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多民族交融发展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王建新 关楠楠 发布日期:2019-07-12浏览()人次 投稿收藏

  【摘要】河西走廊自古以来就是沟通中原与西部乃至域外世界的交通枢纽和经贸通道,也是中央政府治理西北边疆的战略要地。河西走廊在古代中华文明的凝结形成、多元文明体系的互动交融以及多民族交融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大的历史作用,需要学界进一步探索认识。同时,该地区持续至今的良好民族关系实践也具有突出的示范作用,诸多事例的挖掘整理及其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已经初见成效,其现实意义也因学界和政府的密切关注而日渐突显。

  一、河西走廊文化地理定位及其当代价值

  中国区域地理意义上的走廊,是处于特定地质地理位置上狭长的荒漠及山间谷地,其特殊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众多河流和绿洲,也使得人类文明得以在荒漠谷地上形成和发展。而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意义上的走廊,则是费孝通先生所提倡的民族走廊,是从古到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为频繁、文化积淀深厚、对中华文明起源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贡献突出的多民族交融的大通道。费孝通先生依照中国 56 个民族分布的整体格局,划分出西北走廊、藏彝走廊和南岭走廊三大民族走廊。而每个民族大走廊又延伸出区域性局部规模的民族走廊,就像黄河、长江的众多支流,与三大走廊共同构成中国各民族交融发展的整体通道网络。

  针对西北走廊,费先生曾经指出:“西北地区还有一条走廊,从甘肃沿‘丝绸之路’到新疆,在这条走廊里,分布着土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等等,他们是夹在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中间。有的信喇嘛教,有的信伊斯兰教,有的讲藏语,有的讲蒙古语,有的讲突厥语……有些民族讲两种语言。”毫无疑问,河西走廊是费先生眼中西北走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费老之后,学界有人对西北走廊的内涵和范围进行了探究,提出了一些有启示意义的看法,涉及了河西走廊。比如,李绍明认为西北走廊就是地理学意义上的河西走廊;秦永章则认为河西走廊是西北走廊的核心部分,除了河西走廊之外,西北走廊应该还包括与河西走廊“呈丁字形、从祁连山南麓往南直达横断山脉”,包括河湟走廊和洮岷走廊在内的“陇西走廊”。

  按目前学界的一般看法,甘肃省内至少有河西走廊、洮岷走廊、河湟走廊和陇西走廊等几条重要的民族走廊。其中,河西走廊的地理位置最为突出、重要,是自古以来沟通中原与我国西部、中亚、西亚及欧洲等地的重要经贸文化交流通道,也是中央政府整合西北边疆的桥头堡和战略要地。历史上,河西走廊各民族居民所携带的文明要素——包括中原的农业文明、北亚的游牧文明、西部山脉绿洲文明及域外文明——在广袤肥沃的河西走廊地带交融共生,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关系。这些文明要素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起源,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时至“一带一路”发展的当代,河西走廊仍然保持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平共处、和谐发展的共生格局。这种民族关系实践突出反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整体发展格局,也向我们展示了中国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的巨大成就及其正面社会效果。这些都说明,河西走廊的民族关系实践对提升各族人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都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重要的实践参考价值,是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我们需要从历史起源到现实发展、从多民族交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跨学科综合性地对河西走廊多民族交融发展进行挖掘、整理、研究,展示该地区民族关系实践突出的示范价值及其研究成果转化应用的有效路径,使相关学术研究服务于新时期的国民教育和民族宗教工作。

  二、河西走廊为中华文明的凝结形成提供了环境条件

  从地理位置看,河西走廊位于甘肃的西北部,东起乌鞘岭西北坡,西至敦煌市以西、疏勒河下游终端哈拉诺尔湖沼地带,南靠祁连山,北依由马鬃山、合黎山和龙首山等山脉组成的走廊北山,“南北宽数十至百余公里 ,东西长约 1000公里”。大部分是处于南北两侧高山之间、海拔在1000~2000米的山川河谷,是典型的大陆性温带干旱、半干旱气候区。年降水量从东南向西北递减,玉门关则在30毫米以下。区域内有石羊河水系、疏勒河-党河水系、黑河-北大河水系等三大水系,均发源于祁连山,水源补给以冰川融水和大气降水为主。河流上游河谷宽缓,两岸形成面积较大的冲积平原;河流中游,河道深切加剧,水流加速,河谷两岸多呈多级阶地,在出山口形成峡谷;河流下游则是干燥山区的山前平原。走廊西部河流在到达走廊北部时,形成东西向的带状冲积平原。这些河流养育了众多河谷绿洲,为早期人类生存和文明发展创造了自然生态条件。

  从地形地势看,河西走廊处于阿尔金断裂东段和走廊盆地北缘断裂带与祁连山北缘断裂带之间,走廊盆地内部形成由玉门盆地、酒泉盆地、张掖盆地、武威盆地与文殊山隆起、榆木山隆起、大黄山隆起阶差分布次级构造地貌单元。在这种特殊的地形环境中,河西走廊的绿洲农耕地带内嵌于荒漠平原、草原与山地中。这些绿洲地带水源丰富,地表物质较细,多为次生黄土,便于引水灌溉,是农业耕作的绝佳地带。这也是后来历代中央王朝持续实行屯民实边政策的经济基础。

  公元前4000年前后,全球气候发生剧烈变化,河西走廊大范围降温。此时,在河西走廊的马厂类型文化中,农业虽占据重要地位,但畜牧业经济则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后的齐家文化聚落遗址(比如皇娘娘台遗址)出土的遗物呈现同样的特征,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粟,饲养业也比较发达,饲养的家畜有猪、羊、牛、马、驴、狗等。同时,出土文物中的狩猎工具石矛、石镞、石弹丸和骨镞也表明狩猎活动的存在。主要分布于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聚落遗址(比如火烧沟遗址和东灰山遗址)的经济形态为半农半牧类型,出土的农作物有碳化的小麦、大麦、粟、稷、高粱等籽粒,哺乳动物的骨骼主要有羊、猪、狗、牛、马、鹿等的。其中,羊和猪是主要的饲养家畜,鹿则是狩猎的主要对象。可以肯定,河西走廊早期的人类文明不是单一的农耕文明,而是一种与当地自然生态相适应、包含农牧等经济文化类型。这种复合型文明形态使得河西走廊的山川河谷和绿洲发展具有自身的特点或说基础条件。第一个特点在于水源补给。河西走廊是半干旱干旱气候,降水量少,绿洲水源以内陆河补给为主,水系的规模决定了绿洲的大小。第二,河西走廊的自然区隔造成绿洲星罗棋布的分布特征,各绿洲之间形成各有差异的农耕文化。这是农耕文明内部异质性发展的自然基础。第三,绿洲之间通常是砂砾石层裸露的戈壁荒滩或干燥剥蚀的丘陵和山地,相比较而言,这些地区的自然环境较差,不适宜农业耕作,但为游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河西走廊这种以高山、河谷、绿洲及荒漠平原为主要构成元素的复合区域,决定了各族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迁徙进入河西后,根据各自的生产生计传统选择更能够适应的自然环境居住繁衍,从而形成该地区农耕与游牧互嵌的居民分布格局。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河西走廊成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或者说互动交融区。有学者认为,这条分界线并不清晰,而且时常变动。史前时期,族群的生计选择多与自然环境的限制有关,河西走廊西部地区史前时期的很多遗址,比如高台县的直沟沿遗址和六洋坝遗址、西河滩、干骨崖等,分布在祁连山海拔较高的山前冲积平原上。中华民族各群体的先民们利用这种自然条件——地表黄土覆盖深厚、水源充足、利于生存的地貌——生存繁衍。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及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先民逐渐沿河流向下游自然条件更好的地区移动,形成发达的绿洲农耕文明中心,比如武威绿洲、张掖-酒泉绿洲、敦煌-玉门-瓜州绿洲。

  在农耕文明中心形成之后,处于边缘位置的群体被迫沿河谷地带反向迁徙,选择符合自然生态的游牧生业。在国家形成之后,河西走廊农耕与游牧之间界限的变迁主要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当中央政权的势力占优势时,农耕文化区得以扩展;当游牧族群经略时,游牧文化区向农耕文化区蔓延。在中央政权与河西走廊诸少数民族势力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来回摆动,河西走廊成为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及西北游牧文明的沉积凝结地带。

  三、河西走廊是东西方文明交往交融的大通道

  河西走廊的意义与价值并不单在其内部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方面,更重要的是,河西走廊是沟通中原与域外民族的大通道——西北民族走廊的咽喉要塞。早期中华文明通过走廊通道不断向外部辐射,与西域乃至世界文明形成互动,成为世界文明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质人类学研究为此提供了重要证据。有学者在梳理了墓葬中人骨的研究成果之后认为,中国西北甘青地区史前青铜器时期居民的体质形态属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这里的甘青地区就包括河西走廊玉门、酒泉、民乐等地方。公元前2000年前后,居住在这里的东亚游牧部落为求得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向西进入哈密地区,后又以哈密作为基地继续向西迁徙,最终进入乌鲁木齐、天山谷地和焉耆盆地,与从北进入该地的高加索、古地中海人种碰撞融合。

  还有学者提出“河西走廊是一条重要的人种走廊”的观点,认为“河西走廊最早的人种交流是大约1万年前黄种人与黑种人的交流”。大约4000年前,与匈奴人同源的人类群体从中亚经由北亚通过弱水进入张掖地区,被称作黄种人北支。他们“在甘青地区与黄种人南支交融,为华夏的壮大奠定了基础”。“乌孙、月氏可能都是早期由中亚人群与东亚黄种人混合而成的民族”。汉代西征军将大量西方群体带入河西走廊,丰富了河西走廊的人种构成。考古资料为河西走廊东西方文明大通道的历史作用提供了丰富的例证,比如,新石器时期中国与南亚次大陆早已存在文化交流,麦作物、羊、彩陶、穿孔石刀等都是史实例证。而两大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就是河西走廊,从那里进入塔里木盆地,再从红其拉甫进入克什米尔,沿印度河进入俾路支斯坦。又如,有学者推测,甘肃民乐东灰山遗址出土的炭化小麦,可能是沿中亚-新疆-甘肃贸易通道传播而来的。再如,河西走廊青铜期考古文化中的彩陶文化与新疆哈密的彩陶文化有着密切联系。两个文化之间的相似因素,比如以带耳罐、壶、杯类为典型陶器器型,暗示了二者之间的源流关系。

  哈密地区的林雅墓地中甲组陶器具有很突出的四坝文化特征,学者推测其文化的祖源应在河西走廊。从考古遗址中的青铜、丝绸、玉器、货币等方面都能够看到东西方文化交流交融的影子。也有学者围绕出土于河西走廊的玉石,从河西走廊与华夏文明之间的资源依赖关系论述河西走廊的通道作用,认为从华夏文明看丝绸之路,就要重视走廊通道上的一种商品——玉石的重要作用。“没有它输送给中原的和田玉物质,就没有华夏文明‘化干戈为玉帛’和‘君子比德于玉’的核心价值观”。

  河西走廊早期的农牧文明的交往交融,既为其内部的商业贸易互动提供了原动力,也为东西、南北两个方向的商贸互动创造了良好的通道条件。农耕地区的粮食、布匹、器皿、茶叶、盐巴等物质产品都是牧区所急需的,牧区的牛羊及皮毛则为农区所必需,这样就促使走廊内的农牧民依靠绿洲较好的自然条件设立市场,促进交易,满足各自所需,最终形成密集的绿洲驿站及商业贸易网点。在此基础上,蚕丝制作技术及丝绸产品从西安出发,通过河西走廊到达西域,四大发明、汉字汉文也通过此地向西方传播。相反,古代西方文明诸要素,如科学技术、音乐艺术、语言文字、宗教文化及饮食服饰文化,也都通过河西走廊与当地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交融,并进一步向东走进中原,逐渐融入早期的中华文明。

  从文明生态史观出发,我们可以认为,早期中华文明是在中原文明的基础上,综合吸收了西域及北亚各民族文化的优秀元素而形成的,多元共生是其基本特质。而奠定中华文明多元共生及以后的一体化进程的历史条件,则是中原农耕文明、北方游牧文明及西域文明在河西走廊的互动交融性的多元发展。可以说,河西走廊及当地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初期发挥了文明桥梁的重大历史作用,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提供了文明生态史学意义上的基本条件。这也是政府和学界需要大力发展河西走廊生态文明研究的文明史学之意义所在。

  四、河西走廊对中华民族一体化的历史贡献

  在中华民族一体化的历史过程中,河西走廊发挥了中原民族与北方及西部各民族相互接触、互动拉锯、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走廊的重要作用。在这里,迁徙而来的中原农民与各游牧部落群体互动交流,形成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竞争的民族关系。有学者认为,马家窑齐家等文化属于先羌文化,羌文化形成于齐家文化时期,在齐家文化之后演化出诸羌文化体系,齐家文化是诸羌文化的支系,比如四坝文化、沙井文化都是羌文化的支系。还有研究认为,“甘肃的仰韶文化、齐家文化与西周遗址应是汉民族的先民遗存相继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考古学界关于甘肃地区史前文化归属问题的分歧,恰恰证明了生活于这一地区的诸多先民群体存在交融发展现象,史前文化兼具汉羌文化特色。

  史籍关于“羌人”“氐羌”和“西戎”等古代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自先秦时期逐渐丰富。大月氏与乌孙在先秦时期就生活于河西一带。西汉初年匈奴侵占乌孙和月氏的生活区域,河西成为匈奴的领地。匈奴和羌人与中央政权形成交织之势。中央王朝为断匈奴右臂,遣张骞出使西域,派军西征,最终建立河西四郡,将河西走廊纳入中央王朝的管辖范围。实行移民实边、分兵戍守,中原先民在政策驱动下,不断进入河西走廊。据相关研究,这一时期河西地区诸羌部落群体在与中央王朝的互动过程中发生了汉化或说中原化,同时汉人也发生了地方化,既有羌人在中央政府设置的官衙中服兵役和杂役,接受郡县管辖,与汉人交往密切的现象,也有汉人接受羌人文化饮食习俗等历史现象。

  从政治统治角度看,西汉王朝设立河西四郡是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标志着张骞出使西域后中央王朝对西域乃至西方世界有了深刻认识,中央王朝开始致力于疆域的开拓及各类居民群体的政治整合。西汉时期,中央王朝除在河西设立河西四郡之外,还在郡守之下设置了体系完备、功能繁多的“都尉”,比如“属国都尉”主要负责对河西走廊地方政权的管辖,“关都尉”负责管辖边关军事事务,“农都尉”管理屯田事务。同时设立关塞,修建大量军事堡垒和边城以抵御匈奴入侵。

  西汉末年,窦融在河西走廊实行“习武修文,保境安民”的政策,内地百姓为避灾祸纷纷移民到此,河西走廊成为避难所。东汉明帝时期,窦融治理河西走廊之后保持的和平繁荣景象被打破,中原王朝的影响力减弱,羌、丁零、卢水胡、休屠、鲜卑等北方游牧部落及其他西域民族群体主导的地方政权在此地交互出现,并屡次发起抵抗中央政权的活动,河西走廊进入历史学所谓“胡汉共治”的时期,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五凉政权的出现。河西走廊地方政权的军事政治智慧被应用于当地的社会事务管理。比如,前凉张氏执政时期,在政治上,拥护司马氏政权以博得内地百姓的同情,联合河西大族以获得走廊内部的支持;在经济上,劝课农桑;在文化上,设立学校,发展当地教育。再如,南凉政权的利鹿孤为求得生存,针对河西走廊内部各割据政权,采取打击后凉、通好西凉、对战北凉、称臣后秦等不同的应对措施,淋漓尽致地显示了鲜卑族领袖的军事智慧。河西走廊的政治军事文化趋于多样发展,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政治统治经验和军事组织能力。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生活于河西的羌人势力强大,甚至建立了地方政权,与中央王朝拉锯。河西走廊魏晋汉墓中出土常见的用于烤制肉块的餐具,画像砖中手持叉状物、烤肉的人物形象以及“炙肉”场景的图像可印证上述历史现象。进入唐代,藏人依靠吐蕃势力进入河西走廊并在河西走廊扩张;而生活于漠北的回鹘西迁进入河西走廊,建立以甘州为中心的河西回鹘政权;党项人建立西夏政权,将河西走廊纳入势力范围。唐朝末年,河西走廊为吐蕃王朝控制,成为中央政府与吐蕃相互争夺的博弈场。随后回鹘势力侵入河西走廊,先后建立甘州回鹘政权与沙州回鹘政权,使得河西走廊的军事形势纷繁复杂。

  北宋时期,河西走廊依旧处于回鹘与吐蕃势力之下。北宋中央政权通过尊重与承认河西各部族首领的统治权,并“授之以官,待之以礼”,达到控制河西走廊的目的。同时,河西走廊各少数民族政权向中央政府遣使纳贡,建立政治联盟,抵抗党项势力的入侵。宋末元初,居于新疆的高昌回鹘政权归降蒙古。亦都护火赤哈儿死后,长子雪雪的斤继任亦都护,次子纽林的斤迫于形势逃归元中央政权,在与后者北征攻打雪雪的斤失败后留居河西走廊的永昌,后在元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出镇河州。元代,察合台后王集团在中央王朝的扶植下,在河西走廊西部地区驻牧,形成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与东察合台集团对峙。中央王朝通过对双方利益纠葛的调整较好地实现了对河西走廊的控制。

  明代中央政府设立陕西行都司,根据河西走廊“据三秦之上流,控全陕之扼塞”的地理形制,将治所设在甘州,领甘州左卫、中卫、右卫、前卫、后卫、山丹卫、肃州卫、凉州卫、永昌卫、镇番卫、庄浪卫、西宁卫等十二卫,碾伯、高台、镇夷、古浪等四所。赤金蒙古、罕东、安定、阿端、曲先、哈密、罕东左卫等“关西七卫”羁縻卫所。河西走廊成为连接“关西七卫”、整合西域各少数民族部族、统辖新疆的前沿哨所。

  清代初期,中央政府沿袭明旧制,在河西走廊设甘肃镇及甘肃巡抚,下在甘州、凉州、肃州、安西等地设卫所,实行军事化管理,保证对河西走廊的军事控制。同时为保证对准噶尔用兵的粮草之需,将河西走廊当作大后方,大量发展屯田。河西走廊属西路屯田区,主要为清中央政府驻扎于新疆巴里坤的西路军提供军需。清中央政府为保证屯田的顺利进行,于河西走廊实行有效的管理,“兵屯区实行军事管理制,安西屯区实行卫所制,一般屯区内,政府设州、县管理”。清中央王朝随着对准噶尔的军事胜利,逐步在河西走廊实行改制州县的政策。直至乾隆二十五年,将安西五卫改为一府三县。卫所改制州县的措施使得河西走廊的行政体制与内地趋于一致,巩固了中央政府对河西走廊的管理与统治。民国时期,哈萨克部落群体又分批次进入河西走廊地区,与世居此地的汉、蒙古、藏等诸多群体形成新的交往交融关系,进一步丰富了当地的民族关系实践。

  从上述历史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河西走廊自古以来就是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军事政治互动、拉锯乃至争夺的战略要地。为保有生存资源,更好地合作发展,中央政府与游牧部族群体互通有无,相得益彰,形成了有利于中原与北亚、西域各地居民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整合的行政管理体制,促进了交往交流交融,进而加快了中华民族一体化的历史进程。时至今日,河西走廊生活着汉、蒙古、藏、土、裕固、哈萨克、回、满等数十个民族群体。汉、回等民族主要在绿洲地区及城镇从事农业、商业活动,而藏、裕固、哈萨克、蒙古族等群体则多在山区及荒漠平原从事牧业,或兼顾农业和牧业。他们高度交流融合,形成安居乐业、和平共处、和谐发展的一体化格局。河西走廊的各民族群体互动交融,和合共生,既保持着各自的文化传统,形成多语言和多宗教信仰共存的多元文化特色,又相互交融而呈现出中华文化一体化的特色。

  从国家民族史观角度出发,可以说,河西走廊是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特征最为明显、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推进作用巨大的典范地区。河西走廊民族关系的历史过程为当前甘肃省乃至全国民族关系的实践提供了大量不可或缺的珍贵案例,应该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这也是政府和学界大力推进河西走廊民族交融发展研究的民族史学和民族政治学的意义所在。

  五、多民族交融发展的科研教学及其成果应用转化

  在新时期“一带一路”发展与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河西走廊多民族交融发展的各类历史及现实范例亟待深入挖掘、整理和推广利用。毫无疑问,这类范例不仅是学界研究的民族志资料基础,能为夯实相关学术研究提供帮助,同时能为国家制定边疆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关系、增进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互动交融提供智库型政策依据。在此,笔者希望从河西走廊多民族交融发展及其民族关系示范作用的科研教学及相关成果的应用转化等几个方面提出几点看法。

  首先,河西走廊民族关系实践的示范研究和教学工作是国家边疆战略实施的文化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历来重视边疆地区和谐稳定的民族关系。为保障“一带一路”稳步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巩固内地与边疆的一体化进程,政府势必更加重视且加强河西走廊对内地与边疆的连接作用,而河西走廊多民族交融发展的诸多范例是理解和加强连接作用的文化基础。学界需要挖掘、整理、展示河西走廊多民族交融共存的历史过程和成功事例,从中凝练符合中国国情的边疆治理方针政策,为合法合理展开西部边疆民族社会治理工作提供对策咨询。我们要从国际和国内两个不同层面展开河西走廊各民族交融发展成功的事例的收集、展示、宣传和教育工作。在国际方面,我们要集中精力书写河西走廊民族关系实践的示范事例,回击国外各类敌对极端势力对我国大好发展形势的诋毁和伤害,使国际社会充分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对国际和平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在国内民族关系实践层面,我们要利用河西走廊的民族关系事例开展边疆地区民族关系实践和民族社会治理工作的专门教育,培养边疆建设和治理人才,为加强边疆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作出应有的贡献。

  其次,需要加速河西走廊民族关系实践相关科研成果的总结整理,加强科研成果的应用转化工作。这方面,加强智库研究的数量和质量是关键环节,也是内地各类高校及相关研究机构的当务之急。迄今,就笔者的整理分析看,河西走廊民族关系实践的研究已经具备较深的积累。作为相关领域智库研究的最新代表性成果,黄达远等人编著的《从河西走廊看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区域经验》一书是在2018年3月至10月《中国民族报·理论周刊》连载的 14篇文章的基础上集结而成,对河西走廊在多民族交融发展、多元互构,从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及现实过程中的“枢纽”作用进行了全面的、清算性的总结分析。这本论集具有较强的学术指南意义,是关于河西走廊多民族交融发展研究的文献总集成。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挖掘整理,为政府管理部门提供更加有效的智库研究成果。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河西走廊民族关系研究成果应用转化的另一个关键环节是边疆急需人才的培养和输送问题。众所周知,国家从 2000年起开始在内地一些发达城市举办“内高班”,其目的是贯彻中央教育工作“三个面向”“四个统一”的要求,为新疆地区培养爱党爱国、维护祖国统一、坚持民族团结、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少数民族建设者。近 20年来,内高班的培养模式在边疆少数民族青年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为输送合格的边疆建设和治理人才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如此,近年来国家“一带一路”发展及边疆治理工作要求地方政府和学界在更加广泛的层面支持和促进边疆人才的培养输送,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最后,笔者希望对甘肃省内各高校在民族关系实践及边疆治理专业科研教育及相关人才培养方面的工作作一简要介绍,以资同行间交流共勉。目前,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兰州文理学院、兰州城市学院、天水师范学院、河西学院等院校都有各类东西方文化交流、边疆史地、民族史、民族语言、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及民俗文化、民族经济、民族宗教、民族法制、民族政策等方面的专业课程设置和科研课题,多年来一直支撑着各类边疆建设和社会治理方面专业人才的输送工作。除此之外,国家及甘肃地方政府为省内各高校毕业生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就业提供经济、就业等方面的政策优惠。甘肃省境内各高校持续不断地接收边疆少数民族学生,并向边疆地区输送人才,为边疆建设提供人力支持。例如,近十年来,河西学院大力开展边疆史地及民族学等学科的教学科研工作,有效地将河西走廊自然人文生态环境及多民族交融发展的人文资源用于本科专业教学实践,让来自全国各地、从未接触过少数民族的年轻学人们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体验且熟悉当地各民族杂居的生活工作状态。经过这种定向的实践教学,帮助年轻学人们解除与少数民族群众交往的心理障碍,使他们愿意接触少数民族干部群众,从而激发他们去边疆工作的愿望,加强他们的工作信心。据相关统计,从 2010年至今,该学院向维稳形势严峻、急需教育治理人才的新疆地区输送了5413名本科毕业生,加之近年派往新疆各地进行援疆实习的各不同专业的学生,人数总计已经超过 8000人。河西学院理论结合实践的教学方法是成功培育边疆教育管理人才的技术支撑,而河西走廊地区丰富的多民族交融发展经验及民族关系实践则是其学科训练的资源保障。兰州文理学院也有专项接收新疆地区生源的计划,并向新疆地区输送各类专业人才。据《2018年文理学院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统计,文理学院2018届本科毕业生新疆生源占该校外省生源的18%,本科就业流向单位前四名均为新疆地区的事业单位,专科就业流向单位排名前十家中六家为新疆地区的企事业单位。除此之外,兰州文理学院还采取一种引进来的培养模式,与新疆吐鲁番教育局达成协议,于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接收了80名维吾尔族中青年语文教师,进行为期一个学期的道德法制、综合实践和科学常识等科目的培训。诸如此类,甘肃境内各高校援疆专项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数量也在不断扩大。

  以上事例说明,学界关于河西走廊多民族交融发展及民族关系实践的理论研究成果已经开始向应用转化,相关智库研究成果和甘肃省援疆人才培养输送工作向我们展示了有效的转化路径。这方面的科研教学对当前民族关系教育和民族社会治理都具有重大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河西走廊民族关系实践的示范教学研究及成果转化已具有了初步成果,进一步的工作将会为边疆的社会治理和民族工作提供更多有指导意义的科研教学事例和治理对策思路,应该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参考文献:

  [1] 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绪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1-3.

  [2] 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3):5.

  [3] 李绍明.费孝通论藏彝走廊[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6,(1):1-6.

  [4][8] 秦永章.试议“西北民族走廊”的范围和地理特点[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3):69.

  [5] 陈庆英,赵桐华.关于西北民族走廊的思考[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2,(2):44-48.

  [6] 李大龙,李鸿宾,王子今,王剑利.河西笔谈:从河西走廊发现更广阔中国[N].中国民族报·理论周刊,2018-10-19(6);张力仁.历史时期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整合[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3):84-93.

  [7] 沙武田.丝绸之路黄金段河西走廊的历史地位——兼谈河西走廊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中的定位和宣传侧重[C].西北师范大学《丝绸之路》杂志社“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高峰论坛”论文集,2014.

  [9] 吴松弟.对甘肃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一点看法[C]//纳日碧力戈.河西走廊人居环境与各民族和谐发展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33.

  [10][1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4-5.

  [12][13][14] 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121.139.142.

  [15] 李建宗.绿洲连缀体,内部嵌合性与丝绸之路——基于河西走廊绿洲社会的思考[J].西北民族研究,2017,(4):76-81.

  [16]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202.

  [17][20][21][22] 李水城.从考古发现看公元前二千纪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C]//李水城.东风西渐——中国西北史前文化之进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214.216.209.212.

  [18] 李辉.东亚人类自然史与河西走廊的人种交流[C]//纳日碧力戈.河西走廊人居环境与各民族和谐发展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25.

  [19] 俞方洁,李勉.新石器时代甘青地区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以马家窑与梅尔伽赫文化关系为例[J].中华文化论坛,2018,(4):4-11.

  [23] 叶舒宪.玉石之路:河西走廊与华夏文明的资源依赖[C]//纳日碧力戈.河西走廊人居环境与各民族和谐发展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9-15;易华.从玉帛古国到干戈王“国”[J].甘肃社会科学,2017,(6).

  [24] 王子今.多民族共构丝绸之路[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6):121-126.

  [25] 张国刚. 丝绸之路与中华文明的西传[N]. 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mzx/201407/t20140717_1257745.shtml,2014-07-07.

[26] 王建新,李并成,高荣,黄达远.河西走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N].中国民族报,2018-10-01(6).

  [27] 李建宗.文化边界与族群互动:“内亚”视角下的河西走廊[J].青海民族研究,2015,(1):54.

  [28] 叶茂林.甘青地区史前考古与早期羌文化探索[J].四川文物,2016,(6):40-46.

  [29]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C]//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30] 陈霞.丝绸之路的开通及其对新疆历史的影响[J].西域研究,2013,(3):10-16.

  [31] 高荣.汉化与羌化:汉晋时期河西的民族融合——以河西羌人及其活动为中心[C]//纳日碧力戈.河西走廊人居环境与各民族和谐发展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65-78.

  [32] 黄兆宏,韦双龙.西汉河西走廊“都尉”建置问题新探[J].河西学院学报,2012,(4):59.

  [33][34][35] 齐陈骏,陆庆夫,郭峰.五凉史略[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19.35-43.104-111.

  [36] 马东平.论甘肃在北宋经略西北中的战略地位[J].开发研究,2004.62.

  [37] 武沐,金燕红.13—19世纪河湟多民族走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353-354.

  [38][39] 程利英.明代关西七卫探源[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7,(4):45-46.45-49.

  [40] 毛雨辰.简述河西走廊的地理形胜——以明代陕西行都司建制选择甘州之原因为视角[J].河西学院学报,2017,(4):62.

  [41] 杨军民“. 舆地”与“官制”之“合宜”:雍乾时期西北边疆经略与河西走廊军政建制演变(1724—1773)[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70.

  [42] 张卓林.清代河西的屯田及其影响[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4):114.

  [43] 朱娜.民国时期从新疆进入甘肃的哈萨克族与周边蒙古族的互动状态[C]//纳日碧力戈.河西走人居环境与各民族和谐发展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104-114.

  [44] 王海飞.移民定居与社区发展——对河西走廊少数民族两种类型定居点的调查[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

  [45] 周大鸣等.民族走廊与族群互动[J].中山大学学报,2018,(6);切排.河西走廊多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和主要问题[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4).

  [46] 李建宗.走廊地带的多重边界叠合与多民族共同体生成——兼论河西走廊区域研究范式与民族学意义[J].思想战线,2018,(4).

  [47] 徐黎丽,范薇.边疆治理新思路:加快发展连接内地与边疆的中间地带[J].行政管理改革,2016,(5).

  [48] 黄达远,王彦龙,蔺海鲲.从河西走廊看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区域经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49] 施展,王剑利.从河西走廊看“多元互构”[C]//黄达远,王彦龙,蔺海鲲.从河西走廊看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区域经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16.

  [50] 吴彪.一所地方高校的国家情怀——河西学院援疆纪实[EB/OL].河西学院官网,http://www10.hxu.edu.cn/W/HdContentDisp-13-3415-2017128-214639.htm,2017-12-08.

  [51] 2018年文理学院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EB/OL].兰州文理学院官网,http://jy.luas.edu.cn/userfiles/2018zhiliangbaogao.docx,2019-01-04.

  (作者分别系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主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原文转自《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

(编辑:闫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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