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大学吐鲁番文献研究团队组建于2016年，由该校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院长、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所所长王启涛担任负责人。近年来，团队先后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4项，成员专著《敦煌西域法制文书语言研究》荣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吐鲁番文献合集·契约卷》获得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
王启涛(左一)在给学生讲解文献。 西南民族大学供图
敦煌、吐鲁番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镇，是世界四大文明汇流的地带。
近百年来，在敦煌藏经洞和以吐鲁番为代表的新疆地区，成千上万卷文献重现于世。这些文献以写本为主，忠实地记载了古丝绸之路各民族的历史脉动，堪称古丝绸之路的百科全书。
西南民族大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团队负责人王启涛，和团队成员一起，面对卷帙浩繁的吐鲁番文献，年复一年、孜孜不倦地投入推进吐鲁番文献的整理研究中。
做“冷门绝学”，从事吐鲁番学研究
“吐鲁番学有100余年的历史，我们要对全世界的吐鲁番文献进行拉网式普查、整理和研究，成果规划为20卷，总字数3000万字，希望为海内外从事吐鲁番学研究的同仁提供一份吐鲁番文献的定本。”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吐鲁番文献合集·校注·语言文字研究及语料库建设”在成都举行开题报告会，海内外近100位学者参加，王启涛作为该项目首席专家，立下了这份“军令状”。
“学术无国界，但学者有国籍。”早在1999年，王启涛接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时就表示，要把敦煌吐鲁番学的话语权掌握在中国学者的手里。
历史上，不少敦煌吐鲁番文献被劫掠到国外，外国学者长期占据着敦煌吐鲁番学的话语权，以至于国际学术界曾有“敦煌吐鲁番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在国外”的说法。
“在吐鲁番学研究领域，中国的学者应该拥有话语权。”王启涛表示。
随着研究的深入，王启涛逐渐意识到这门国际显学在国内被称为“冷门绝学”的原因：敦煌吐鲁番文献的识读，既需要有扎实的中古俗字、俗语词功底和写本文献学基础，还需要有过硬的历史学和考古学基本功，入门门槛高;一些古代文书被剪成纸帽靴等各种形状，导致完整文书变得支离破碎，必须衔接首尾才能得见文书全豹;文献内容专业程度高，与现代生活联系不紧密，研究见效慢。
尽管困难重重，王启涛还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日复一日，焚膏继晷，他硬是把吐鲁番学这张枯燥无味的“冷板凳”坐热了。
浩瀚广博，团队攻关
吐鲁番文献体量大、内容庞杂。王启涛意识到，在这个浩瀚广博的领域，仅凭一己之力单打独斗是难以成功的。
2017年，王启涛邀请海内外从事语言、文字、历史、考古等领域的优秀专家同行30人，组建团队，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吐鲁番文献合集·校注·语言文字研究及语料库建设》，对海内外公私机构收藏的吐鲁番文献进行全面深度整理与研究。目前，已出版吐鲁番文献合集《儒家经典卷》《契约卷》《医药卷》，《书信卷》也即将付梓，《法典卷》《诉讼卷》已经完稿。
著名敦煌吐鲁番学家、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朱雷评价说，《儒家经典卷》的最大特色是，既有准确的识读和校勘，又有详细的注释，“这些注释往往是一篇专论，体现了研究团队对吐鲁番出土儒家典籍写本的深度认识和考释”。
正如专家的评述，西南民族大学吐鲁番文献研究团队就是要交给国际吐鲁番学界一份吐鲁番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定本。
王启涛表示，敦煌吐鲁番文献大部分是用汉字或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等书写的，我国学者进行研究，具备先天的语言文字优势。
王启涛和团队对吐鲁番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受到日本、德国和美国同行的肯定。目前，团队联合全世界10个国家的100位学者，撰写1000个词条，编纂《吐鲁番学大辞典》。
融汇贯通，推动吐鲁番学发展
“这些年来，我始终感觉到吐鲁番学没有敦煌学热。”王启涛认为，虽然吐鲁番学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团队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目前，国外收藏的吐鲁番出土文献的普查和数字化工作较为完善，利用国际敦煌项目网站以及《吐鲁番出土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吐鲁番出土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等工具书，学者们对海内外收藏的吐鲁番出土文献大致有一个了解。但是，国内外公私机构收藏的吐鲁番出土文献普查、缀合、定名、断代等一系列工程远远没有穷尽，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此外，吐鲁番和新疆其他地区还在不断出土各个历史时段的文献。“文献发布和整理研究的速度一直跟不上出土的速度，我每次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和吐鲁番博物馆，看到不断出土的文书原件，恨不得不走了。”王启涛说，如今团队只有先做已经发布的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并不断以“补编”的方式，推出对新出土、新发布的吐鲁番文献整理和研究成果。
在整理与研究吐鲁番出土文献的过程中，王启涛深深感受到，研究吐鲁番学必须加强学科之间的融合。
“今后的研究必须进一步加强考古学、文献学与历史学三者的结合。”王启涛说，目前在吐鲁番学研究中，学科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壁垒，学科之间的成果也引用得不多。
在吐鲁番学发展史上，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参与得较早、较多、较深、较广。王启涛希望，在新时代，语言文字学家和文献学家要更加重视对吐鲁番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使吐鲁番文献从挖宝式整理变为穷尽式整理，从蛙跳式研究变为地毯式研究，全面提升吐鲁番学水平”。
团队在撰写《吐鲁番文献合集》过程中，就常常参考考古学界的考古报告和历史学家的研究论著。合集的每卷写毕，王启涛会邀请这三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召开审稿会。
如今，王启涛带领的吐鲁番文献研究团队，依托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的学科优势，正在为构建新时代中国语言学研究的新格局而努力。
“我们正通过这种方式，把敦煌吐鲁番汉文献与吐蕃文献、回鹘文献等彻底打通。”王启涛说。
（编辑：马永）最新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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