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中华丨宋代铜钱为何能成为辽、金、西夏的硬通货?
来源:“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朱安祥 发布日期:2023-08-11浏览(10)人次 投稿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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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源于数千年前人类经济活动需求而产生。自秦推行货币统一,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货币制度,以促进经济发展,稳定社会民生。货币也是皇权的象征,每当政权更迭、改元、社会产生重大变革时,统治者都会铸造发行新的货币,以昭告天下。

  货币还促进了各地区经济的融合发展,如辽宋夏金时期,各政权虽各铸钱币,但宋钱却在诸政权间广泛流通,极大促进了宋与辽、金、西夏之间的经济往来。

  正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一统”单元,《方寸货币》展区的一组宋辽金夏钱币,充分体现出辽、金、西夏对中华传统货币形制和中华文化的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大一统”单元《方寸货币》展区。

  《梦溪笔谈》的作者、北宋科学家沈括曾这样描述辽宋之间的民间贸易:在辽宋边界地区,辽以其所生产的牛羊换取北宋的铜钱,造成宋铜钱严重外流。辽得到宋铜钱后,“分库贮藏,以为镇国之宝”。

  与此相似,西夏也以本地生产的布帛换取宋铜钱。在这个政权分立的特殊时期,宋铜钱一直是辽、金、西夏的硬通货。

  辽、金、西夏是否铸造钱币?

  事实上,辽、金、西夏都铸造自己的钱币,并且铸造的是中华传统样式的圆形方孔钱。圆形方孔样式蕴含了“天圆地方”的哲学观念,体现出“天命皇权”的政治思想,“外圆”代表“天命”,“内方”象征“皇权”。辽、金、西夏都强烈地认同中华文化,故而仿照这一样式铸造钱币。

  辽发行多种铜钱,铸钱时间还早于宋。辽第一枚钱币为天赞年间(922—926)所铸的“天赞通宝”。南宋钱币学家洪遵在《泉志》中对其进行描述,称此钱“径九分,重三铢六絫(lěi,十絫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两),文曰天赞通宝”。“天赞通宝”比宋第一枚铸币“宋元通宝”早了近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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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赞通宝。

  金铸造货币时间相对较晚,首枚铸币是在金建立40多年后所铸造的“正隆元宝”。关于这枚钱币,《金史》记载为海陵王正隆三年(1158年)所铸,钱文楷书,其重量、形制均与宋所铸小平钱(铜钱最普通的形制,即一文小钱)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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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隆元宝。

  辽与金所铸造的货币,钱文大都以汉字书写,西夏的情况则有些许不同。西夏共铸造了18种铜钱,其中包括5种西夏文铜钱和13种汉文铜钱。最早的西夏文铜钱是毅宗福圣承道年间(1053—1056)所铸“福圣宝钱”,而目前发现最早的汉文铜钱,则是惠宗大安年间(1075—1085)铸造的“大安通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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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圣宝钱。

  西夏从一开始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早期虽然推广西夏文铸币,但采用了中华传统铜钱样式。后期则全面采用汉文铸币,充分体现了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融合。

  宋铜钱何以成为通用货币?

  辽、金、西夏长期面临“钱荒”,这直接促使他们以宋铜钱作为通用货币。

  辽、金建立政权之前主要以游牧或渔猎为生,经济发展水平较中原地区落后许多,日常交易基本处于以物易物的状态。契丹人过着“马逐水草,人仰湩酪(dònglào,意为奶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的生活;女真人在11世纪时,还处于“其市无钱,以物博易”的状态。

  相比于契丹人和女真人,党项人在建立政权前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在唐朝时就以“部落繁富,时远近商贾,赍缯货入贸羊马(以丝织品换取羊马)”而闻名。虽说如此,但是由于受游牧经济的影响,社会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

  辽、金、西夏建立政权后,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社会经济得以长足发展。例如,辽与宋订立“澶渊之盟”后,双方在边界地区互设榷场(互市市场),经济往来密切。北宋宰相富弼对此评价说:“榷场之货,百有五十万”。

  西夏的情况与辽相似,西夏统一西北各部,扫清了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双方达成了“庆历和议”,在边界地区重开榷场,极大促进了西夏商品经济的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辽、金、西夏对货币的需求量急剧增加,然而,其铜锡资源紧缺,铸币原材料不足,由此造成铜钱短缺,形成“钱荒”。辽出现了“国用不给”的局面,不得不依赖宋铜钱。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辙曾提到:“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用本朝铜钱。”

  金的情况与辽相似,大定十年(1170年),金显宗问从山东归来的使者,民间百姓有何困难,使者对显宗回答道“钱难最苦”。金朝本无钱,只有金主完颜亮铸造了正隆钱,但数额不多,主要还是使用宋铜钱。

  西夏因铜钱短缺实行了“钱禁”政策,禁止铜钱外流。据《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记载,诸人不许去边界卖钱,不许毁钱等。

  此外,宋铜钱还输入西辽,传到中亚。北宋宰相张方平当时说,铜钱是宋朝宝货,周边各民族共同使用。

  辽、金、西夏获取宋铜钱的途径

  宋代在对外贸易中一度实行“钱禁”政策,而从熙宁七年(1074年)到元丰八年(1085年)这十年间,北宋政府“颁行新敕,削除钱禁”。于是这十年之间,辽和西夏通过官方合法贸易获取了大量宋铜钱。

  其次,民间贸易也使辽、西夏源源不断地获取宋铜钱。辽国以其所生产的牛羊私下换取宋铜钱。沈括对此感慨:“泄中国(指北宋)之钱于北者,岁不知其几何。”西夏也曾以本地生产的布帛换取宋铜钱,《续资治通鉴长编》载:“西北边内属戎人,多赍货帛,于秦、阶州易换铜钱”,这样一来,北宋铜钱严重外流。

  到南宋时,朝廷对于铜钱外流仍十分重视,甚至在和金国接壤的淮南地区以铁钱代替铜钱作为流通货币。而金朝为了获得南宋铜钱,则以“短陌”(以不足实数一百而当百钱使用的钱。陌,通“百”,例如,金提供100钱的货物,南宋只需要支付80钱)的手段,来吸引南宋铜钱北流。

  第三,金和西夏所统治的地区大部分属于北宋旧地,因此继承了北宋遗留下来的大量铜钱。这些北宋旧钱被当做通用货币。金在建立之初并未着手铸造货币,而是选择用这些遗留下来的旧钱作为通用货币。

  总之,辽、金、西夏以宋铜钱作为通用货币,体现出其对中华传统货币形制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极大促进了宋与辽、金、西夏之间的经济往来。一朝所铸货币却为各家通用,这一史实表明,10-13世纪的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以及今东北、西北广大地区,尽管处于不同政权统辖之下,但在经济上联系紧密、难以分离,共同铸就了辽宋夏金时代的经济共同体。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刘文博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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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朱安祥,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国家文物局鉴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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