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国化的“适应性”精神
来源:中国民族报 于飞 发布日期:2021-12-21浏览(10)人次 投稿收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实践证明,坚持中国化方向、积极适应社会是我国宗教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宗教的优良传统。佛教诞生2500多年来,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尤其是在传入我国后成功融入中国社会与文化,究其原因,除去佛教自身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更是佛教的社会适应性使然。

  中国佛教参照吸收儒道“自耕自食”的经济伦理思想,开创“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并重”制度。图为湖北武汉灵泉寺僧人和信众在寺院的农禅园里辛勤耕作。湖北省佛教协会供图

  “适应性”是佛教的本有精神。佛经的“经”字,就蕴含着“相适应”的重要思想。经,梵语“修多罗”,汉译为“契经”。《华严探玄记》卷一曰:“修多罗,此云契经。契有二义,谓契理故、合机故。”《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一载:“契,上契诸佛之理,下契众生之机;经,法、常之义”,意思是指既要契合佛教本身的教义教理和根本精神,又要契合社会发展和时代需求。对此,太虚法师曾说:“佛教要适应今时、今地、今人的实际需要”“要去服务社会,替社会谋利益”。佛教这种契理契机的“适应性”精神贯穿于其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始终。

  在与儒家的关系方面,佛教抱着“客随主便”的心态,或向儒家靠拢,或用儒家思想阐释教义,直至深度融合,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佛教东传进入我国后,因佛教教义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有很大分歧,致使儒佛冲突以致排佛事件屡有发生。为了应对文化碰撞,佛教有意做了一些适应性的改造。比如,在佛教经典翻译和诠释过程中,自觉或有意识地“援儒入佛,以儒论佛”,如与晋代高僧道安同时代的竺法雅开创的诠释经典的“格义”法。其后,无数中国僧人与来华的域外僧人,不断以创造性的诠释方法来理解、阐释来自印度的佛教经典,并将其落实于教义建构、教制安排、修行方法等方面,由此形成中国佛教的教义系统和教制体系。又如宋代著名禅僧契嵩把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等同起来;也有的僧人则宣扬佛教与儒家“出处诚异,终期则同”“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还有的僧人用佛教的“十善”补充儒家社会伦理的欠缺,用因果报应充实“神道设教”。至两晋时期,佛教已在上层统治阶层引起普遍的欢迎和重视。为了应对文化冲突、适应时代要求,佛教竭力缓解与儒家对立的一面,把调和放在第一位,不但特别突出报恩思想以契合孝道观念,还特意把轮回报应的重点从“来世报”转化为“现世报”,并在来世报中特别强调报在子孙。佛教的这些做法,使它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佛教。经过上千年的磨合后,佛教最终在宋代完成转化,彻底成为“中国化的佛教”,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与道教的关系方面,佛教与道教相互调和、相资为用。佛教初传中国时,为了适应汉代社会广泛流行的黄老道术之风,有意将禅法与道术联系起来,善巧方便地以精灵起灭、业报轮回、安般禅法,分别与谷神不死、善恶承负、吐纳之术相配合,所以出现了佛老并祠的现象,佛教也才逐渐为时人所接受。为此,汤用彤先生称汉代佛教是“方仙道式”的佛教。可以说,佛教的中国化进程始自汉代对佛教的道教式解读,佛教的中国化在当时表现为“道教化”“方术化”,被称之为“清净道”,也即“佛道”现象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最初始的表现形态。当然,在传播的过程中,为了争取更多的生存与发展资源,佛教与道教的矛盾与冲突也始终不断,主要表现为对统治阶级宠信的争夺和对信众与物质利益的竞争以及教义上的争论等方面。直至宋代以后,佛道之间的冲突才有所缓和、走向融洽。道教也积极向佛教“取经”,采用佛教的法相名目,借鉴佛教的生死轮回与空的思想,吸收佛教的地狱等观念,重视修炼心性,并且效法禅宗不立文字的宗教实践。特别是全真派形成之后,佛道、儒佛道融合更是被作为道教修行的核心。

  从佛教中国化的进程看,佛教在与儒道冲突融合的过程中,也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相交织,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政治文化,摸索出一套处理政教关系的良性模式。佛教入华后,深感皇权统治与封建帝王在中国的至高地位与权威,因此,道安大师发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感慨。在此后的1000多年里,佛教充分展现了它多面与灵活的适应能力,如许多沙门高僧在弘法传道中,主动适应和服务政权的需要,以致许多高僧成为朝廷的座上宾。他们有的甚至成为国师,为佛教的传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佛教的适应性精神,还表现在其一改印度佛教乞讨为生,不事劳作、不事生产的传统,参照吸收儒道“自耕自食”的经济伦理思想,开创“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并重”制度,开启中国僧伽生活的新形态。佛教还能够适应不同时代士大夫阶层和底层民众的不同精神需要。如魏晋时期,名士崇尚清谈,为了适应其说空谈玄的需要,佛教性空般若之学被大量翻译、广为流布。社会动乱使士大夫群体对现世生活失去信心,于是涅槃佛性说的解脱思想就取而代之,成为当时的主要学说。而当佛教逐渐向民间传播以满足底层群众需求的时候,简单易行的净土信仰便盛行起来。

  总之,佛教不断适应中国社会的过程,也是佛教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在今天更应大力弘扬优良传统,发扬适应性精神,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与社会发展同步,与时代进步同频,努力成为社会和谐和文化建设的积极力量。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

《中国民族报》(2021年12月21日 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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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石建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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