊物,已编辑发行144期。《通讯》的内容主要是通报学会的工作,会员间沟通学术信息。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术信息闭塞的情况下,《通讯》对国外民族学重要学术信息作报道,有选择地刊载前苏联、

  中国民族学学会原有的下设分支机构有:

  1.中国民族学学会汉民族分会

  1994年4月,由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广西大学、广东省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会、广东省汕头史学会、四川省民族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当时称民族研究所)、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广西民族研究所、广东省民族研究所、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等单位筹备发起成立“中国民族学学会汉民族分会”,属群众性学术团体。同年10月,国家民政部社团司正式批准本会成立。本会旨在开展广泛的学术研究,推动汉民族研究活动全面深入开展,为加强民族平等团结,增进中华民族凝聚力,维护国家统一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2.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

  昭君文化高层论坛暨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成立大会于2008年9月7日在呼和浩特昭君大酒店隆重举行。

  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云秀梅,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瑞清,原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格日勒图、奇英成,原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杨斌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民族学学会会长郝时远以及国家民政部、呼和浩特市的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来自内蒙古、北京、湖北、陕西、浙江等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领导干部作了大会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民族学学会会长郝时远在发言中对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并且深刻阐述了研究昭君文化的意义。原自治区党委书记王群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深情地回忆起在内蒙古工作的经历,全面论述了弘扬昭君文化的重要性。

  3.中国民族学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

  中国民族学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成立于1995年10月,系中国民族学学会下属的二级群众性学术团体。分会宗旨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人类学片的摄制和影视人类学理论研究,促进人类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为繁荣我国的学术事业而努力。学会现有个人会员130人,团体会员15家。学会秘书处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4.中国民族学学会回族学会

  中国民族学学会回族学会是经有关部门批准,民政部备案,于1998年9月成立的。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由我国从事回族及其历史文化研究的各民族研究工作者和热心于这一事业的实际工作者共同组成的全国性学术研究团体。全国政协副主席白立忱、著名回族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等为名誉会长,沙明、哈经雄分别担任会长和执行会长并组成了理事会。

  5.中国民族学学会中国民族服饰研究会

  2004年11月成立,中国民族学学会副秘书长杨源任会长。由中国民族学学会和北京服装学院联合主办、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承办的“中国民族服饰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中国民族服饰学术研讨会在北京服装学院举行,“民族服饰博物馆馆藏珍品展”也同时开幕。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领导出席了开幕式,并为“民族服饰博物馆馆藏珍品展”剪彩。本次大会讨论成立了“中国民族服饰研究会”,推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国民族服饰研究会理事会组成人员,针对近年来日益严峻的民族服饰文化遗产保护形势整合了社会各界力量,并以此为平台探讨民族服饰的保护、开发、创新之路。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还就“中国民族服饰文化遗产保护”“中国民族服饰传承与创新”等主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学术研讨。

  中国民族学学会近年来还相继成立了东北亚民族文化研究会、边境民族学专业委员会、民族体育专业委员会、生态民族学专业委员会等分支机构。

  中国民族学学会的会员队伍,是随着我国民族学事业的发展逐步壮大的。1980年10月学会成立之初共有会员200余名,1982年底增加到380余名。至2001年底共有会员965名,其中少数民族会员418名,占全员总数的43.3%,包括回、彝、蒙古、苗、壮、满、白等34个少数民族的民族学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20年来近千名会员中除去病故、调离工作等原因脱离民族学工作者外,实际从事民族学工作者约五六百人。

  20世纪80年代前期,为加强民族学队伍建设,中国民族学学会与中南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学院合作,于1983年9月至11月、1985年4月至6月,在武汉和昆明举办两期民族学讲习班,学员共计140余名,收到很好的效果[6]。中国民族学学会现有单位会员20个,个人会员已达约1500名,分布在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在内的全国各地,有汉、壮、藏、维吾尔、蒙古等40个民族成分。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民族学学会在民族学界拨乱反正、学科重建、人才培养、学术体系建构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后来中国民族学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民族学学会的主要工作和学术活动

  满都尔图先生在《中国民族学学会四年来的工作报告》[7]中讲道:1980年5月,在贵阳举行的首届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上成立中国民族学学会(原名民族学研究会)以来,已整整四年了。四年来,中国民族学学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团体联合会及有关部门的关怀和指导下,在学会广大会员的支持下,做了不少工作。

  根据满都尔图先生的《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8]归纳总结,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民族学学会遵照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学会工作要务实,不要逐名的指示精神,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举办民族学学术讨论会,推动民族学研究工作的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民族学学会共举办了三次学术讨论会:第一次会议以与民族学学科本身有关的问题为中心议题,于1980年10月在贵阳举行,参加会议者223人,收到论文及有关资料共174篇;第二次会议以民族学与现代化建设为中心议题,1982年9月在西宁举行,参加会议者170人,收到论文共158篇;第三次会议以纪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100周年及民族地区有关现实问题的调查研究为中心议题,参加者141人,收到论文共147篇。这三次会议参加者共534人次,收到的论文共497篇,其中已公开发表者将近200篇。可见,这三次讨论会为发展我国的民族学,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第二,主办刊物,为民族学界提供学术平台。

  由中国民族学学会编的不定期辑刊已出七辑,共收入论文170余篇,170余万字,其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基础理论,我国少数民族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领主制社会形态,婚姻家庭、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研究探讨,对我国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调查研究,等等。此外,学会还编印不定期的内部刊物——《民族学通讯》,已出40期,40余万字,主要刊载学术动态和工作通讯。

  第三,开展中外学术交流,促进我国民族学的发展。

  在国内学术交流方面,除上述的召开学术讨论会、主办学术刊物外,学会还同三十多个有关科研、教学单位,学术团体和杂志社建立学术联系,相互交换资料,互通情报。在与国外民族学界的学术交流方面,学会负责人秋浦、林耀华、马曜、谷苞、梁钊韬等同志多次接待国外有关学者,进行学术交流。1983年8月,我国第一次派出代表团参加第十一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受到各国代表的热烈欢迎和关注,中国民族学学会会长秋浦、副会长胡庆钧同志参加代表团,进行学术交流。

  第四,举办民族学讲习班,培训民族学干部,普及民族学知识。

  1983年9至12月间,中国民族学学会与中南民族学院联合主办了第一期民族学讲习班,来自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的66名学员,他们由20个民族的专业和业余民族学工作者组成。在这次讨论会上,有将近20名第一期讲习班的学员提供论文或参加会议。通过实践,学界同仁一致认为举办民族学讲习班,是培养民族学干部队伍、普及民族学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

  第五,发展学会会员,发展壮大民族学工作者队伍。

  1980年10月中国民族学学会会员不到300名,至1982年底增加到358名,截至1984年9月,会员总数达548名,比学会成立时增加将近一倍。在548名会员中,男会员475名,女会员73名。这些会员包括汉、蒙古、满、朝鲜、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锡伯、土、撒拉、回、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彝、纳西、白、傣、藏、苗、布依、侗、壮、瑶、水、黎、土家、畲等民族的成员。着眼于民族学知识的普及,发现和培养民族学专业人才,中国民族学学会吸收了一批业余民族学爱好者,他们中的大部分在民族工作部门或民族地区工作,或本人出身于少数民族。实践证明,邀请他们加入学会,参加学会的活动,对于普及民族学知识,提高民族工作干部的业务理论素质是有积极意义的。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民族学学会的工作,是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开展的。通过几年的实践,学会秘书处[9]有如下几点体会:

  第一,学会是群众性学术团体,其工作应面向广大会员。

  几年来学会的一切工作都面向广大会员,尽量给他们的学术活动以支持和提供方便。每次学术讨论会的中心议题,都首先在广大会员中酝酿;会议代表的产生坚持以提供论文为条件;《民族学研究》优先选用会员的文章,以激发专业和业余民族学工作者的积极性。

  第二,要办好学会,其主要负责人要亲自过问学会的工作,不能只挂名不务实,要有热心为学会工作的班子。

  几年来学会的重要工作都由在京的会长和副会长直接过问,外地的副会长也通过信函联系关心学会的工作。学会的重要文件由学会的主要负责人草拟,重要活动由他们主持拟定方案。学会工作人员从秘书长、副秘书长到秘书,都是兼职的,他们尽管本职工作都比较繁忙,但都热心于学会的工作。他们分工合作,分别处理学会的日常事务,主持编辑《民族学研究》和《民族学通讯》,发展会员,与广大会员联系以及分发材料等。每次编一辑《民族学研究》,审阅近百万字稿件,从选稿到定稿,花费相当多的精力和时间。每举办一次学术讨论会,主持和参加筹备工作者断断续续花去几个月的时间。这些工作对于个人的本职业务多少都会有影响。

  第三,开展学术交流,办好学术刊物,是学会工作的核心。

  学会作为群众性学术团体,其主要任务是开展学术活动,促进本学科的繁荣发展。中国民族学学会成立初期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学术讨论和编辑出版学术刊物上。学会根据发展我国民族学实践的需要,确定中心议题组织学术讨论会,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前两次讨论会在民族学的基本理论和民族学应该为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服务等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认识,从而为在我国大力开展民族学研究,完成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开创民族学研究的新局面,发挥了积极的影响。《民族学研究》不仅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而且在国外民族学界也受到好评,《苏联民族学》1983年第5期题为《评中国学者论民族学研究对象》的评论文章,即是明显的一例。

  第四,为了更好地推动我国民族学的发展,学会有必要拟定一个发展本学科的长远设想。

  1981年7月,中国民族学学会在昆明召开座谈会,在充分酝酿讨论的基础上拟定了《关于发展我国民族学的初步设想》,共分专著、资料、工具书、形象化科学记录、通俗读物、译著、刊物等七个方面。在民族学研究正在大力开展的时候,拟定一个切实可行的长远设想,是必要的,它可以增强民族学研究工作的计划性和主动性,避免或减少盲目性,为有关部门提供参考。

  第五,民族学学术讨论会在民族地区召开,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方面,使与会的民族学工作者通过会议期间的接触或对附近民族地区的考察访问,增强感性认识;另一方面,还可望为推动当地的民族学研究发生积极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民族学学会最为重视的工作是民族学如何更好地为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服务,适应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力图摸索出立足于本学科,使民族学与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确路子。

  改革开放后我国与国外的交流互动日益频繁,民族学界也逐步和国外学术界建立了联系。民族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民族学研究除了适应各国的需要和体现各国的特点外,还有许多共同的理论问题需要探讨。中国民族学学会本应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加强与国外民族学界的联系,交换资料,人员互访,尤其需要派人出国考察访问,积累国外民族学资料,批判地吸取国外民族学的有益成果,以促进我国民族学的发展。但由于各种原因,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民族学学会几乎还没有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民族学学会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理事和会员,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来访学者,外出到一些国家讲学或考察访问,和国外同行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1988年,学会会长和几位理事,参加了第十二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学会还通过《民族学通讯》,介绍国外民族学研究动态,向会员传递信息。”[10]

  同时,中国民族学学会主办的《民族学研究》开始受到国外学界的关注。据了解,《民族学研究》在国外和香港地区都有一定影响,日本、美国、苏联、南斯拉夫的一些图书馆和大学,收藏有这个刊物,日本和我国香港地区的书店经销过这个辑刊[11]。

  到了20世纪末,中国民族学学会开始关注如何面向21世纪的前瞻性问题,组织召开了相关主题的学术座谈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资助、于1994年5月14日召开的题为“中国民族学如何面向21世纪”[12]的在京部分中青年民族学学者学术座谈会,这是国内学术界研讨本学科如何面向新世纪的最早的学术活动之一。

  何星亮研究员在《中国民族学如何面向21世纪——中国民族学学会大连会议纪要》[13]中写道,此次讨论会的主题是“中国民族学如何面向21世纪?”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如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中国民族学学科与理论体系;(2)在新形势下民族学如何研究和解决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理论问题与实际问题;(3)如何培养中国民族学跨世纪教学和科研人才。与会代表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踊跃发言,各抒己见,就以上三个问题分别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次会议提出了今后中国民族学的任务和目标,它对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他还强调指出:“培养大批中国民族学跨世纪的教学和科研人才,是使中国民族学在21世纪能得到迅速发展和完善的前提。一些学者指出,目前中国民族学界35岁—45岁的优秀科研和教学人才少,应强化人才意识,创造人才成长的环境;鼓励中青年敢于提出不同意见,鼓励他们在学术上超老一代;搞好梯队建设,处理好老、中、青的关系,消除阻碍人才成长、培养的各种因素,有意识地培养新一代学术带头人;加强宣传优秀中青年民族学工作者。有的学者还建议,设立以著名民族学家命名的奖励基金,以促进民族学专业人才的选拔和培养。”[14]

  夏之乾先生在《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1997年11月10日)中讲道:“下一届理事会将是一届跨世纪的理事会,任务更加繁重。希望与会同志利用此次到会的机会,积极献计献策,群策群力,把我们学会的工作顺利推向21世纪。”[15]

  三、21世纪中国民族学学会的创新发展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民族学学会的学术活动日益增多。由中国民族学学会、兰州大学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联合召开的兰州·2001年民族学学术研讨会于2001年7月16日至18日在兰州大学举行。来自北京、甘肃、新疆、陕西、宁夏、青海、内蒙古、辽宁、四川、云南、湖北、湖南、广东、江苏、河北、广西等16个省、市、自治区,包括汉、蒙古、藏、回、维吾尔、哈萨克、撒拉、裕固、达斡尔、壮、土家、苗、傣、傈僳等14个民族的7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当时的中国民族学学会会长宋蜀华致开幕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郝时远在开幕式上讲话。常务副会长满都尔图主持闭幕式,副会长李绍明作了会议总结。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主任、新疆大学副校长吴福环,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马启成主持各次讨论会。开幕式前,举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揭牌仪式,与会专家学者对此表示衷心祝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的30多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列席会议。会议收到论文44篇,29位与会者作了大会发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着“西部大开发与民族学面临的任务”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发言者一致强调在西部大开发中吸取中外历史上的教训,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在多民族地区保护和开发人文资源,使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相调适,与时俱进的重要性[16]。与会者并且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学在应用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积累了相当的经验。现在要进一步树立参与意识,以高度的热情和积极努力发挥本学科所长,作好西部开发中的应用性研究,拿出更多更好的成果,以不辱时代赋予的使命,为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学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17]此次研讨会上,有学者对21世纪头五年我国民族学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和预测:1.随着我国民族及民族关系的变化,急需对民族及民族关系的现状进行研究,因此民族学研究正在发生着由研究民族及民族关系的历史为主向研究民族及民族关系的现实为主的转变;2.由于汉族已纳入民族学研究的视野,汉族及其与少数民族的互动关系将在民族学研究中得到加强;3.民族学研究的发展和学术意识的增强,将有力地克服其“泛化”现象,使自己特有的视角、方法、概念、学科体系更为明确,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作用和意义会更加凸显;4.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学术视野的开阔,民族学将与其他学科(包括某些自然科学)有更多的交叉与渗透,由此必然会有一批新的分支学科出现;5.民族学研究的国际化和本土化将呈现相互统一的趋势。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学术视角、学术规范、研究方法上不断地吸收和借鉴外国的民族学成果,并“走出去、请进来”,努力扩大与国外的交流与对话,这是国际化的一面;另一方面我们立足于自己的国情,对国内民族进行了大量的富有特色的研究,这是本土化的一面。这两方面相互统一的趋势将会在今后进一步加强[18]。

  中国民族学学会第六届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7月16日至19日在湖北西部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恩施市举行。这次会议由中国民族学学会、湖北民族学院和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的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会议的主题是“民族学与21世纪”。与会的专家、学者共110多人,分别来自全国各教学及研究机构。

  研讨会共收到论文52篇,会议分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两种形式进行。从内容来看,会议论文可分为三大类:一是民族文化的保护、开发与利用;二是民族学研究的回顾与学科建设;三是民族社会、宗教与文化研究。会议期间,理事会根据学会章程进行了换届选举工作。经各省、市、自治区有关单位推举,组成了第六届理事会。在第六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了理事会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和秘书长,并聘请了顾问。

  2010年10月29日至30日,由中国民族学学会主办、中南民族大学承办的中国民族学学会第七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学术研讨会在中南民族大学学术交流中心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省区的218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何星亮作了理事会工作报告,汇报了学会自2002年第6届理事会成立以来的财务管理、学术活动等情况。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中国民族学学会成立30周年的庆祝仪式。10月29日下午和30日上午,大会就“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复兴”进行研讨。所有与会成员分为四个小组,每组有四场报告会,大家就不同的议题发言。

  中国民族学学会2013年学术年会暨“文化交流与中华民族繁荣发展”学术研讨会在银川举行,区内外七十多名专家、学者和五十多名该领域的研究生参会。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对民族文化以及不同民族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次年会由中国民族学学会和宁夏大学主办。研讨会设有三个学术专题,专家、学者们对民族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2014年10月25日至27日,由中国民族学学会和内蒙古师范大学联合主办,内蒙古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协办的中国民族学学会2014年学术年会暨“经济社会发展与民族文化变迁”学术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召开。本次学术年会的主题为“经济社会发展与民族文化变迁”,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科研单位的100余名代表参会,总共进行了12个单元的讨论,5位著名专家作了主题演讲,85位发言人和13位评论者作了发言。中国民族学学会色音秘书长主持开幕式,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中国民族学学会会长郝时远研究员就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作主题报告。国家民委原副主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明甫先生指出,实践证明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要在坚持我们自己道路的基础上,巩固、完善、发展和创新我国的民族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张昌东先生提出,学界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围绕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民族文化变迁的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国务院参事、中国民族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何星亮研究员从心理的角度探讨了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与观念变迁的关系。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根据历史和逻辑的演进分析了中国近代以来的身份设计。内蒙古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包玉山教授从现代畜牧业发展所导致的草原生态空前恶化和牧民收入连续下降的现实出发,主张保护和恢复游牧生产方式,这种回归是蒙古族文化自觉、文化恢复和文化重建的一部分。

  为了鼓励在校研究生关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培养民族学人类学未来人才,并为在校研究生提供学术交流平台,在中国民族学学会2014年学术年会期间还举办了中国民族学学会研究生论坛,来自全国各地的近四十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围绕“经济与社会发展”“婚嫁民族文化”“变迁中的民族文化”“旅游与休闲文化”“宗教、宗族与社团组织”“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探索”六个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中国民族学学会色音秘书长在总结发言中指出,这是一次积极探索和真诚沟通的会议,是民族学、人类学界对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很好的响应,研讨会上达成的共识必将推动民族学界进一步深入学习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和民族学研究的进程。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2018年9月22日至23日,中国民族学学会2018年学术年会在西北民族大学召开。会议由中国民族学学会主办,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科学研究院、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研究中心承办。会议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新时代民族地区发展”为主题,来自国内的近三百名专家、学者就如何在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关键时期,推动新时代民族地区的发展展开交流。校长赵德安教授出席大会,副校长何烨主持会议。中国社会科学网以“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将民族学繁荣发展推向新时代”[19]为题详细报道了此次学术年会。

  在2016年中国民族学学会高层论坛论文集基础上编写的《民族学如何进步》[20]一书于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正式出版,中国民族学学会前任会长郝时远研究员、现任会长杨圣敏教授、执行会长王延中研究员的最新学术论文收录其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族学如何进步》一书是中国民族学学会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献礼的厚重学术成果。

  中国民族学学会现任会长杨圣敏教授在《民族学如何进步——对学科发展道路的几点看法》一文中提出:“在国际民族学界普遍开展的反思中,对我们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时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探讨中国经验,总结中国学界的研究,创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派的时机和时代已经到了。”[21]中国民族学学会执行会长王延中研究员在《民族学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强调指出:“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中,民族现象的复杂性、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民族研究的时代性,为民族学研究提供了丰沃的土壤,民族学人适应时代呼唤,响应国家需要,在调查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政策咨询、学术交流等领域辛勤耕耘,产出了很多有影响的重大成果,为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民族学已经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专业领域之一,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讲话中提出大力发展的重要学科之一。”[22]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民族学学会学术年会的主题紧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等时代主题及民族学如何进步等学科建设前沿议题。

  2018年是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40周年。40年来,以中国民族学学会为代表的民族研究学术团体和学界同仁为中国民族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和学科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中国民族学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当前,我们已进入新时代,这对当前民族学学科的繁荣与发展提出了更高更多的要求和目标,民族学学科的发展繁荣面临重要机遇期。我们要把民族学学科的繁荣发展推进到新时代,发表和出版大量的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以助力中国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创新发展。我相信,中国民族学学会在新时代,必将担当新的使命,为中国民族学的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建设起到积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18日)[EB/OL].http://www.chinanews.com/gn/2018/12-18/870541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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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来源:《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

(编辑:闫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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