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自治州经济发展路径探讨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杨玉文 刘大志 发布日期:2019-05-22浏览()人次 投稿收藏

  摘要:选择符合本区域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路径并努力改善其发展条件,是少数民族自治州获得持续强劲的动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前提。根据民族特点、区域特点、发展依托、所属主体功能区、发展机制等五个维度,将少数民族自治州分为五类经济发展类型。进而总结和概括了5种符合不同类型区域要素禀赋条件和发展环境特征,能使比较优势得以动态强化和发挥,比较劣势得以弱化和转换,约束条件得以缓解的典型经济发展路径。

  我国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超过少数民族总人口总数的70%,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64%左右。当前,我国已经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和120个自治县(旗),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事关我国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大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水平的现实需要,是我国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作为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难点和短板,民族地区采取有效途径和形式促进其经济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少数民族自治州典型研究区域的选择

  目前,全国有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分别归属云南、贵州、青海、新疆、吉林等九个省区。本文抽取上述地区的7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作为样本,如表1所示。

  延边州是东北地区的唯一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属边境开放地区,被国家确定为民族自治地区改革开放试验区,是国务院批准的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的东部地区;伊犁州是全国唯一一个副省级自治州,又是唯一一个既辖地区、又辖县市的自治州,西部紧邻欧亚国家哈萨克斯坦,这里有中国陆路最大的通商口岸,对外贸易活跃;玉树州是青海省第一个、全国第二个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州,是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中主体民族比例最高、海拔最高、人均占有面积最大、生态位置最重要的一个自治州;甘南州是全国十个藏族自治州之一,旅游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红河州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是云南省第四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和部分社会经济指标均居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前列,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红河模式”;甘孜州是四川省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之一,也是四川最大的藏区,全州植物和矿产资源丰富,是四川省主要的药材产区和重要的药源宝库,同时也是我国重要的成矿区域之一;黔东南州是苗族侗族聚居较集中的民族自治地方,该地区能源、矿产、生物和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业蓬勃发展、基础设施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社会事业健康发展。鉴于此,本文选择了上述七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作为样本。

  二、少数民族自治州经济发展类型划分

  少数民族自治州特点差异性极大,在科学发展的总体框架和发展原则下,不可能以统一、单一的发展模式进行突破。必须要以与主流发展路径“兼容”、对主流发展成果“共享”的基本理念来进行分别的路径选择和探索。因此,根据现有的民族地区发展局面和发展基础,以及未来的潜在空间和发展动力,对其发展演进框架进行“类型”区分,是民族自治州理清局面、选择路径的必然之选。根据各少数民族自治州的民族特点、区域特点、发展依托、所属主体功能区、发展机制等五个维度,可将上述少数民族自治州划归为五类经济发展类型,如表2所示。

  三、少数民族自治州经济发展路径分析

  合理的经济发展路径应该符合区域区位、空间、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的整体特征,以人为本、代价最小且经济、社会、自然相协调的发展。

  (一)人力资本驱动,内生发展路径

  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代表,其特征表现为:

  1.人力资本驱动力强。据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延边州每万人中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594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7倍,全州中专毕业生和中级以上知识分子占人口的比例均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延边州充分利用朝鲜族特有的人缘和地缘优势,把劳务经济作为主导产业进行培育和扶持,提供“一站式”服务,积极引导城市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进行劳务输出,1996年境外汇入劳务资金首次超过了延边地区当年的财政收人,1999年至2003年,境外汇款年均增长速度为157.7%。相比于其他民族地区脆弱的文化生存状态而言,延边州人力资本驱动效应十分突出。

  2.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脱钩。人口输出带来了资金净流入,引入了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支撑了延边州强有力的内需,使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直遥居30个自治州的首位,形成了强消费弱生产型经济模式,及相应的倒梯形产业结构,延边州摒弃了传统工业化和城市化路径,因而生态得到保持,社会得到进步,人口得到提升。
3.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延边州经济发展迅速,首府延吉市已成为2005-2007年度全国百强县(市)和2006年度东北十强县(市),2013年第五次荣膺全国百强县(市),位居第69位,名次晋升9位,成为竞争力等级、富裕程度、绿色指数均为最高级的全国35个县(市)之一。

  (二)开放带动,临边外向型发展路径

  地理优势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先决条件,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为代表,其特征表现为:

  1.地缘优势附加交通运输优势。地缘优势和交通便利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必要条件。伊犁州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坚实基础是其地缘优势、区位优势、口岸优势、人文优势和资源优势。全州边境线长2000多公里,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等国接壤,沿边有霍尔果斯、巴克图、吉木乃等8个国家一类口岸,其中霍尔果斯口岸是西北地区最大的公路口岸。2011年中哈第二条铁路正式开通,使伊犁州成为新亚欧大陆桥上的重要枢纽,同时为伊犁州进入中亚和欧洲市场提供了国际大通道的交通便利条件,为伊犁州外向型经济加快发展创造了交通运输新优势。

  2.背靠国家战略发挥政策优势。借力“丝绸之路”战略,定位于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枢纽站,伊犁州致力打造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 “中哈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快速推进口岸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构筑起功能完善、产业配套、物流通畅、人流便捷的向西开放示范区。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扶持,国家对霍尔果斯经济特区的创办、发展、建设给予财政金融支持,其中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支持政策、税收优惠政策、价格优惠政策、关税优惠政策、土地政策倾斜、投资基金支持政策、科技成果转化的股权激励政策、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交通设施建设支持政策等十个方面的扶持政策,为伊犁州打造了外向型经济加快发展的优惠政策高地。

  3.外向型经济强力助推地方发展。伊犁州出口额保持在较高水平(如表3所示),尤其是中哈第二条铁路正式开通后,增速提高到了19.5%和56.7%,外向型经济体现出蓬勃生机,从2011年起,其财政收入开始位居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的首位。根据表4的数据,计算得到伊犁州的进出口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0.952521,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性,回归方程如下:

  GDP=12.979×MX+2×106  (MX代表进出口额)    (1)

  式(1)表明,伊犁州进出口每增长1万美元,其GDP将增长12.979万元。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伊犁州地区经济的发展。

  (三)产业拉动,四化联动发展路径

  产业拉动,四化联动模式是指以产业拉动为基础,通过实施新型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城镇化和基础设施现代化的四化联动方式,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为代表,其主要特征表现为:

  1.以工业园区为载体做大做强支柱产业。红河州工业园区成立以来,园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建设的同时,坚持“依靠大资源、大集团,建设大项目”的发展方针,引进战略性投资,大力实施项目带动发展战略,推进重点产业建设,先期重点引进云南省10大企业集团投资入驻,进而形成了卷烟及配套产业、冶金及新材料产业、新型煤化工产业、电力和生物资源开发创新产业等五大支柱产业,五大支柱产业实现工业增加值占全州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90%以上,占全部工业的比重达70%以上,全州产业集群发展的态势逐步显现,使工业发展后劲和发展质量得到增强,为服务产业发展创造了空间,并进一步推动了品牌效应的扩展,截至2011年,全州工业行业共拥有中国名牌产品4个、云南省名牌产品18个;中国驰名商标4个,云南省著名商标94个。

  2.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并重以求发展的可持续性。新型工业化要求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含量高、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为节能降耗,红河州淘汰大批落后高耗能企业,引进大型企业和科技先进低耗能企业发展新型工业。红河州大量淘汰电力行业、水泥行业、钢铁行业、黄磷行业、焦炭行业、铁合金等行业落后产能。创建成科技部国家锡基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云南省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锡产业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个旧市创建成工信部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示范基地。目前,全州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1个,高新技术企业15户,省级企业技术中心7个,州级企业技术中心10个。这些以科技为前提的技术更新改造,极大地提高了红河州工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和深加工能力,促进了产业链的延伸,为红河州工业品牌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四化联动带动全州协调发展。以工业化为着力点,与城镇化互促,联动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基础设施现代化,红河州基本实现了“两化互动、四化联动”良性发展。首先,以产城一体为重点,加快推进城镇化。推进全州工业园区的建设规划中,明确到2020年全州13县(市)都建成工业园区,呈现工业园区与城镇化互相促进的局面;其次,以城乡统筹为重点,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建设。红河州的具体做法包括培育主导产业,优化农业区域布局,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龙头,搞活农产品流通,发展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强化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科技支撑;最后,联动推进基础设施现代化。按照“先筑巢后引凤、一次性规划、分期建设”的要求,强化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提升园区基础条件,打造一流环境。随着工业园区的发展,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已经具备了承接先进技术、资本和产业转移的条件和能力,为园区经济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四)扶贫开发,特色产业优先发展路径

  “十二五”期间,以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点状发展为原则,国家对西部民族地区中限制开发的天然林保护及生态多样化地区、重要水源涵养及水源补给区和水土流失严重、沙漠化、石漠化等区域逐步放开,并因地制宜地发展资源环境可承载的特色产业,其主要代表地区有甘南藏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1.充分利用和开发本地特色自然资源。甘南藏族自治州是甘肃省最贫困的州市之一,2010年被国家列为扶贫攻坚区。甘南州地理区位决定了这里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其旅游资源丰富,有国家级旅游景区14个,国家级森林公园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个。为实现保护生态与脱贫致富的双重目标,甘南州提出“旅游兴州”战略和建设“旅游甘南”的目标,2009年以来,州财政每年列入预算旅游发展资金500万元,州发改委列入旅游项目补助资金200万元,各县市财政投入旅游发展资金不少于180万元,5年来,组织实施旅游景区基础设施项目218个,总投资38.85亿元。2009年,甘南州旅游收入3.1亿元,占当年GDP的5%,到2013年旅游业收入达17.4亿元,是2009年的5.6倍,占当年GDP的16%,有效推动了第三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三次产业产值比达到22.3:26.2:51.4,实现了契合限制开发区特征的倒梯度结构。旅游业促进甘南州经济蓬勃发展,逐步迈向生态保护和经济建设的双赢目标。

  2.深度挖掘本地特色人文生态资源。甘孜州民族文化优势十分明显,该州是我国历史上早期民族频繁迁徙的“民族走廊”的腹心带,又是内地通往西藏的交通枢纽和藏汉贸易的主要集散地,是“茶马互市”的中心,具有自身多元性文化历史印记的鲜明地域特征。甘孜州围绕建设中国人文生态旅游第一州这一目标,大力整合人文生态资源,提升旅游资源的内涵,增加旅游精品线路,使各种景点之间形成有机联系,满足不同游客的差别化需求。建设了中国情歌城和古碉、藏寨、美人谷旅游区、大海螺沟冰川森林旅游区、以德格为中心的康巴文化旅游区以及稻城亚丁香格里拉自然生态旅游区,并将这些旅游区作为全州旅游景区开发建设的重点突破口,同时构筑了香格里拉旅游精品环线、康巴文化旅游环线、自然生态康巴文化风情旅游环线三大环线。2013年,甘孜州旅游业收入63.25亿元,占当年GDP的31.43%,确立了旅游业的支柱产业地位。

  3.特色产业与三次产业融合发展。黔东南州将旅游产业作为其扶贫开发的主要支柱产业,发展旅游解决贫困问题,已见明显效果。2013年,黔东南州旅游产业总收入254.48亿元,占当年全州GDP43.5%,对第三产业产值贡献率达86.7%,全州形成了19.1:30.7:50.1的三次产业结构。为了进一步突出旅游产业的带动作用,黔东南州积极推进旅游与第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在旅游与第一产业的融合发展方面,主要是结合州内村落、林区、水库等生态环境优势、乡土文化优势,重点推进旅游业与农业、林业、水利等相关产业的融合。在与第二产业的融合方面,主要是加强旅游商品的研发与生产,改善银饰、刺绣、竹编等传统工艺品的花色品种和加工水平,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在旅游与第三产业融合方面,主要是推进旅游与会展节庆、文化产业、体育健身、信息通讯等领域的融合,提高旅游的综合效应。

  (五)生态移民,保护性开发路径

  该模式以玉树藏族自治州为典型代表,玉树州被称为“人类生命的禁区”和“地球第三极”。

  1.环境脆弱不宜居。玉树州生态脆弱,作为基础产业的畜牧业也日显颓势,牲畜出栏率及畜产品供给能力下降,畜产品成本及畜产品价格上升直接影响到人民的日常生活。囿于环境、资金、人才等因素,玉树州至今没有畜牧业龙头企业,第二产业举步维艰。因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地方也无法大力发展工业。缺乏第二产业的支撑,加之自然、经济条件不利,第三产业发育不健全。玉树州平均海拔4100米,由于海拔高空气含氧量低等原因,玉树地区劳动力衰减较严重。加之气温冷暖悬殊,且冷季长达7-8个月,致使当地生产生活条件较为恶劣。

  2.矿产和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玉树州富有矿产资源及野生动植物资源。其金、银、铜等矿物资源达40多种,矿点260余处,储量超300亿吨。另外,其动物种类药材80余种,中药材910余种。山涧丛林中,栖息着各种珍禽异兽,主要有野牦牛、野驴、藏羚羊、岩羊、黄羊、白唇鹿、马鹿、金钱豹、雪豹、猞猁、棕熊和珍禽黑颈鹤、马鸡、雪鸡等。

  3.生态移民加保护性开发成为有效发展模式。玉树州地方财政收入微乎其微,95%以上依靠财政补助。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公用经费的支出甚至远高于省内其他地区。而为了三江源生态环境的保护,州内资源开发项目基本叫停,地方财政几近枯竭。可见,生态移民理当成为玉树州的明智选择。通过三江源生态移民,既可改善当地牧民生存环境,亦可实现三江源生态环境治理之效。

  四、结论

  少数民族自治州经济发展条件存在着客观差异,在发展目标设定和发展路径选择上必须符合自身特点。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地理环境、自然秉赋、人文背景等方面的重大差异,决定了少数民族自治州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市场结构、生产方式、核心产业等方面也应各有特色,其经济增长路径必须与自身增长要素禀赋条件和发展环境相匹配,才能使得比较优势得以动态强化和发挥,比较劣势得以弱化和转换,约束条件得以缓解,才能在未来的发展中获得持续强劲的动能。

  (作者系 大连民族大学教授、博士)

  文章原载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编辑:闫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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