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深入挖掘高原丝绸之路历史遗产
来源:中国民族报 □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 张云 发布日期:2019-06-19浏览()人次 投稿收藏

  高原丝绸之路及其历史文化遗产蕴含着宝贵的丝路精神、深邃的东方智慧,值得深入发掘、继承和发扬。

  汉武帝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39年—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曾在大夏(巴克特利亚,位于今阿富汗北部)见到从中国四川贩运去的蜀布、邛竹杖,表明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已进入南亚、中亚地区。丝绸之路由此进入人们的视野,它本身就围绕或者可能穿过西藏高原。

  从2005年到2014年,中国考古学者在西藏阿里地区发现了黄金面具、有汉字“王侯”的禽兽纹丝绸织锦、茶叶、饰花玛瑙天珠、青铜器等。这些1800年前的文物既反映了该地区与中国内地及新疆地区之间的密切联系,也体现出与印度、尼泊尔和中亚地区的交流痕迹。在尼泊尔木斯塘萨木宗墓地,美国考古学者也发现了来自中国内地的丝绸和来自印度河上游、中亚地区的玻璃珠。这些考古发现更新了人们的认知,高原地区的丝绸之路比人们想象中的要早很多,也比文献资料记载要早很多。

  高原丝绸之路及其历史文化遗产蕴含着宝贵的丝路精神、深邃的东方智慧,值得深入发掘、继承和发扬。

  互通有无,共享成就。高原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开展经济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既是中国内地与西藏高原地区紧密联系的通道,也是中国与南亚国家和地区相互往来的桥梁,为双方人民之间互通有无、共享文明成果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道路至少在西汉时代就已经存在,在隋唐进入繁荣时期,以吐蕃古道、蕃尼古道或者唐竺古道等闻名于世,并在汉文资料中留下众多记载。对此,《往五天竺国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新唐书·地理志》等均有描述。《释迦方志·遗迹篇第四》载: “自汉至唐,往印度者,其道众多,未可言尽。如后所纪,且依大唐往年使者,则有三道。依道所经,且睹遗迹,即而序之。”《佛祖统记》也罗列了内地通往印度的各条道路,并对“尼(泥)波罗”注称 “其国北境即东女国,与吐蕃接。人来国命往还,率由此地。唐梵相去万里,自古取道迂回,致成远阻。”足见,高原丝路所在多有。

  丝路是纽带,天堑亦通途。中国与南亚地区的道路并没有因为高山峡谷而受到影响,条条峡谷尽管曲折复杂,却依然扮演着沟通中国和南亚各国人民情谊的纽带角色。仅就蕃尼古道而言,就包括由拉萨向西南行,经日喀则、定日、吉隆,出热索桥入尼泊尔,经聂拉木出今友谊桥入尼泊尔,以及经绒辖入尼泊尔等三条道路。经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还可以到达印度,并有其他道路与之并存。

  物物交换,穿越千年。经济贸易是高原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早在公元7世纪初,青藏高原地区的女国就已与天竺开展食盐贸易。《隋书》卷八十三列传四十八记载:“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气候多寒,以射猎为业。出鍮石、朱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后世始终相沿不断,直到清代,西藏的食盐和尼泊尔的大米等物产之间的贸易交换依然采取传统方式。

  物种、技术的传播与交流深入密切。《隋书》卷三四经籍三记载,这一时期从印度传入有关医药、养生方面的书籍,如《龙树菩萨药方》《西域诸仙所说药方》等。佛教医学有关人体是由地、水、风、火四种元素和合而成的理念,也与中国传统医学理念互动。印度的熬糖法、尼泊尔的菠菱菜在隋唐时期传入中国,而中国的造纸术也在唐朝时期传入了印度、尼泊尔地区。

  思想文化的交流畅通无阻。古代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中国接纳和发展了佛教,形成了汉传、藏传、南传三大语系佛教。中国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更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道家、儒家典籍和思想也传入了印度、尼泊尔。唐代的汉文资料、宋元时期的藏文资料,对印度古代历史重建具有重要意义。如《法显传》《大唐西域记》《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汉文经典,《恰译师曲吉贝传》《世界广论》等藏文经典,于推动印度历史研究功莫大焉。

  人员往来频繁,情感交流深厚。中国高僧法显以65岁高龄从长安出发,经西域至天竺,游历30余国,历时14年,携带大批梵文经典归国,并翻译多部佛教经典;玄奘至天竺历时17年,学遍了当时大小乘各种佛教学说,翻译大批佛教经典;义净同样历十数年求法,潜心翻译佛教经典。在西藏地方,吞弥桑布扎15岁奉赞普松赞干布之命,到天竺求学,后来创制了现行藏文;萨迦班智达23岁前往印度留学,拜卡且班钦为师,刻苦学习,成为西藏地方第一位精通五明的班智达(大学者)。他们都曾到印度、尼泊尔学法,或者取道陆路,或者取道海道,或者由陆路去由海道回,或者由海道去由陆路回,学有所成,独树一帜。

  与他们的经历类似,印度优禅尼国人真谛在南北朝梁武帝时,携带大量梵文经典来华,收徒传法,广译经典;达摩岌多先后在长安和洛阳翻译佛经,终老中国;善无畏为中国密教的发展苦心孤诣,颇著功绩。他们或者漂洋过海,或者踏破寒雪流沙,不畏艰险,既传法译经,又建派立宗,名垂青史。其中来自印度的僧人真谛、斯里兰卡僧人不空三藏,与中国本土僧人鸠摩罗什、玄奘并称“中国佛教古代四大译经师”。不空三藏还被唐玄宗赐号“大唐智藏”,封特进试鸿胪卿。元代尼泊尔工匠阿尼哥为王室后裔,后作为八思巴的嫡传弟子随师父来到元朝大都(今北京)。元世祖忽必烈曾命其修补一尊针灸铜人像,系窝阔台时王檝出使南宋时所得。这尊铜像关膈脉络皆备,但年久损坏,诸匠皆不敢承命修补,阿尼哥于至元二年(1265年)补成,令诸匠折服,叹为天巧。至元十五年(1278年),皇帝诏命阿尼哥还俗,授光禄大夫、大司徒,兼领将作院。他终老于北京,朝廷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师、凉国公,谥敏慧。阿尼哥有子六人,长子和次子均受到朝廷重用。外来大师的卓越精进,中国文化的海纳百川、礼贤与能,成就了诸多炳彪史册的杰出人物和文明成就。

  中尼双方密切互助,情同手足。历史上,尼泊尔客商在中国拉萨等地的经商贸易活动中长期享受礼遇,他们也积极赞助一些重大活动;同时,西藏地方僧俗上层也对尼泊尔大佛塔的维护和管理多有功德。中尼双方的互助互帮堪称经典,民众之间亦因交流而情深意笃。

  鉴古知今,行稳致远。近代以来,中国和南亚各国人民遭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英国的殖民侵略,高原丝绸之路的宁静因此而被打破。列强入侵既改变了相关国家的发展轨迹和面貌,也改变了中国与南亚国家地区间的传统关系。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和印度、尼泊尔等南亚国家不断推进政治互信、恢复传统友谊。放眼遥望历史长河,和平与文明互鉴之路清晰可见,中国与南亚各国人民情谊绵远深厚。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和合作共赢的开放模式一定能让大家携起手来,共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邻里和睦的美好未来。历史上的文化遗产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民心相通最扎实的基础。珍惜传承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并加以创新发展,是中国和南亚各国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更是各国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编辑:闫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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