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的关键时间节点，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提法，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次全会提出的这一重要思想，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国家治理大局、推进社会治理的高超智慧，彰显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理论品格。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的任务，到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再到此次全会部署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推进社会治理领域的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确保了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基层活力不断迸发。

　　准确理解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对于廓清概念、提高认识大有裨益。一方面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国家治理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这其中，社会建设得好不好、运行秩序行不行，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关系到国家治理的成败。另一方面，社会治理的创新也能够促进国家治理进步。社会治理处理的大多是具体问题，贵在因地制宜，在中国的改革大逻辑中，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得益彰，正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会治理方案，开辟了行之有效的国家治理路径。

　　有了这样的认识，就更能理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意义。客观来说，推动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大势所趋。当前，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加速流动，社会进入了风险高发期、矛盾凸显期。面对这样的现状，靠政府单打独斗远远不够，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老办法也不行，必须增强系统性思维、形成各方参与的合力。这次全会提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意味着每个人都是社会治理的责任人、获益者，必须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共同体意识。

　　意识提升只是第一步，关键要落到行动。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首先就要加强创新。上世纪60年代，浙江省诸暨枫桥镇就诞生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成为社会治理的宝贵经验。如今，无论是北京实施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还是上海利用大数据打造“城市大脑”破解社会治理难题，这些创新举措，擦亮了“枫桥经验”的时代特色，不失为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的有益尝试。社会不断发展，矛盾总会层出不穷，老办法解决不了新问题，治理方法也必须与时俱进。

　　进一步来看，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还要在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上下功夫。具体来说，就是要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既解决好实际问题，也要立足长远形成机制性办法。唯有把制度的堤坝筑得更牢一些、法律的篱笆织得更密一点，才能让社会治理朝着长治久安迈进，才能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而这，也是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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