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代表人物
来源:中国民族报 发布日期:2022-03-25浏览(10)人次 投稿收藏

马相伯:天主教徒、爱国者、教育家

项秉光

 

  1939年4月,一位老人迎来百岁生日,重庆的国民政府为这位老人颁发褒奖令,延安的中共中央特致贺电,称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这位老人就是中国第一个神学博士、南京第一任市长、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他在一百年波澜起伏的人生里,与国家同命运共呼吸,展现了一个天主教徒的家国之情。

  1840年4月7日,正当英国下议院讨论要在中国发动战争之时,马相伯出生于江苏丹徒县。他的祖籍是江苏丹阳马家村,天主教在江南传播时,大运河是其最主要的传播线路,丹阳马家村就在大运河边上。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处于“百年禁教”中的天主教借机重返中国,外国传教士在丹阳发现,这里依旧有着千余名天主教徒。童年时的马相伯一边在家中接受天主教教育,一边入学塾接受儒学教育,并且考中了秀才。1851年,11岁的马相伯只身赴上海,进入耶稣会所办的依纳爵公学(后改名徐汇公学)读书,后来成为学校的国文与经学助教。1862年,马相伯进入新办的徐家汇耶稣会神学院初学院学习,两年后升入大修院,并且加入了耶稣会。1870年,马相伯通过了耶稣会的考试,完成了耶稣会最高层次的神学与哲学教育,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

  但是,神学博士学位并没有让马相伯成为一个彻底的耶稣会士,反倒使他能够更为深刻地正视西方文化。年龄渐长的他在两种文化的张力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突与紧张,这种文化张力与现实冲突混合,最终导致了他与耶稣会的决裂。

  清末来华的天主教与明末来华的天主教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借着枪炮和不平等条约进入中国,被人称为“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它的形象与西方的侵略者混合在一起。而且,天主教重返中国时,依旧带着礼仪冲突时的禁令,这使得两者刚一接触就重新进入紧张关系之中,马相伯就处于这种特殊的处境之中。

  马相伯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出任徐汇公学学生督导,4年后升为校长。在这段时间里,马相伯与天主教的分歧渐露。他在学校相当重视中国经史教育,并且还带领学生参加科举考试,这使得教会方面对其相当不满。不仅如此,马相伯在生活上还遭受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这更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他曾表示“洋人自以为天之骄子,根本看不起中国人”。在多重因素的促使之下,他的弟弟马建忠于1874年脱离耶稣会,两年后,马相伯也与耶稣会决裂。

  这是马相伯人生的第一阶段,他亲身见证了清末天主教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也促使他在后来的人生中思考天主教中国化的问题。

  从1876年离开耶稣会到1897年重返教会,这一期间,马相伯的主要事业都在晚清的政坛。他的二哥马建勋在李鸿章的幕府,主管淮军粮台,弟弟马建忠离开耶稣会后,也加入了李鸿章的幕府。他在兄弟们的引荐下也进入了淮军系统,帮助开展洋务工作。他先入山东布政使幕府,后任潍坊机械局总办,主持山东洋务。1878年,马相伯完婚,妻子就是山东人,两人育有二子一女。婚后第3年,马相伯赴日本任参赞、领事,半年后在回国的船上见到了李鸿章,被李延入直隶总督幕府。在李鸿章幕府中的马氏兄弟以他们的外语和西学教育优势,参与了清末政坛许多重要事务,尤其是洋务运动和涉及中外纠纷的外交事务。悲剧的是,1893年,马相伯的妻子与幼子坐船从上海回山东探亲时,在海上罹难。两年后,他的母亲去世。经受数年间内忧外患的不断打击之后,马相伯回到上海徐家汇隐居,重返天主教。

  这是马相伯人生的第二阶段,他亲身见证了中国屈辱的晚清历史。他投身政界参与洋务运动,希望能够振兴国家,然而他无力扭转局势,只得退居上海。在此之后,他在公共事业上决心兴办教育以救国家,在个人信仰上则重归天主教。

  1897年,重回天主教的马相伯写了4篇明末天主教人物的遗像题词,这是他在重归之时对天主教前途的思考,他试图从明末天主教历史中挖掘天主教中国化的精神资源。马相伯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天主教的问题都有着深刻的体会和思考。他认为清末天主教最需要解决的是洋教色彩,他从多重角度论述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马相伯认为外国传教士依仗西方势力,将教堂所到之地视为外国势力范围,将教民置于自身的保护之下,使天主教成了自外于中国社会的“国中之国”。马相伯提出切断天主教与西方政府的联系,使天主教成为中国人的天主教。他提议外国传教士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马相伯进一步表示,不但传教士要学中文,而且天主教的经文、教义都应该用儒家经典和中国传统的文化语言来表达。除了语言之外,天主教更要尊重和顺应中国的传统风俗与生活习惯,以此才能为中国大众所接纳,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

  马相伯所强调的这些中国化措施,是对明末天主教文化适应策略的呼应,包括学习中国语言、用中国经典翻译天主教术语、用中国文字写作、尊重中国礼仪风俗,都是利玛窦曾经推行的措施。马相伯认为,明末的传教士有着深厚的学问和素养,而且掌握时代最为先进的科学知识,而清末的天主教则差之甚远。因此,马相伯呼吁教会投身教育,兴办大学。1900年,马相伯将自己所有的财产捐献给教会,用来兴办震旦学院,并且亲自主持学校,编写教材。后来,马相伯再办复旦公学,就是复旦大学前身。民国成立后,马相伯应邀北上参政,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25年,他还参与筹建和资助辅仁大学。

  这是马相伯人生的第三阶段,他在个人境界上以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为本位,融合天主教信仰;在公共事业上则主要致力于兴办教育,以期改变国人的精神与国家的命运。然而,这个进程被一场更为深重的民族危机所打断,在人生的最后岁月,马相伯不得不再次投身扶危救亡的事业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马相伯在鲐背之年再次走出居所,先后发起了中国民治促成会、江苏省国难会等组织,疾呼全国上下团结抗日。1937年,上海沦陷之后,马相伯转移至西南,先居桂林风洞山,再迁越南谅山。

  1939年11月4日,在过完百岁生日半年之后,马相伯在湘北大捷的兴奋中溘然长逝。他的弟子于右任以挽联总结了他的人生:“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他既是基督宗教的信仰者,也是广受赞誉与尊重的爱国者,他是晚清以来天主教中国化的标杆,是近代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代表人物。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当代宗教研究所)

《中国民族报》(2022年4月26日 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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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石建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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