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于寂寞一人守一山,为“石刻梦”辞去副县长,梦圆时分两鬓已成霜郭相颖:护送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护石人”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记者张桂林、朱高祥、刘恩黎 发布日期:2022-06-15浏览(10)人次 投稿收藏

  1000多年前,大唐王朝西南的一处偏僻山岭中,石匠们攀援在险峻的崖壁上,金石撞击间,响起了大足石刻第一声开凿之音。

  光阴流转,近400载斧劈刀凿,5万余尊造像、10万余字铭文破石而出。源自印度的佛教石窟艺术,越西域经敦煌,过云冈、龙门,而后由北向南,融汇释、儒、道,集大成于此,造就独具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世界石窟艺术的殿堂……

  80余年前,梁思成于西南山野中寻访大足北山、宝顶山石窟,并在几年后将大足石刻首次介绍给国际学术界。在此期间,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以及杨家骆、顾颉刚等15位专家学者组成考察团,首次对大足石刻进行了系统的科学考察,评价其“可继云冈、龙门鼎足而三”,“实与发现敦煌相伯仲”。

  48年前,一个名叫郭相颖的年轻人,怀揣着“只准住北山”的调令,只身爬上大足北山,开启了一场“护石”修行。

  谁能想到,这一程,一走就是近50年;

  谁能想到,这一人,付诸大半生护送大足石刻走向全国、全世界……

  数十年来,大足石刻“五山”之上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人们坐在郭相颖几十年前种的柏树下纳凉,望着静卧崖壁之上精美绝伦的造像,感受跨越千年的华夏过往。

  “我们在前人的肩膀上长大,也要让后人站在我们的肩膀上长大。”郭相颖说:“搞文物工作的人不仅要考虑现在,更要想将来,要让子孙后代看得更久一点、更远一点。”

▲6月11日,游客在重庆大足石刻景区参观。

与“石刻”结缘

  到达大足石刻研究院,已近下午时分。

  穿过大树错落的院子,一栋二层小楼映入眼帘,透过窗户,隐约看到一老人正执笔作画。

  拾级而上,进入书房。房间并不大,一张长桌格外显眼,笔墨纸砚整齐摆放,几乎占据整面墙的书柜上装满了书籍和资料。

  见我们来了,郭相颖放下手中的毛笔,同夫人一起热情招呼起来。高大灵活的身板、一口高亢嘹亮的川音,俨然不像86岁高龄老人的模样。

  “现在常有记者来我这里,你们来我很高兴,对我个人来讲,过去的事都不太重要,希望借你们的平台讲述文物保护的重要性。”老人的话语朴实直率。

  青年时期的郭相颖曾是一名小学教员,因热爱绘画,他时常帮文化馆的美术老师画宣传海报。

  1974年初,机缘巧合,当了十年“教书匠”的郭相颖经文化馆的朋友介绍,赴大足县文物保管所工作,那年他37岁。

  彼时,大足石刻虽已名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依然寂寂无闻,连所在省市的很多人都不知道大足有这样一份瑰宝。

  因石刻所在的区域山高地远,生活清苦,组织上担心新来的郭相颖当“逃兵”,在调令上特意用括号圈起五个字“只准住北山”。

  果不其然,上山后,周边农户闻讯而来,郭相颖听到最多的问题便是:“你教书教得好好的,为啥子要来守菩萨?”“你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你的工资是不是降低了?”面对误解和诘问,郭相颖并不多做解释。

  真正的困难还是山上的生活不便。“考验的第一关就是缺水,早上洗脸的水,存着晚上用来洗脚。”郭相颖说,山顶上水贵如油,就盼着哪一天下了雨,能够在附近挑一两百斤水上来。

  起初,郭相颖的工作就是看守,每天在文物区里巡视一圈,防范破坏与盗窃。但这并非清闲活,遇到打雷下雨,需一整天才能巡视完毕。夏季,墨蚊漫天飞舞,稍有停留便爬满手臂,“咬得心慌”。

  但上山没多久,面对一龛龛精美的石窟雕塑,一直喜欢绘画的郭相颖很快将“清苦”二字抛在了脑后,“旁人可能不理解,尽管生活苦,但我觉得能与非常高贵的艺术品为伴很是幸福。大概花了半年时间,我就把生活安定下来,自己打井、种菜。”就这样,一人一山,与“石”结缘。

  “一开始只觉得这些石刻技法很高超,后来隐约感到这些石头人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印记。”时间久了,郭相颖开始对石刻“刨根问底”:这些石刻是什么年代凿的?背后有些什么故事?

  县文管所保存的两本旧书——《简明佛学辞典》《佛学大纲》,成了他解开石刻背后文化密码的“钥匙”。“那时候没有老师,又没有电脑,非得自己去找书不可,不像现在随便在网上一查都出来了。”郭相颖回忆道,他在北山的前十年,为今后的保护工作奠定了关键基础,“写文章也好,搞考古也好,对外宣传建设也好,都得益于那段时光,我至今还保留着记笔记的习惯,连看电视都要做记录。”

为“石刻”辞官

  与青灯古佛相伴的日子格外宁静,但大山之外,时代的脚步已然打破羁绊,改革开放开启了文物保护工作的春天。

  1980年,国家文物局启动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建档工程,其中一条就是要有图像资料档案。当时的大足文管所没有照相机,也没有专业测绘人才,郭相颖自告奋勇,决定采用最原始的绘画方式,为大足石刻建档。

  缺少测绘仪器,木尺便是丈量工具。郭相颖说话间从墙角拿出了这块“久经沙场”的“老战友”,“看看,都磨圆了,像个木块。还有就是一个20米长的皮尺,中间都是断了的,我把它接起来用,这些就是我的法宝。”

  丈量大足石刻,是体力活,也是脑力活。郭相颖白天测量,晚上借着煤油灯画草稿、描图。灯下长期伏案,他的鼻孔都被灯烟熏得黑亮,直到后来换成有灯罩的油灯才有所改善。

  测量时,遇到较高的石像,20米长的皮尺不够用,郭相颖就在绳子上套布条,红色代表一米,白色代表半米,以此进行测量。

  冬天顶着阴冷入骨的寒气测绘;夏天伴随着夜鹰孤独的叫声,和驱蚊的蒿烟度过一夜又一夜。

  两年多后,两版共长达40余米、画了上万尊造像的长卷问世。为何是两版?“第一版我觉像工程图一样,太单调,不好看。后来加上了环境重绘了一版,看上去就生动了。”郭相颖笑着说道。

  1984年,郭相颖调任大足县副县长,分管文化、旅游、宗教等工作。“老实说,我当时真舍不得离开石刻。”郭相颖说,不过,这样的分工也有利于从更高层面推动协调大足石刻的保护和利用。

  “舍不得”三个字不是嘴上说说便罢了。几年后,郭相颖做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决定——主动提出回到大足石刻继续修文物。他向组织恳切地说:“找一个副县长容易,找一个热爱文物事业的人难,把我放回去,于公于私都有利。”

  1990年,郭相颖重回大足石刻。当时,大足县文物保管所仍是一个科级单位,人才奇缺,加上工人总共只有十几人。

  “基础太薄弱了,不适应对外开放的形势,不利于石刻宣传保护,必须升级重组。我就向市里要求,把机构的级别提高一下。”同年,郭相颖获批拿到60个名额指标,正式组建县处级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郭相颖为首任馆长。

助“石刻”申遗

  1999年12月1日,大足石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继敦煌莫高窟后中国第二处石窟类世界文化遗产,至此也奠定了“北敦煌,南大足”之地位。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刻!第一件事就是跑到电话亭打国际长途报喜,当时我热泪流淌,握着话筒的手不停发抖。”时隔20余年,回顾当时的情景,郭相颖仍旧激动。

  这一战,他准备了近10年。

  郭相颖任副县长期间,一个问题开始困扰着他,当时省、市、县经常提出“努力使大足石刻走向世界”,但是怎样才算走向世界?

  当时,随着大足石刻的开放,国内外游客逐渐多了起来。国内外专家学者也接踵而至。大足石刻逐渐有了名气,但离“走向世界”还有不小的距离。

  1987年,郭相颖在与国家文物保护研究所工程技术人员的闲谈中,第一次听到《世界遗产名录》,并得知1986年国家文物局在拟排申报世界遗产预备名单时,已将大足石刻列入。他激动万分:“我心头高兴啊,这就是走向世界的路子!”

▲郭相颖为记者展示当年手绘的宝顶山摩崖造像图。

  然而,申遗谈何容易。

  首先面对的是干部和基层文物工作者的观念障碍。彼时,我国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仅有故宫、长城等为数不多的知名历史文化遗产,石窟类文化遗产方面,唯有敦煌莫高窟。当地领导干部多不主张申报,“云冈、龙门都没申报,大足石刻尚不成熟”,加之财政紧缺,难上加难。

  “我的思维恰恰不一样,正因为我们不出名,更要努力走在前头,现在证明我那个想法是对的。”郭相颖激动地说,为此我走访调研了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天水麦积山……中国主要的石窟我都去了,经过对比,我认为大足石刻特色鲜明,凝结儒、释、道精神和中华民间文化于一体,寓宗教教诲于生活场景之中,可谓石窟艺术中国化的集大成之作。

  “一股不服气的劲儿涌上心头,就是这股不服气的劲儿成了我的动力!”郭相颖说。

  有一天,郭相颖想到一个“妙招”。他对县里的领导讲:“搞申报就要整治文物保护区的环境,完善功能,这样对文物和发展旅游都好,就算申报不成功,钱也没白花!”渐渐地,越来越多的领导开始支持他的想法,表示将举全县之力开展申报工作。

  广泛的宣传也让群众对申遗环保搬迁工作予以理解和支持。18个单位125户居民为保护文物搬迁,保护范围内臭气熏天的水池、杂乱的摊位、污染严重的猪圈全部得到彻底整治。

  历史性的时刻终于到来。但评审当天,现场发生了一段插曲。

  由于申报文本和播放的幻灯片,不足以展现大足石刻的分布和规模,加上语言理解上的差异,在场专家疑问很多。眼见审议受阻,郭相颖急中生智,拿出了大足石刻手绘长卷的文本资料。“我说这个图都是我亲自画的,他们一下子对我有点尊敬了。”经讨论,现场专家得出一个结论:大足石刻不仅艺术水平高超,而且规模宏大。

  申遗成功需满足六个条件中至少一个,而当时的大足石刻一口气满足三个条件,高分当选:大足石刻是天才的艺术杰作,具有极高的艺术、历史和科学价值;佛教、道教、儒教三教造像能真实地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的哲学思想和风土人情;大足石刻的造型艺术和宗教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主动去做的,从未想过敷衍。绘制长卷的初衷是为了完成‘四有档案’。申报世界遗产,这个长卷起了很大作用。”郭相颖淡淡地说。

让“石刻”重光

  “最近我看到一些关于文物修复的文章,把严重病害、老化的文物修复一新,有些专家有不同意见,但我觉得这就叫焕发新生。”郭相颖翻阅着杂志内容告诉记者,搞文物工作的人不仅要考虑现在,更要想将来,要让子孙后代看得更久一点、更远一点。

  这种传之后世的远见,在大足石刻得到了充分体现。

  位于大足石刻宝顶山区的千手观音,开凿于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是我国现存最大的集雕刻、贴金、彩绘于一体的摩崖石刻造像,被誉为“世界石刻艺术之瑰宝”。

  时光荏苒,进入21世纪,历经800多年的千手观音造像在经年风侵水蚀下,病害频发。2007年,这尊金身佛像手指掉落,抢救保护刻不容缓。“修复千手观音的想法,实际上我早在几十年前做馆长时就在考虑,当时也向领导做过汇报,但由于时代文保理念所限、技术所限,一直处于被‘屏蔽’的状态。”郭相颖说,好在我们如今身处一个好时代!

  2008年,国家文物局正式启动该造像抢救加固保护项目,并将其定为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

  这一修,就是8年。

  “该不该贴金,用什么材料贴金,该不该彩画,用什么工艺和材料彩画,哪些旧材料和新材料可以用……”郭相颖说,8年里前5年基本上是统一思想和技术标准。其间,已退休的郭相颖作为研究院专家,多次参加论证会,交换意见。

  当时,千手观音共发现石质胎体风化、贴金层开裂、彩绘脱落等各类病害34种。如此大规模、综合性的石质文物修复,没有先例可循,为此专门汇聚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10多家文保、工程单位近百名专家和技术人员会诊,X光探伤、红外热像探测、三维视频显微镜观察等现代科技在大足首次用于石质文物修复;为了完美修复“千手”,保护团队先后完成1032张调查表的填写和20000余张现状照片的拍摄,收集约35000个数据,分门别类施策,逐一修补。

  经过近8年修复,投入各类修复材料约1吨、金箔44万张,2015年6月13日,历经800多载沧桑风雨的千手观音金光重现。

  “我特别欣赏现在所提的‘文化自信’,这对增强民族自信非常重要,鼓舞人心。”郭相颖说,文物是我们人类社会的第二历史课堂,万幸,文物事业恰逢空前的好时机。

  “从事一行专业,职业道德、职业技能、职业感情都是在职业实践中实现的。开始我也并没有那么喜欢大足石刻,后来却把它当成了我的命,这实际上都是在长期的孤独中积累起来的。”郭相颖说。

  墙上的时钟嘀嗒作响,采访快结束时,已近傍晚。

  窗外树影婆娑,几缕夕阳洒在茶杯上。郭相颖的夫人笑着说,你看看,一杯热茶硬是一口没喝。

  半生一觉石刻梦,圆梦两鬓已成霜。“他对大足石刻的感情仍然炽热,他勇于求索的精神仍然饱满,他追求人生理想的脚步仍然豪迈。”面对恩师,大足石刻研究院现任院长黎方银如是写道。

(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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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石建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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