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国范围内来看，我国存在很多人口少、规模小、产业弱、位置偏的“袖珍”县级行政区，它们所面临的共性问题是投入产出比的不经济：由于客观因素制约，一方面稀释了公共资源投入，另一方面也不利于要素配置，在通过要素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明显落后人口大县。事实上，“袖珍”小县的发展之所以成为显目的问题，也在于不论是国家层面的顶层规划，还是考究历史发展脉络，都背离了人口向城市群聚集的大趋势。

　　新近印发的《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中明确指出，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实行积分落户政策的城市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在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推进、各大城市“抢人”不歇的时代背景下，边远县级行政区以及广大农村的生存与发展，对地方治理者都是一个极为重大的考验。

　　从“袖珍”小县存废引发的讨论，还有如何更好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十四五”规划中，“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项明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城市生态修复、功能完善工程，统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合理确定城市规模、人口密度、空间结构，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被认为是在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下，做好新型城镇化工作的良方。要实现经济发展，人是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如何“聚人”，是地方治理者不可回避的难题。

　　近年来，我国生产力快速释放、人口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丰富的人力资源不仅成为生产和创新的基础，还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市场深度和消费潜力红利。可以看到，在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的当下，中国正是通过自身巨大的市场潜力和积累的消费能力，通过一系列政策调整，轻松撬动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保驾护航。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火爆景象，正是人口红利所展示出来的力量。对此，如果不能把城市吸纳的人员真正留在当地，为他们提供不会返贫的兜底保障，没有未来和压力重重的城市生活，就会让他们没有出路，也会让中国的现代化走入困境。

　　当然，从国家角度来审视，人口多少和资源投入并非唯一衡量行政区划合理与否的标准。例如人口更少的三沙市，因其战略地位而重要。对于佛坪县，专家学者以及社会舆论所诟病的，是机构臃肿以及冗员膨胀：整个县城常住人口仅8000多人，但在政府、事业单位上班的，据公开数据就有2000多人。

　　东部地区不乏历史悠久的“小县大城”，在优化区域布局、寻找适合自身产业的过程中，在人均GDP以及居民生活质量等方面都有不俗表现。如若在未来的改革中，一些挣扎于存废之间的地区能更好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有力推动政府功能转型，何妨多些“小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