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考古发现: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见证
来源:中国民族报 曙祥 发布日期:2021-11-24浏览(10)人次 投稿收藏

 

  甘肃敦煌莫高窟。 新华社发

  20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10月18日,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社组织开展的“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活动公布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入选项目。这100个考古项目覆盖全国各省(区、市),反映了在人类起源、中华文明起源的形成和发展历程,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历史过程等方面的重要考古学成果。在“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录中,有一大部分是石窟寺、佛寺遗址及佛塔遗址类的佛教考古项目,另外一些考古项目有佛教文物或文物表现出佛教文化的特点,这些考古发现科学严谨地揭示佛教文化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历史过程中的意义。这些佛教考古涉及石窟寺考古、佛塔地宫考古、窖藏佛教造像考古、丝绸之路考古、城市遗址考古、帝王陵墓考古、墓葬考古、水下考古。

莫高窟第285窟(复制)。 敦煌研究院供图

  ■石窟寺考古——甘肃敦煌莫高窟。石窟寺考古揭示出印度式佛教和中亚式佛教向中国式佛教演变的过程,同时也为其他学科提供数量众多、价值巨大的历史研究资料。我国石窟寺集建筑、雕塑、壁画、书法等艺术于一体,根据洞窟形制和主要造像的差异可分为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和西藏地区四大地区类型。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甘肃敦煌。它始建于前秦宣昭帝苻坚时期(338年-385年),后历经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十国、西夏、元朝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宝库。敦煌石窟营建的1000年间,正是中国艺术流派、门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时期,也是佛教与佛教艺术传入后建立和发展中国的佛教理论与佛教宗派,佛教美术艺术成为中国美术艺术的重要门类,佛教不断中国化的时期。敦煌莫高窟一向是我国石窟寺考古工作的重点,其价值与影响力堪为我国石窟寺考古工作的代表。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标志着敦煌莫高窟保护与研究工作的正式开始。

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塔半边倒塌,1981年重修。1987年,考古工作人员在法门寺塔塔基处发现地宫。新华社发

  ■佛塔地宫考古——陕西法门寺遗址。佛教地宫考古,也是典型的佛教考古项目。我国古代佛寺建筑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是中国化佛教的重要表现。众多仿照中国古代楼阁建筑的砖石结构佛塔,是重要的佛教文物。无论是完整的古塔,还是残破的塔基,都是佛教考古的重要研究对象。新中国成立后,对佛塔地宫考古发掘的成果显著,考古工作者对几十座佛塔地宫进行了科学细致的考古发掘,收获了众多有价值的出土文物,揭示出我国佛教舍利塔的地宫建筑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完善的发展过程。1987年4月3日,考古工作人员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塔地宫里,出土了大批唐代珍贵文物,包括佛骨舍利4枚、金银器121件、琉璃器20件、珍珠宝石近400件(颗)、瓷器17件、石质文物12件、漆木器及杂器19件、各类铜钱几万枚,还有大批丝织品及衣物。这批出土文物的显著特点是高等级的文物多、佛教供养道具多、新出土的器物多、器物上的錾文多、佛指舍利多、琉璃器皿多、秘色瓷多、纺织品多,极具历史、艺术及科学价值,在国内外引起轰动。

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的佛像。新华社发

  ■窖藏佛教造像考古——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挖坑埋藏佛像是我国古代的一个历史现象,多个省份都有过窖藏佛教造像的考古发现。1996年10月,青州龙兴寺遗址一处大型造像窖藏坑内出土了中国化风格明显、数量十分可观的佛教造像,计有佛头像153件、菩萨头像51件、造像残身或半身造像36件、其他头像10件,共计400余尊。北魏、东魏、北齐造像占95%,隋唐宋造像占5%,这是继四川成都万佛寺和河北曲阳修德寺造像之后的又一窖藏佛教造像重大考古发现。龙兴寺窖藏造像数量之大,历时之久,种类之全,雕刻技艺之精湛,贴金彩绘保存之完好,在我国佛教考古中实属罕见。造像精品在国内外展出后引起巨大轰动,并引发了对青州造像的收藏与研究热潮。上世纪60年代末至今,山东青州、博兴、无棣、诸城、昌邑及惠民等地陆续出土近千件北魏至北宋的石佛造像和百余件金铜佛造像,时间跨度达500余年。依出土情况看,这一地区在北朝末年已形成相对稳定的造像模式,被现代研究者称为“青州模式”。青州处在中国佛教的南北两大区域之间,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造像为研究佛教造像艺术在中国南北的传播与演变,以及研究古代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鉴,提供了珍贵的考古实物资料。

  ■丝绸之路考古与佛教考古——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尼雅遗址不是专门的佛教考古遗址,是一处聚落遗址考古项目,但包含其中的佛教考古文物可以反映出塔里木盆地佛教建筑的早期形制及佛教徒生活的基本状况。尼雅遗址是西汉-西晋十六国时期“精绝国”的遗存,1901年由斯坦因首次发现,1959年新疆博物馆组织的一支考古队对尼雅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1988年和1990-1997年间由中国、日本有关方面合组的“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对尼雅遗址开展了连续的调查和发掘。尼雅遗址地处东西交通的要冲,是丝绸之路南道、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现存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群,由规模不等的众多房屋建筑遗址、佛教寺院、佛塔、田地、道路、手工业坊区、墓地、供水系统、果园等逾百处的各类型遗迹构成。干燥的沙漠埋藏环境中出土的考古文物表明,这里曾经是汉文化、古代印度文化、贵霜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和早期波斯文化交流之地。历次考古调查发掘出土了大量的佉卢文文书、汉文文书、雕刻精美的建筑构件、钱币、丝绸以及艺术品等珍贵文物,佉卢文文书中有一些是与佛教有关的文献。遗址群内的宗教建筑遗迹,分为佛塔、佛寺和僧房遗迹三种,其中佛塔一处、佛寺二处、僧房一处。佛塔位于整个遗址群的中间位置,佛寺和僧房紧邻政权机构,反映了佛教在此地的崇高地位。这一遗址及其考古文物,对于汉晋时期西域荒漠绿洲城邦聚落人类文化与环境变迁关系的研究,对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亚文明历史进程的研究和揭示,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尼雅遗址和其他边疆考古项目一样,为探索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进程提供了重要证据。

  ■城市遗址考古与佛教考古——河北临漳邺城遗址及磁县北朝墓群、河南汉魏洛阳城遗址、陕西西安唐大明宫遗址等。邺城遗址不是专门的佛教考古,属于城市遗址考古项目,但佛寺佛塔遗址考古发掘是其中重要部分。城市遗址考古主要是对古代城市的全部遗存进行调查、勘探及考古发掘,获取和破译考古遗存的人文信息,努力复原古代城市的历史和文化面貌。古代城市范围内的一座佛寺或一座佛塔遗址,需要通过考古工作来探寻它们与城市整体的有机内在联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西安、洛阳等古代城市考古给予了相当的投入,取得了众多令人瞩目的成果,佛教考古工作也随之得到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1983年组成邺城考古队,共同对邺城遗址全面勘探和发掘。上世纪90年代的复探使人们了解了它的范围、保存概况等,并初步推断该遗址为建筑遗址,属于东魏北齐时期。邺城考古队向国家文物局申请2002年度进行发掘,并获得批准。邺城分为邺南城和邺北城。邺南城佛寺塔基是我国发现的唯一一处东魏北齐时期佛寺方形木塔遗址,塔基中刹柱础石、塔基砖函等发现填补了这一时期考古学的一项空白。邺南城东魏北齐佛寺塔基性质的判明,对于该遗址的保护意义重大,为今后邺南城平面布局和外郭城的寻找与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邺城地区在历史上是佛教重镇,考古发现证明,邺城地区的佛教造像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其晚期形态被现代研究者称为“邺城模式”。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邺城遗址及周边曾陆续出土了一些佛教石造像。根据2012年发现的埋藏坑,结合邺城遗址及其周边地区历年陆续出土的造像,可以将邺城地区北朝石造像分为4个发展阶段:北魏中后期、北魏后期至东魏前期、东魏后期至北齐前期、北齐中后期。6世纪中叶以后,以“龙树背龛式”造型为典型特征的邺城新式造像模式出现,这是融合了中外文化因素,上承南朝及东魏造像风格,同时接收新一轮传入的笈多造像样式创造出的全新模式。就目前的出土文物来看,此类造像除在邺城及周边地带普遍存在,河北曲阳、定州、蠡县、正定、藁城、南宫及山西太原等地也都有发现。北齐“邺城模式”造像,萌发于东魏晚期,北齐初年具雏形,天保末年以后成为邺城造像的主流,并对周边地区的佛造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6世纪晚期,这一造像模式淡出历史舞台。

  ■帝王陵墓考古与佛教考古——北京明定陵、宁夏西夏陵。东汉以后,佛教文化在我国的影响力日渐增强,这在各个朝代的陵墓考古发现中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证实。明代皇室中有浓厚的崇佛传统,在定陵出土的万历帝后的生活用品中,无论是衣物还是器具都充满鲜明的佛教色彩,说明佛教已经渗透到明代皇室生活的方方面面。西夏陵发现于上世纪70年代初,位于宁夏银川西郊贺兰山洪积扇上,是我国历代帝陵中发现最晚的,却是西夏墓葬中发现最早的。西夏王陵及其他遗址、窖藏、碑刻、古建筑、石窟等考古发现,使我们对西夏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物质生产、民族宗教、文化形态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西夏统治者信仰佛教,佛教思想体系在西夏社会的思想意识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儒学思想并驾齐驱。大量佛教考古实物的出现,使得一些学者完成了相对完整的西夏佛教史著作。

  ■墓葬考古与佛教考古——青海都兰热水墓群、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贵州遵义海龙屯城址及播州杨氏土司墓群。这3个考古项目中,都发掘出与佛教相关的文物。热水墓群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乡境内,是6至8世纪的重要墓葬群,出土的大量文物有力证明了青海道是北朝至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一条重要干线,都兰则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1983年冬,考古工作人员在1号大墓的1号殉马坑中部出土一件木制舍利容器,对于佛教传入吐蕃的路线、吐蕃佛教前弘期的文物、吐蕃与中原地区的密切关系和文化交流,以及舍利信仰与吐蕃本土信仰相结合等学术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和新的视角。1986年9月中旬,新疆吐鲁番市阿斯塔那乡棉花收购站发现一片墓地,共发掘墓葬8座,出土一批珍贵文物。其中发现的《高昌延和十八年(619年)佛弟子张师儿随葬衣物疏》,将传统道教观念的葬俗杂揉在佛教徒的墓葬礼仪里,对于研究佛教中国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而贵州播州杨氏土司墓群中考古发现的充满浓厚佛教元素的文物,对研究佛教中国化的深化发展以及播州土司文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证据。

  ■水下考古与佛教考古——广东“南海I号”沉船。2007年12月22日,南宋时期沉船“南海Ⅰ号”在广东川山群岛海域被整体打捞出水,移入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水晶宫内存放,清理出水文物总数超过17.4万件,堪称目前我国水下考古之最,尤以铁器、瓷器为大宗。出水玉雕观音与玉雕罗汉各一枚,据分析,判断为船员的随身佩戴物件,这两件佛教考古文物为人们探究宋代船员的宗教信仰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

  (作者单位: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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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考古事业的发展历程

  100年来,我国的佛教考古事业紧随现代考古学的发展成长起来,大致经过了6个阶段。

  初创期(1921年-1949年)全国诸多研究传统金石学的大学教授和科研机构研究人员纷纷组成考古社团,通过考古发掘、采集等方式搜集文物,保护并研究民族文化,促进了中国科学考古学的诞生。其中与佛教考古关系密切且影响较大的事件有:中国与瑞典两国学者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对新疆进行为期3年的考古调查,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

  初步发展期(1950年-1966年)以石窟寺考古为代表的佛教考古按照考古学的方法,对中国的佛教石窟寺、佛教遗址等进行清理、记录和研究。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1958年,中国佛教协会对房山石经进行全面的调查、发掘和拓印工作,堪称佛教考古工作的盛事。

  基本停滞期(1967年-1976年)这一时期,各地的考古工作基本上陷于停顿,中国考古学界与国外的交流基本中断。

  全面恢复期(1977年-1989年)各省相继建立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开始主要由各省级考古研究机构独立承担,多所高等院校相继创办考古专业,中国考古学的成果大量涌现,与国际社会的考古交流逐渐增多。佛教考古事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同样得到恢复,具有中国风格的石窟寺考古学建立,河北临漳邺城遗址、陕西法门寺遗址、新疆尼雅遗迹学术考察等重大考古项目也在这个时期完成。1980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馆内设有“房山石经整理研究小组”,专门从事房山石经考古成果的整理和研究。其工作重点是辨认那些“不知名佛经”,并把考古发掘时获得的近千张残石拓片拼接起来,编出目录,准确反映房山石经的实貌。在这一基础上,成立房山石经编辑刊印小组委员会,开始编辑出版《房山石经》。

  成熟期(1990年-2004年)这个时期,我国考古界的考古工作全面恢复、研究机构相继建立、人才培养形成规模、对外交流逐渐活跃。宁夏宏佛塔天宫、山东青州龙兴寺、浙江杭州雷峰塔遗址、河北邺城遗址东魏北齐佛寺塔基等重大佛教考古项目均在这一时期完成。

  蓬勃发展期(2005年至今)这个时期,我国考古工作的体系日臻完善、学科地位显著提高、国际合作深入发展、赴外考古逐渐增加。佛教考古方面,完成了新疆鄯善吐峪沟石窟群和佛寺遗址、江苏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窟顶北魏辽金佛教寺院遗址、内蒙古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四川石渠吐蕃时代石刻等重要考古项目,开展了孟加拉国纳提什瓦遗址考古、援助缅甸蒲甘他冰瑜佛塔修复等境外佛教考古合作项目,相关地区纷纷对石窟保护工作进行地方立法。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对新时代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进行系统谋划和全面部署。

《中国民族报》(2021年11月23日 8版)

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zjnews_mzb@163.com

(编辑:石建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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