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德:中国传统文化建设的必修课
来源:《光明日报》 张再林 发布日期:2020-07-31浏览()人次 投稿收藏

  随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抗疫斗争波澜壮阔地进行,英雄之举层出不穷、蔚然成风,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大仁大爱,亦使一种大无畏的勇敢的道德传统在中华大地再显峥嵘。

  无疑,勇德是人类的共同道德。早在西方古老的《荷马史诗》中,美德就开始与勇敢须臾不可分离;在拉丁文里,勇敢和美德是同一个词(vitus);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里,在所谓“具体的德性”名下勇德排在第一位;在尼采那里,他对生命的“强力意志”的肯定决定了其对勇敢亦备极顶礼。

  论及人类勇德建设,中华民族的贡献尤值一提。中华民族不仅将勇德视为“三达德”之一,而且很早就开始了对其理论上的阐释。如孔子提出“见义不为,无勇也”的命题。该命题开始把勇与仁义、道义联系在一起,意味着勇业已正式跻入中国道德伦理的领域,并使所谓“见义勇为”成为千古传颂的优良品德。孟子对勇的思考可视为是孔子勇的思想的深化和继续。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认真讨论了勇的性质、勇的根本及勇的途径,而他的“浩然之气”学说的推出则为所谓“勇气”概念奠定了坚实基础。如果说中国儒家更多是从“人道”方面为我们揭示了勇的性质的话,那么,中国道家则更多是从“天道”方面切入勇的应有之义。庄子“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的论述,以其理论鞭辟入里无疑可视为这种“天道论”之勇说的显例。宋以后,有王阳明对勇的“敢直其身,敢行其意”的力行力为的力倡,有颜元对宋明“重文轻武”的唇舌之儒、文墨之儒的力辟,还有戴震对“益之以勇,盖德之所以成也”这一勇的“道德执行力”的力肯。以至于可以说,儒学虽有以“柔”训“儒”、以“懦”训“儒”的解读,但以儒学为传统的中华民族从未停下对勇和勇德追求、探索的步履。

  那么,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勇呢?

  其一,心性之勇。国人论勇,多从心论。“古文勇从心”的“恿”字,就是其明证。尤要指出的是,这种与勇相连的心,既非西方式的理智之心,又非佛教式的虚灵明觉之心,而为中国式心性论的以“生”训心之心、从心从生之心。职是之故,才有了孟子所谓“尽心知性”之说,程子所谓“心譬如谷种”之谈,以及周敦颐称“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作为一种生命哲学的概念,它意味着心以其“生生不已”的潜在的可能性为内涵。也正是基于心的这种可能性,才彰显了心不受制于现实规定性的“形上超越性”,才使心成为中国哲学“形上超越性”的真正体现。

  同时,一旦我们肯定了心的“形上超越性”,我们实际上也就肯定了真正的勇。勇一如心,同样具有“形上超越性”。正是从勇的“形上超越性”出发,主张“见义勇为”的孔子提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重振中国武勇传统的颜元提出“极天下之色,不足眩吾之目;极天下之声,不足淆吾之耳;极天下之艳富贵,不足动吾之心,岂非大勇乎”。同时,荀子所谓“折而不挠,勇也”,代表了百折不挠、刚毅果决的力为力行;亚里士多德认为“真正的勇敢是为了勇敢而已”,以其不假他求,从中不仅使“特立独行”的人格成为可能,而且也与中国伦理哲学的圭臬——“依自不依他”的精神一气相通了。

  其二,气力之勇。中国哲学的身心一体决定了,勇并非是“心性之勇”的一意孤行,而是以一种“下学而上达”的方式,具身化为一种气力之勇。中国古人在提出“气,体之充也”,强调气与身体不可分的同时,亦使勇敢与身体化的“勇气”相提并论。故《说文》曰“勇,气也”,孟子认为勇能否成立取决于能否“善养吾浩然之气”,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则提出“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并且主张战斗力的提升在于“莫径治气”。“即气而力在”,如若我们肯定了勇之气,那么同时也意味着我们肯定了勇之力。这一点,不仅可见之于《说文》的“勇”字从“力”说、《诗经》的“无拳无勇”说,还可在中国拳经中的“气与力合”说中找到注解。

  “心性之勇”与“气力之勇”是统一的。这种统一告诉我们,一种真正的勇既具有一种“形上超越性”,又使这种“形上超越性”离不开形下的现实力量。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勇德也经历过沉浮,随着近现代“救亡图存”思潮的兴起,对勇德的崇尚再次被激发出来。梁启超有感于中华民族“强武之民,反归于劣败淘汰之数”的悲惨命运,一头钻入中国早期历史中,为中华民族寻找其武勇的文化基因,写就了《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在梁启超的笔下,大智大勇的孔子,不畏强权、以死抗争的曹沫、毛遂,以死报恩的侯嬴,秉笔直书的齐太史,宁折不屈的项羽,等等,都被视为武勇精神的象征。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则通过“儒侠说”使尚武精神发扬光大。在《訄书·儒侠》中,章太炎以《礼记·儒行》为蓝本,以“刚毅特立”“艰苦卓绝、奋厉慷慨”的亦儒亦侠的古“儒侠”为典型,一改长期以来“凡言儒者,多近仁柔”的大众习见,力倡古儒中固有的义薄云天的侠勇精神。因此,在振兴勇德的道路上,虽然梁、章二人一定程度上均受外来思潮的影响,但显然他们的思想都更多地来自“内源性”而非“外源性”,从而使他们的思想都打上了“以复古为启蒙”的鲜明烙印。

  应该承认,即使在我们身处更为和平、更为文明的今天,这些勇德先觉者的努力也依然没有过时。今天的人们同样要面对诸如瘟疫、地震、洪水这样的自然灾难,面对诸如战争这样的社会灾难,面对艰难、挫折和“德福不能两全”的人生困境。这意味着,无论何时,我们每一个人都依然要在勇敢和怯懦之间做出选择,这也意味着,无论何时,勇德依然是中国传统文化建设的必修之课。

  (作者:张再林,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

《光明日报》(2020年07月27日 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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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石建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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