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万年 赴一场文明之约
来源:《光明日报》 谈晟广 发布日期:2021-11-29浏览(10)人次 投稿收藏

跨越万年 赴一场文明之约

  ——三晋大地文物精粹展“华夏之华”

  谈晟广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学术部副主任、“华夏之华——山西古代文明精粹”特展策展人

  由清华大学与山西省文物局共同主办的“华夏之华——山西古代文明精粹”特展日前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启幕。展览展出山西省11家文博单位共计300余件精品文物,其中一级文物达半数以上,时间跨度从旧石器晚期至明代达一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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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庙底沟文化彩陶盆

  黄河中游“L”形的河流走向,在河东、河西与河南,分别大致划分出了晋、陕、豫三个省份,这里是华夏文明起源之“三足鼎立”的核心地带。上古“三皇五帝”传说,有“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之说,大致对应的地点,均位于晋西南。据《左传》等先秦文献记载,西周时期晋国始祖唐叔虞分封于“夏墟”。华夏文明的起源,当与山西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且从考古学上亦得到了部分印证。以夏县西阴村命名的西阴文化,绚丽的“花”纹引领了史前彩陶时代文化大变革的浪潮,襄汾县的陶寺文化遗址初具国家和礼制雏形,均凸显了晋西南在华夏文明形成初期所具有的核心作用。山西境内出土了商代早期、商代晚期、西周、春秋和战国序列完整的青铜器,成为理解中国青铜时代方国文化艺术和礼仪制度极佳的标本库。上古、中古和近古,山西长期是中原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融合的熔炉,特别是北魏孝文帝从平城(今大同)迁都洛阳,对华夏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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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齐娄睿墓出土的壁画鞍马游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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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石雕贴金彩绘菩萨立像

  纵观历史,中华文明具有独特的文化基因和自身发展历程,始终一脉相承。山西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因相对封闭的特殊地形,省内遗存的古代文物,无论是地下还是地面,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可称得上是保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的基因库。

  此次“山西古代文明精粹”特展主题为“华夏之华”,第二个“华”字寓意深刻:华,花也,美好,亦借喻西阴文化之“花”;《书·舜典》记:“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孔传:“华,谓文德。言其光文重合于尧,俱圣明”,意即文德之“华”,即礼乐教化,始于尧帝,传夏族正是兴起于晋西南。

  本次展览通过“文德幽明”“瑞节信玉”“道生器成”“万流归一”“汉唐奇迹”“画妙通神”六个单元,分别重点展示了史前文化、玉器、青铜器、汉唐至元明多民族文化的交汇、雕塑和绘画等内容的古代文物,并将它们置于宏大的中国艺术与文化史的架构中进行阐释,从而彰显本次展览的深刻主题——山西古代文明,无愧是华夏文明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优秀代表。展览将不同的文物置于其所处的历史语境中,讲述和“中国”相关的不同主题的故事,以使得每一件文物都能够鲜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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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六曲狩猎纹高足金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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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齐胡人舞俑

  以史前文明为例,重点展示的吉县柿子滩旧石器时代遗址、以夏县西阴村命名的西阴文化(又称庙底沟文化)、襄汾县陶寺遗址的重要文物,凸显了山西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仰韶文化中期和龙山时代晚期三个时段曾经扮演的重要角色:其一,柿子滩遗址是目前中国境内现存距今2万至1万年间面积最大、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的原地埋藏遗址,对于探索中国从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发展状况,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其二,西阴文化时期是史前文化的一个大变革时代,重组、融合了多种文化区系,以彩陶上绚烂的“花”纹为主要艺术特征,鼎盛期的影响范围,东至沿海、西至甘青、北至内蒙、南至长江,在不同的地区又演化出多种新的文化类型,从而在文化和地理的空间格局上,为后世以中原为核心地带的历代王朝、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三,在面积约280万平方米的陶寺大型聚落遗址,不仅发现了城墙、宫殿和高等级墓葬,还出土了大量绘制精美的彩陶、玉器、漆绘木器、铜器零件、礼乐器等,显示其与早期中国可能存在的王朝有关。陶寺遗址是传统文献记载中,夏朝建立之前,中原文明达到的第一个高峰,并与学者一般认为的夏代中晚期的都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交相辉映,可以认为是最早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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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彩绘雁鱼铜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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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周人首神兽纹玉戈

  山西境内出土了大量史前和商周时期的玉器、青铜器,这两类文物也在本次展览中得到重点展示。中国古人认为,“制器尚象”“器以藏礼”,展览并非简单陈列这些珍贵的文物,而是尝试解读它们的深层文化内涵,使其成为早期中国艺术与文化“故事”的叙事主体。“瑞节信玉”便是我们首次根据早期文献记载总结出来的概念。总的说来,玉器分佩玉和礼玉两种,后者有着更为重要的用途。《周礼·地官司徒》记有“掌节”之官,王的命令向天下传达,必有“玉节”作为凭信;《周礼·春官宗伯》又记有“典瑞”之官,“瑞”就是玉瑞,“瑞者以玉为信也”,说明玉器有符信的作用。

  各种青铜礼乐器具,是器主身份、权位的象征,器、车服、名、爵号,君之所司也,故孔子曰“器以藏礼,礼以行义”“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帛书《老子》云:“道生之,德畜之,物刑(形)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青铜器的造物原理,当包含“器”与“物”的双重内涵:“物”乃献祭之“牲”,“器”乃“牲”之用也;“器”有形,便是形而下的“形(刑)”,即器形和纹饰;“刑”和“器”的制作,莫不尊“道”。因此,展览精选的商周时期青铜器,无论是出自商代方国大墓,还是西周历代晋侯墓、霸氏墓,或是春秋赵卿墓,均是其所处时代之华夏礼制在不同层面的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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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周饕餮纹提梁铜卣

  汉唐至元明的历代文物,我们以“万流归一”为主题,说明山西自古即是多民族、多文化的融合之地,并最终与其他各地区的文化一起,汇聚为统一多民族的中华文明。

  在山西境内保存的历代遗存文物中,雕塑和壁画尤为闻名。本次展览通过细致的学术梳理,将这些展品置入中国艺术史的书写中进行阐释。北魏皇室命人开凿大同云冈石窟,造就了5世纪中国石刻艺术的巅峰。晋阳(今太原)成为随后东魏和北齐实际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佛教艺术从而实现其中国式审美的完全转换。艺术史学家方闻在《艺术即历史》中将这种转换总结为一种可比拟“希腊奇迹”的“汉唐奇迹”。北魏至唐之间,中国佛教造像经历了三部曲的演变:从北魏古拙的正面风格,到北齐、隋朝的圆柱形式,再演变为初、中唐时的三维造像,清晰地反映出立体状物技法的发展历程,系统展示了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成就,是书写中国雕塑史的关键资料。

  与中国雕塑从平面走向立体的发展历程相一致的是,6世纪中期之后,中国绘画也出现了外来的明暗法造型风格,这就是唐代史学家许嵩在《建康实录》中提及的一种运用晕染技法所能达到的逼真效果,称为“凹凸画”。但在中国趣味改造下,它又逐步变为笔墨的语言,至8世纪盛唐时期完全成熟。山西保存了大量唐宋至明清时期的寺观壁画,近年又出土了为数众多的汉代、北朝、唐代以及宋金元的壁画墓。这些珍贵的图像资料,为我们重新书写中国绘画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展现出中国古代高超的绘画成就。

  “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让人们“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展览不仅让观众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华夏文明看山西”,更为传播中华文明,讲好中国故事,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贡献力量。

  《光明日报》(2021年11月28日 09版)

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zjnews_mzb@163.com

(编辑:石建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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