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中华丨为何说回鹘文《金光明经》是文化交融的明镜?
来源:中国民族报 达克 发布日期:2023-03-22浏览(10)人次 投稿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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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前,科学界不知道有维吾尔佛教文献存在,大多数人认为维吾尔人民从古以来就信仰伊斯兰教。20世纪初在我国甘肃、新疆地区发现的回鹘佛经文献流传至欧洲后引起很大轰动,掀起了对我国西域地区的考古热浪。这些回鹘佛经文献中《金光明经》(Altun Yaruq)是我国回鹘文佛经中篇幅最大,保存较完整的重要文献之一。

  20世纪初德国考古队在我国吐鲁番地区获得此经的许多残卷,但最完整的写本为俄国学者马洛夫(S.Malov)于20世纪初在我国甘肃酒泉地区所得,现存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为了解回鹘文《金光明经》的史学价值,本期“道中华”专访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张铁山教授。

 

  记者:回鹘文《金光明经》是如何被发现的?它的出现带来了哪些新的信息?

  张铁山:《金光明经》是一部流传极广、备受尊崇的佛经。回鹘文《金光明经》1910年由俄国的C.E.马洛夫在我国甘肃酒泉附近的文殊沟所得,现藏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手稿部。另有两叶为瑞典考古学家F.伯尔洛曼于1927—1935年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时在甘肃所得,现存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

  此外,德国考古队在新疆也发现有此经的残卷,现藏柏林古代历史和考古学中心研究所吐鲁番写本部。值得注意的是,柏林所藏回鹘文《金光明经》残卷为木刻本。回鹘文《金光明经》是从汉文佛经翻译过来的佛教文献,译者是古代维吾尔族著名学者别失八里(今属新疆吉木萨尔县)人僧古萨里(胜光法师)。马洛夫带走的本抄写于清朝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抄经地点为敦煌。

  回鹘文《金光明经》不仅仅是译文佛经,它呈现了回鹘语的模样,让世人看到回鹘人的宗教信仰及与中原文化的联系。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藏《金光明经》残片照片。(张铁山 供图)

  记者:您刚才提到译者为回鹘人僧古萨里(胜光法师),说明他汉语水平、佛学水平足够好。这是不是说明当时有些回鹘人来中原进德修业?

  张铁山:他虽然没有到中原求学的经历,但确实精通汉语,母语素养也相当的高,既能白话叙述,又能写诗概括。看《金光明经》就如看小说,语言优美、既有叙,又有诗。我认为他的汉语水平是当地的大环境造就的。因为不仅仅他本人的译作,其他还有大量的翻译作品在此地出土。我们查宋史、元史等文献时,里边有记载一些人名,通过他们的名字就能知道他们是西域的或中亚的少数民族,但他们汉语水平相当高,完全可以用汉语写作,甚至有些文献是用汉语写的。

  汉文的历史文献记载,在高昌藏有全本的《大藏经》,且全都是汉文的,包括《四书五经》。这说明他们能看得懂汉文,要是看不懂为何要存这些呢?当时的高昌回鹘王国也好,北庭都护府也好,它们的汉文环境是有历史背景的。包括我们正在整理的回鹘文献时,存在这样的一种现象。文献中写的是回鹘文,但会加写汉字,各处的情况有别,有时写汉文后译为回鹘文,有时写汉文、不作译。

  按照佛教的传统来说,无论是抄写佛教也好,翻译佛经也好,是为了宣传佛法、教理。要是不做翻译,回鹘人怎能看得懂?翻译之后要是回鹘佛教徒看不懂这些文献,岂不是白费力气、徒劳无功了吗?根据目前出土的文物及文献来看,说明当时的地方政权王国内的居民汉语水平相当高,尤其是在知识分子阶层,汉语属于官方文字。

  ▲高昌古城卫星图。(图片来源:丝绸之路世界遗产网)

  记者:回鹘人西迁之前,回鹘社会中摩尼教是主流宗教,为何到西域之后回鹘人改信佛教?

  张铁山:这是因为当时的西域是佛教的一块圣地。佛教从古印度传播,沿着古丝绸之路向东推进,包括经过和田、库车等地。其实文化的交流是一个流,就如河流。佛教沿着丝绸之路向东流,不仅到了中原,甚至流传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当然这些区域也是丝绸之路的延伸部分。只不过佛教在中原得到消化吸收后,日本的和尚来中原取经、念佛,再去日本传播。我把它向东传播的过程称之为“正流”,而在中原得到发展、扩大,融合了儒学、道家等思想后,向西传播的过程称之为“返流”,因为它的传播方向是向西的。高昌回鹘接受的正是返流的佛教,它是已经本土化了、适应本地群众的信仰需求,因此也容易被回鹘群众接受。

  ▲《金光明经》残片(1980年出土于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张铁山 供图)

  记者:回鹘文献中除《金光明经》,还有《玄奘传》《阿含经》等著名译本文献。根据彼得·茨默的推测,汉文佛经的翻译、抄写始于10世纪,直到清朝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还在有人手抄回鹘佛经。佛经的翻译和抄写为何能持续如此之久?

  张铁山:抄写和翻译能持续600—700年,我个人认为当地的佛寺、佛庙还有回鹘人,或最少有人懂回鹘语,是他们在延续过去的传统。例如,《金光明经》1687年的抄本不是单人抄写的,总共由5人参与。但字迹都非常工整,只能通过抄写人的名字知晓由谁参与了抄写过程。他们抄写的笔记根本分不出你我的,第一人和第二人或第五人的字迹都没有差别,而且都是回鹘人,抄写勤勤恳恳,没有一丝怠慢。抄写佛经有个传统,抄写人认为抄写佛经是功德,能为家庭、父母祈愿或带来好运。因此,抄写过程中极度认真,出现错误就重写。所以俄罗斯所藏的抄写本被误认为是木刻本。

  ▲国家图书馆藏《玄奘传》残片照片。(张铁山 供图)

  记者:历史长河中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发生在每时每刻。《金光明经》有回鹘文抄本之外,还有藏文,蒙古文、满文译本。您能讲讲当时的宗教与文化交流的大致情况吗?

  张铁山:历史上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是非常频繁的,当时没有“政治”这概念,宗教是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我觉得《金光明经》满文译本受了蒙古文的影响,毕竟文字基本相似、文化也亲近,而且清朝的上层有也有一部分蒙古人从政;我想藏文的《金光明经》也有参考回鹘文的经验。因为在西夏《大藏经》的翻译也有一部分回鹘人参与。回鹘人在历史上、丝绸之路上是多语言人才,他们生活在多文化多文明的交汇处,他们懂得多语言是正常的现象。

  ▲西夏文大藏经。(图片来源于网络)

  从古籍文献可发现,回鹘的好几部文献是送到中原印刷的,主要使用雕版印刷,也有木刻印刷。当时浙江、江苏一带印刷技术先进,印刷品质量好,字好认且清晰。印刷过程我想也有回鹘人参与,需要避免印刷错误。

  前些年在云南发现一块回鹘文石碑,我通过翻阅地方志得知这块碑是元朝军队一个将领的,是回鹘人。当时他带队打仗,在那里牺牲,后勤队为他立了这块碑。

  ▲云南大理发现的回鹘文残碑。(张铁山 供图)

  这些现象说明,当时的中原与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来往非常密切,少数民族同胞也参与中原建设。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无论是技术上的支持,还是文化上的交流,均有体现。

  说到技术,必须提“木活字”。木活字是宋朝重大发明,目前发现的木活字中时间最早的是西夏文的印本。回鹘文木活字是在汉文木活字技术上进行突破造就的。回鹘文属于音素字母,形状与汉文不同,只能一个个字母的拼接,这与西方的文字拼写如同一辙。看似个小小的技术突破,却把用来印刷方块字的技术转化成了印刷线形文字的技术,为音素字母文的印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后来的铜字印刷也好,还是铅字印刷,都受到了中原印刷技术的影响,与中原的活字印刷技术密不可分。

 

  受访者简介:

  张铁山,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央民族大学杰出人才。兼任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古籍评审工作专家委员会专家、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审专家、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与资料信息中心主任和专职研究员。


  监制 | 杨新华

  统筹 | 刘佳 康坤全

  采写 | 达克

  编辑 | 郭晖

  制作 | 胡琪

(编辑:马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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