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如何继承优良传统、守正创新，如何整合边疆研究和民族研究的优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适应新时代中国的迫切需要、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是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6月29日，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院揭牌仪式暨清代边疆民族史研究高端论坛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来自国家民委、国内外高校及科研院所的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揭牌仪式及论坛，围绕如何做好新时代的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学科融合发展建言献策。

　　一、推动相关学科融合发展，担负起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党委书记刘翠兰主持了揭牌仪式。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彭勇介绍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背景及工作设想。

　　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院是一个主要依托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集中优势学科和优秀人才而建立的实体科研机构。旨在围绕清史、满族史、蒙古族史、回族史、藏族史、维吾尔族史和西南民族史等领域，在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边疆区域内，对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人群展开研究，力求从学理上正本清源，维护国家团结统一和繁荣稳定，在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院拟设5个研究中心开展工作：一是清史—满族史研究中心，积极推进清史、满族史研究，加强对国内外清史研究的分析、研判；二是蒙古族史研究中心，开展蒙古族历史及其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加强对清代满蒙藏关系及边疆秩序的研究；三是西北民族史地研究中心，加强对西北边疆民族与历史地理、社会文化的研究，注重开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研究；四是西南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开展西南边疆历史与民族关系、跨境民族研究，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五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开展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研究、历代疆域（包括海疆）治理政策及其演变研究、近代以来国家的形成与演变研究等。

　　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田琳在致辞中表示，希望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院具有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完成党和国家交付的重大任务；保持高标准的学术水平，集中力量办大事，充分凝聚研究力量，为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跻身世界一流并形成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而努力。

　　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主任李晓东在致辞中指出，中央民族大学的历史学科是国内办学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学术声誉良好的专业之一，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院的成立，将在推动历史研究及服务社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在致辞中谈到，我国的边疆与民族密不可分，边疆民族历史理论研究是我国学术界着力最多、成绩最丰硕的学术领域之一，也是学术难点最多的学术领域之一。我国边疆问题和民族问题本身就具有复杂性、多样性，从理论基础和体系建构来看，尽管边疆民族历史研究不断深化，但学术体系一直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老一代学者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扎实基础，但以往的研究已经难以回答更为复杂的边疆民族问题。因此，学术体系创新、学科体系创新、话语体系创新已成为时代命题。当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更彰显了边疆民族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院的成立可谓恰逢其时，希望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携手并进，共同推动中国历史学研究不断繁荣。

　　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俊豪和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达力扎布教授为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院揭牌。达力扎布教授与田琳副校长为15位校外专家颁发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聘书。

　　在揭牌仪式上还举行了“中央民族大学史学经典系列”丛书首册图书——《治史清源：王锺翰先生学术论著自选集》修订版的首发仪式。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赵令志和人民出版社编审刘松弢分别对该书的修订与出版情况作了说明。

　　二、从多维路径推动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

　　揭牌仪式后，达力扎布教授主持了清代边疆民族史研究高端论坛。与会学者阐述了中央民族大学成立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院的积极意义，并围绕“清代边疆民族史研究的新趋势”与“历史研究服务边疆发展的新途径”两个主题展开研讨。

　　继承优良传统、正本清源、守正创新，是开展边疆民族历史研究的重要出发点。

　　吉林师范大学满学研究院教授刘小萌强调要继承老一辈学者的优良传统，特别阐述了王锺翰先生的言传身教对后辈学者的启示：首先是要有治学精神；其次是坚持中国学者的立场，尤其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国家利益的坚守；第三是要有国际视野，注重利用语言工具，了解国外研究方向。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张云指出，要注重运用新资料，特别是用民族语言文字资料澄清史实和是非问题。一方面，对于新形势下出现的解构历史的问题，还要用扎实的史实、用新的研究资料切实予以回击，尤其要加强清代边疆民族史研究。在宏观历史理论层面，需要学者用具体的边疆民族研究，进一步打牢“中国历史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理论基础，在费孝通、谭其骧等前辈学者的基础上作出新的理论贡献。在这一方面，中国学者有能力、有自信、有条件在国际学界占领制高点、掌握话语权。实现这一点，需要对相关研究加以统筹，尤其需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华涛指出，学界要进一步认识清朝的历史角色。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但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清朝历史的讨论，反映出社会尚未充分认识到清朝与中国民族构成复杂性之间的关系这一议题的重大意义。他进一步指出，这一观点源于费孝通对中国民族构成复杂性的反思及其对于中华民族凝聚力当代建设的意义的相关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历史研究室主任彭丰文谈到，她在“新中国民族史研究七十年”相关主题的撰稿过程中，深刻体会到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民族史研究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院的成立必将大力推动民族史研究、推动国家当代现实问题研究，促进历史研究和现实研究紧密结合。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喜饶尼玛认为，中央民族大学成立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院，是顺势而为、恰逢其时，与这个时代赋予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者的使命密切相关。他强调，历史研究要真正适应时代的需要，一方面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有扎实的调查和研究，以坚实的材料来支撑相关理论观点；另一方面，要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社会发展提供历史经验与借鉴。这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新形势下，边疆民族历史研究呈现新趋势、新动态。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张永江指出，清代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有五方面的新变化。一是研究依据上，从依据传统的文本文献研究逐步转向依据清代档案资料、实物资料的发掘利用；二是研究重点上，从注重中央对边疆民族的政策研究转向注重地方实践的研究；三是研究队伍上，从传统的以汉族学者为主的研究格局转变为多民族学者共同研究的格局；四是研究学理上，从中国学者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学理建构转化为中外学者互动合作、交流交锋的研究格局；五是研究路径上，转向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注重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服务于边疆治理的国家需要。同时，在理论方法方面也发生了新变化：一是边疆史和民族史研究开始整合，二是结合多元方法开展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李大龙主要从边疆研究的角度阐述了当前的六个前沿问题：中国边疆话语体系建构；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理论解构；“东亚天下秩序”的理论解构；中国海疆的形成与发展；治边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建设。他指出，如何将边疆研究和民族研究两大体系整合起来，是历史学界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这些新趋势中，如何发挥少数民族文献在清代边疆民族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成为学者研讨的焦点。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杜家骥指出，清代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在治理边疆地区、处理少数民族事务时形成了大量历史档案，包括用少数民族文字记录的档案。在这方面，清代四译馆的相关设置和大量档案非常值得关注。继续深入挖掘利用这些档案，对于深化清代边疆民族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吴元丰认为，中央民族大学成立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院很有必要，可以传承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研究的基础优势，也可以发挥多种语言优势，推动学科发展。近年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有关大学和研究单位合作编译出版了大量有关清代边疆民族方面的多种文字档案史料，并在档案馆的局域网上提供了大量满文档案，为中国边疆民族研究贡献了丰富史料。他还强调，作为学者应该有所担当，除做好学术研究工作外，还要在边疆民族历史的科普上、大众化上有所作为。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乌云毕力格介绍了大型丛书《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的整理和出版情况。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清代蒙满文档案中，满文和满蒙藏文合璧的档案都是清朝中央政府颁给西藏地方的下行文书，直接说明清朝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理；用蒙古文书写的清朝驻藏大臣文书反映出清朝在西藏的有效统治。从以上两种档案可以看出，蒙古文在清朝对藏统治和施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语言媒介角色；大量用蒙古文书写的蒙古地区民众与西藏地方往来的文书、寺院文书等，对研究历史上的蒙藏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内蒙古大学教授宝音德力根认为，北方民族史研究要注重对北方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利用。利用汉文史料时，需要掌握古汉语音韵学知识和民族史语文学方法与技能。

　　要持续开拓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服务现实发展的新途径。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帆指出，边疆民族研究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关怀。要把历史搞清楚，为现实中制定政策提供参考，这是历史研究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切入点。这一点尤其在边疆民族研究领域更为凸显，也让边疆民族研究的发展具有很大潜力。

　　中央民族干部学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杨胜勇指出，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必须向学员讲清楚边疆的历史、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要正确认识我国现今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迫切需要从历史上正本清源。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推进，边疆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如何适应现实需要，促进从学理上、政策上、国家战略上进行调适，都需要学界形成有价值、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丁宏阐述了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研究、跨界民族研究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她还指出，以边疆研究、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作为桥梁，可以进一步推动建设“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正如学者们所言，守正创新、服务于现实需要，做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研究，既是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院成立的底气和追求，也是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焕发新活力、开创新未来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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