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西行求法传千载 译经创宗开新局
来源:中国民族报 张庆松 李鸿 发布日期:2022-06-28浏览(10)人次 投稿收藏

  公元612年,隋炀帝下诏在洛阳度僧,一个13岁的少年因年幼不能应试,在门外徘徊,不舍离去。负责度僧的大理寺卿郑善果问他为什么想出家,少年回答说:“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郑善果大为惊叹,于是破格录取了他。这位少年就是后来的玄奘法师。

玄奘画像资料图片

  与吴承恩的《西游记》中弱不禁风的形象不同,历史上真实的玄奘是一位坚毅卓绝的探险家、成就卓越的翻译家、创宗立派的三藏法师。玄奘在中国佛教史上有“圣僧”的美誉,梁启超称之为“千古之一人”,鲁迅认为其是舍身求法的“民族脊梁”。

  玄奘,俗姓陈,名袆,生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年),河南陈留(今河南省偃师县)人,是汉朝太丘长陈仲弓的后裔。玄奘自幼聪明好学,跟随父亲学习儒家经典,志行高远。10岁时,他跟随二哥一起住在洛阳净土寺。后于净土寺正式剃度,法名玄奘。玄奘在净土寺听慧景法师讲《涅槃经》,之后又随慧严法师学《摄大乘论》,学业精进,妙辩无碍。

  隋亡唐立,世事多艰。玄奘离开洛阳赴长安,又辗转至四川成都。武德五年(622年),玄奘在成都受具足戒。其后又到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赵州(今河北省赵县),后来又重回长安。

  西行求法是玄奘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生华章。唐初,北方流行的《涅槃经》《成实论》与南方译传的《摄论》《俱舍论》等经典对佛教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分歧很大,各地法师理解不一,难以融合。于是,玄奘发誓要去印度直探原典,以求解除内心种种疑惑,消解中国佛学思想的分歧。玄奘西行求法不仅是一位佛教徒的旷世壮举,更是中华民族善于学习、追求真知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

  唐朝初立,禁止国民出境,玄奘立志西行,偷渡出关。西行之路困难重重,异常艰险。唐贞观元年(627年)秋,玄奘从长安出发开始西行。玄奘西行之旅得到众人的助力,尽管如此,西行求法期间还是多次经历生死的考验。第二年夏,玄奘终于到达印度。

  629年,玄奘开始了印度游学之旅,沿途考察佛迹、访求经典。631年冬,抵达那烂陀寺(印度现存的那烂陀寺为中国政府援助重建),拜戒贤大师为师,学习瑜伽之学,兼读印度因明、声明、医方、数术和婆罗门书等。5年后,玄奘离开那烂陀寺,继续游历印度其他地方。641年,玄奘重回那烂陀寺,开设讲座,舌战外道,声名日隆。643年,在曲女城无遮大会上,玄奘被推为辩论论主,立“真唯识量”之论,印度的沙门、婆罗门和外道数千人参加。18天内,无一人能反驳玄奘的观点,大小乘僧一致推崇他为“大乘天”和“解脱天”。一个外来留学的僧人,居然能够击败所有印度本土僧侣,玄奘赢得了巨大声誉。乃至当代印度学生的教材都收有玄奘写的古诗,印度的学生很少有人不知道玄奘。

  645年,玄奘谢绝了印度各方的挽留,回到长安。当时万人空巷,争睹圣容。此后19年间,在唐王朝的支持下,玄奘孜孜不倦倾心于译经事业。玄奘回国携带657部佛经,在他主持下共翻译经书75部,1335卷,其中主要有《瑜伽师地论》《大般若经》《大毗婆沙论》等。

  玄奘还与弟子辩机撰写《大唐西域记》,记述了他游历的百余个王国的山川地貌、物产、风土人情等,为后人研究西域和印度的历史提供了珍贵文献。人们了解7世纪以前的印度,主要依据《大唐西域记》。可以说,如果没有《大唐西域记》,印度人几乎无法重建自己的古代历史。英国历史学家史密斯曾这样评价玄奘:“无论怎么样夸大玄奘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中世纪印度的历史漆黑一片,他是惟一的亮光。”

  玄奘西行求法往返都经过敦煌地区。从敦煌石窟藏经洞中保存的文献、壁画可发现,玄奘对敦煌石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敦煌藏经洞文献记载,8世纪后半叶,在长安学习唯识学的僧人昙旷、乘恩等相继从长安到敦煌,继续弘扬唯识学,敦煌藏经洞中保存有百余卷玄奘翻译的《瑜伽师地论》及相关文献。敦煌石窟中保存有不少依据玄奘所译经典绘制的壁画,如依据《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绘制的药师经变画等,在盛唐到宋代建造的洞窟中流行,成为敦煌石窟壁画的主要内容之一。另外,敦煌石窟西夏时期的洞窟中,还保存有6幅《玄奘取经图》,画面主要有僧人、猴行者和马三个形象,形成了《西游记》中家喻户晓的唐僧、孙悟空和白龙马的雏形。

  647年,玄奘奉唐太宗之命与蔡晃、成玄英共同将《老子》翻译为梵文,并交予东天竺使者带回西域。玄奘翻译的《老子》在印度乃至西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7世纪在印度阿萨密地区曾出现《老子》梵文本。《老子》梵文本中的思想可能与印度密宗发生某种联系,印度历史学家认为,印度密宗与中国道家思想在天道观层面有一定相似性。

  佛教作为一种异域文化传入中国并最终发展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佛经翻译起到了重要作用。玄奘的高深学术造诣、朝廷的大力支持、严格的译场程序、“五不翻”翻译原则、佛典汉译“文质之争”的融合等因素,共同成就了玄奘的翻译事业。

  回国后,玄奘主持的弘福寺译场急需国内的翻译人才,他将“所需证义、缀文、笔受、书手等数”报给房玄龄等朝廷官员,官选出“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者”共23人,其中证义12人、缀文9人、字学1人、证梵语梵文1人。由此可见,唐朝大力支持玄奘的佛经翻译事业。

  玄奘谙熟不同类别的佛教典籍,精通梵文句式,就连微妙之处也能理解透彻。他对梵、汉两种语言的高深造诣和对佛典原文的深刻理解,使其翻译起来得心应手、收放自如,译作均为上乘佳作。

  将隋朝笈多翻译的《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和玄奘翻译的《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进行对比,笈多的译本文字佶屈聱牙,如开篇有“大比丘众共半三十比丘百”等句子,不知所云;而玄奘翻译为“与大苾刍众千二百五十人俱”。相比之下,玄奘的翻译更接近汉语习惯,通畅易懂。另外,玄奘提出佛经翻译的“五不翻”原则,即五种情况直接采用音译,无需翻译。如梵文“bhagavāñ”有6种含义,笈多译为“世尊”,只译出了“尊贵义”,其余5种含义无法体现出来。玄奘按照“五不翻”原则,直接音译为“薄伽梵”,反倒包含更多意思,效果更好。玄奘还在译经中运用了代词回译为名词、复合词意译并转变结构、增译、减译、改变词序、假借译名等多种翻译方法,这些方法使汉译佛经更加符合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语言更适应中国人的阅读习惯。玄奘的翻译也像鸠摩罗什的翻译一样,被称为“新译”。

  在综合翻译印度唯识宗诸经的基础上,玄奘撰成《成唯识论》,成为唯识宗立宗的主要理论依据。因此,玄奘被视为唯识宗的创立者。唯识宗由玄奘弟子窥基发扬光大,辉煌一时。尽管传承三代而绝,但唯识宗给中国传统哲学带来一个新的概念——“阿赖耶识”。中国古代,人们相信“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如果福祸报应的载体不能确定,信仰就会大打折扣。因此,从东晋庐山慧远开始尝试确立“神不灭”论,到玄奘引进印度唯识宗的“阿赖耶识”,其中一条思想主线就是要确立一个承受因果业报的载体。“阿赖耶识”不仅是对大乘佛教中观派“我法皆空”的修正,更重要的是,它满足了中国人对于确立承受业报载体的需求。唐代后期“复性明诚”、宋明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乃至明代王阳明的“致良知”,一定意义上来说,或多或少都有唯识宗“阿赖耶识”的影子。

  中国古代哲学重形象思维,不重逻辑思维。在玄奘赴印之前,因明学(论辩逻辑)在中国是一门十分冷僻因而无人研习和弘扬的学问。尽管在4世纪中叶,古因明就开始传入中国,但是没有什么反响,更没有出现中国的因明学著述。在5世纪后半叶到6世纪初,因明学在印度有重大变革,以世亲为代表的古因明为陈那创建的新因明所取代。因明学是关于论证的理由的学问,在印度佛教中是必修的五明之一。玄奘之所以对因明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因为一方面它是一门新鲜的学问,另一方面它是唯识学的逻辑工具。在印度,玄奘自始至终重视对因明的学习和钻研。求法归来,玄奘译出了一批因明学著作,培养了一大批弘扬陈那新因明的人才,使中国成为因明学的第二故乡,并且为朝鲜半岛、日本培养了因明学人才。

  664年正月,玄奘圆寂于玉华寺。玄奘是继智者大师之后的又一位佛教创宗者,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接力者。玄奘在佛经翻译、创立唯识宗和弘扬因明学等方面,大大地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中国民族报》(2022年6月28日 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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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石建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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