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代表人物
来源:中国民族报 发布日期:2022-09-01浏览(10)人次 投稿收藏

梁发:第一位中国籍基督教牧师

项秉光

 

  基督教传入中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带来的不只是一种新形式的宗教信仰,也不仅是一种异质的文化,它更是极其复杂的社会性事件,既给近代中国带来了许多新事物,同时也在中国社会制造了无数的灾难。与同样是世界性宗教的佛教相比,基督教的传入过于激烈,这对于基督教以及中国社会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文明交流如细雨润物,佛教曾用几百年时间悄无声息地融入中国社会,而基督教却想用殖民者的枪炮打开中国人的“心灵之门”。因此,基督教在中国曾陷入一手拿枪炮一手拿《圣经》的极端矛盾之中。

梁发画像。资料图片

  梁发是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牧师,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生于广东肇庆高明县罗俊乡西梁村。小时候曾经读过3年多的私塾,15岁时因为家贫,梁发辍学赴广州谋生,先学制笔,后改学刻字印刷。1810年,梁发在广州一家印刷所打工,这家印刷所就在广州十三洋行附近,经常承接洋行中外国人的印刷生意,这些外国人中有一位英国人叫马礼逊。

  马礼逊是第一位来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1807年9月,马礼逊先从欧洲到美国,再从美国穿越太平洋航行到广州,秘密居住在十三洋行中一位美国商人的货栈里,一边学习中文,一边仿效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为传教作准备。在随后的几年里,马礼逊一直往返于澳门和广州,其间他在澳门结了婚,并且进入英国东印度公司做中文翻译。他在中国的最初几年里,所从事的传教事业主要就是学习中文,并且尝试将《圣经》翻译成中文。他在翻译完《圣经》中的《使徒行传》之后,就将译文送到商行附近的印刷厂印刷,而负责具体雕版和印刷的就是此时正在这间印刷厂打工的梁发。

  1813年,英国传教士米怜来中国配合马礼逊工作,但是米怜没能成功在中国定居。在马礼逊的建议下,米怜南下南洋,在当时英国控制的马六甲找到了立足之地。传教士在这里设立了学院与印刷厂,把马六甲建成了基督教对华传教的根据地。1815年,梁发受雇于米怜,离开广州来到了马六甲,在新开的印刷厂里工作,并通过工作期间不断的接触,逐渐对基督教产生了兴趣。这一时期的传教工作难以展开,马礼逊等人的主要精力都在翻译《圣经》、编撰《华英字典》,以及撰写各种布道手册。传教士所写的布道手册都交由中国工人印刷,这些中国工人就成了首批受众。1814年的重阳节,一位叫蔡高的中国印刷工人在澳门接受了马礼逊的洗礼,成为第一个中国籍的基督教徒。两年之后,1816年11月3日,梁发在马六甲接受米怜的洗礼,皈依基督教。5年后,梁发以出色的工作赢得了马礼逊的认同,被按立为牧师。

  梁发在马六甲一直与米怜共事,直到1822年米怜因患肺病去世。除了日常的翻译印刷工作之外,梁发还写作了一些中文布道手册。马礼逊在他的述职报告中称,梁发写作的布道手册有12种之多,主要内容是回答中国人关心的宗教问题。马礼逊还称,梁发曾经注释过《圣经》中的《希伯来书》和《罗马人书》。用中文写作布道文章、经文释义是梁发主要的工作内容,他的部分作品后来经过整理集合,取名《劝世良言》。早期的基督教徒往往通过四处分发布道书籍,以达到传教的目的,而能够识字阅读的士子就成了这些作品的首要目标受众,因而每次科举考试就成了基督教徒们最为忙碌的时候。1836年,一名叫做洪秀全的年轻人,从花县来到广州贡院参加府试,当时正在考场外分发传教手册的梁发,将一本《劝世良言》送给了洪秀全。后来的故事已为世人熟知,这位叫洪秀全的考生后来发动了席卷半个中国、令世人震惊的太平天国运动,而他的那些用来创建“拜上帝教”的基督教知识,起初都是来自于这本《劝世良言》。

  梁发为后世所铭记的还有一项特别的事业。1815年,米怜与马礼逊商定,创办一份中文刊物以帮助传教,刊物名叫《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是近代历史上第一份中文刊物。梁发不但在早期负责该刊的刻版印刷与发行工作,后面,还参与了稿件的撰写与文章的编纂,在米怜回国探亲时,还代行主编之职。后来,另一位德国传教士郭士立依赖梁发等人在广州的印刷技术,于1833年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该刊于1834年第10期后休刊,直到1835年2月复刊,梁发被认为是复刊后最主要的中文编辑。这些刊物虽然是为了传播基督教而创办的,但是其中不少文章涉及到当时西方先进的知识,还有一些涉及东西文化比较的内容,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起了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的作用。

  因缘际会,梁发站在了一个特殊的历史关口,他实际上是那个时代中西交流的中介,也是当时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人之一。他虽然是个小人物,却不得不面对这场中西大冲突。皈依基督教是他个人特殊生活经历导致的宗教选择,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依旧在他的身上清晰可见。有两件事见证他在这场冲突中的民族立场,一件是呼吁禁烟,另一件是试图阻止英国人的侵略。

  此时,鸦片正在中国泛滥,引发越来越严重的后果,不但导致中国白银外流,而且还戕害中国人的健康。1834年到1835年之间,梁发与美国传教士杜里时一起编写了一本小册子,起名《鸦片速改文》,文中一方面宣传鸦片的各种危害,劝诫中国人不要吸食鸦片,一方面呼吁传教士写信回国,阻止西方各国与中国的鸦片贸易。1839年3月,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准备禁烟,他很快就看到了梁发的《鸦片速改文》,因而特意召见梁发并决定将其留在身边。梁发以传教工作繁忙为理由谢辞,推荐了自己的儿子梁进德。梁进德在林则徐的幕府中参与了禁烟运动,并且在林则徐的主持下,编写了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世界地理书《四洲志》。

  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后,让梁发忧心忡忡的是,有人试图通过战争与杀戮,通过刀剑与枪炮,来传播一种号称是爱的宗教,这是多么的荒谬。1839年鸦片战争的前夜,梁发从南洋返回广州,面见当时的英国驻华商馆监督处秘书和翻译官马儒翰,说“如果英政府派遣兵队到中国来,杀害中国人,那么中国人从此后再也不会接纳《圣经》,也不会听英国传教士所传的基督福音了。”马儒翰就是首位来华传教士马礼逊的儿子,1834年马礼逊病死中国,他的儿子子承父业,在中国继续传教。

  梁发对马儒翰的警告并没能起到什么作用,但是却预言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传教士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征服中国,甚至不惜主动与侵略者捆绑,通过一场场的战争和一项项的不平等条约,在侵略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自称“爱的使者”的基督教传教士,成了近代中国人屈辱与苦难的制造者,他们一边叫嚣用战争摧毁中国,一边却在疑惑中国人为何如此排斥他们所传的宗教,并顺手为中国人扣上了排外主义的帽子。梁发的警告指出了基督教在中国将要面临的处境,在随后百余年的中国基督教历史中,如何摆脱侵略者的形象成了它的主要难题,由此也激发了基督教延续百年的本色化运动,试图走出这个历史困境。

  1855年,梁发在广州去世,葬于广州河南新黄岗,后来迁葬于岭南大学校园中的半山亭。今日,我们在中山大学图书馆一楼的陈列室里,依旧能看到他的墓碑。这位在历史上并不起眼的小人物,充分意识到中国基督教将面临的困境,引发了中国基督教的百年之思。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当代宗教研究所)

《中国民族报》(2022年7月12日 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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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石建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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